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内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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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内战形态
我们所集中分析的从1912年到1928年的这十六年（也可以说直到1937年，一共二十五年），不断有内战。具体情形跟日本的战国时代差不多。中国在军阀时代的内战和日本在战国时代的内战基本的原因是相同的——战争以争夺土地为目标，争夺土地为的是养兵。中国的大小军阀好像日本的大小大名。1928年以后有了红军，为了农民而争夺土地，中国内战的性质才有了改变。
军阀时期中重要的军阀和军阀的派系，订立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以全国土地为争夺的对象；次要的和小军阀，野心没有那么大，只在一个地方保全势力或向外作有限度的发展，以争夺一小块土地为对象。大体说来，在袁世凯死后到1920年直皖战争以前，北洋军阀统治着从奉天（今辽宁）到浙江沿海各省，黄河流域沿陇海路各省，长江中下游各省，以及东三省、热河、内蒙古。这一大片地方的中心是津浦、京汉、陇海三条铁路干线所形成的A字形。铁路水道的交通、长江中下游的资源，以及这个区域内的兵工厂，使这个区域成为统治中国必争的区域。此外，在北洋军阀统治区中，另一个重要地区是南满平原的工业、农业和交通。1920年直皖战前北洋和南方军阀各派势力的分配大概是这样的：
奉系由张作霖领导，在东三省发展，形成一支日渐重要的势力；
皖系由段祺瑞领导，在北京中央政府和上海有相当大的力量，在津浦路沿线有相当大的影响，掌握的省份有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和陕西；
在形成中的直系先由冯国璋、后由曹锟与吴佩孚领导，势力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京汉线各省。
前面我们说过，南方军阀主要有两个系统——唐继尧的滇军和陆荣廷的桂军。他们知道没有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重点在保存实力，在西南发展。西南最富庶的区域是珠江三角洲，那是滇桂两系、北方势力和广东本省势力角逐的场所。为了抵抗北方势力吞并南方，或者北方势力为了统一全国，就必须争夺前一章所分析的山麓地带。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明白地看出军阀时期争夺的区域：（一）为了统治中国，必须控制北京的中央政府才能行动合法有道；也必须争夺武汉和长江三角洲，才有充足的资源。（二）为了巩固和发展南方势力必须争取珠江三角洲的财富。（三）为了统一全国或抵抗北方的侵略，必须争夺山麓地带。这样一来，在这三个区域中内战的频率很高，各方的军队也就集中在这三个地区。
以一个省为单位来看，如果一个省由一个大军阀统治，如山西的阎锡山或云南的唐继尧，省内的政权形态比较有系统，比较安定，也就比较简单。如果一个省由一些小军阀分治，情形就与全中国差不多。省内的防区相当于各派系分割中国。因为下面我们要分析四川，就以四川为例。其他由小军阀分治的省份——陕西、湖南、福建，情形跟四川相似。
四川的资源集中在省会成都和川东交通中心重庆。成都和川西平原是四川最富庶的农业区，附属于这一区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产盐丰富的自流井（自贡市），以及川南货物集散地宜宾（叙府）和泸州。控制了这一个大地区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重庆从北方吸收嘉陵江的物资，从西方吸收资中、内江的糖，控制着长江上下行的货物和涪陵、万县的资源。掌握了这一大片地方也可以进而统一全四川。围绕着这两大中心地带是一大群二等、三等地区，犹如二等县、三等县一样。这些次要地区有它们的战略价值，退可以保卫中心盆地，进可以向外发展。就像占据了我们所谓的山麓地带，可以进而威胁陕西的渭汾平原、湖北的中部平原、湖南的滨湖平原或福建的福州平原一样。
根据这样的战略地理的知识，让我们分析三次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或省际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然后分析在同一个时期中四川省一系列的省内战争——清除滇黔军的战争、清除北方势力刘存厚的战争、巩固川东的援鄂战争以及清除南方势力熊克武的战争。了解这些军阀战争的形态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反对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分崩离析的中国表现在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双重的分崩离析，而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让我们先看看中央不能控制的地方。
分析地方问题时，一般以省为分析的单位。我们都知道中国各省的情形不同，没有一个省可以代表别的省。军阀割据时代，各省之间的差别更大。要是一个又一个的省仔细地来研究，那对中国人有意义、有必要。但是对在中国以外研究中国史或中国问题的人，分省研究不但人手不够，而且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在这一章之中，我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分析几个大的区域——北、南以及南北之间的分界线或分界区。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分法。写军阀时代的人常常说“北洋军阀”、“南方军阀”。我们的划分方法承袭“北洋”、“南方”两个观念，并进一步加以解释，希望能看出一些比较固定、比较确切的意义。
“北”是一个单位，因为在我们所谓的“北”之中没有南方的军事势力。“南”也是一个单位，其中没有北方的军队。“北”包括东三省、直隶、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的北部和中部、湖北的东部和中部、江西的北部和中部、福建的东北和中部。“南”指的是云南、贵州、广西。在北方山西是一个中立或孤立的区域，在南方广东是一个各派势力角斗的场所。
在东部北部的平原地带与西部南部高原之间是一个广大的缓冲地带，包括陕南、四川、鄂西、湖南、赣南、闽西北。这一个大地区位于秦岭以南与武夷山以北，属于长江的中上游。这个区域里有几条大江可以上溯或下驶。汉水可以上达沔县，长江可以上行到重庆，嘉陵江可以上溯到陕南，湘江可以直通湘西南，赣江可以上驶到赣南，闽江及其支流可以通到闽西北。这一个区域中的山形成山麓地带，高度在五百到两千米左右，使它的地形不同于平原和高原。因为河流可以上下行，这一个区域对南对北都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在只有水路和小道而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水道能上下行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因素。
于是，这个区域是统一中国必争之地。
南北问题是在1913年内战中提出来的。那次内战的结果是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都由袁世凯的人控制，北方于是严重地威胁到南方势力的安全。1916年反袁之战，削弱了北方在四川、广东、湖南的势力，同时中国有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和肇庆军政府（以后是广州的护法政府），而且南方的势力伸向山麓地带。
南北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主战与主和。
主战，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人有两个基本的假定：第一，中国非统一不能富强，富强就是有道，反对统一反对富强也就是无道；第二，中国非用武力不能统一，于是为了统一和富强可以不管法律。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战略有两个共同之点：因为南方强大的军事势力一个在云南，另一个在两广，所以一定要占四川以图云贵，占湖南以图两广。采用这样的战略就把陕南—川北、鄂西—川东、湘江中上游、赣南、闽西的战略价值提高了。这些地区都是攻守的要地。北方，因为军力强大要进攻这些地区；南方，因为军力弱小，只好防守这些地区。在攻守之中，除了派军队，也要联络当地的军事政治势力。
让我们看看在这个区域中，外来的势力与当地的势力因为南北双方的政策和压力而引起的变化。
陕南：在关中平原以南。关中平原一直为北方势力所控制，而陕南有川军（刘存厚的军队）、鄂军、民军。1918—1919年南北和谈时期与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时期，也正是陕南民军势力极盛时期。民军是受南方国民党影响的军队，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与川、鄂、滇、黔的“靖国军”合作，先占陕西，然后顺汉水而下，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在陕西的川军是从四川赶出去的，希望借北方的援助打回四川。1920—1922年吴佩孚的势力渐渐增强的时候，陕南的民军受到很大的压力终于败亡。以后陕南一直由北方的军队和川军分治。
鄂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在荆州襄阳地区遭到反对，石星川和黎天才所率领的两旅宣布自主。自主运动不久就失败了，但是鄂西的驻军增加。为了避免这些驻军的冲突以及着眼于他们的军饷，于是划了六个防区。到1921年湖北军队因为军饷不足而发动了一系列的哗变，造成湖北省内局面的混乱。川军和湘军借此机会援助湖北的自治运动，那就是帮助黎天才、蓝天蔚的援鄂之战。同时，吴佩孚不满于湖北督军王占元在1920年前后向奉系和西南讨好的作风，也大举入鄂，企图摧毁湖北和邻近省份的自治运动。战争的结果是王占元下台，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继任湖北督军，增强了吴佩孚在湖北的势力，控制了武汉的经济资源。这次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吴佩孚改变了1917年以来的和平统一政策，认为中国非用武力不能达到统一。
江西：段祺瑞发动1917—1918年的南北战争时，曾经作过江西都督的李烈钧率领云南和广东军队攻赣南。他失败之后留下的一些滇军和杂牌队伍驻扎赣南，而且都投于北军的势力之下。此后，江西北军的力量不断增强，直到1924年直系败于奉系之后情况才改变。那时南方也才又企图进攻江西。谭延闿的湘军由鲁涤平领导，滇军由朱培德领导，进攻赣南，但是没有结果。江西之所以在1927年以前没有受到来自南方的严重威胁，是因为云南的唐继尧和两广的主要兵力对比较遥远的江西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有意于江西的孙中山和李烈钧又缺乏攻城略地的能力。
福建：这一省的重要地区也一直为北军占据，其南北之争也起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陈炯明率领的粤军援闽，引起福建境内民军蜂起。到1919年，南军在延平—邵武，北军在泉州—厦门，形成对峙分治的局面。段祺瑞虽然在1920年失败下台，他的亲信、福建督军李厚基还撑持了两年，用的是四面联络、保守中立的政策。但他终于在1922年被倾向南方的三个将领——王永泉、臧致平、许崇智——所击败，同时皖系领袖徐树铮在福建的活动也不利于李厚基。李的失败，引起孙传芳、周荫人的北军入闽，击败了王永泉和民军，在1925年安定闽局，恢复了北方的统治。周荫人主持闽政到蒋X介X石北伐时期。
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还是四川与湖南。
四川：四川的内政受外界的干涉开始于1912年滇军入川平定纪律松弛的保路同志军。1915年袁世凯任陈宦为四川将军，象征着北方势力的伸入。紧接着就爆发了反袁之战，南北双方都以四川为主要的战场，川局于是起了巨大的变化。川军想驱除在川的滇黔军，川军领袖刘存厚的政策是借北方的势力攻滇军，又把四川卷入南北的斗争。1917—1918年四川的战争也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缩影。在1919—1920年之间，接近北方的刘存厚为了对抗四川的自治（autonomy）运动而向北京建议在四川设九个镇守使，镇守使的区域也就是防区；同时与南方政学系有关系的川军领袖熊克武也用防区制来号召川军攻滇黔军。在此时正式形成的防区制一面是川军本身人数扩大的结果，这个结果南北双方都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四川防区制也是南北战争所促成的。1919年正式成立的四川防区制，一直到徐X向前的共X军入川，蒋X介X石的势力也入川，到1935年才有结束的样子。
在四川发展成熟的防区制，有一个政务处处理民政，但它的最高长官是那一个防区的最高军事领袖。其余的行政人员都由军人委派。区内的各县也有政务处和县议会。防区和防区内县的组织是军人领导绅士的地方政府的典型组织。人员的任命以同宗、同乡、同学、亲戚、旧部下为标准，许多县长也是军人。这样一来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
防区行政机构的主要目的在收捐税以养兵。用刘湘的二十一军的防区为例。六十到七十县的防区，主要的收入是田赋和其他税收，以及这些税收的附加税、禁烟税（也就是鸦片烟税）、盐税；百分之七十的支出是军费。在四川主要的防区有二十一军的、刘文辉之二十四军的、田颂尧之二十九军的和邓锡侯之二十八军的。
既然介于南北之间，四川的军阀免不了受南北军事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以北方支持的杨森与南方支持的熊克武为例子。
杨森原来拥护南方的省自治运动。自治失败之后，他投靠反对自治的吴佩孚和萧耀南。在吴佩孚放弃了和平统一改用武力统一政策的时候，也正是长芦盐和淮盐在鄂西跟川盐竞争的时候。川盐如果失去了“楚岸”（鄂西的市场），某些四川军人的收入和四川的政局安定就会受到影响；长芦盐来自直隶，淮盐来自江苏，如果不能恢复它在太平天国以前的“楚岸”，直系军队尤其是在江苏面对上海、浙江皖系军队的直系军队也会受影响。吴佩孚在1922年左右的战略是先解决四川问题，然后处理江浙问题。他利用的解决四川问题的三个工具是杨森、刘存厚和驻川黔军领袖袁祖铭。吴佩孚在中原的势力增加，杨森在四川的势力也增加。到1924年，他竟想统一全川。吴佩孚在1925年的失败，也就是杨森在刘湘、袁祖铭攻击之下失败的序幕。
熊克武的势力在1920年攻打滇黔军的战役中扩大了，他又在1921年攻击亲近北方的刘存厚战役中成为四川最强大的军人。接着滇军顾品珍回到云南挑动了反对唐继尧的战争，广东陈炯明发动了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南方的势力衰颓，不能兼顾四川，于是熊克武的势力也衰退，终究在川军和袁祖铭的黔军压迫之下而在1924年离开了四川，变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客军”。
这以后不久南北军队卷入北伐战争，这样四川才摆脱了外界的干涉，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是川军的四个将领——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分割了四川，直到共X军和中央军入川的时候。
湖南：湖南卷入南北之争是1913年“第二次革命”以后的事。谭延闿势力退出，袁世凯势力就伸入湖南。在反袁之战时，桂军陆荣廷的军队到湖南帮助南军清除北方军队，这样就挑动了段祺瑞在1917—1920年之间以武力征服湖南的政策。1918年北军在直隶的曹锟和山东的张怀芝率领下，派了张敬尧的第七师和吴佩孚的第三师以及其他的北军入湘。同时，桂军也入湘支持赵恒惕的湖南军队。南北双方的问题都很复杂，南北两支军队之中有许多裂痕。那些变化多端的局面，留待下一章分析。但1920年吴佩孚回军北上，北军在湖南的势力就急剧地减退。在南方势力统治下的湖南分作十二个防区，情形颇似四川。受桂军和粤军支持的南方在湘势力分为赵恒惕、陈嘉佑、程潜、谭延闿和在湘西的几个派系，彼此之间找不出一个调解合作的公式。他们之间的矛盾给吴佩孚的北方势力一个再伸入湖南的机会。赵恒惕为了应付其他派系的军队，乃借用坐镇湖北的吴佩孚的北方军。于是赵恒惕在湖南的盛衰，反映着吴佩孚在中原的盛衰和国民党在南方的盛衰。这样的局面继续到1926年吴佩孚势力的最后消灭与蒋X介X石北伐战役在湖南成功的时候。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之后，接着主张武力统一的是奉系的张作霖和国民党的孙中山与蒋X介X石。北伐在表面上是武力统一政策的一个成就，但北伐之后，中国仍然为各派系的军力所分割。
主和，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这是1916年7月14日肇庆军务院取消后中国的一线和平希望。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冯国璋总统力主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他在1917—1918年，愿意将川事交川滇黔，借以分化南方三省的团结，中立唐继尧。他也主张湘人治湘、粤人治粤，这样来孤立广西的陆荣廷。冯国璋的战略跟段祺瑞不让桂军驻湘粤、滇黔军驻四川的战略很不相同。段祺瑞要求的是北方军队占川、湘，进图云、桂。冯国璋的和平工作，因为段祺瑞侵入川湘和南方势力在陕西、福建的反攻而流产。
欧战结束之后，新总统徐世昌又努力找出一个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但症结的问题在：（一）段祺瑞借参加欧战的名义而训练的参战军是否能解散或改编？（二）在广州集合重开的旧国会和在北京选举召开的新国会是否都取消，另组其他的会议来讨论和决定一个和平方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席上，这两个问题绝无调和的可能。甚至在和谈期间，陕西、福建前线上连停战也不可能。
1920年皖系战败，南北再努力于和平。1922年黎元洪总统的努力，在规模上远不如1918—1919年的上海和谈。在黎元洪以前吴佩孚的“国是会议”不过是泡沫似的幻影。
从1916年到1928年，除了很短的时期之外，南北双方都有一种中央政府的组织。两个政府都以国会、立宪、护宪等近代的政治制度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从绅士们的立场看来，南北之争是拥护保卫宪法之争；从军事领袖的立场来看，那是北方想用武力统一、南方想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之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用土地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他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
因为讨论南北之争，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附带的问题：为什么在陕南、四川、鄂西、湘西南、赣南、闽西北，没有产生一个大军阀，可以统一这些区域，来对付双方的势力和压力？
在这些区域之中，我们前面说过，都存在着防区。防区是南北之争在这些区域中的产物。一经划定了防区，很难把防区统一起来。小的防区不可能产生大的军阀，因为它没有产生大军阀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些区域内的防区不能统一，正如分裂了的中国不能统一一样。分裂了的中国不能提供产生大军事独裁者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得日本大量援助的段祺瑞也缺乏统一中国的力量。
从这一个观点看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必须要同时进行社会经济的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培养一支统一中国的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才能把统一中国的工作放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那样去分析，未免离开我们的题目太远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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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行政长官原先名称不一。至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才统一称作民政长，其行政机关为省行政公署。民政长由中央任命，总理全省政务。开始时，不少省的民政长由都督兼任，其后，袁世凯为不使地方军事都督控制地方行政，便逐步任命文官充当民政长，削弱都督权势，但实效不显。行政公署的组织机构为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机构及职官设置均较简约，规定整个行政公署的员额除司长外不得超过60人。1914年5月颁布的《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行政公署亦改称巡按使署。《省官制》对省行政长官的职权作了具体规定，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和警备、巡防武装；依据法律
、教令得发布省令或省单行章程，但不得与现行法令抵触；受政府特别委任监督全省财政和司法行政，考核财政和司法官吏。黎元洪继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除于1917年9月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外，制度基本未变。省长公署的机构设置为一政务厅，下辖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科以下又设课或股。
北洋政府时期省制中有一奇特现象，即中央政府在各省设立行政机关直接主管省内的某些重大行政业务。如1914年9月在各省设财政厅，直辖于国务院财政部，厅长由财政部提请大总统任命，厅长的职位有法律予以特殊保障，以便使他在省内行使职权。实行这一制度后，各省财政（包括税收、行政经费、预算决算等）便直接操之于中央财政部，省只能进行监督而不能指挥其业务。1917年9月，教育部提出在各省设教育厅，使各省教育独立，教育厅直隶于教育部。随后，农商部亦呈请在各省设立实业厅，实行经济行政独立。这些制度的推行，目的在地方军阀割据状态下，使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大军阀确保“国家”权力的行使。但由于这些厅的厅长，是
在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下工作，如得不到省内势力的合作便无法在当地立足，因而机构虽设而窒碍甚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又加上财政与实业两厅厅长职位均为肥缺，地方军阀势在必争，常指定亲信人物逼财政部与农商部向总统提名请委，有关的部实际上无法过问。
省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省立法机关。辛亥革命后各省临时立法机关极不一致。至1913年4月，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各省遂先后成立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其名额依《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的规定为：
直隶184奉天64吉林40黑龙江40江苏160安徽108江西140
浙江152福建96湖北104湖南108山东132河南128山西112
陕西84甘肃56新疆40四川140广东120广西76云南88
贵州52
直隶省包括顺天府，故直隶省习称顺直省。上表中直隶省也包括热河与察哈尔两地区。
选举方法采间接选举制，分初选与复选。初选以县为单位进行，初选选出之人，才是真正选举省议员之人。选举人资格与国会议员的选举资格相同，即：一、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二、有值500元以上不动产者；三、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者；四、年满21岁以上之男子；五、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者。被选人资格规定应年满25岁以上，比选举人之年龄要求大4岁。复选结果，由选举监督通知当选人。当选人接通知后，应于20日内答复是否愿意担任省议员，逾期不答，即表示不愿担任。凡答复愿意担任的人，即给予省议员证书，为省议员。
省议员任期3年，连选可以连任。省议员不得同时作国会议员，亦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省议会每年举行1次，每次会期为60天，必要时得延长，但最多不能超过80天。省议会开会时通常准许外人旁听。省议会的职权有三项：一、议决权（省单行条例、省预算决算、省税、省债、省财产的处理等），二、监督权（受理人民行政诉愿，对违法省行政长官提出弹劾，对违法纳贿的省内官吏提请省行政长官重办，对本省行政事项提出质问书）；三、建议权，包括提出行政性建议及答复省行政长官的咨询。省议会的决议咨送省行政长官公布执行，省行政长官如认为议决不当，可于5日内咨请省议会复议；如认为议决案违背现行法律，可咨达省议会撤销该项决议。
省行政机关对省立法机关的这种制约措施，省立法机关对此亦可进行反制约，即向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提出诉讼。
1913年6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反袁“二次革命”，以江西省为首义地区。袁世凯一边派兵镇压，一边着手摧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8月6日，袁世凯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并停止用兵各省的省议会。8日，解散广东省议会。16日，又解散湖南省议会。“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后，袁世凯于11月悍然下令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各省议会议员资格，接着又因候补议员中多数为国民党员便又下令国民党籍的候补议员资格亦被取消，致使国会与省议会均因不满法定人数而不能正式开会议事。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停止国会议员职务，2月28日，又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1916年8月1日重开国会后，于同月14日令各省省议会应于10月1日由各省行政长官召集复会，但各省议会并未完全恢复。即使恢复了的省议会，也往往出于地方军阀的需要，成为他们封建割据的工具。
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建造，造价21万英镑，1913年（民国二年）归国。舰船资料：“肇和”舰长320尺、宽39尺、吃水14尺、排水量2600吨、载煤量550吨、载淡水量250吨，军舰动力为6座锅炉4座特尔本式蒸汽机，功率6000匹马力、航速20节、编制230人。
主要武器：6吋阿姆斯特朗主炮2门，4吋炮4门，47mm阿姆斯特朗机关炮6门，1磅马克沁机关炮2门，18吋鱼雷发射管2具。
1913年，肇和号刚回到了中华民国，1915年袁世凯心里就蒙了猪油称了帝。那个时代，军舰是件利器，更酝酿了多次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标志就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那一声炮响。咱们中国人也打算用一声炮响，轰了妄图恢复帝制的袁大头，这可比俄国人还早了两年。
就在1915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从日本回到上海，与上海革命党人密谋在上海首先发难。革命党人首先暗杀了原海军中将郑汝成，拔掉袁世凯安插在上海的一颗钉子。接着陈其美把在日本的蒋X介石召回上海，商讨举义大计。于是蒋X介石搞了个"淞沪陆海军发难计划"，提出首要目标是夺取肇和、应瑞、通济舰，然后夺取江南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控制整个上海。
这次海军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本来，已将停泊在黄浦江的“肇和”、“应瑞”二舰运动得相当成熟，只等一声令下。但袁世凯那边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海军司令萨镇冰突然以检阅为名要求肇和舰于12月6日出海，而后前往广东。陈其美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掉，就临时决定提前起义，时间定在12月5日。
起义计划由杨虎率三十余人由黄浦江袭取肇和占领后旋即炮击江南制造局。陆上则以炮击为号，按计划分头攻占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重要机关。孙祥夫则带领另一组人由杨树浦乘汽艇占领"应瑞"号、"通济"二舰，策应肇和舰。
12月5日杨虎（任命为海军陆战队司令）等人乘小舟悄悄上了"肇和"号，很快，全舰便被控制。而按计划本应占领"应瑞"号、"通济"号的孙祥夫小组被租界巡捕阻拦，未能登舰，致使二舰也始终观望，迟迟不见起义。直接导致肇和舰最终面临孤军作战。
“肇和”舰上的官兵不知外面情况，仍按预定计划行动，昂首的大炮褪去炮衣，到了江南制造局附近时，突然猛烈开炮。一听"肇和"号起义开炮，陆地上革命党人也开始按计划攻占电报局、电话局、巡警总局、工程总局等重要机关。
当得悉此肇和舰被占领后，上海镇守使杨善德和“刚好在上海”的海军巡阅使萨镇冰，一边调动军警于陆上阻击，一边以10万元现金收买了"应瑞"号和"通济"号两舰。6日黎明，两舰反戈一击，向"肇和"舰开炮。由于肇和号以为两舰已经起义，丝毫没有防备，当“应瑞”向“肇和”连发数炮后，杨虎等人才如梦初醒，仓促应战。于是"肇和"号受到3舰的围攻，前后甲板和驾驶台都被炮弹击中，伤亡严重。拂晓，轰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击中汽炉舱（一说是弹药库），引起剧烈爆炸，舰员伤亡过半，大火燃烧，浓烟滚滚，敌军很快占领“肇和”舰，不及脱逃的悉行就义。而陈其美，蒋X介石等人指挥的地面进攻也由于敌我悬殊未能奏效。于是轰轰烈烈的"肇和"舰起义，在坚持12个小时后，以失败告终了。
不许民众参与改革过程，不愿意让民众分享改革成果，改革最终就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场分赃。清末新政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诠释。实际上，无论是训练新兵还是创办工矿企业，无论是修建铁路还是铸造钱币，参与清末新政的官员全都中饱私囊，借机腐败。在新政时期，清廷的高级官僚和商人联合，创办了一批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可是，官员插手企业的结果是，搞得中国的企业产权混乱，官商不分，腐败丛生。对此，《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作了精彩的分析：“中国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给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贷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1911年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自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像私人企业了。”
当然，从物质层面上看，新政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吸引很多有作为的汉族大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参与其中，似乎给晚清带来一些起死回生的迹象。但我们必须明白，他们之所以热心于新政，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清朝，忠于皇帝，而是因为他们要保住并扩张自己的权势。他们深知：如果没有清朝，他们的权力会化为乌有。他们甚至也知道，大清早已千疮百孔，即便实行新政，也拖延不了太多的时日。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挽救大清(大清已经不值得挽救)，也不是拯救百姓苍生(他们没有这么高尚的情怀)，而仅仅是趁着大清完蛋之前大捞一把，尽可能地为自己日后的发展积累资本。终于，辛亥**来了，像袁世凯这样的清廷大员，他所做的不是设法挽救大清，更不是为大清殉国，而是促使这个王朝尽快解体，并以此作为自己日后发达的跳板。
由此可见，一项新政也罢，一场改革也罢，如果只从“朝廷”(政府)的本位出发，而不是从“民众”的本位出发，只把“民众”当作改革阵痛的承担者，把广大百姓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背景音乐和陪衬道具，那么，这样的改革即便规模再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