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另眼“几朝天子一朝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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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另眼“几朝天子一朝臣”（2）
第六篇 另眼“几朝天子一朝臣”（2）(1/3)
贾似道得宠两朝弄权
能够在官海中驰骋几载的人，或者善于随风转舵，要不就会溜须拍马，但在南宋却有一个无才无德无功的人却能专权两朝，其中原委如何呢？
贾似道，字师宪。生于公元1212年（宋宁宗嘉定五年），系台州（今浙江宁海）人，父亲贾涉任淮东制置使，在贾似道幼年便去世了。贾似道生性浮华，在失去父亲之后，亲生母亲又不知去向，所以无人管教。于是，他就同一帮流氓无赖混在一起，吃喝嫖赌，不务正业。也许就是他的这段流氓生活，帮他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对他日后专宠弄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宋代实行恩荫制度，即对那些做过高官或立过大功的官吏的子孙授以一定的官职，所谓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就是这个意思。贾似道也领沐了这浩荡的皇恩，被朝廷授以嘉兴司仓之职。这虽是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但毕竟能供他衣食，使他从流氓阶层中脱离出来。
然而，要想由这样一个小官通过正常的途径熬到当朝宰相，那实在是痴心妄想，只有通过偶然的奇缘，才有可能飞黄腾达。而贾似道偏偏吉人自有天相，这样的好运就落在他的身上。于是这位无功、无德又无才的仓库管理员，从此就平步青云了。
原来，贾似道的同父异母姐姐被选入宫，并得宠于理宗，贾似道便借着这层关系扶摇直上。宋理宗赵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之一。宋理宗在数年之中连续提拔贾似道，先是提拔为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后来干脆升为大宗正丞。
南宋末年，宦官与外戚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贾似道入朝以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专门引用一批庸官，这些碌碌之辈，不问国事，坐享俸禄，唯贾似道马首是瞻。当有人状告贾似道过于放浪，有碍礼教道学之时，其党羽之一的临安知府史岩还处处坦护他。他对理宗说：“贾似道虽有形迹不检之处，只不过是少年习气，并未伤于风化。但观其材，似可大用。”理宗听了这些话，就放下了心。他本不欲罚处贾似道，便把他调到澧州去当知州。虽不是京官了，但品位未降，又有了实权，对于贾似道来讲，未尝不是好事。由于理宗当政的前半期主要被史弥远集团所控制，在朝臣之中，很难找到一个心腹臣下。因此，理宗对于宠妃贾氏之弟，也就青睐有加。在公元1241年（淳柘元年）至1257年（宝枯五年）之间，贾似道由澧州知州陆续升至两淮制置大使，并兼任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后又升为参知政事，并知枢密院事。在贾似道权力日渐上升的时候，史弥远亡故，其子史嵩之需守父丧回家，他的党羽也渐渐地失去了权力，但接之而来的，是董宋臣、丁大全等一帮专靠趋奉理宗的大臣当政。这些人，对外无抗金之策，对内无安国之能，只是一味地引导理宗享乐，因而，朝廷上的正直之士为之一空，朝廷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一旦金兵入侵，理宗便只有惊慌失措了。
公元1259年（开庆元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出兵三路，进攻南宋。南宋的边境重镇鄂州被围数月，董宋臣等人竟压住警报，不使理宗得知。后来大臣们慌了手脚，准备出逃，理宗才知有蒙古人来攻。理宗不思抗击，反让董宋臣、丁大全等人准备迁都逃亡，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正直朝臣的强烈反对，在文天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理宗只好贬逐了两人，让吴潜、贾似道主政。
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带兵出征，这是他专权误国的开始。他邀得权力的重要法门之一，就是谎报战功。
贾似道既没指挥才能，又没作战勇气。当时，鄂州城的守卫战打得很激烈，城中军民死伤达一万多人，对忽必烈所部的蒙古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坚守，蒙古人也难以轻易向南推进。但虽有军民的猛烈抵抗，贾似道等人却吓破了胆，当忽必烈扬言要进攻扬州时，贾似道连忙遣使向蒙古人求和，自许了许多投降条件。但忽必烈拒绝议和，一面加紧攻打鄂州，一面准备进攻扬州。这使得贾似道忧恐万状，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进攻四川一带的西路蒙军战败，蒙古大汗蒙哥在进攻四川合州时中箭受伤，病发而死，蒙古贵族内部发生权力之争，留在后方的王室趁机自立为大汗。忽必烈为了争夺汗位，准备起兵北还。这时，贾似道若能趁势追击，一定会大获胜利。可贾似道明知敌军即将撤走，偏偏又主动去求和，忽必烈正欲撤兵，乐得占个大便宜，就与贾似道签订了议和条约，要贾似道每年输纳大量钱物，这才带兵北还。
蒙古兵退去，昏庸虚弱的南宋小朝廷长吁了一口气，尤其是宋理宗，真是对贾似道感激莫名。贾似道也真会做戏，首先，他在蒙古兵撤退时截杀了一百多个蒙古散骑，布置了一个宏大的胜利场面，然后向朝廷报捷，说经过如何如何苦战，将士如何效力用命，杀了多少敌人等等，弄得理宗深信不疑。其次，他笼络朝臣，既让他们不明真相，又让他们封锁消息。这么一来，贾似道就成了国家的栋梁，乃至民族英雄。自蒙古人南下以来，还没有人能像贾似道这样奋力击退了蒙军，于是，贾似道瞒天过海，树立了威望。
贾似道采取的第二种取宠窃权的方法是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其实，只要寡廉鲜耻，这一招往往是很有效的。他在带兵增援鄂州之时，贪生怕死，根本不懂指挥作战，被吴潜派住鄂州下游的黄州时，又推推挡挡，不愿到蒙古兵出没的地方去。但一旦当权，他的劣迹立刻变成了功绩，他指使幕僚，收罗“名士”，为他撰写《福华编》，把他的“援鄂之功”吹得天花乱坠。这种做法，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朝廷上下以致平民百姓都曾被他蒙骗一时。理宗甚至亲写诏书称赞他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趁此时机，贾似道又利用朝廷中反对董宋臣、丁大全的情绪，把专权的宦官和其他外戚权臣一一除掉。在理宗执政的后期，贾似道可以说是独揽大权，无人可比了。
贾似道当政期间，也采取了宦官、奸佞之徒蛊惑皇帝的传统方法，即为皇帝搜罗美女艺伎，引诱皇帝纵情享乐。宋理宗本就昏庸无才，不愿理政事，这回可得了贾似道这么一个擎天巨柱，外能御蒙古兵，内能治百事，又能劝己享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理宗晚年，南宋已脆弱不堪，史书上评论这一时期的形势是“犹如用坏胶烂纸糊起来的纸坛子，只要用力一戳，便会碎成万片”。
公元1264年（宝祐五年）理宗去世忠王即位，这就是度宗。由于宰相吴潜反对立忠王赵祺为太子，在忠王即位后，吴潜便被罢去宰相职务，而贾似道因拥忠王有功，取代吴潜，登上了宰相的宝座。新即位的度宗对贾似道礼尚有加，每次朝见必答拜。于是贾似道便飘飘然起来，稍有不如意，便从辞官相挟。并且视国家大事为儿戏，为了加官进爵不择手段。在营葬完理宗，贾似道先弃官隐居，然后让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急攻下沱，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来了这么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出兵抗击蒙军之事，宋度宗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出一言半语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慨赴任，领兵出征了。而这时，贾似道却归隐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居生活。前线的警报传来，数十万蒙古铁骑的急攻，要都城筑垒防御，这一切，使得度宗心惊肉跳，他不得不想起朝廷之中惟一的一位能抗击蒙军的“鄂州大捷”的英雄贾似道。因军情紧急，度宗与太后亲下诏书请贾似道复职。贾似道提出要度宗大封其官才肯回去。于是，纵使为一国君，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先尊他为太师，并封他为平章军国重事（即首相），还加封他为魏国公。这样，贾似道才懒洋洋地出来“为国视事”。贾似道知道警报虽是他令人假传的，但还是要做出慷慨赴任、万死不辞甚至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向度宗要了节铖仪仗，即日出征，这真令度宗感激涕零，也令百官惶愧天地。天子的节铖仪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使命有了结果，这代表了皇帝的尊严。在贾似道出征这一天，临安城人山人海，来看热闹，他为了显示威风，居然借口当日不利于出征，令节铖仪仗返回。这真是大长了贾似道的威风，大灭了度宗的志气。尔后贾似道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拍手庆幸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
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贾似道还故作姿态，再三辞让，屡加试探要挟，后见度宗和谢太后出于真心，他才留在朝中。这时，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终于理解理宗为什么要委政于贾似道。原来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只有贾似道能在国难当头之际，“忠勇当前”，敢于“挺身而出”。度宗哪里知道，满朝文武懦弱是真，贾似道忠勇却是假，他不知不觉地坠人了贾似道的奸计之中。从此，度宗完全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度宗之**，可列于封建皇帝之首，他不仅把先皇的宫女据为已有，还大选美女，充实后宫。他时刻离不开女人，常令几十个美女簇拥着自己，即使在热丧时期也不例外。一旦**心荡起，不分场合地点，即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或是路边草地，也照**不误。按当时的宫廷规定，凡头天晚上被皇帝宠过的宫女，第二天必到登记处“谢主龙恩”，以便计算怀孕日期，免得生了杂种。据说，一般每天来登记的有三五人之多，但多时竟达三十余人。如此看来，恐怕像陈后主、隋炀帝、金海陵王这样的**君，也比他大有不如。
有**君也有**相，贾似道之**亦不在度宗之下。度宗把父皇的宫女据为已有，在理学大盛的宋代已属大逆不道，但贾似道居然借度宗的宫女侍宴侍寝，也算是报应不爽了。度宗为害一宫，贾似道则为害四方，他还连尼姑也不放过。
有一句诗这样写贾似道：“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平章是宰相的别称）。”在蒙古人连年围困襄阳的时候，他却弄来一些尼姑、妓女，日夜**乐，西湖上的风光，几乎被他贾似道一人占尽。他本人还写了一部斗蟋蟀的专著，叫做《蟋蟀经》，对于古玩书画，他也附庸风雅，及其巧取豪夺之能事。对待仆人侍妾，他也极为残暴，在一次游湖之时，他的一个侍妾看到一位少年，赞了一声说：“好美的少年！”贾似道就妒火中烧，令砍下她的头，并把头盛在盘子里，让其他的侍妾传看，其残忍超过了晋灵公宰杀烹熊掌不熟的厨子。方圆几十里内的稍有姿色的妇女几乎被他**遍。度宗和贾似道君臣，在这方面也真创造出了奇迹。
由于度宗的荒**，贾似道再次把持了朝政。贾似道当政期间，朝政极其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卖官鬻爵更是司空见惯。贾似道门庭若
市，凡想做官者，都必须巴结上贾似道。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势，贾似道每五天才坐船经过西湖去上朝一次，连宰相衙门也不去，干脆在自己家里办公，所有文件都要公人送往他家，由他审理签署。实际上，许多事贾似道并不管，只是授意一下，让他的慕僚属吏翁应龙、廖莹中等人办理。这样一来，朝廷的政治，比理宗时期就更加不堪了。
就在度宗荒**，贾似道把持朝政期间，蒙古人也是加紧进攻襄阳，而对于蒙古人紧攻襄阳的消息，贾似道的策略还是瞒和骗。他不许任何人提起蒙军进攻的事，如果有人谈及此事，他就立刻找个借口将他贬斥。有一次，度宗忧虑地问他：“蒙军已围襄阳三年，不知该怎么办？”贾似道却强硬地回答说：“蒙军早已被击退，陛下不要听别人的胡言乱语。”并逼迫度宗说出进言之人，度宗无奈，只好说是听一名宫女说的，贾似道也不管是真是假，就将这宫女立即处死。众人看到这种情形，哪里还敢多嘴？贾似道也真算是得遇“知己”了。度宗不仅不疏远贾似道，反而把他依为惟一的靠山。
为了固权，贾似道屡屡以辞官相狭，而度宗为了有更多时间享乐，还大力挽救，这使得贾似道在朝中的位子固若金汤。
由于度宗荒**无度，在三十五岁的壮年忽然病死。恭帝即位，年仅四岁，由太皇太后谢氏听政。不出几月，蒙古兵就打过长江，逼近临安。襄阳城被围五年，城中士卒以人骨为炊，以纸币做衣服，守将吕文焕见救兵不至，只好出城投降。蒙军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带领之下，以风卷残云之势，攻下樊城，继续进逼。度宗在日，贾似道紧紧抓住度宗怕死的心理，装腔作势地要求出战，却被度宗死死拖住。贾似道既免了亲临前线之惊怕，又赚了好名声。如今，恭帝即位，元兵猛攻，群臣纷纷要求贾似道出征，他再也使不出计策来推托了。
贾似道胆小如鼠，又贪生怕死，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应付。他调动了十三万精兵，从水路出发，来到安徽一带，他根本不思抗击，只是一味巴结元人，请求议和。他给元丞相伯颜送上礼品，请求割地赔款，但伯颜骂他不守信义，还扣留了使者郝大经，拒绝议和，率兵冲击。贾似道几乎未加抵抗，就和几个属下一起乘小船逃走。南宋军队一片混乱，粮草辎重全被元军夺去，军士死伤逃亡不计其数。
但贾似道回朝之后，继续耍弄手腕，牢牢靠定太皇太后谢氏，装出一副忠臣的样子，请求迁都。贾似道兵败鲁港，丧师辱国，使他的奸臣面目再次得到充分地暴露。朝野詈骂，群情鼎沸。枢密使陈宜中率先上书请诛贾似道。谢太后以贾似道效力三朝，一朝获罪为由，只罢了他的宰相与都督之职。但朝廷大臣对此仍然不服，纷纷连续上书，请诛贾似道以谢天下。于是朝廷决定鼗贾似道贬为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团练使。在循州安置，并将他的家产抄没。
县尉郑虎臣曾受过贾似道的迫害，为了报仇，他主动要求押贾似道去贬所。在押解的路上，郑虎臣多次提醒，让贾似道自尽，但他苟且偷生，不愿就死。郑虎臣想尽办法，勒逼折磨，贾似道自知再也活不下去，就服冰片自杀。怎奈一时并不得死，只是肚泄，郑虎臣见此情景，决定亲手在这城结束他。趁贾似道上厕所的机会，他尾随进去，抓住贾似道的前胸，说：“百万生灵死于你这才贼之手，你今天自己找死，我偏不容你，我要替天下人亲手结果你的狗命！”郑虎臣使出气力一拽，贾似道就一命呜呼了。就这样，南宋末年这个为害最烈的奸臣结束了他罪恶、肮脏的一生。
贾似道的确过足了几朝天子一朝臣的瘾。但他在当政期间，真可谓是恶贯满盈，磬竹难书。可是如此一个无才、无德、无功的人却能专权两朝，我们不得不对古代的用人制度提出质疑？在古代，虽也有任人唯贤的先例，但更多的由于君主专制制的影响，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因此许多君主往往就会根据个人好恶来选拔人才，而缺乏舆伦监督。难怪古人自己也会说：“昏君眼里皆奸佞，桀纣手下无忠臣。”如果皇帝昏庸无能，为其效力的便可能是十恶不赦的奸徒，而这样的人历事几朝也便不足为奇了。
曹振镛做官有道
对于曹振镛来说，他作为清朝的一个汉族官僚，一没有显赫的功勋，二无过人的才能，但他却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愈老愈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曹振镛（1755-1835），字怿嘉，号俪笙，安徽歙县人出生官僚家庭。祖父曹景宸，作过多年扬州盐商。乾隆四十少年（1781）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土、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在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曹振镛在道光朝益受恩宠的一个原因是，曹振镛处处寸心老成，事事不逾旧制，与以“守成”为指归的道光帝极为默契，真可谓“君臣心心相应”。道光帝称他为“股肱心膂之臣”，而时人骂他怠误了大清江山。
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形容的是从康熙执政到乾隆前后三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盛世济济的景象。然而“康乾盛世”以后各方面的矛盾都显示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到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具体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摞，道光帝实在应接不暇，搞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的个荒废政务的恶名。
道光帝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颜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琢磨，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这天，道光帝对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奏章心烦不已，曹振镛见状，不失时机地上前道：“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如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肺腑”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帝的下怀。此后，道光帝居然真的照着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但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弄得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所上奏章大减，且“语多吉祥，凶灾不敢人告”，言路就此阻塞。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没多长时间，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着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地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朝廷上下就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道光帝的“实政”措施一个个都成了泡影，整个社会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军武不振、灾害频仍、河工失修、漕运不畅、盐政疲弱、财政拮据依然如故，甚至更加恶化了，加上鸦片烟毒泛滥成灾，边陲、海疆时有警报，大清帝国这艘特大型的破烂不堪的战舰，在道光这位舰长的指挥下，已驶入危险区。终于酿成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不仅如此，曹振镛还善于谗毁。曹振镛入掌军机处不久，便掀起了一股倾轧排挤之风。直隶总督蒋襄平几乎与曹振镛同时被召人军机处，深得道光眷信，威胁到曹的地位。曹振镛极力想把他排挤出军机处，恰好当时两江总督这一要职缺出，急需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大臣就任。道光召军机大臣一同商量这一人事安排，问谁最为合适。曹回答说：“以我看来，似乎只有那彦成最为合适。”因为那彦成正在新疆主持平定张格尔叛乱，他知道道光不会把他调回，而是故意把道光的注意力转移到蒋襄平的身上。果然，道光不同意曹的意见，而指着蒋说：“你就历任封疆吗，看来这个职位非你莫属了”。于是，这一人事安排就定了下来。蒋襄平吓出一身冷汗，出宫廷后对人讲：“这个曹振镛太狡猾了，他要说的话却不明说，让皇帝说出来，当面排挤人，太可怕了。”
曹振镛谗陷理学名臣阮元的手段更高明，可说是人不知，鬼不觉。阮元是清朝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由于阮元声名卓著，天子自然也有所耳闻，欲重用之。用人大权，虽为君主独断，但君主恐耳不聪，目不明，总要多方了解一下情况，那么身居军机大臣的曹振镛，便是君主率先询问的对象。这天，道光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着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帝接着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它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决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道光帝听后，十分吃惊，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还是受了曹振镛的影响，借故将阮元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此后，也便没什么人能对他构成威胁了。曹振镛确实比较清廉，“实心任事”，从不违背旧章，但也无什么才干，谈不上大的政事。他话虽少说，但为自己升官求荣，则挖空心思。他话少而精道，因为他善体圣意，只说前半段，后半段的话让道光来说来、来决策，这对他排斥异己，箝制人心，起了关键作用，而对世事无补。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
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幅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的“做官学”便是“多磕头，少说话。”的确，宦海风波险恶，稍有不慎，便有倾覆的危险。然而，对于这些官僚来说，他们久经风浪，见多识广。因为他们熟悉为官之道，所以在官宦海之中乘风破浪，化险为夷也并非难事，那么历事几朝而岿然不倒也便不足为奇了。
刘伯温改朝换代仍有作为
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事二夫”，历事几朝天子的人，往往被人视为“墙头草”而所唾弃，似乎改朝换代就得换臣子。但是，历史上就有一位人，他是凭自身的实力而在改朝之际立下功劳，并大有作为。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至大四年（1311），其家庭为一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百乘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
幼年时，刘基聪慧异常，极有心计。传言里中一牧童丢失主人之牛，上下寻之不见。若牛真的丢失，牧童命将不保。刘基三尺黄口小儿之躯，从容与言，让牧童寻得一牛尾，插入浅溪之中，然后禀牛的主人，说牛已钻入河底，驱之不出，灾祸便可免除。牧童依刘基之言做了，主人不信，到河边一看，果见一牛尾斜露出水面，拽之不出。侧耳听之，河底似有牛的叫声，无奈，只得不问牧童的过错。从此以后，乡人到处传颂，说刘家出了个才智双全的神童。其父刘爚见儿子极有才气，更是延师择教，悉心培养而不惜资财。刘基入馆之后，并不十分用心，但所学书本，过目成诵，且能善解老师之意。凡教过他的先生，都以有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弟子而自豪。一次，小伙伴们谈及将来志向，刘基竟以天下太平作为成年后的追求，以致他的启蒙老师、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郑复初曾不无称赞地对其父刘爚说：“尊祖上积德行善，致有如此一个非凡的儿子。听其言语，观其行动，据我多年经验，不是夸口，此子长成之后，必为辅佐真主之人。贵府上几代人的功名，将来都要应验在他一人身是了。”刘父听了以后，心中很是高兴，从此更加用心诱导，为他讲述天下形势，创造条件，让他阅读大量书籍，培养他辨别是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鉴于当时天下纷战、战乱不息的局势，刘父还让儿子浏览诸如《孙子兵法》、《百战韬略》等一类军事著作，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辅佐君主，平息战乱，救民于水火之中。
无至顺年（公元1333年），刘基23岁。经过了几番科场筛选，他少年得志，中了进士。依照登科授官的旧例，刘基在中了进士后马上被有司除为江苏高安县丞。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在出任江西高安县丞期间，元朝的政局十分动荡。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搜集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申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至元六年（1340）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鉴于刘基名声太大，有口皆碑，故三年之后，有人极力向元建议，起用刘基，以彰朝廷用贤之德，使天下归心。获准后，刘基被任命为浙江行省儒学副提举，主管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刘基走马上行后，便以身作则，整顿学风，教育部属要耿正廉明，不受任何干扰，为朝廷选贤任能。其结果自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事。死心塌地效忠于元蒙朝廷的刘基又一次愤然辞官。
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叛军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就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的政策，坚决主张消灭。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没想到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至正十八年（1358），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虽然隐居青田老家，但盛名在外，终于等到了“英雄用武之地”。原来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所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似乎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思考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象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土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晚年，刘基尽量洁身远引，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刘基几次辞官又几次出山，历经两朝仍有作为。这主要还得归于其自身的本事，正是应了那句“酒香不怕巷子深”。自己有本事自然没有改朝换代的风险，中国古代还是比较重人才的，所谓得一士而得国昌失一士而国亡的事屡见不鲜，做官做得稳，不如做官做得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