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中国盛开的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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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中国盛开的莲花
第二章 在中国盛开的莲花(1/3)
（一） 白马寺的落成 ——佛祖入梦来
1、关于汉明帝梦佛的传说
汉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霍去病击败匈奴休屠王，得其“祭天金人”。后世有人认为，这是佛像传入中国之始。
公元67年，当时的东汉永平十年的某个晚上，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神仙，金色的身体有光环绕，轻盈飘荡从远方飞来，降落在御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梦告诉群臣，并询问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汉明帝：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幻中，全身放射着光芒，君王您梦见的大概是佛吧！
2、白马寺的建立
于是明帝派使者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去西域，访求佛道。3年后，他们在今阿富汗北部遇到东来传教的印度佛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就一起将佛像经卷用白马驮至洛阳。皇帝命令在首都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以安置德高望重的印度名僧，储藏他们带来的宝贵经像等物品，此寺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因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而白马寺也因而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
4、白马寺的介绍
白马寺建寺以来，其间几度兴废、几度重修，尤以武则天时代兴建规模最大。白马寺为长方院落，坐北朝南，寺内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齐云塔等。游览白马寺，不但可以瞻仰那些宏伟、庄严的殿阁和生动传神的佛像，而且可以领略几处包含有生动历史故事的景物。
在古色古香的白马寺山门内大院东西两侧茂密的柏树丛中，各有一座坟冢，这就是有名的“二僧墓”。东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墓前石碑上刻有“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这两座墓冢的主人便是拜请来汉传经授法的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石碑上的封号是宋徽宗赵佶追封的。在清凉台上还有二位高僧的塑像。它们寄托着中国佛门弟子对二位高僧的敬慕之情。
清凉台，被称为“空中庭院”，是白马寺的胜景。清康熙年间，寺内住持和尚如诱曾作诗赞美道：“香台宝阁碧玲珑，花雨长年绕梵宫，石磴高悬人罕到，时闻清磬落空蒙。”这个长43米，宽33米，高6米，由青砖镶砌的高台，具有古代东方建筑的鲜明特色。毗卢阁重檐歇山，飞翼挑角，蔚为壮观，配殿、僧房等附属建筑，布局整齐，自成院落。院中古柏苍苍，金桂沉静，环境清幽。相传原为汉明帝刘庄幼时避暑和读书的处所，后来改为天竺高僧下榻和译经之处。
白马寺的山门东侧，有一座玲珑古雅、挺拔俊秀的佛塔，这就是有名的齐云塔。齐云塔是一座四方形密檐式砖塔，13层，高25米。它造型别致，在古塔中独具特色，不可多得。齐云塔前身为白马寺的释迦如来舍利塔，现在的齐云塔为金大定十五年（1175）重建，为洛阳现存最早的古建筑。
白马寺中种有许多石榴树。白马寺的石榴汉魏时曾誉满京师。石榴原产于安息（今伊朗），在汉代同佛经、佛像一起传入中国，并最多在洛阳、长安落户。当时人们赞美石榴，把它作为中外人民交往的标志，石榴的身价倍增，白马寺的石榴，亦有“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说法。白马寺作为我国第一古刹，在中国佛教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先秦时代，涌现了许多思想家，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等各张其说。在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黝百家”的建议，使儒家思想占据封建统治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
思想界不再百花齐放，处于“唯我独尊”的儒学失去了竞争的环境，生机不再，就连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丧失了这种宽松自由的氛围后也不再那么有生机了。中国哲学出现了一大危机。
这时，印度佛教的传人，为中国哲学思想注人了新的生机。此外，在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尚未产生人为宗教，有神论在先秦哲学中除墨家外都很少提及，而佛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为宗教，而且有宏大的神抵系统与神学理论;这对于道教的产生有重大影响。
汉明帝：28年－75年9月5日，刘庄，字子丽，庙号显宗，东汉第二位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母为阴丽华。初名刘阳，封东海王。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57年）即皇帝。
（二） 法显取经——古稀圣僧西赴天竺
1、魏晋时期的佛教
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到了魏晋时期，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
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接纳，到了东晋时代进入了融合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的中国并非统一的，而处于分为南北分裂的形势。西晋在建兴四年（316年）灭亡，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
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而且其中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交流更加频繁。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
2、法显取经的目的
法显以老年之躯西行求法，为了使佛法在中土进一步完善与弘扬，特别是当时中土戒律的不完善至使僧众没有一个真正的依凭。在法显以前，中国佛教的传入大都是以外来僧众为主体，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不便，由天竺来汉地传法的僧众相对较少，而由西域到汉地的僧众比较多一些，这就说明早期佛教的传入大都以西域为中介向汉地传入。这样就引起了在传入佛法当中，汉地佛法不是直接由梵语而译而是经过西域的胡语而译，这样在翻译佛典中难免会因语言不通而出现差异
另一方面，佛教是由天竺发源的，在天竺有许多佛陀当时修行说法的圣迹，朝礼这些圣迹自然成为每一位佛子的向往，法显作为持律严谨的圣僧，自然以佛为自己的榜样向往佛迹也就成为了他西行的另一精神支柱了。
3、法显西行的过程
在西行的路上，千险万阻，要经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要翻过四季积雪的大雪山，没有路标只好以前行者的死骨为标记，没有救援只好眼看同行者在自己怀中死去。
东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 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入佛门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
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 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又名塔里木沙漠。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这里的气候条件异常恶劣，干旱，昼夜温差极大。行人至此，艰辛无比。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
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梵语中是对“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积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晋元兴三年（ 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载：“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 汉道人来到此地也。”这一年，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
晋义熙元年（ 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像，住了两年。
东晋义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潸然泪下。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开始了东归的形成。起航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在大海里飘荡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
法显在苏门答腊岛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4、法显西行的意义
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师乃不惜自己的性命，为的是一种为法忘躯的精神，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越紫塞，渡沧海，朝圣地，取法卷，为了使佛法在中土得到弘扬而不惜自我牺牲。这种菩萨精神激励了不少西行者，成为一批批西行者求法的精神动力，至使西行路上留下了不少的白骨与孤魂。由此可见法显法师作为西行的开创者其精神动力是多么的伟大。
法显西行开创了西行求法者的先行之路，其以大无畏的精神创开荒途为后代树立了榜样，是西行取经的先驱者，产生的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法显西行成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前西行者要么是半路而回，要么只到了西域而没到天竺，法显西行遍游天竺求法取得圆满成功，他的成功犹如大地一声惊雷，辟开了一条西行求法成功的路线。
其次法显西行激励了后行者，在哪么坚苦的条件下还能够不畏困难西行求法，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决心与勇气，正如佛经上所说：“假使热铁轮，与我顶上旋，终不因此故，退失菩提心”，法师这种请法精神使后代的求法者再遇见困难时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勇气，其对求法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再次，法显西行所带回的经律填补了中土律本不全的遗憾，特别是《大般泥洹经》的带回及译出开启了中土涅槃思想的传播。法显在年轻时就持戒严谨，在未西行前中土戒律仅有芸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的《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律本的不全使法显在平常的行持中很难圆满解决问题，他在长安时就积极组织僧人翻译戒律，共译出《十诵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三部戒律文本，这些律本篇幅短小，大都是节译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于是法显决意西行求取律本。
其在中天竺摩竭提国巴连弗邑抄回《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抄》各一部，在师子
国求得《弥沙塞律》藏本一起共三部律本。《摩诃僧祇众律》于东晋义熙十四年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共成四十卷；《弥沙塞律》法显未来得及译出，在其圆寂后，由道生、佛陀什等译出，而当法显从天竺归来时，《萨婆多众律抄》已经由鸠摩罗什与佛若多罗等于后秦弘始七年译出，名为《十诵律》共六十一卷，此外，法显还与佛陀跋陀罗合作译出《僧祇比丘戒本》一卷。《摩诃僧祇众律》译出后，在当时影响就非常大，它与《十诵律》一起成为南北朝时期佛教戒律学的主要依据。直至隋唐时期，由于以《四分律》为归旨的律宗形成，《摩诃僧祇众律》才逐渐退出了律学主流，但是，这一结局并不会抺杀法显不畏险阻为中国佛教律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法显去印度时，正是印度史上的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是繁荣的黄金时代，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
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法显取经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法显之前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后来进入拿进来的阶段转变。 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三） 玄奘西行——行万里，取真经
1、唐朝时期的佛教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就兴盛起来，尤其在唐朝时期。据相关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一共有7个和尚从陆路去取经，到了5世纪，有61个人到西天取经，6世纪有14个人，7世纪有56个人，8世纪有32个人。从3世纪到8世纪不断的有高僧离开中土，不顾个人安危长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经。史书上记载的这170个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佛教徒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坚定的，显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侣的追求。
唐朝佛教兴盛的一个表现是翻译佛经，但是由于语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到隋唐时期就难以阅读了，更别说梵文的佛经了。这就使隋唐时期一些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困惑。出于对佛经的不同理解，产生歧义，所以到隋唐时期佛教里产生了很多派别。
玄奘就是诞生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希望到印度去取经，想探索佛教、佛教经典里的本原的情况。
2、玄奘大师简介
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缑氏县，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104年—187年）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少时因家境困难， 10岁便随哥哥进入佛门，13岁剃度出家，21岁受具足戒。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618年隋朝灭亡。玄奘跟长捷法师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武德七年（624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听。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
贞观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先后从道岳、法常、僧辩、玄会诸师钻研《俱舍》、《摄论》、《涅槃》，他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其才能倍受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
已经学习佛法十多年的玄奘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十余万里。
3、玄奘西行过程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后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
接着，又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
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玄奘在那烂陀寺的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五十部经书的十名高僧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
不久，玄奘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贞观十七年，师正式辞王东归。经由今之新疆省南路、于阗、楼兰而回国，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帝敕命梁国公房玄龄等文武百官盛大欢迎。
4、玄奘西行的意义
玄奘归国后，为太宗、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赐号‘三藏法师’。太宗且曾两度劝其弃道辅政，师均以‘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而固辞之。帝唯从其志，助其译经工作，建长安译经院，诏译新经；
玄奘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译经，凡十九年，共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译出之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师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 玄奘曾斥责鸠摩罗什等古代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遂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后代译经家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式，而称玄奘以前所译之经为旧译，称玄奘以后所译之经为新译。
玄奘还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内载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至堪珍视，故亦甚为欧美日本学者重视。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示寂，世寿六十三（一作六十五、六十九）。师示寂后，高宗哀恸逾恒，为之罢朝三日。追谥‘大遍觉’之号。敕建塔于樊川北原。其后，黄巢乱起，或奉其灵骨至南京立塔。太平天国时，塔圯；迨至乱平，堙没无人能识。
近30多年来玄奘大师真身顶骨（一部分）一直珍藏于南京灵谷寺。南京灵谷寺的净然法师说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真正的玄奘法师顶骨是不能轻易示人的，一般秘藏于密室里，除非有重大佛教活动和重要佛教友人来访，才会请出真正的玄奘法师顶骨，而一直在寺里的玄奘法师纪念堂展出的乃是等同于真顶骨的影骨。另外对日抗战（1937～1945）时，日本人入南京，修路掘地得到大师部分顶骨，移奉日本。后一部分顶骨归还台湾，现奉安于台湾省南投县日月潭玄奘寺。
玄奘西行求法不是最早的一个，却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一人孤征，冒险犯难，百折不回，征途中，四夜五日无一滴水入口，昏迷中还要顽强爬行，再现了中华民族的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后世向外开拓探险者的先锋。
玄奘西行开创了中国的佛国外交，在他求法的路途上，已经有天竺各国以佛经为纽带，展开对唐友好往来。在他回国以后，日本、韩国佛徒也陆续到大唐求法，形成中日等国的友好往来，直到今天，中国佛徒和日韩佛徒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进了当时的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流。
玄奘西行的出发点是求法取经，然而，此次出行的文化价值可能远远高于其宗教价值。
西域诸国之政治、宗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通过这次西行被传到了中国，后来在交流过程中又继续散播。实际上, 此次西行对唐朝的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今后中国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玄奘：602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他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
（四） 佛教入藏——公主的嫁妆
1、唐朝时期的吐蕃
相传公元四世纪吐蕃拉妥妥日聂赞时佛经就已传到西藏，但当时藏族没有文字，没有人懂得其意，也只好把佛经供了起来。
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唐代以前和中土没有来往。据说吐蕃人是东晋末年南凉国王鲜卑人秃发利鹿孤的后代，因失国而辗转流徙到青藏高原，为纪念祖先，他们以“秃发”为国号，后依语音相近讹变为“吐蕃”。吐蕃人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饲养牦牛、马、猪和独峰骆驼，有的也种植青稞和荞麦。
6世纪时，吐蕃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 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
公元七世纪，弃宗弄赞继位作了吐蕃赞普（吐蕃国王），人们又称他为松赞干布，是一位骁勇慓悍的领袖，他率领军队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建立了以逻些城为中心的强盛王国，逻些城即今日的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藏族文化作为高海拔地区——世界屋脊——的文化，具有高海拔地区的一切特点。藏人以朴厚、豪壮、博大为美， 汲取其他文化，创造了自己的34个藏族文字。日喀则，藏语意为“最好的庄园”；“拉萨”藏语为“圣地”或“佛地”之意；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西藏发源地——神山圣湖，同时被印度教、藏传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以及古耆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神山圣湖上的冈仁波齐是世界公认的神山，似冠着银色“金字塔”。
当时的吐蕃王朝，它的国家体制事实上还处在各部落的联盟阶段。王朝内部不仅权力分散，而且苯教巫师还常常假借神的旨意控制王室，左右朝政。在这种情况下，怀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在建国之初，便将目光转向了中原和邻邦，选择佛教作为巩固国家集权，统一大业的思想基础。 在这一阶段佛教才正在西藏地区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2、松赞干布迎娶泥婆罗公主
７世纪中期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奴隶制政权以后，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当时位于吐蕃南部的泥婆罗（今尼泊尔）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将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也有人说松赞干布之所以要迎娶尺尊公主为妃，是为了加强与泥婆罗的友好关系，从而起到巩固吐蕃和印度半岛的宗教联系的作用。尺尊公主在入蕃时带来一些工匠，还带来一尊释迦牟尼８岁等的佛像。
3、文成公主入藏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率吐蕃大军进攻大唐边城松州，即今天的四川松潘县，生番破城及屠，****男性，掠夺女性为奴；唐太宗治理下的唐朝，此时正国富兵强，于是派侯君集督率领大军讨伐。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松赞干布只好俯首称臣，并对大唐的强盛赞慕不已，他在上书谢罪的同时，还特向唐廷求婚。
唐太宗经过一番考虑，决定答应他的请求，文成公主人长得端庄丰满，自幼饱读诗书，她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因而也就应允了。
贞观十五年隆冬，一支十分可观的送亲队伍，在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的率领下，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之所以要在隆冬季节出发，是因为由长安经陇南、青海到西藏有一个多月的路程，沿途要经过几条湍急的大河，隆冬季节河水平缓，才便于送亲的队伍通过。
经过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的艰苦跋涉，春暖花开的时候，文成公主一行到了黄河的发源地一河源，这里水草茂盛，牛羊成群，一改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一路上很为吐蕃地势恶劣而忧心的文成公主这时也松了一口气，于是送亲队伍在这里作了数日的短暂休整。
这时，松赞干布亲自率领的大队迎亲人马也赶到了河源，松赞干布一行见到大唐使臣江夏郡王李道宗纳头便拜，
并行了子婚大礼，他已认定把大唐作为吐蕃的上国 送亲和迎亲的队伍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地进入了逻些城，在李道宗的主持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按照汉族的礼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全逻些城的民众都为他们的赞普和夫人歌舞庆贺。松赞干布乐不可支地对部属说：“我族我父，从未有通婚上国的先例，我今天得到了大唐的公主为妻，实为有幸，我要为公主修筑一座华丽的宫殿，以留示后代。”
不久，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布达拉宫就建成了，里面屋宇宏伟华丽。亭榭精美雅致，还开凿了碧波荡漾的池塘，种上了各色美丽的花木，一切建制都模仿大唐宫苑的模式，用来安顿文成公主，借以藉慰她的思乡之情。
因为松赞干布把观世音菩萨（世间自在佛）作为自己的本尊佛，所以就用佛经中菩萨的住地“布达拉”来给宫殿命名，称作“布达拉宫”。当时的布达拉宫有大小房屋一千间，但是在赤松德赞统治时期遭遇雷火烧毁了一部分。后来在吐蕃王朝灭亡时，宫殿也几乎全部被毁，只留下了两座佛堂幸免于战火。此后随着西藏的政治中心移至萨迦，布达拉宫也一直处于破败之中。
1642年，五世****洛桑嘉措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拉萨再度成为青藏高原的政治中心。1645年，他开始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竣工，是为白宫。1653年，五世达赖入住宫中。从这时起，历代****都居住在这里，重大的宗教和政治仪式也都在这里举行，布达拉宫由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
当年随文成公主一起入藏的嫁妆中，还有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后来将佛像供奉于大昭寺，***民为了表示敬意，在佛像前献了贡品。按印度传统的佛教习俗，供奉佛和菩萨的贡品有六色，即花、涂香、圣水、瓦香、果品和佛灯。可当时已是草枯花逝的时节，无法采撷鲜花，有工匠独出心裁地用酥油塑造了一束花献于佛前。从此以后，酥油花就成为了一种藏传佛教特有的贡品和艺术。
酥油花是一种油塑工艺品，以酥油为主要制作原料。酥油是青藏高原藏族等牧民的奶油类食物，是用牛奶经过反复搅拌后提出的黄白色油脂。这种油脂呈凝固状，柔软细腻，色泽纯洁，清香扑鼻，可塑性极强。其塑造的工艺品，具有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精巧玲珑等特点。
相传，宗喀巴大师有天晚上做一奇梦，梦见荆棘变为明灯，杂草化为鲜花，无数奇珍异宝，五光十色，灿烂夺目。他醒后立即组织艺僧用酥油塑造各种花卉树木、奇珍异宝，再现了美妙梦境，连同无数的酥油灯供奉佛前。
公元七世纪时的松赞干布时代，正当中国的唐朝，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文成公主由于是汉传佛教最兴盛时期的唐王室公主，对佛教自然也有深厚的感情。通过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姻，不难想像，中国佛教最盛时期的唐朝文化当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了西藏。于是佛像、经典、僧侣亦随文成公主入藏，西藏佛教由此而开始兴盛。现行的西藏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梵文衍变而成的。
根据史料记载，尺尊公主曾邀请文成公主共同建造寺庙，于是就有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大昭寺主神殿供奉着尺尊公主带来的佛像，小昭寺供奉着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１２岁等身像。松赞干布病逝之后，在文成公主的安排下，两座佛寺互换释迦牟尼佛像。
大昭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后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是西藏最辉煌的一座吐蕃时期的建筑，每日被转经的人流簇拥着。寺内主供的释迦牟尼像是文成公主入蕃带进的，拉萨之所以有“圣地”之誉，与这座佛像有关。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藏语意思是经堂。“大昭”，藏语为“觉康”，意思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有释迦牟尼像的佛堂。
大昭寺建造时曾以山羊驮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1409年，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歌颂释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传佛教各派僧众，在寺院举行了传昭大法会，后寺院改名为大昭寺。也有观点认为早在9世纪时已改称大昭寺。清朝时，大昭寺曾被称为“伊克昭庙”。
小昭寺是由文成公主主持修建，与大昭寺同时开工，同时告竣，同时开光；大门朝东，以寄托这位公主对家乡父母的思念。该寺坐西朝东，据说是文成公主悲思家乡而设计的。文成公主为建小昭寺从内地召来精巧工匠，以汉地庙宇为模式，结合藏地建筑特点，建成了极为壮观的重楼叠阁。小昭寺早期建筑几度遭受火灾又几经修复，原建筑早已不存。现在的殿堂已是后来建的。主殿占地面积为3940米。大经堂可容500名僧众在肉举行佛事活动。
文成公主的入藏，汉藏之间的友好，也进一步打通了唐朝佛教僧侣进藏的通道，佛教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促进了藏传佛教体系的形成。藏传佛教传到西藏后，由于和藏民族本身的信仰以及文化相互沟通、融合。后来在西藏历代王朝的扶持下，逐渐在西藏得到了普及。到公元八世纪末年，西藏建成了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藏传佛教开始渗透到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文成公主:（？－680），唐朝宗室之女，汉族。她聪慧美丽，自幼受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书达理，并信仰佛教。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太宗族弟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出长安远嫁吐蕃，并把佛教带到了吐蕃。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尊崇。
（五） 鉴真东渡——最曲折的路，最耀眼的成就
唐朝时期的中国格外繁荣，国势强大，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使者都闻名而来。中国和近邻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更是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1、鉴真简介
鉴真俗姓淳于，公元688年，唐武则天时期，生于扬州江阳县。鉴真14岁时就进扬州大云寺，师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进步很快。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
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733年，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为一方的宗首。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2、鉴真历经磨难东渡日本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尚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
第一次东渡日本，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从扬州出发，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
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等，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85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
第三次出海，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
公元744年，鉴真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扬州，第四次东渡竟也没有成功。
748年6月27日，鉴真进行第五次东渡，他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在辗转返回扬州途中，弟子祥彦和日本学僧荣睿相继去世，鉴真本人也因长途跋涉，暑热染病，双目失明。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应允了日方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干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要远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
公元753年，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船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苏州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即黄歇浦）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
临行前，恐官府发觉，经卷有失，于十一月十五日鉴真一行分乘第二、三、四船。直到十一月十六日船队启航前鉴真才上了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驶入东海后，船队被强劲的东北风吹散，第四船杳无踪影，剩下的三只船只有奋力拚搏向前航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二两船同到冲绳岛，已在多弥岛（今日本种子岛）的西南。第三船昨夜已停泊在同处。十二月六日，海上刮起人们渴望的南风，三只船相继起航顺风前进，而藤原大使与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着石）无法行动。鉴真所乘的第二船发向多弥去，七日到达益救岛（今日本屋久岛）。停泊候风10天，并等待其余船只。第一船修复后，继续航行，因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 州（今越南境内），全船180余人，死难170多人，仅大使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10余人幸免于难。第三船后来也航返日本。
十二月十八日，第二船自益救岛出发续航，十九日遇到暴风雨，不辨东南西北，鉴真等又历经磨难，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抵达日本九州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十二月二十六日，鉴真等一行在日僧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太宰府，并于次年（公元754年）二月一日，航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今日本大阪附近）。二月四日鉴真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举国上下盛大的欢迎，皇族、贵族、僧侣都来拜见。
三月，吉备真备以敕使身份向鉴真宣读了天皇的诏书：";大和尚远涉沧波，来到我国，朕不胜欣慰，自今以后，授戒传律都由大和尚担任。";四月初，在东大寺设戒坛，由鉴真登坛主持，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及400余位僧人授戒。756年，孝谦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统理日本僧佛事务。
758年，鉴真卸任，被尊称为";大和尚";，恭敬供养。759年，鉴真率弟子仿扬州大明寺格局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至今仍存，被视为日本国宝，对日本建筑艺术有重要影响。以后，鉴真在此授戒讲经，把律宗传至日本，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鉴真虽双目失明，但能凭记忆校对佛经。他还精通医学，凭嗅觉辨草药，为人治病。留下一卷《鉴上人秘示》的医书，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带到日本的中国佛经印刷品和书法碑帖对日本的印刷术、书法艺术有很大影响。
763年鉴真在日本招提寺内圆寂。寺内至今还保留着鉴真的坐像，这也是日本的国宝。这是鉴真的弟子忍基和思托用中国的干漆夹法为他塑的。鉴真在日本10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受鉴真弟子思托等的委托，在鉴真圆寂后的16年，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的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写了《唐大和上东征传》。书中详尽描述了鉴真六次东渡航海的艰苦历程，使后人了解了唐朝时中国、日本的造船术和航海术。
3、鉴真东渡的意义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
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 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 花椒、吴茱萸。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曾有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 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