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拉美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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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拉美债务危机
第二章 拉美债务危机(1/3)
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或是依靠本身拥有丰富的石油或其它矿产资源,或是由于经济持续多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便开始大肆举借外债,企图借用外资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然而到80年代初,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却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
(一)芝加哥学派为拉美经济困境开出药方
为了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拉美各国普遍进行了国有化和驱逐外资运动。1934-1940年,墨西哥实行了铁路和石油国有化。1946-1955年,阿根廷实行了企业国有化、增进工人福利的改革。1952年玻利维亚将外资控制的矿业公司收归国有。1953-1954年,巴西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由国家垄断石油工业,限制外国资本的超额利润。1964-1977年,巴拿马人民开展了要求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1970~1973年,智利采取了铜矿国有化和没收大庄园等改革措施。拉美地区的国有化运动,驱逐了外资。但是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能依赖进口来满足,这需要大量的外汇。但是由于驱逐了外资,外汇非常紧缺,外汇紧缺与工业品的缺乏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成为拉美各国70年代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境。
针对这一困境,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芝加哥学派的拉美学者立即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被政府采纳。以智利为代表,其经济政策建议主要有:大力发展资源出口赚取外汇收入,取消借外债的限制引进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工业产品进入并淘汰本国落后产业,降低进口关税,将以前收归国有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归还原主,对国有企业作价拍卖,外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抽回资本和利润汇出不受限制,外资企业生产率固定10年不变,汇率升值两次后实行固定汇率。
这些经济政策的确在短期内缓解了拉美国家所受的困境。首先是获得了外汇收入。资源出口和国企拍卖都可以带来外汇收入,发还以前没收的外资企业并给予国民待 遇也吸引了外商投资,这也带来了外汇收入,取消借入外债的限制更是直接以借债的方式获得短期外汇收入。不管怎么说,大笔的外汇是流入了,拉美国家手上有钱了。而有了外汇,就可以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工业品了,于是第二个困境也就迎刃而解了。再加上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连续两次提高汇率后实行固定汇率,欧美的工业品就很廉价地充斥于拉美市场了,于是物价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也解决了。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只是暗藏凶险。
这些经济政策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
第一招:卖。卖资源、卖国企。通过卖资源来获得外汇收入,无可指责,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通过卖资源来赚外汇,当时叫做“出口创汇”,但是中国不卖国企,拉美连国企都卖了。
第二招:借。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有人肯借钱是有信用的表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从来不借外债,即使是今天,中国对外举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如果说卖国企是把长子卖了,那么毫无节制地借债度日则是把子孙后代都卖掉了。
第三招:开放国内市场。在拉美国内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给予外资国民待遇,汇率两次升值后不加保护地开放国内市场,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就可以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摧毁了拉美各国的国内产业,彻底击碎了拉美人民的工业强国梦。
拉美各国在短暂的繁荣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患上了“外债依赖症”。整个国家都要依靠借债过日子,而且借债的规模越来越大。1975年时,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已经高达783亿美元,到了1982年则猛增至3083亿美元,占GDP的46.9%,到 1987年更是上升到令人瞠目的66%!
债务危机对拉美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资本货、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受挫,通胀率猛升。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1%,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只有0.5%,人均收入下降10%,除个别年份外,通胀率一直保持三位数,1990年甚至高达1491.5%。
拉美债务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整整“停滞的十年”或“失去的十年”。
(二)拉美国家陷恶性循环
造成拉美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际形势而言,主要有: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现了滞胀甚至危机,它们为摆脱本国的经济困境,纷纷提高利率,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也随即拔
高,并在整个8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1980年至1989年的年平均利率为5.85%,相当于1974年至1979年时的6倍。
由于进入80年代后,美元变得十分坚挺,拉美国家的货币却因经济形势的逐渐恶化而日益贬值,这样拉美债务国的外债在无形中大大地增了值。
其次,进入80年代后,国际贸易环境大为恶化,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拉美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初级产品深受其害。1989年拉美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仅为1980年的80%左右(石油及其产品除外),1982年至1989年的年平均商品出口值仅为1981年的78.5%。高利率和出口值下降不但直接引发了债务危机,而且还迫使拉美国家长期陷于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中。
再次,世界石油价格的大波动对拉美国家影响极大:提价,使拉美非产油国用于进口石油的支出成几何级数地增长,国际收支为此日趋恶化;降价,则对墨、委等拉美石油输出国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
(三)西方国家出面救急
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拉美国家曾提出“以发展促还债”的主张,遭到西方国家的抵制。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要求拉美债务国实行“紧缩性调整”(即尽全力扩大出口,压缩进口,通过牺牲经济增长、争取外贸盈余的办法偿还债务),保证按期偿还债务。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新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全盘否定拉美国家以往实行的“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
由于这场拉美债务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波及面广,它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赶紧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缓解危机,深受危机影响的拉美债务国也纷纷进行经济调整,力图缓解债务危机。
1982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为调整的第一阶段。拉美国家按照传统做法,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普遍进行紧缩型的应急调整:牺牲经济发展,实行“急刹车”政策,减少投资,压缩消费、扩大出口,让人民勒紧裤腰带,筹集资金以偿还债务。这种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偿还问题,反而使国家和企业还债能力下降,国内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85年美国提出“贝克计划”(Baker Plan),主张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中的重债务国提供款支持,但要求债务国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即: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纠正价格扭曲现象,等等。并以此作为进行债务谈判的条件。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货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贝克计划”实际上承认了“以发展促还债”的原则,但相关措施迟迟不能到位。
1985年下半年至1988年是调整的第二阶段。债务国提出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债,不能因还债而不顾经济和社会后果,否则反而会削弱债务国的还债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债权组织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拉美的债务已不是一时的资金周转不灵问题,而是丧失了还债能力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僵硬的立场,逼债过甚,可能会使许多拉美债务国干脆倒账,反过来损害自身利益。出于这些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先后提出了一些重新安排债务、放宽偿债条件、增加新贷款使一些债务国获得机会和时间恢复经济、创造缓和债务危机的条件等计划或方案。
1989年后,债务调整进入第三阶段。1989年3月,美国布会政府财长提出《布雷迪计划》,表示将通过多种途径再次较大规模地免除债务国的部分债务。墨西哥等主要拉美债务国后来全部加入《布雷迪计划》,危机得到较大缓解。
许多拉美债务国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和调整,至九十年代初,基本上完成了由内向性经济的发展模式向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变,逐步走出了债务危机的阴影。尽管如此,拉美的外债总额至今仍十分庞大,离开彻底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拉美债务危机大事记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付到期外债本息
,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并逐步蔓延到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
1982年9月,美国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向墨西哥提供28.5亿美元紧急贷款,国际私人银行也同意墨西哥推迟还款。
1982年12月,墨西哥等拉美债务国相继对本国经济实行紧急调整。
1985 ,紧缩性调整未达预期目标,债务国政府转变策略,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债,并开始联合起来与债务国集体对话,商讨还债问题。
1989年3月,美国财长布雷迪提出《布雷迪计划》,通过债务证券化或资本化减少债务国的债务;但要求债务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1990.6月22日,拉美26国加拉加斯会议通过《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解决外债问题的建议》,第一次联合起来协调拉美债务国的还债立场和主张。
1992年,墨、巴、阿、委等主要拉美债务国全部加入《布雷迪计划》。各国通过改革减缓了危机。
(四)拉美国家财政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在拉美经济转型中,财政改革是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继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稳定计划和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之后,拉美国家已启动了“第二代改革”,其中财政改革成为改革的重点。由于金融全球化日益发展、资本流动加快,保持财政政策的谨慎性和灵活性不仅是稳定宏观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拉美国家以往的财政改革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应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并加强公共债务管理。拉美国家普遍存在财政纪律松弛和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控制债务规模和改善公共债务结构成为拉美国家财政改革的共识。智利采用了结构性预算平衡规则,减弱了铜价波动和政治因素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采用国内长期固定利率债务工具,降低了汇率和短期利率波动风险。拉美国家已强调全面评估债务的可持续性,并且谨慎监管来自养老保险改革、金融部门和其他准财政活动的隐性债务。
第二,消除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拉美地区“顺周期”的财政政策是财政制度深层次的系统性缺陷所产生的结果。为了发挥财政政策的稳定经济职能,拉美国家的财政政策要做到“逆风向行事”。其一,通过财政制度创新,确保在经济高涨时能够提高公共储蓄。例如,阿根廷和智利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基金,中央政府避开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该基金向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其二,调整税收体系,增强“自动稳定器”的调控功能。应扩大征收消费性增值税,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要保持适中,对奢侈品的消费要开征特殊税种。其三,保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应强调有效地流动性管理(例如合理的公共债务期限安排)和财政的跨期偿付能力,以避免在经济衰退时不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第三,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沉重的债务负担和20世纪90年代部分国家的金融危机都加深了拉美地区财政的脆弱性。目前,一些拉美国家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评估更加全面综合,而且对财政状况的披露也更加透明、完整和频繁。例如,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后,就开始全面公布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指标,其中包括了发展银行的经营情况和私人部门投资的公共项目。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对于政府和私人共同投资的合作项目对预算的影响也要进行系统的评估。
第四,以法律为手段强化财政改革的责任性。财政改革方案的灵活性不仅取决于合理的经济因素,也需要达成改革的政治共识、构建司法通道,这样可避免制度性冲突。为了提高财政透明度、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拉美国家注重以法律手段推动财政改革,阿根廷( 1999 ) 、秘鲁( 1999 ) 、委内瑞拉( 2000 ) 、巴西( 2002 ) 、厄瓜多尔( 2002 )和哥伦比亚( 2003 )分别颁布了财政责任法。但是拉美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一旦财政责任法与政策制定者的意图相冲突,财政责任法对财政政策决策的约束力就会被削弱。
目前,拉美地区“第二代财政改革”的目标是保证财政长期的可持续性、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拉美国家财政改革研究重点主要包括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 税收改革、外国直接投资、隐性债务和养老金债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美元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以及或有债务等问题。因篇幅问题,本文不能详尽论述,但是深入分析拉美国家财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深化财政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