中国首位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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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总理
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晚年最受人注目的官位是中山县县长……我们中华民族推翻帝制，首任总理就是唐绍仪。这样一个总理居然是在西方成长、受教育的中西合璧式的人物，他的人生选择，后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毛X泽X东在1957年提到过唐绍仪，并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
1862年，唐绍仪生于广东珠海。他的父亲在上海做茶叶生意，故唐小时候即到上海读书，耳濡目染，受到开放社会的影响。1874年，10来岁的唐绍仪因族叔唐廷枢的保荐和同乡容闳的亲自选拔，成为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说，从日后唐绍仪的表现来看，他在美国的7年，“这不仅令他掌握了流利的英文，而且还熟练掌握了将政治作为走秀的美式风格”。
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随后被政府征调。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亲华高官被亲X日派打伤，袁世凯前去探望，正好唐绍仪奉命守卫在门口，22岁的唐绍仪给26岁的袁世凯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粗鄙少文，故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唐绍仪十分看重。唐绍仪也向袁介绍了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并向袁介绍自己的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正是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袁世凯建立起友谊。
受袁世凯信任，1889年，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
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搬到英国军舰上。1896年10月，清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时他的才能已经众所周知。
1899年，“山东教案”发生，法国政府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因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此后有机会参加多次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不负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唐绍仪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了汗马功劳。
1902年，英国入侵西藏，攻陷拉萨，清朝驻藏大臣令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谈判照会，唐绍仪成为此次谈判的最佳人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唐绍仪于1905年2月率代表团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谈判过程中，唐绍仪以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评点各国宪法大纲，并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进行评述。唐认为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条约，因为这个条约不合法。英国代表不得不心悦诚服，同意继续谈判。谈判地点转移到北京后，由于唐绍仪的坚持，加上英国政局的变动，在英方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前提下，两国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尽管该条约仍然使清政府失去了一些权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维护西藏主权，无疑是唐绍仪最大的贡献。
此后，唐绍仪升官，并且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可以说，唐绍仪是当时中国X政府中少有的现代意义上的事务官。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不用说，他是一个干才。
1907年，唐绍仪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企图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X政府，唐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并响应德国皇帝的号召，争取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孙中山归国抵沪，很快跟唐绍仪见面。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他是袁世凯的代表，却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作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并规劝袁世凯：“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
可以说，正是南北和谈，使唐绍仪的人生自我由事务官向政务官跃进。他的独立倾向，使谈判的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如袁世凯之意，对南方让步过多，引起了袁世凯的不满，在中途被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但由于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影响，辛亥革命的成果最终得以巩固，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1912年3月，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他的内阁因此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分别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曾担任清政府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袁总统内阁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竟加入了革命党的同盟会!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这个当初袁世凯的部属此时跟袁平起平坐了，他显然走得太快了，因此遭到了袁世凯的反击。袁世凯多次暗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都没有听进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唐绍仪的反应是，宣布辞职。袁还假惺惺地说：“才任职四个月，怎么就辞了呢？”唐绍仪回说：“也不算短了。”两人的缘分到此结束。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经商。1913年袁世凯暗中指使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他应“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惟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这个喝过西洋墨水的政治家劝说袁世凯，只有退位才是“惟一良策”，他要求袁“为国家计，为公(袁)计，例当引避、辞职”
可以说，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这个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跟清末民初的众多政治人物有所不同，跟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不同，跟成年后才去西方的孙中山等人也不同，他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因此他一生都有着十足的底气去劝人退位--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等。
遗憾的是，唐绍仪远没有成长为继往开来的政治家，他即使跃升为政务官，但仍没有跳出事务官的窠臼，敬业、专业、职业有余，而谋略、战略、策略不足。政治家对自己有着期许，即使垄断资源，也不会予人以口实。但唐绍仪出生商家，长在美国，对日常生活的享受肆无忌惮。他的洋派，甚至表现在他的家事上，他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顾维钧，自己也要迎娶第三位夫人。为不使两事冲突，他让女儿的婚事在他婚事两天后举行，此事成为当时新闻界大事。这种跟国人道德感颇有距离的行为一如今日80老翁迎娶二八少女，私德当然私德，但这也太不中国了。显然，唐绍仪对他生存的国土缺乏足够的认知，他只是依他见识过的世界的丰富性行事。他小看了中国。在他依傍又离心的强人袁世凯死后，他的政治前途就更得任人摆布了。
1916年，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张勋等实力派巨头联名通电，反对唐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可见，这个洋气十足、奢侈过度的人物缺少一定的人格魅力。
好在唐绍仪明白历史的方向，他坚决地站在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7年8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大会选举吴景濂、王正廷为非常国会的正、副议长。随后，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但在南方，唐绍仪失去军阀的庇护，被人任意利用。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同是书生、老乡，此时的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已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通过军阀战争来完成统一、恢复共和体制的理想已失去信心。或者说，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唐绍仪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他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即使孙中山的军政府，在唐绍仪看来也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文人治国的体例。而且他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因此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
这个在西方生活过的中国人并不消极悲观，他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政治家、军阀们退出政治舞台，以促成中国新的政治生态。他曾经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现在他又劝孙中山。好在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家不以为意，对他一笑置之。但他一旦面对军阀一样的枭雄，或枭雄一样的政治人物，他的劝退就是不识时务了。他不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因此，在实力派如陈济棠、蒋X介X石看来，唐绍仪本应该低三下四的，但他这个外来和尚自恃有真经在手，毫无顾忌。他平视他们，甚至对他们指指点点，他在陈济棠的属地工作，却自成一统，因此让陈怀恨在心；他要求蒋X介X石退位，因此也让后者心怀愤恨。
1929年，年近70岁的唐绍仪就任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两年后，他出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头，然后让民工接着干。因为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唐绍仪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他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没想过中国官场在恶化，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由香港还居上海，他的政治声望使得他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选择。据说日本方面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X介X石之位而代之。日本特务如谷正之、土X肥X原X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将要出任伪职之说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散播。国民政府派人劝说唐离开是非之地，唐的态度暧昧不明，加上X介X石对他的独立超然姿态早有忌恨，因此决定由国民政府军统派员刺杀唐，这样既能威慑异己，又断了日人妄想。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10月5日，蒋XX介X石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人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后来的台湾地区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做汉奸，故予处决。”而留在大陆的军统骨干沈醉认为，刺唐是军统奉命行事，实属“误杀”。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因为这些原因，这位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至今不为大众所知并纪念。他的人格光环也因洋派而失去可亲、可界定之可能，我们今天也似乎难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但考察他的一生，用旧官僚、守旧派、政客等来形容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曾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多朝为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直指他为“风派”，这显然也是对他的误读。不夸张的说，唐绍仪是中西文明交汇后的第一代政治家，他有着至今中国人难得的现代精神。
跟唐绍仪关系密切的叶恭绰曾回忆说，唐绍仪“有劝人退位之习惯，以为政治家无身临绝境之理，退可复进。故劝清帝退位，劝袁退位，劝段退位，又劝蒋退位，而不知除清室被逼外，余皆不听其言，蒋尤误会，以及干祸”。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当时人不理解、他的朋友不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少有理解者，今天的历史学家甚至称他为魏延式人物，脑后有反骨。实际上，把唐绍仪的政治人生放在西方的背景下，无论他劝政治人物退位，还是他从总理之尊屈身为一县之长，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理是最具有现代精神的人物。他也年轻过，也有过所有人都会有的正常欲望。比如，他年轻时在个人操守上不太谨慎，《申报》就曾报道说，唐绍仪在担任副部长时，嫌工资待遇低，“用款浩繁，入不敷出”。《申报》评价其“实不外拜金主义也”。以至于清政府翰林院的侍读马吉樟弹劾他，说他在担任邮传部左侍郎时，“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当时的报纸也报道说，唐绍仪出任邮传部尚书后，“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惟对于部中司员异常刻薄，闻近日又有裁员减薪之举，邮部之司员无不怨形于色。夫减之诚是，然唐自待亦太过也”。时人也记载说唐绍仪“广交游，善挥霍，每日四餐，每餐十金，犹云无可下箸”。日本人佐藤铁治郎的记载干脆说：“唐本骄奢**佚，无利不为。”
但这个得中西文明精髓的政治人物并非止步不前，因为他的本性仍在，他自始至终就没有失去中国的认同，也没有失去对文明责任的皈依。在唐绍仪留学归国时，他的日本同学曾问他：“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唐绍仪回答说：“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日本同学到处向人讨教唐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
因此我们能够理解，唐绍仪在积贫积弱的清末，能够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和国家争取利益。他比之前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的职业外交才华更为出色，他影响了自己的女婿顾维钧，使顾成为一个敬业的事务官或政务官，只是他自己生不逢时。
1905年，在印度举行中英谈判时，唐绍仪几乎征服了对手，即使英国人向他施压，他仍敢自决：“我是来谈判的，要我签字，我不签！”这应该算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谈判态度的先声。唐绍仪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宣布中止谈判，使英方的企图无法得逞。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晚年的唐绍仪在政治人格的演进中日趋完善。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两级政府决定，划分建房地域，解决住房办公困难。南京大片的闲置地顿时成了热门抢手货。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
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他后来会投身于社会公益、中国基层建设。1915年，唐绍仪从北京退出政坛后，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他希望这个花园是全城人所共有的。为避免日后子孙独占此园，他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20世纪50年代，毛X泽X东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50年代，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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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1862—1938)，广东中山县(今属珠海市)人，字少川，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12岁读高级塾馆时，塾师发现绍仪异于一般学生，常在友人面前夸赞这位高足。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唐绍仪的大名吹进了县学政的耳中。恰巧，清廷为培养“新学人才”，正到处寻觅可造之才，当时已送两批留洋学童出国。年仅12岁的唐绍仪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被第三批派出留学，目的地是美国。
与日本留学生交锋
唐绍仪从预科升入哥伦比亚大学，仅花了9年时间，于光绪七年(1881年)毕业，是最年轻的学成者之一。这年，清廷下诏，留美的第三批学生“海归”了。
告别会上举行歌舞联欢，大家签名留念。一名日本留学生走到唐绍仪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唐绍仪：“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这显然是表示日本的军事强大，蔑视中国的虚弱。唐绍仪机智地回答：“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嘲讽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位自以为懂得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却听不懂唐绍仪的反讽成语，直直地瞪了这位中国同学好一会儿，才落荒而逃。他不甘心,到处向人讨教唐君的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告诫你，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日本留学生听了很生气，组织人准备以武力对付唐。好在中国留学生是大多数，双方对垒时，气势压倒日方，终未闹成大事。唐绍仪在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庇护下，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远洋轮。
回国后历任要职
清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归国，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他办事干练，颇受好评。光绪十一年(1885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主“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既非科举出身，也非留学归来之士，因此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属下唐绍仪十分看重。袁向唐了解欧美政事,年轻的唐绍仪见头儿如此虚心，也诚心向他介绍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在袁阅读之暇，唐还向袁介绍美国实地见闻，使袁世凯大开眼界。后经袁氏奏报朝廷，说唐绍仪可用。朝廷下达诏书，唐升任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书记官，成为袁在朝鲜期间的“主将”。1894年，袁世凯奉诏回国，清廷指定唐绍仪代理大清驻朝鲜商务专员，这时唐已是五品顶戴的中层官员。
袁回京后，在兵部尚书瓜尔佳·带禄的引荐下，出任天津道员兼领“小站练兵”，为清廷训练“新建陆官”立下功劳，进一步受到清廷青睐，又擢升直隶按察使。戊戌变法，袁使用两面手法，出卖变法的维新派，更令慈禧宠信。1899年，信奉“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训条的袁世凯，果真辉煌起来——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中的学界末流，如今竟成封疆大吏山东巡抚。
几乎是同一时期，唐绍仪也自朝鲜归国，升任天津海关道，成为“道台大人”。唐绍仪不负清廷厚望，他通洋文也懂洋法，可与外商直接沟通，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积累了许多经验为摇摇欲坠的清廷亏空的财政源源输血，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此后唐升至外务部右侍郎、署邮传部尚书，享有一品顶戴。
清廷的谈判高手
1904年，英国侵略者攻陷西藏首府拉萨，英军竟撇开主权国政府清廷，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所谓的《英藏条约》，清廷此时手忙脚乱，竟派不出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西藏与英军交涉。迟至1905年春，朝廷听袁世凯的报奏，才派出唐绍仪为专使，率张荫堂、梁士诒赴时属英治的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代表弗利夏、参赞路罗士·韦礼正式谈判。
弗利夏面对身着朝服、胸挂珠串的清朝大臣，连起码的礼节也不讲，十分蔑视地坐在席上，妄自尊大。唐绍仪不予理睬，抖一抖官服，也面向弗氏而坐。停顿良久，唐绍仪以非常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他避开谈判内容，只评论“各国宪法大纲”，有的章则倒背如流，随即转入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的评述。
弗利夏初时并不在意，斜靠椅背，翘架双腿，继而睁大双眼，转而正襟危坐，他没有料及清廷大臣中还有这么精明的外交通。继而，唐绍仪又讲到英人礼节，并予赞赏。这时，弗利夏示意路罗士·韦礼，一并起立，脱去手套，隔案与满清官员一一握手，以补失礼。此后，双方再正式转入话题。
唐的发言紧紧咬住一个中心，即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英藏条约》，因为这个撇开了主权的中央政府，英方与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不合法。这使得弗利夏不得不心悦诚服，因为唐绍仪讲得有理有节，合乎逻辑。会上，虽未能完成预定的目标——废约，但说服了弗利夏，弗利夏将把唐绍仪掷地有声的讲话带给英方，这是唐绍仪谈判的初步胜利。
1906年，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受英国政府之托，与清政府在北京再开谈判。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与萨道义见面。中英两国使臣见面，气氛与之前迥然不同，唐一改在加尔各答的态度，根本不谈什么“各国宪法大纲”及英国政体、人情、礼节，而是单刀直入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唐绍仪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
与英谈判，唐绍仪维护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这是他在为满清之臣时的光辉，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辛亥革命再当谈和代表
与英谈判，展示了唐绍仪的不凡才干，使得清政府更加信任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授唐以会办税务大臣之职，次年(1907年)又任奉天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奏报朝廷应该“改革大清国税制”，朝廷准奏。唐兴致勃勃地领一班人马去英、法、日等八个欧亚经济强国，进行财政考察。回国后，唐夜以继日地编制《大清国税务新法》，企望为国富民强投放一剂改良之药。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一声清脆枪声，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震憾世界，有人说这是东方睡狮醒了。清廷本已将袁世凯废掉，驱逐出京，拟永不再用，然而革命形势逼人，而朝廷里真是山穷水尽，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问题是连“廖化”也找不出一个来，怎么办?还是启用废臣袁世凯，请其出山，率兵南下。袁到汉口旗开得胜，又占汉阳，革命军节节败退，武昌告急。各省代表共推首义有功之士黎元洪为元帅。袁世凯审时度势，抓住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向黎元洪提出议和，英国公使亦从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与革命党人商量，作出“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
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氏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此时又恰恰是南北议和代表均在沪上。议和的谈判已进行两轮，会上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专制为共和体制。双方代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多少阻力。此时，唐绍仪是清廷代表，怎么同意实行共和体制呢?这是因为唐平日深研各国国体，具有近代文明思想，在议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当此时，孙中山归来了，这是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改变策略，趁势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对袁施加压力，要求袁世凯及时逼溥仪退位。
1906年，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受英国政府之托，与清政府在北京再开谈判。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与萨道义见面。中英两国使臣见面，气氛与之前迥然不同，唐一改在加尔各答的态度，根本不谈什么“各国宪法大纲”及英国政体、人情、礼节，而是单刀直入地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唐绍仪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
与英谈判，唐绍仪维护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这是他在为满清之臣时的光辉，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辛亥革命再当谈和代表
与英谈判，展示了唐绍仪的不凡才干，使得清政府更加信任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授唐以会办税务大臣之职，次年(1907年)又任奉天巡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奏报朝廷应该“改革大清国税制”，朝廷准奏。唐兴致勃勃地领一班人马去英、法、日等八个欧亚经济强国，进行财政考察。回国后，唐夜以继日地编制《大清国税务新法》，企望为国富民强投放一剂改良之药。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一声清脆枪声，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各省纷纷响应，震憾世界，有人说这是东方睡狮醒了。清廷本已将袁世凯废掉，驱逐出京，拟永不再用，然而革命形势逼人，而朝廷里真是山穷水尽，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问题是连“廖化”也找不出一个来，怎么办?还是启用废臣袁世凯，请其出山，率兵南下。袁到汉口旗开得胜，又占汉阳，革命军节节败退，武昌告急。各省代表共推首义有功之士黎元洪为元帅。袁世凯审时度势，抓住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向黎元洪提出议和，英国公使亦从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与革命党人商量，作出“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
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氏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此时又恰恰是南北议和代表均在沪上。议和的谈判已进行两轮，会上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专制为共和体制。双方代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多少阻力。此时，唐绍仪是清廷代表，怎么同意实行共和体制呢?这是因为唐平日深研各国国体，具有近代文明思想，在议和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当此时，孙中山归来了，这是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改变策略，趁势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对袁施加压力，要求袁世凯及时逼溥仪退位。
唐绍仪由此产生悲观思想，无法回南方向孙中山复命，便决定留居上海。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开，举国悲痛。唐绍仪向章太炎哭诉衷肠，一同前往吊唁。见先生遗容，唐失声痛哭，以泪浇笔，书写挽联：
约法坏民国危革命未成功非复能支大厦；
议和终致住去补天太无术自愧有负使君。
约法系指由孙中山主持制定、用以限制袁世凯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唐绍仪胸怀坦荡，把段祺瑞破坏南北议和的责任归咎于自己的不努力，觉得和议失败又未能南归复命，有负孙大元帅之托。
不计名位做县长
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日的南京仅为中等城市，一时拥入中央、直辖市两级政府，可谓役员遍地，人满为患。一时哪里拿得出这么多住宿和办公的房舍?两级政府决定，立即划分建房地域，解决困难。霎时间，南京大片闲置地成了热门抢手货。此刻，有人找到担任中央赈灾委员的唐绍仪，请他挪用赈灾款合购地皮，以求牟取暴利。唐毫不为之所动，告诉对方：“连划分给我建房的地皮我都不要了，还有必要动用灾民救命钱去抢购土地吗?”来人羞愧万分，仓皇逃走。
1931年10月，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南京市表示，在“富有阶层区”留有唐的公馆建造地皮，唐又予婉谢。1932年唐绍仪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他的老家——中山县民情十分复杂，一些曾被任命到该地担任县长的人，对孙总理的故乡望而却步。唐绍仪闻知家乡缺一名“百里长”，竟不计名位高低，待遇多寡，自告奋勇地走马上任做了中山县长。他有滋有味地当了两年中山县长，见到县治有了起色，方适时去职，举家迁到上海。他在法租界购房住下，安心乐意过上寓公生活，极少出头露面。街坊邻里见到这位极富修养、亲切和善的老人，只做一般性的点头交往，谁也不会料及，他们的邻居竟然是民国首位国务总理、清代的一品大员。
拒绝土s肥s原而遭杀害
1938年9月27日上午。一辆当时颇为时髦的开克勒特轿车驶入上海法租界，停靠在有铁栅间隔的草坪前，草坪中央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车上下来3名着军装配战刀的日军。一人吃力地提礼盒，腾出一只手轻轻敲叩栅门。守门的仆人出来，见状不动，日本人中有人用中国话说了：“请通报你家主人唐绍仪先生，日军派遣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第五军司令土X肥X原贤二先生，特来拜访唐绍仪先生!”
其实唐绍仪已在楼上听到了下边的声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方情报机关是如此之灵敏，终于探知到他的住地了。怎么办?自己尽管早已与社会活动绝缘，且已风烛残年——都已76了，难道人家还不放过自己?他知道是祸便躲不过，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硬拼无用，只好周旋，摸清对方意图再说。于是不等仆人请示，便在窗前通知：“迎客!”
摆在唐家客厅案上的是日本人送的一对陶皿。作为行家，唐绍仪一望便知这是汉代文物。尽管唐绍仪再三表示不受，土s肥s原一再以手抚胸，用熟稔的汉语说：“出于至诚，对先生大名的景仰，万望收下。”唐绍仪再也找不出拒收的理由，于是分宾主坐下，吃茶用膳后，根本用不着翻译，土s肥s原开场了：“唐绍仪先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共同努力，可完成大X东X亚共荣的大业!先生乃民国第一任责任内阁国务总理，政声极佳，影响极大，你退出中国政坛四年，应该重振旗鼓，为早日结束战争做些贡献，中日亲善指日可待。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希望你出山组阁，建立新的中s国s政s府。地址由你选择，或南京、或北平、或上海，未尝不可，请你提出具体条件，在下对先生寄予厚望。”
原来是要求唐绍仪组织傀儡政府!土X肥X原并非单一的纠纠武夫，他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兼有说客之才，还是中国通。“要我做历史罪人，充当头号汉奸?怕是你土X肥X原贤二瞎了眼找错了人!”当然这仅是唐绍仪的内心独白，当时出口的话是：“事关重大，让我再思考思考后回复如何？”
土X肥X原迫不及待，但装得温文尔雅：“当然，当然可以，只是时间呢?”唐绍仪伸出食指。土X肥原问：“一天以后?”唐摇头：“一月以后。”土X肥原连连摇头：“不可以，不可以，三天内答复。”最后一句话说得颇显急躁，露出凶相，但又立转笑脸：“三天，三天内听答复啊!”说完，另外两名日军拥着土X肥原，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唐宅，出了栅门，登车疾去。
重庆国民政府派遣沪上的情报人员自是不在少数，即便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败多胜少，但通过情报系统的有效工作，对敌情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重庆从多方面获知，狡猾的日军企图“以华治华”，拉一批名士下水，充当傀儡，欺骗广大沦陷区国民。日军侵占东北时，于1932年3月扶起清废帝溥仪“执政”，又于1934年改称所谓“康德皇帝”，伪政权被日军所奴役所利用，使东北全面沦于日本殖民地，溥仪哪有半点权力?
日本人不仅在上海，在所有已经沦陷的地方，都在搜罗这样的“人选”。于是，重庆派遣唐绍仪的大女婿诸昌年，以“行商”为掩护，潜入沪上，经常“探视”其丈人，恐被敌人利用。但在无此迹象之前，诸昌年无论如何是不便开口“训诫”泰山的。
哪知，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诸昌年得知土X肥X原不仅登上岳父家说项，而且馈赠的厚礼被岳父接受了。诸昌年闻讯后，五内俱焚，不住责怪老人家太糊涂。
诸昌年向岳父进言，所谓得人(物)手软，吃人(物)口软，您老接受日本人赠品，该怎么办呢？人家会平白无故地赐予吗?唐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他送来，我按货付款不行吗?何况这本来就是中国的东西。”诸昌年怎么不担心呢，愁肠百转地说：“人家会如此轻易了结?”唐说：“土X肥X原与我个人无怨，又不是我找上门去，他又能把我怎样?”唐的自信真让诸昌年急煞了：“您须作好防备，最好是跟我暂避些时日。”唐绍仪坚持不允。
这天是1938年9月30日，距土X肥原造访唐宅不过三天。自称日军第五军司令部的人给唐绍仪打电话，很有礼貌地询问：“唐先生什么时候来敝司令部商谈具体事宜，确定了时间我们当即派车来请。”唐反诘：“我有义务去贵军司令部吗?商谈什么具体事宜呢?须知我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者呀。”日方说：“前日，您已经接受我方的聘礼了，世间上哪有受礼不办事的道理?”对方说到后来，再也没有起初的谦恭，而是提高音度，表现得很不耐烦。唐绍仪也大怒道：“不就一对陶皿吗?请开价我付款!”电话那头再不作声。
下午2时许，有人叩门，声称是从广东过来的家乡人。仆人开门，进来3名客人，扛的扛、捧的捧，皆是一些包装好的礼物，置放于大厅案上。
唐绍仪下楼，命仆人解开包装，原来是一批大小不一的青铜器，皆已生出绿斑。作为文物爱好者的唐绍仪，不由眼前一亮，知道来者不是乡亲，而是有来头的文物贩子。唐不管这些，提起铜器，察看底部，鉴别纹路，不由惊叹：“正品，正品，绝非赝货，请出价，立即付款!”对方用上海话回答：“先生是里手行家，我们不敢漫天索价，就这样罢!”于是打出手势，便宜得简直出乎唐绍仪的预料，他忙命仆人上楼取款。
当取款的仆人兴冲冲下楼时，眼前所发生的惨景令他惊呆了：来人和青铜器皆已不见了，主人头上插着一把斧头，蜷曲在地下，血水汩汩而流。
当诸昌年闻讯到达唐宅时，所发生的一切皆已无法挽回，他绝对没有料及，日本人出手不仅卑劣狠毒，而且如闪电般的迅敏，不让人有喘息的时间。诸昌年准备过几日哄骗岳父外出疗养避祸的，看来自己反应太迟钝了。诸昌年再无呆在上海的必要，只得回返重庆交旨，备述岳父生前故后经历。胜利后，唐家得到了国民政府补发的一笔丧葬费。
尾声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诸多原因，这位满清的侍郎、尚书、巡抚，民国的第一位责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事迹，一直被尘封，除了史学界，鲜有人评判其是非功过。
1986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珠海市委员会与有关专家学者联合召开“唐绍仪学术研讨会”。会上给予了唐氏业绩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才知道，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之际，在全国政坛还出现过这么一位超前人物，如此爱国。唐的家乡中山市人民政府拨款为唐绍仪的故居修葺，整旧如旧，尽力恢复其本来面貌，并于1992年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绍仪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1915年他从北京退出高层政坛时，回乡建造了一所“共乐园”，此非私人据有，他恐日后子孙侵占此园，还履行了赠送仪式，写出字据，自己签名，妻室子女都在字据上签字：“共乐园”为乡亲共有。
入园门口有巨石为屏，上有集句联：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此联乃名家题写，至今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