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好人难得有好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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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好人难得有好报（1）
第十篇 好人难得有好报（1）(1/3)
中国人向来是比较信奉由外国舶来的佛教所宣扬的那套因果循环论，对由此而形成的“好人终有好报”的观念也是深信不疑。然而，事实往往要给这些信徒们当头一棒。翻开历史，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好人终有好报”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奸佞邪徒飞黄腾达，坐享天成，而好人却太多惨死或枉死。难道是我们的信念出现了问题吗？
忠正之将的下场
乱世造英雄，国难显忠良。人人都应该有颗爱国之心，尤其在关乎民族存亡的关头，这颗爱国心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忠正之臣的眼里，面对国难家仇，心里只有民族大义，而没有个人生死荣辱。岳飞是宋朝一等一的忠正之将。但最后却冤死风波亭，这哪里是好人有好报，分明是好人恶报。
岳飞是南宋民族英雄，金兵南下时，岳飞意气风发，主张收复失地，恢复中原，而且在抗金中建树不凡，因此成为一代名将。可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被卖国求荣的秦桧害死了。关于他的死，《宋史》在他的本传最后连出“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八个大字，十分注目。
在这一千古悲剧中，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岳飞不善自保。岳飞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国家衰微，民族危亡的时代，北方女真族咄咄逼人。徽钦二宗被俘，国土沦陷，康王赵构逃到江南，依托长江天堑才重建南宋王朝，维持了半壁江山。此时岳飞面对的一方面是两个民族、两个政权的对立冲突，另一方面是徽钦二宗被俘，宋高宗新立，改朝换代的矛盾。岳飞爱国，作为军事统帅他要收复失地；岳飞忠君，作为宋臣他忠实于钦宗。这两条都与在位的高宗的利益不符。所以岳飞既忠君又爱国但还是屈死在风波亭。
那么，这么一个尽忠报国的岳飞何以莫须有之罪而冤死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岳飞河南相州汤阴人，自幼贫苦，文武并修自学上进。可惜岳飞生不逢时，大宋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时代，进入衰落期。当朝的徽宗皇帝，是个琴棋书画样样出色，惟独不知如何治国的风流天子。在他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影响下，朝政陷于极端腐败，阶级矛盾便日益激化了。同时，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又出现新的情况。原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势力急剧扩展，大举攻辽，十年之内基本上攻占了辽国全境，对宋王朝构成了新的威胁。岳飞考虑读圣贤书，走科举考试的老路大概不行了。便把更多的精力用来习武。父亲见他是个有出息的好苗于，便鼓励他：能为时用，徇国死义。
岳飞到了二十岁，便辞别母亲，投军杀敌。临行时，其母请人在岳飞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四个大字“尽忠报国”。从此，岳飞便把这四个字，作为毕生庄严的誓言，奔赴沙场，死而无悔。
靖康元年冬，岳飞在相州从军，恰逢康王来相，遂隶大元帅府，屡立战功。次年春，金人虏徽、钦二宗北去。康王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岳飞当即上书请“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趁金军北返之机，岳飞在常州、镇江、清水亭、牛头山、静安镇等地，伏兵截击，大败金兵，遂收复重镇建康。这是岳飞参军以来取得抗金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后到行在奏捷献俘，高宗细加询问，特予嘉勉。不久，即授武功大夫，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成为南宋政府日益倚重、独当一面的要员了。
从此以后，岳飞更加忠心耿耿，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金兀术闻岳家军到来，就恐惧后逃，真有闻风丧胆之势，很多金将已准备降宋，在这种形势下，岳飞准备乘胜追击，他豪迈地与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
正当岳飞雄心勃勃地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却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刘倚、岳飞“择利班师，不可轻进”。不久，岳飞又在朱仙镇大败了金兀术，准备渡过黄河，剩胜追击，秦桧慌了手脚，在一天之内，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飞撤军。所谓金牌，就是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把金牌举过头顶，骑马奔驰，见者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其催逼之急，可以想见。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从朝廷回来不久，岳飞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岳飞自北宋末年参军抗金，胸怀“尽忠报国”的壮志，不怕艰辛，历经磨难，矢志不移，为宋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因为如此，他也从普通一兵，逐步升官晋职，做到了“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这长长的官衔，当然来之不易，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南宋政府对他出生人死，奋战沙场，为国立功的肯定。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战场上回来不久，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而落入天牢。
“反叛”二字，当然与“尽忠报国”是决不相容的。不仅岳飞会感到万分气忿，不肯服罪；就是被秦桧派来主持审判的何铸，在事实面前也不好反白为黑，诬陷好人！
岳飞被逮捕入狱后，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铸。他不太了解此案的奸伪，在一次提审时，根据揭发人提供的材料，气势汹汹地问道？“胆大岳飞，身为朝廷命官，何故反叛朝廷？赶快从实招来！”岳飞猛然听说自己反叛朝廷，莫名其妙，一时间想不出用什么话来为自己辩护，气愤填膺，一把撕开自己的衣服，**肩背，要何铸看看这里写的是什么？何铸走近一看，原来是“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肌肤，磨而不灭。何铸深为感动，当即暂停审问；接着又调阅全部案卷，仔细分析，所谓反叛的事实，竟然一件也不能落实。于是便向宰相秦桧禀报，岳案有冤。但秦桧哪里肯听，不仅不为岳飞申冤，反而撤了何铸的职。
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另派万俟楔接审此案，他由于并无可以定案判刑的证据，“不知所问”，只好“哗言”讹诈岳飞有“异谋”，有致张宪的“书信”，但又快一月，仍然“无可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主意可另加两条罪状：一条是说岳飞当年奉命增援淮西，可是“逗留不进”。尽管不符真实，但胡说一通是可以骗人的。第二条是说岳飞“指斥乘舆”，曾私下对部将们说：“我三十二岁时建节，自古少有。”就是自比太祖三十岁作节度使。还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骂皇帝。因为皆属口说，可以无凭，随便找个人证明一下就行了。万俟楔大喜，命大理评事元龟年将这些并不确实可靠的材料“杂定之，以傅会其狱”，上报大理寺。
十二月十八日。大理寺接到审判的材料。开始研究如何量刑断案。由于证据不足，意见十分分歧。大理少卿薛仁辅认为岳飞无罪，寺丞李若朴和何彦猷认为最多判徒刑二年。他们反映给大理卿周三畏。周再报告给万俟楔，楔默不作声。周说：“判刑应当依法，我岂能可惜这项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俟楔根本不听这些反对的意见，仍然以“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定案，上报高宗，请“圣旨裁断”。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宗室首领齐安郡王赵士偯上书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布衣范澄之上书说：“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还有进士智浃、布衣刘允升也上书为岳飞鸣冤。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杜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吗？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成有理，只好怫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宋高宗和秦桧为什么一心要杀岳飞呢？
原来，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其实并不愿真正的同金人作战。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国，徽、钦二帝还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吓坏了高宗和秦桧。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
是他们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三十九岁。
高宗杀岳飞无异是自毁长城。此后金军再犯，南宋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岳飞这样一个尽忠爱国的大将了。所以岳飞死后，宋金议和，两国东以淮河为界，西至大散关，其北之地全归金国所有。宋向金称臣，每年奉银绢五十万两匹。从此，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堂堂大宋王朝只能偏安一隅，难以再谈恢复了。
岳飞的冤案，留给后人的感慨和思考，是深刻的，没有穷尽的。元朝诗人赵孟颊在拜谒《岳王墓》中说：“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十分沉痛！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亦堪怜，风波狱。”岳飞是民族英雄，却落得个如斯下场，空留给后人喟叹！
于谦忧国忘身反被杀
中国人非常相信因果报应，以前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了历史上太多“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例，才明白这是因为天理得不到昭彰，正义不能伸张，人们自己创立了一套理论来自我安慰，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某个“时辰”。人们就靠着这种信念继续生活。我们也不得不理解人们这种心态，历史上的冤案实在是太多了，当年岳飞忠义被杀的几百年后，明朝又出了一桩忧国忘身反遭杀的冤案，岂问：“天理何在”？
于谦是明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不愿只限于做一介书生，而是志在社稷，他在少年时期就树立了“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志愿和远大抱负，心存忠国。并把苏武、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作为自己的榜样。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于谦在任职期间，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为民办了许多好事，政绩十分“优异”。
但是于谦生活在明朝政治日趋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时常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年幼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他不仅控制了不少朝臣，同时也操纵了皇帝，跋扈专断，登峰造极。他又勾结奸臣，树立党羽、，手下的爪牙遍布各地，到处欺压人民，谁要惹了他，就会遭他的毒手。一般昏庸腐败的大臣，不仅不敢触犯他，反而对他邀媚奉迎，有的称他“翁父”，向他跪拜，其权势真是灼手可热。这使得于谦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多带点著名土产，而于谦“独不持土物贿当路”。他对阉宦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
于谦的声望很高，作风又清廉刚直，虽然得到人民的赞许，但却引起朝廷宠贵的不满，太监王振更是嫉恨于谦，总想寻找机会来打击他。
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更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他当晋豫巡抚，王振就唆使他的走狗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诬蔑他“因长期不升官心怀怨望，随意荐举私人自代，不合大臣的体统。”于是把于谦关进监狱，由三法司锦衣卫鞠讯，受尽折磨，并判了死刑。这是王振向于谦下毒手的开端。当时山西、河南的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多纷纷到京师，上书申请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愤激，众怒难犯，只好将坐牢三个月的于谦释放，并降官为大理寺少卿。可是山西、河南的百姓仍然不满意，又集合了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请求命于谦再巡抚河南、山西。同时，明朝皇族河南、山西的藩王周王、晋王也请求还让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明朝政府只得命令于谦仍回原任。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贵族也先率军攻打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挟持下，发兵五七万亲征。朝中不少大臣极谏不可亲征，王振不听，并命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守卫北京城。英宗这次亲征，由于军事组织的不健全，后勤供应的困难，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就多次惊扰不定，再加上受到王振的错误指挥，迂回周折，延误了时间。当明军行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时被敌军追及。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死伤过半，英宗被俘。王振也被乱军杀死，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瓦刺军直驱北京。留守北京的于谦组织军民坚决抵抗。十月，瓦刺军抵北京城下，于谦率兵出城迎敌，然后派骑兵在郊外埋伏出击，连北京西郊的居民多登屋掷砖瓦助战。瓦刺军屡战不利，被迫退却，明军乘胜追击，杀死瓦刺军数万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
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以武力进攻不能取胜，而诱降、反间等政治图谋也不能得逞。此时，英宗在瓦刺手中，已失去了任何的**作用，也先决定把英宗送归明朝。这时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已成为明朝皇帝了，是为代宗。代宗不愿接英宗回来，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对明朝还是有利的。于谦便对代宗解释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愿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同意了于谦的意见，派人去把英宗接了回来，但为了提防他复辟，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了他与外边的联系。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见济，忽然病死，代宗又没有第二个儿子，于是关于重建“皇储”便成为明朝大臣们担忧的重大问题。次年四五月间，御史钟同，礼部仪制郎中章伦先后奏请“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立刻触怒了代宗，命逮捕二人，幽禁于锦衣卫狱，榜掠残酷，逼他们供认主使者和交通南宫（英宗）的罪状。于谦曾秘密向代宗请求赦免钟、章，也遭到代宗的“怫然不悦”。公开建议“复储”遭到了严厉的压制，反而促进了暗中复辟的隐谋，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爆发了“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正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当时正是正月十七日，天方破晓，百官都在朝房内等候皇帝临朝。即入朝，听到南宫和殿上呼噪声，都不知何故？徐有贞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趋人贺。”百官震骇，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复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成功后，废代宗为王，没过几天代宗就死在西宫。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同时，大学士王文、学士陈循、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成、舒良等，也都被捕下狱。
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痛加拷掠。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锁钥严密，查抄者以为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及将屋门打开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证。
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都督范广，勇而知义，为于谦所信任，却被石亨忌恨，并斩范广。英宗、徐有贞、石亨等更疯狂残害抗战派人物，王立、陈循、江渊、俞士悦等充军，年富、萧兹、商辂、王伟等革职，其他经于谦推荐选拔的文武官吏都加以迫害，列名镂板，并且榜示“于谦党”于天下。于谦等既死，国防又陷废弛。此后，边警频传，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乙“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徐有贞、石亨之流的凶残反动，陷害忠良，致使明朝政局更加恶化。
于谦含冤而死，就像当年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一样，给于谦加了“意欲”罪名，定为死罪。
英宗复辟以后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剌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刺的斗争，使他在瓦刺中吃了不少苦头，便对于谦恨之入骨。于是他复辟之后，马上就把于谦逮捕起来。
另外还和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有关。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也先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驱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三年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党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像于谦这样
一个忘国忧身，清正廉明的大臣到最后也不得善终，实在是不得不让人遍体生寒。英宗杀于谦就跟当年赵构杀岳飞一样。都只因他们忠于民族大义而触犯了他们的私利。于谦和岳飞之死就在于他们不明白，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过爱国，爱国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作一体，把国看作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已私利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倒其霉。自古“忠孝”两难全，于谦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忠事不忠人，而导致杀身之祸。另外，昏君眼里皆奸佞，奸臣当道，小人得志也是这些英雄们含冤而死的原因之一。
谋国未谋身的李善长
臣为君死原因有很多种，但忠心耿耿，一心为皇上效力也得死，就未免有些说不过去了。所谓雷霆易怒，天威难测，皇帝仅凭个人的判断就可裁判生杀大权，那么生命也似乎太儿戏了。
朱元璋早年寄身寺庙，暂作和尚，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遂投奔义军，在南征北战中李善长一直追随他左右，直到最后他取得帝位，李善长也是忠心为其效力。
早年，朱元璋对李善长一直很信任。有一次朱元璋问他：“四方征伐，何时定乎？”李善长当即回答：“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元。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大为赞赏。从此，他视李善长为知己，令其参预机务，主馈饷，深受重用。当朱元璋威名日振，诸将来归者与日俱增，李善长便认真考察，辩贤愚，别优劣，量才录用，朱元璋无不言听计从。
朱元璋的主帅郭子兴为人暴躁，忌能护短，又好猜疑。朱元璋虽受宠用但处境险恶。郭子兴有时听信谗言，疑朱元璋欲夺其位，于是收回朱元璋一部分兵权，还有意把李善长置于自己的麾下，以分割他们的联系。李善长“固谢弗往”，婉言谢绝了。通过患难与共的生活考验，朱元璋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久，朱元璋帅众渡长江，拨采石，趋太平，克集庆，并以集庆为根据地，西征陈友谅，南攻张士诚，东平方国珍，乃至北伐大都，李善长都参预帷幄。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战，大半个中国已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了。为了实现“成帝业”的目标，1368年，李善长和刘基、朱升等一批功臣，向朱元璋“劝进”，终于使朱元璋在金陵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大明王朝由此开始了。
按道理说，像李善长这样一心为主，与君主出生入死的功臣应该得到重用，不说以后有多少荣华富贵，但至少也可善始善终吧！但李善长的悲剧在于他所遇到的是一位善猜忌的君王。在朱元璋这位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的心目中，“功臣”往往功大“过”也大，所以他们无不都是被猜忌的对象，与他们只可共患难，忌能共安乐？
所谓“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历史事实都为此作了例证。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便泛舟五湖；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行；朱升在帮助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不久，便乞求告老还乡。这些慧眼识人君的人臣，由于能够看清时势的变易而“鸟尽弓藏”，也不仅是为了洁身自好，而更重要的还是向往能够以终天年和为子孙计。李善长辅佐朱元璋建功立业，有类似范蠡和张良，他与朱升更是袍泽同俦。但在功成身退上去未能像他们那样干脆利索。
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虽几经设法加以调整，但并不令他满意，最后决意废除这一制度。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在官僚制度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君相之间还可以相维相系，宰相协助君主理万机，君主依靠宰相御天下。但令朱元璋坐寝不安的历史教训时常盘桓在他的脑海里。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有名人物。而在实际生活中，君相之间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朱元璋在即帝位之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虽几经设法加以调整，但并不令他满意，最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导致朱元璋和李善长之间关系也逐渐疏远，竟至互为敌意。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遂导致后来李善长满门被斩。
“胡惟庸谋反”一案是致李善长冤死的导火索。朱元璋是权力欲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丞相一职，却对皇帝的至高权力起了分权和牵制作用。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就显得尤为突出。胡惟庸又是一个依权仗势，专横跋扈的人物，他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排斥异己，独操生杀黜陟大权。与朱元璋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猜疑的雄主当然如同水火。朱元璋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些功臣宿将不受制驭，由此而对丞相制深恶痛绝。朱元璋常常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的借鉴。他曾指出：“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君天下者，皆不鉴秦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既有历史的教训，又有现实的情况，于是决心废除丞相制度，以期永固皇权，而要废除丞相制，自然要先向胡惟庸开刀。
在朱元璋向胡惟庸开刀之前，刘基突然暴卒，有人说这是胡惟庸毒死的。据《明史》载：“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胡惟庸）短，久之，基疾，上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这件事是真是假，当属疑案。但这正可被朱元璋用来作为加罪于胡惟庸的一个把柄，为了尽快给胡惟庸定罪，朱元璋便叫汪广洋来作伪证。汪广洋虽和胡惟庸有隙，但他是个持身以正、小心谨慎的人，既不愿捏造事实，陷人以罪，也不想传布谣言，行涉轻薄。而是采用息事宁人、一了百了的办法，对于刘基被害的传言，他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朱元璋问他时，竟说：“无有。”汪广洋的回答正是朱元璋不愿听的。因此，“帝怒责广洋朋欺，贬海南，舟次太平，帝追广洋赐死。”
处死汪广洋，是给功臣们一点眼色看看，这对胡惟庸的震动更大。因为右丞既死，左丞自是岌岌可危。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年，胡惟庸的大祸降临了。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丞相胡惟庸；又以镇压奸党为名，株连蔓引，诛杀了一些公侯、大官僚，并乘机取消了中书省。还立下家法，以后不许再设丞相一职。从此，由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的丞相制度废掉了，皇帝成为综揽政事最大的独裁者。
胡惟庸被诛，只是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开始，从此，“坐堂死者甚众”，李善长自然在所难免。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亲自举荐的，且两人过从甚密。杀胡惟庸岂能不杀李善长？但李善长随朱元璋时间较长，功劳卓著，位极人臣，影响较大。要想杀李善长，必须罗致罪状方能下刀。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要惩治李善长，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他列入“胡党”中加以问罪。也不知是不是李善长的运气不好，此时的另一件事正好促成了朱元璋对其入罪。当时有一批在京城的人犯了罪要发配到边境，其中有一位叫丁斌的与善长有“私亲”，善长为其说情，而丁斌又曾经“给事惟庸家”，于是朱元璋便抓到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向李善长问罪了。先是逼丁斌揭发李存义往日“交通”胡惟庸的情状。遂逮捕了李存义父子，并逼李存义交代李善长与胡惟庸的交往过程。特别是李存义揭发胡惟庸劝善长一同谋反的事实，善长虽不愿为，“然颇心动”。仅此一罪，足够问斩了。再加上又有人告李善长包庇胡惟庸派往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与蓝玉联系的“使者”封绩，对这件事“匿不以闻”。
事情发展至此，“罪证”俱在，李善长将获重罪已成定局，他的左右也突然“叛变”了。首先是他的仆人们，大家为了免祸，便都纷纷出头首告，把李、胡之间如何密切往来，如何互通贿赂，如何时常摒人密谈等等，都分别揭发出来。编造“莫须有”的罪名，罗列李善长的罪状。为了把李善长的罪状昭告于天下，以见其罪有应得，朱元璋还把李善长及其从犯的供词勒为一书，名曰《昭示奸党录》，印出多册，发往各地，俾众周知。其意一在晓谕臣民，使知所惧戒，不敢再行谋逆；二则也是昭示李善长等都是罪有应得，并不是他大杀功臣。
这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被赐死，自缢，并株连九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在李善长被杀后的三年“蓝玉案”又发生了，被杀者一万五千人。
李善长实在是死得冤枉，他完全是皇权与相权矛盾下的牺牲品。但是，李善长的悲剧也因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为臣三忌：忌功高盖主；忌权大压主；忌才大欺主。只知为君王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迁徐移转；触人太多，不知激流勇退。看来在古代做官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