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好人难得有好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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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好人难得有好报（2）
第十篇 好人难得有好报（2）(1/3)
戴名世冤作“文字狱”鬼
都说“柔柔弱弱”是书生，读书人历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在鲁迅先生的眼里，这群柔弱的书生却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奋起拯救。但就这样一批人，他们往往受的是世上最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除了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外，还要成为统治者权力斗争的冤魂。戴名世冤死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
戴名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清廷所谓“天下太平”的“盛世”，这是清王朝的封建政权比较巩固的时代，也是一个残酷的时代。因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国之后，民族间的隔膜并不能一下子消失掉。康熙执政时，虽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人们的反清思想特别是在汉族的一部分文人中还是存在的。为了清除反清情绪和言行，清初统治者便大施专制**威，于是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文字狱案，对具有民族气节和民主思想的人士加以打击和摧残，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处死。而戴世名的《南山集》案便是其中一例。
戴名世自小便有大志，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他的曾祖父戴孟庵，就是一位有气节的明末遗老，戴名世从小就听取曾祖父的教诲，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种下了不满现实的种子。另外，他的父亲戴霜崖是一位穷书生，一生教书授徒，还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因之“尝借饮酒以解其愤懑”。前辈们这种消极的不满情绪对他的熏陶，以及他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于是形成了他的反清思想和“好骂人”的性格。
戴名世才华出众，人以文名，一生写了不少好的文章。康熙四十一年，他的门人尤云鹗收集先生古文百余篇，刊行于世，名曰（南山集）或《南山集偶钞》。都御史赵申乔一向不满戴名世的“狂妄”，《南山集》问世后，遂假以罪名进行奏劾。指出：“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赵申乔的这篇奏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劾戴名世最重要的话，是《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氏的《滇黔纪闻》，是记永历帝在滇黔称帝的事。他在《与余生书》中提出写明史，弘光、隆武、永历都要写。在这里，他提出了这三个皇帝的年号，本为清廷所不容，而且还要像“昭烈之在蜀，帝呙之在崖州”一样，列为正统，那更是清廷之大忌。
原来戴名世平时最喜欢读太史公的著作，慕司马子长的为人，又尝考求前代名人奇节懿行，便时时著文，来抒发自己抑郁的爱国情感。他经常访求明末遗老，网罗明季逸事，准备写一部明史。清初有些文人是通过写明史以悼念前朝的亡国之痛，浇胸中之垒块，谈迁写《国榷》，查继佐写《罪惟录》都是如此。戴名世要写明史恐亦如此。戴名世为了写明史，遂注意搜求南明史实。所谓《南山集》案也是《明史》案。
其实，赵申乔欲置戴名世于死地，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轶事。当年戴名世会试考中第一名，殿试时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的赵熊诏得去。由于赵熊诏的名气远在名世之下，当时便有传言说，这是由于赵申乔在幕后活动的结果。赵申乔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陷害戴名世。在奏疏中特别表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这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拙劣伎俩。
另外，《南山集》案，对于康熙来说，还有一个误会。那就是《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恰好方孝标曾为翰林学士，戴氏文中称之为方学士，而别有方学诗者，曾附吴三桂反清，失败后隐匿起来，在满文中“方学士”与“方学诗”为同音字，康熙帝误以为是在逃的方学诗，特别重视，指明要从严查办。有此皇上“圣旨”，《南山集》案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无疑在戴名世的罪状上又涂了一层说不清的阴影。于是，凡有牵连都被捕入狱，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南山集》案的案情逐渐加重，其另外一个原因。是因戴名世的性格所致，由于他狂傲不羁，敢于揭露社会的丑恶现象，得罪了不少人。以前吏部侍郎赵士麟，为了附庸风雅，拼凑了一部文集，求戴名世作序。戴氏因离京迁延未作，赵便使人代作一篇并冠以戴名世之名，戴知道后，即作《与赵少宰书》进行责难。他说：“今以不诚之人而事阁下，以不诚之文而序阁下之文，宜为阁下之所斥勿收，而阁下顾使人为之，则非阁下始所取于名世之心矣。区区之诚尚欲自达，而代作之文惟阁下削而去之。”对于一位现任的吏部侍郎，戴名世竟直接指出其不对，并且要求将这篇序言“削而去之”，能不引起这位少宰的怨恨吗？《与赵少宰书》原是一封私人信件，于是朝廷大部分官员对戴名世多无好感，甚至视为“狂士”、“恃才**”、“语多狂悖”之徒。恰巧这时赵申乔的劾疏出笼，如同点燃了一根导火线，必然酿成灾祸。戴名世的粉骨碎身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做的结果，戴名世虽然可以吐出一口恶气，而在当权者方面自然就更觉面子难看了。后来，《南山集》案发，这位吏部侍郎无疑是火上加油。
康熙五十年戴名世时年五十九岁，下刑部狱。刑部依“谋逆”律，决定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并将其祖父以内的亲族男性年纪在十六岁以上的处斩，十六岁以下男性及所有妇女配给功臣之家为奴；刻书、作序的尤云鹗、方正玉、方苞、汪灏等人拟处以绞刑，与戴名世讲学论文关系密切的朝官三十余人也拟予贬谪。以上共拟处罪的有三百余人。
其实，《南山集》案实质上是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官场矛盾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文字狱，由来已久，但以明初和清代为最烈。戴名世的死，是直接死于文字狱。其导因则是由修明史引发出来的。戴氏擅长古文，但亦爱好史学，并对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都有自己的见解。他想撰写一部《明史》
，多方搜集材料，即所谓“留意先朝文献”，然后静下心来，“发凡起例，次第命笔”。到他死，他也未写成《明史》却由于“不自韬晦，受重以成其志”含冤九泉。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从未停止过。何以这些文人和书生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有思想，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面前在呼唤，他们针贬时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以一个批判者的身份出现。所以得不到统治者的喜欢，反而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这些文人们昂着他们高傲的头颅，是不怕被杀的，正因为有了这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古代社会才能得以发展。
“戊戌六君子”变法喋血，冤沉海底
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由此进入了其毕生中最为耻辱的一页。然而让人寒心的是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统治者不是积极抵御外侮，内思以图强，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曾经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的耻辱是列强带来的，但“戊戌六君子”的悲剧却向我们昭示着，我们的耻辱是由封建统治者自身的弊病所造成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六人被押赴刑场在菜市口惨遭杀害，英年早逝。这便是“戊戌政变”中的“戊戌六君子”，他们用自己的热血祭奠着神圣的改革灵坛。他们因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获“罪”，以至含冤九泉，后人至今还愤懑不已。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有亡国的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沉沉的夜空因为有了这群有志青年而显现出一丝曙光。“戊戌六君子”也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说是“戊戌六君子”但他们的出身与早年经历并不相同。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
嗣同幼年丧母，受父妾虐待，备尝孤苦。少年受业于同邑名师欧阳中鹄门下，鄙视科举，尤好经世之学。成年后谭嗣同游历了直隶（今河北）、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搏等省，既饱览了祖国河山的壮丽，又深切地感受到晚清政权的积弱不振，不竟感慨万千，怅然喟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逐步形成了变法思想。
光绪二十二年春，谭嗣同在上海结识了在江南制造局负责翻译西方书籍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又在天津，参观了洋务派创办的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对近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谭嗣同至北京时，康门弟子梁启超等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此后一年间，谭“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仁学》是谭嗣同的代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水平。表达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纲常伦教的强烈愿望，是以被誉为戊戌维新派中的激进派。
杨深秀，本名毓秀，字漪邮，号尼尼（ni，音尼）子，山西闻喜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少颖敏，博学强记，学识渊博，对于古代典籍，乃至佛家经典，皆能钩玄提要，独有心得。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创办“令德堂”书院，特聘请杨深秀任院长，以为士人风范。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杨深秀因沙俄强租旅顺口、大连湾而首次上疏，畅谈世界大势，要求朝廷联英、日以拒俄，人们始对其刮目相看，共惊服其通达时务。
林旭，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闽侯）人，生于光绪元年。少孤独，性好学，喜浏览群书。聪颖异常，抱负远大，人皆爱幕其才。并取了洋务派官僚，原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为妻，婚后林旭从沈氏游历南京、武昌等地，结识了不少名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底，慈禧太后以其亲信，大学士荣禄为直隶总督。荣禄因为林旭是沈葆桢的孙女婿，且盛负才名，乃招其入幕府。林旭在荣禄幕府的时间极短，未能影响、改变荣禄的政治立场，他本人亦未受荣禄影响，改变自己变法的初衷。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生于咸丰七年（1857年）。性笃谨，不妄言邪视，好词章，弱冠后始应童子试。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极力奖掖之，遂受业为弟子。光绪元年人尊经书院读书，随后以优贡朝考得知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招人幕府，主办奏牍文字。张之洞爱其谨密，用为亲信。其时，张之洞之子亦在京供职，张于京师有事，不交其子办理，而托之于杨锐，句见信任之专。梁启超说他：“鲠直尚名节，最慕汉党锢、明东林之行谊”，自马关议和以后，“益慷慨谈时务”，与康有为“过从极密”，渐由洋务派的麾下转入维新派的阵营。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生于咸丰九年。光绪八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人老成持重，性格端庄诚朴，敦敬笃实。甲午战争爆发时，曾上书请求变法，提出“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严明赏罚，以操胜算”；“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四条变法措施，尔后入京参与维新运动。
康广仁，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广东南海人，为康有为之胞弟。梁启超称赞他：“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达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有高掌远踱、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免视之”。
他们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最终也一起走上了变法的不归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进行“公车上书”。林旭亦曾“上书拒和议”，并多次与杨锐相与“太息时事”。是年七月，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杨锐积极参与发起工作。强学会被封禁后，部分会员曾联名上书力争。与此同时，谭嗣同亦发愤倡导新学，呼吁变
法，并拟成立湖南强学分会。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康广仁与梁启超等创办的《知新报》在澳门出版，宣传变法的理论，康广仁任该报总理。是年四月，谭嗣同与杨文会等倡设金陵测量会拟召集同志，购置仪器，先习一器，各专一门，待有成效，再图扩充。当时，梁启超、汪康年等正在上海办《时务报》，谭嗣同常至上海和他介讨论学术与时势。不久，康广仁亦由澳门来到上海，联络谭嗣同、梁启超、汪康年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会址设于时务报馆，由梁启超拟订简明章程，计划逐步推广到县、市、集。并召集同仁开不缠足大会，由康广仁主持。又联络同志倡设女学堂，致力于解放妇女的工作。同时，谭嗣同等还积极试办农学会，由谭嗣同起草了《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十八条，拟于上海设总会、各地设分会，以翻译、传播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后，梁启超等集股设立大同译书局，交由康广仁经理。
此时，北京维新气氛十分活跃，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维新志士们纷纷成立各种学会，以集结力量，促成新政的实施。林旭召集福建旅京人士在福建会馆开会，成立闽学会。杨锐召集四川旅京人士在四川会馆开会，成立蜀学会。杨深秀亦曾参与发起成立关学会。三月，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林旭积极参与发起工作，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刘光第、杨锐都参加了保国会。
随着维新运动的蓬勃开展，杨深秀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先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中旬上疏请明定国是，光绪皇帝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开始。
此次变法意外地得到了慈禧等守旧派的支持，但也是在严格限制的前提下进行。慈禧这种做法比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高涨，为形势所迫，要允许他们变法，变不成功，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来收拾他们。但他们却幼稚地以为得到慈禧的认可变法便能成功。
此后杨深秀又疏请厘正文体，废弃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要求朝廷选派近支王公及三十岁以下的贡监生出国游学，翻译泰西各国书籍。其时，杨深秀与御史宋伯鲁废弃八股的建议遭到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殷的反对，杨、宋乃合疏弹劾许应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皇帝令许应癸就所奏各节明白回奏。五月初十日（6月28日），杨深秀奏请皇上“衙门誓众”，“采先圣誓众之大法，复祖宗御门之故事”，在乾清门召集百官群僚，庄严宣布朝廷维新更始、采择万国良法之意，明确宣布阻挠新政、造谣惑众者之罪，要求群臣去守旧之谬见，咸与维新，并责令他们“签名具表”，公开表态，以减少维新运动的阻力。若仍有敢于首鼠两端、阻挠诋毁新政者，则重罚一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务必使群臣“震动恐惧，心识变易”，然后他们才可能实心实意地“奉行新政，力图自强”。随后，又上折建议光绪皇帝面试京朝官员，每日轮流面试二十人，择“通才”召见试用，而罢其疲老庸愚、不通时务者。湖南巡抚陈宝箴为疆臣中推行新政最力者，却遭到地方守旧势力的攻击、诬陷，杨深秀抗疏为之剖辨，奉旨奖励陈宝箴，严责守旧派，湖南的新政得以继续奉行。
同年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皇帝于召见各员后，将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谭嗣同等一入军机处，即受到守旧派的排挤与打击。谭嗣同等欲到汉章京处办公，对方说：我们是办理旧政的，你们是办理新政的，还是请你们到别处吧！谭嗣同等欲到满章京处办公，对方则曰：我们都是满人，你们是汉人，何必与我们搀杂在一起？谭嗣同等不为所动，顶住了守旧派的压力，照常草拟谕旨，批答章奏。光绪皇帝对他们十分信任，经常召见他们，凡有关新政之事，皆令他们拟旨，连军机大臣也不得与闻。但不管怎么说谭嗣同等军机四卿参预新政，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保全维新势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定国是绍》的颁布以及变法的实施，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毫无疑问，这些改革措施已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从而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不满。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这场改革，于是从这一刻开始，慈禧太后也开始密谋如何扼杀这场运动。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的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
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光绪对慈禧太后的阴谋也在每日的朝见中有所觉察。但他们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或许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于是谭嗣同于八月初（9月16日）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伸张正义，杀荣禄保光绪。袁世凯当即表示同意并称：“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却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
翌日清晨，慈禧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启超相继出逃，当时有人再三劝谭嗣同出逃，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说：“各国变法，无人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尔后“戊戌六君子”陆续被捕，他们甚至没有经过审讯便被押往法场。行刑时“六君子”神色怡然，视死如归。杨锐“自吼大杀，观者毕辟易，其冤愤之气，千秋凛然矣”。谭嗣同则放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这里，我们实在不忍心责怪“六君子”们的不善自保。自古以来，率先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车裂，韩非被鸩。他们大都成了历史的殉道者。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许多帝王也都愿意做尧舜之君，所以改革往往由当权者率先推行，但到最后，又被当权者首先阻止。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仅凭几个热血青年在那奋力改革是行不通的。况且，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往往成为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而这些率先改革者也便自然成了这种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