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韬光养晦
妃不可欺 妈咪,这货是爹地? 远来,是你 古董人生 不再平凡 谁动了王的毒妃 侦探王 噬魂记 别吻我,跟班少爷 邪欲无
第五章 韬光养晦
年迈的慈禧太后带领老迈的大清帝国，走过19世纪末的凄风苦雨，大清朝老迈了，慈禧太后也渐渐老迈了。
在慈禧太后74岁的时候，这个老迈的妇人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不管她的权势多么显赫，死神还是一步步走近她。
慈禧74岁的寿辰办得非常热闹，但这也要了她的命，慈禧在当天半夜就开始闹病，她到底年纪大了，虽经多方治疗，但病势越来越沉重了。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的病牵动了朝廷大局。
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担心的事。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他想尽了办法，1905年，袁世凯借立宪之名想分皇帝之权，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慈禧死后光绪对自己实行报复。
光绪已经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但是他对袁恨之入骨。自戊戌政变被袁出卖后，光绪被软禁在瀛台，他“恶袁甚”，“日书其姓名，粉碎之”。1900年到达西安后，光绪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几以此为常课”。袁世凯奏请立宪的时候，想借这个机会推行君主立宪，以分皇帝之权，还可以防止日后光绪重掌政权对己不利。他的心思被光绪洞悉，光绪皇帝在朝堂上见到袁世凯，目光冷厉地说：“你的心思我全知道”。袁世凯听了汗如雨下。他们之间的怨仇已经难以化解。
重病的慈禧听说一个消息，袁世凯要废掉光绪帝，另立新帝。慈禧虽然身患重病，但思维还很清楚。她未必相信这个传言，但是慈禧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为了以防万一，她下的两道谕旨十分耐人寻味：
派奕劻离京去东陵查看自己的陵地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
段祺瑞的北洋第6镇调往涞水，第1镇调防京畿。
奕劻和段祺瑞一为袁世凯在朝中的傀儡，一为其心腹嫡系，这两道旨意明显是在防备袁世凯有所举动。
1908年10月13日，奕劻得到光绪病危的消息赶回北京。慈禧命载沣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同时将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抱到宫里教养。
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帝在瀛台的涵元殿驾崩。
慈禧立刻将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召集到福昌殿，宣布关于新君的几项安排：一、溥仪入继大统；二、以溥仪承继同治皇帝之嗣，兼承光绪皇帝之祧；三、溥仪正在冲龄，由摄政王监国，所有的军国政事，悉承她的训示裁度施行。等溥仪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其亲政。
慈禧自知行将不起，将大清的最高权力交给同时是自己的侄子、外甥的载沣。
慈禧留下的最后一道谕旨：“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主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卫随时面请施行”。
16日晚，把持朝政47年的慈禧太后在仪銮殿去世，享年74岁。
两天之内连丧两宫，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光绪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但是早已是有名无实，他正当盛年，似乎正可以在慈禧身后有一番作为，但是却神秘地死去，这一直是一个饱含宫廷阴森气息的谜团。
关于光绪皇帝的死众说纷纭，有两种传说和袁世凯有关：一说袁世凯深知光绪一直对自己在戊戌政变的出卖行径耿耿于怀，当慈禧病重，袁世凯怕光绪皇帝重掌政权对自己不利，于是向慈禧进谗言：皇上得知太后的病情面露喜色，对太监说，出头之日到了。慈禧大怒道，我不能比他先死。过了几天慈禧自知大限已到，命人给光绪皇帝送去红丸。光绪帝吃了红丸后暴亡。晚上慈禧梦见光绪前来索命。慈禧受到惊吓，马上就死了。这是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慈禧太后先死，袁世凯、奕劻、李莲英等人合谋，秘不发丧，他们害死光绪之后，修改了光绪和慈禧的死亡日期才对外公布。
这当然只是传说，后面这一种尤其经不起推敲，载沣已被任命为摄政王，他和慈禧又是关系很近的侄儿、外甥，奕劻、袁不可能背着载沣干出如此严重的弑君之举。
光绪皇帝死因的真相，已经永远埋藏在历史的迷雾中。
由于光绪皇帝和袁世凯之间的恩怨，诸多的疑点集中到袁世凯的身上。
有许多传说反映了这一点：一说光绪曾留下一道遗诏，写了一个“斩袁”，但是“袁”字只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袁”的最后一笔拉得很长。
一说光绪私下对隆裕太后说：“杀我的是袁世凯”。
一说光绪帝亲自写了“必杀袁世凯”的朱谕，放在一个小盒里，后来被隆裕太后找到。
不管光绪的死因是什么，光绪只是个名义上的皇帝，他的死对朝政没有什么影响，由于慈禧一直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的去世对政局的影响更为巨大。慈禧一直是袁世凯的靠山，倚重自己的当权者去世，代之一个政敌，袁世凯显赫的政治生涯一下子暗淡了。
慈禧死后，即位的溥仪还是个幼童，清廷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载沣的手里，袁世凯曾经极力想向载沣表现自己友好的态度。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慈禧任命载沣为摄政王，溥仪为皇帝时，曾经秘密征询过袁世凯，袁世凯表示“一力赞成”，并且将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认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世凯将英国人的态度告诉载沣，已表明自己与英国的关系，希望以此博得载沣的欢心，忘掉宿怨。
但是载沣一心要为光绪皇帝报仇，对袁世凯很冷淡。
当时朝中的满族亲贵摄政王载沣、善耆、载泽、铁良、良弼等人都想除掉袁，因为袁世凯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要控制朝中大权就要除掉袁。
因此载沣一上台，就把袁世凯冷落在一旁。载沣处理朝政事务，都和张之洞和世续等商议，把袁世凯晾在一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暗暗为袁世凯捏了一把汗。
载沣在满族亲贵的支持下，开始行动了。宣统皇帝溥仪曾经在回忆录里写过：
对我父亲摄政王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订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赏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尚方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的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同时朝中反袁势力见时机有利，也竭力弹劾袁。
宣统登基之后，为了表示新朝的“恩泽”，对一些朝廷重臣进行赏赐：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加世续、鹿传霖太子少保衔、用紫缰，赏加张之洞、袁世凯太子太保衔、用紫缰。
御史们乘机发难，御史江春霖以朝廷优赏之不当为名，弹劾奕劻、袁世凯结党营私。
御史赵炳麟也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上疏痛陈用袁的几大弊端。
载沣看到袁世凯在朝中党羽众多，势力根深蒂固，特地征求朝中重臣奕劻和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虽然和袁世凯政见不合，但是他看出载沣要杀袁世凯是满汉之争，张之洞身为汉人，自然不愿见到朝中出现排挤汉人的局面。因此张之洞力保袁世凯，他说：“主少国疑，未可轻于诛戮大臣，而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
奕劻也附和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反怎么办?”这一番话顿时把载沣镇住了。载沣心有不甘，他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密电征询北洋六镇统制的意见。第4镇统制吴凤岭、第6镇统制赵国贤会衔回奏：“请将臣等先行革职，以免士卒有变，致辜天恩”。潜台词就是说北洋军会造反。这就证明了当时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的说法。
性格懦弱的载沣终于不敢断然下手杀袁，只好按照张之洞的办法处置袁世凯。很快，处置袁世凯的上谕就下来了：
这道上谕是1909年1月2日发布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的“足疾”也有些根据，上年袁世凯在寿辰时被弹劾，就是以“足疾”为由请假的。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从煊赫的枢辅重臣一下子被撸得干干净净，所幸逃得性命。
当袁世凯听奕劻说载沣就要对他下手的时候，慌忙微服逃到天津，化名住进英租界的一家饭店，准备潜往日本避祸。上谕颁布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回北京自己的寓所领旨，次日拜见摄政王“谢恩”辞行。
袁离京回原籍时，送行的只有严复和杨度。他的门生故旧为了避祸都不敢前来送行。昔日威风八面的袁宫保，就这样从政坛上消失了。
只有外国人还为袁世凯说了几句公道话，英国的《泰晤士报》曾经刊登了一则社论，赞扬袁世凯的才能、进步的思想等等，最后感叹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
袁世凯居官期间，利用搜刮的巨款，在豫北的汲县、辉县、浚县和彰德(今安阳市)购置了大量田地山林，修建了数处房舍。罢官以后，他未回项城老家，带着两个姨太太到卫辉府的所在地汲县住下。
袁世凯之所以不回项城原籍，除了祖籍的房舍已给亲族外，主要是因为家庭矛盾所致，他不愿同其兄袁世敦往来。矛盾的产生起因于安葬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兄弟共六人，除袁世敦为父亲袁保中的元配夫人刘氏所生，系嫡出以外，其余五人俱为袁保中的继室刘氏所生。对袁世敦来说，袁世凯的生母为庶母。1902年10月，袁世凯由直隶总督任上回祖籍项城安葬其生母的时候，因葬地与恪守封建伦理原则的袁世敦发生了剧烈冲突。袁世敦认为她不过是一位庶母，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拊葬于坟地的边角。袁世凯同他争执了很多次，他坚决不答应。在那个时代，有关家族中的大事，官高权重的袁世凯说了并不一定算数，最后要由袁世敦这个嫡长子决断。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得另外买了一块新坟地安葬了自己的母亲。从此以后，袁世凯就断绝了同袁世敦的往来，也由于这个原因，罢官后他没有回到项城的老家。
辉县城西北五里有河南著名的百泉、苏门胜景。百泉是卫水之源，泉流清澈，毛发可鉴，周围楼台亭阁或雄伟宏敞，或玲珑小巧，与嵯峨苍翠的苏门山交相辉映，风景极为秀美，自汉、晋以来，即成为名流隐士的游览栖迟之所。魏、晋时期的隐士孙登，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宋以来的程颢、程颐、周敦颐、邵雍、耶律楚材、姚枢、许衡、孙奇逢等理学家、经学家、政治家，以及不食清粟而死的彭了凡，都曾来此游览、隐居或讲学。乾隆皇帝亦在此驻跸过。
该县与卫辉相临，城中也有袁世凯买下的房舍。他经常住在这里，每每约人前来，或临泉而赏景，或登山而寻胜。在孙登长啸的啸台遗迹上，前人留下了不少题咏，袁世凯亦书写了一副对联：“运际昌期，应不容先生长啸；闻犹兴起，却常留终古高台”。他还与徐世昌发起捐资，对百泉、苏门等遗迹进行了重建。重修的动机，据其自述是：“余以退居养疴，憩息于此，睹名贤祠宇之衰落、胜迹遗踪之荒废，怒焉不安于怀，允宜集资，量为修治，补苴罅漏，踵旧重新，以昭矜式”。此外，他还打算“俟资用宽裕，行将购地建宇，创为书社，搜讨前贤著述、高典册、散佚遗亡及板籍残缺不完者，校勘梓印，以备硕学名流来游栖止流览观摩之助”。
过了两个月，袁世凯又携全家人迁居到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此村以面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洹水源出林县西北的林虑山中，至彰德境内的善应山湫流涌出，泉脉渐大，由西婉蜒向东，横贯彰德，注入卫水，恰从洹上村前流过。洹上村的住宅原系何氏的一座别墅，总面积二百余亩，袁世凯“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袁世凯把它买下来以后，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宅外砌着高大的院墙，院墙周围筑了几个炮楼，由地方当局派的两营马队驻扎护卫，从外面看仿佛是一个寨堡。院内辟有菜园、瓜园、果园、桑园，饲养猪、羊、鸡、鸭之类，还整修了一座花园，袁世凯因昔日曾得慈禧太后所赐手书“养寿”二字，故将此园命名为“养寿园”。
养寿园中央有三列巨大的建筑，周围有宽广的走廊，轩敞为全国之冠，这就是养寿堂。该堂楹联为所集前人诗句：“君恩彀向渔樵说；身世无如屠钓宽”。园南有谦益堂，“谦益”二字为慈禧太后在1902年初所赐，袁世凯以此二字命名，据其自跋所说，意在“俾出入瞻仰，用自循省”。该堂楹联为：“圣明酬答期儿辈；风月婆娑让老夫”，系袁世凯亲拟。其余景观和建筑有：五柳草堂、乐静楼、红叶馆、纳凉厅、澄淡榭、葵心阁、啸竹精舍、杏花村、临洹台、洗心亭、垂钓亭、盖影亭、滴翠亭、枕泉亭、接叶亭、待春亭、瑶波亭、泻练亭、天秀峰、碧峰洞、椎风洞、散珠崖、汇流池、鉴影池、卧波桥。其中汇流池面积广达十亩，是由引入的太平渠水汇聚而成的人工湖，碧波荡漾，临岸鉴影，里面生长着荷菱，养殖着鱼蟹，备有船只，洗心亭位于湖中心，是袁世凯在良辰佳期同妻妾宴乐观赏的常临之处。整个园内名花遍布，香飘四季，茂林修竹，婆娑滴翠，高石泻泉，瀑散珠玉，朱栏半隐，曲径通幽，确是一个景色绝佳、清幽恬静、适于颐养天年的处所。
定居洹上村之后，袁世凯把其三兄袁世廉接来同住。在这里，他时而同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谈天；时而同几个墨人骚客吟诵风花雪月，诗酒唱和；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时而带着家里人去看从南方请来的蚕娘和纺纱娘喂蚕、缫丝；时而接待一下宾客；时而听听河南坠子和柳子戏……。
与此相适应，各楼堂亭榭上匾额的题名，体现了他对名利的淡泊。他那张头戴斗笠、披着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更表明他的无心问世。
还不止此，他的生活在其所写的诗中也得到相当的反映。请看下列两首吧：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从诗中之意看，他似乎完全陶醉于闲情逸致之中。诸如此类，都被收入《圭塘倡和诗》中刊行流传(袁宅前横亘于洹水上的小桥名圭塘)。
袁世凯这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与名士派头，似乎给人一种强烈印象：他看破了“红尘”，下决心要隐遁了，至少也心灰意懒，从此与政治绝缘，不再当际会风云的人物了。其实不然，他做的这些表面章，是故意给人看的，意在欺骗清政府，借以消除对他的注意力。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非但没有养成清淡寡欲的习惯，乐天安命，怡然自得，其权势利禄之欲反而与日俱增，益发强烈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着时机，企图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而且相信这个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
袁世凯具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决非出自主观空想。他尽管遭到斥逐，丧失了权力，但并不等于说政治资本跟着全部丢光。其嫡系部队北洋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北京一带，由军师徐世昌暗中代为照管着。徐世昌于袁世凯罢黜后由东三省总督调任邮传部尚书，后晋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不仅得以替袁世凯照管军队，而且掌握清政府的情况，随时向袁世凯报告。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们，因清廷将军权集中到皇室，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更加对袁世凯念念不忘，不时轻车简从，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或报告消息。过春节的时候，总有一批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对于来访的北洋将领，他都热情亲切地接待，临别时常常馈赠一笔丰厚的程仪，进行拉拢，甚至收留、安置前来投靠的无名部下，借此对整个北洋军产生影响。他还在遥控着北洋军，仍不失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无冕之王。
在虚假的隐逸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地进行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着自己的潜在势力；让在农工商部充当参丞的儿子袁克定和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人密送情报；继续贿买奕劻；在家设立电报处，整天机声嗒嗒，同各地联络；订阅各种报纸，观察时局动向；与跟随在身边的少数幕僚研究讨论对付清政府的策略。
诗言志，袁世凯尽管在诗中竭力隐匿政治野心，可是，“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早浣帝京尘”“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等句，已暗藏着对清廷将其罢官的仇恨；从“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高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诗句的字里行间，他那不甘蛰伏的情绪，也隐隐流露出来了。
清政府对袁世凯有没有防范呢?有的，当袁世凯开缺回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实则让其暗负监视之责。肃亲王善耆派遣的密探也潜往河南。袁世凯难得有一夜高枕安眠。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不致搬家，他闭门不出。对袁得亮，他特别另眼相看，认为本家，从封建宗族关系上套近乎，饮食、衣服予以周到的照顾，银钱、财物大量奉送。袁得亮是个愚蠢平庸、不通墨、贪财好利的家伙，很快就被糖衣炮弹打中，变成了袁世凯的俘虏。其每月向步军统领送交的报告，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为之代劳，不言而喻，在报告里袁世凯的真实情况是得不到反映的。不知载沣是相信了袁得亮的报告，还是被袁世凯“退隐林泉”的做作功夫所迷惑，确实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性。这正是袁世凯所企望的。
光阴似水，袁世凯在等待、盼望、焦急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是极不平常的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由于官僚、军阀、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商人高利贷资本残酷剥削，清政府不断增加赋捐，以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亿万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粮斗争，掀起了抢米风潮。斗争开始于1905年，1908年以后更趋激烈，直隶、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吉林尤为突出。1910年抢米风潮几乎遍及南北各地，以湖南闹得最大。长沙的饥民在一夜之间将一百余家米店全部捣毁，次日又焚烧或捣毁了巡抚衙门、银行、税关、官钱局和英、美、德、日等国的洋行、趸船、货栈和教堂，参加的人数达两万以上。反抗清政府因筹办“新政”，诸如调查户口、筹办地方自治、开办学堂和乡村巡警而加增捐税或借机勒索的斗争也到处发生，有的是小规模的**或民变，有的则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山东莱阳曲诗领导的起义，人数多达五万，影响周围数县。
黄兴
工人群众为反对剥削压迫而举行的罢工次数不断增多，斗争在继续发展，上海的工人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顽强。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着武装斗争。1909年，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倪映典等人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他们原来预定1910年2月24日前后起义，后因消息泄漏，一部分新军在旧历年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广州地方当局又下令收缴新军枪支弹药，倪映典被迫提前发动，于2月12日率新军一千余人从城郊向省城进攻，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了他们，倪映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槟榔屿会见了黄兴等人，确定了仍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具体领导工作由黄兴、赵声负责，选拔同盟会中最坚定的分子作为起义的基本队伍。会后，黄兴返回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经过长期的准备，定于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义，大批革命党人潜入广州。但事前敌人加强了戒备，再加饷械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得延期。后又得到5月初新军退伍的消息，黄兴遂临时决定4月27日晚起义，亲自带领起义英雄向总督衙门进攻。总督张鸣岐已逃走，黄兴将队伍分成三路冲向城外，打算与预定参加起义的新军和巡防营士兵会合，但在途中即遇到清军的猛烈阻击，伤亡惨重，旋败。事后有人将参加此次起义而牺牲的72具尸体合葬在黄花岗，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展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即发动群众，进行国会请愿，要求民权，反对**，搞得热火朝天。
1908年，清廷在各省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宣布了九年召开国会的期限，公布了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等。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阵地。他们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亟谋提前。12月，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入京请愿。1910年1月代表抵京，上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清廷借口筹备不完全，国民程度不齐，加以拒绝，请愿失败。
代表遂通电各省继续呼吁，在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创办《国民公报》，派人到各省和南洋各埠，进一步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发表意见书，公开驳斥清廷不能召开国会的两点理由，批判了资政院可以代替国会的谬论，指出资政院与国会性质绝不相同，一为**政体之议政机关，一为立宪政体之立法监督机关，人民之所以要求速开国会，正是为了变**政体为立宪政体。同时指出，清廷搞的九年筹备案完全是假立宪之名，行**之实。6月，代表团进行第二次请愿，呈递了10份请愿书。清廷以财政困难、各地受灾为由再次拒绝。立宪派严厉斥责清廷不筹办国会，就是不打算筹办宪政。
1910年10月，资政院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团第三次上书请愿，要求宣统三年(1911年)召开国会。各省立宪派也发动人民签名，游行示威，向当地督抚请愿。资政院通过了提前设立议院的决议并上奏。十七省督抚亦联衔电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清廷做了让步，宣布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立即组织内阁，不得再行续请。一部分立宪派停止了请愿活动，而四川、湖南、湖北、直隶、奉天等省的立宪派仍坚持原议，继续斗争。当东三省的代表到达北京后，清廷悍然将他们押解回籍，并下令镇压了其他省的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内阁问题是立宪派和清廷斗争的另一重点。1910年11月，资政院曾参奏军机大臣不负责任，请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并宣示军机大臣的责任。清廷宣称：对此问题，资政院无权干预。这种蛮横态度引起各省谘议局的强烈不满，纷纷指斥上谕“俱失朝廷立宪真意，尤动摇国会基础”，“与立宪原则相反”，声言“亿兆人断不期此无实之宪政”！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了责任内阁，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在十三名阁员中，满族占九人，汉族仅占四人；而在满族中，皇族又占了大部分，人们称其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集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简大员充当内阁总理。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执行的政策，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清廷不予理睬。7月初，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组责任内阁。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谘议局联合会立即加以详细批驳，并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立宪派还从宪法角度驳斥了所谓“君上大权”，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实为违反国法，剥夺人民权利；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机关，才能定立宪之局。但载沣害怕组织对国会负责的真正责任内阁之后，皇帝大权旁落，因此拒不接受。
清廷的冥顽不化，使立宪派感到绝望，再也不对清廷抱存幻想，一部分从此愤而转向革命，为他们不久之后参加响应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立宪派一再发动群众向清廷示威，痛斥上谕，无情地揭露清政府的**独裁，使清政府陷于孤立的境地，加速了清王朝封建政权的瓦解。他们坚决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宪政，为争取民权、自由、国会、责任内阁、宪法而奋斗，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为革命时机的成熟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保路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浙江、江苏人民继续为争回修筑苏杭甬铁路权利而斗争。而最大的保路风潮则发生在湖北、湖南、广东，特别是四川。
1905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斗争，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了粤汉路权，争得了集股自办的权利。1909年，充任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的张之洞，却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议定了湖广铁路借款。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湖北人民继起响应。1909年末、1910年初，清政府同意了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湖北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商办。但到了1911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为向日、英、德、法、美等国借贷巨款，需以铁路作抵押，提出“铁路干线国有”的建议方案。5月，皇族内阁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粤、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同时和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借款筑路合同。人民以路权丧失关系本省存亡，借款不经谘议局、资政院议决，违反谘议局章程和资政院章程，违反“庶政公诸舆论”的先朝谕旨和立宪精神，怒不可遏，同清政府展开了空前尖锐的斗争。湖南、湖北、广东各界纷纷集会，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推派代表进京请愿，誓死力争。四川的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商人罢市，农民抗粮抗捐，甚至起而暴动。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股东负责人，越发激起人民满腔怒火。革命党人则准备把保路运动引向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政府。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再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国内形势的巨变有利于袁世凯东山再起。事实上，他的党羽也一直不断地进行活动，1910年下半年后更加频繁。11月，唐绍仪因外交失败，天天在军机大臣面前运动起用袁世凯，以应付困境。1911年4月，由于日、俄加紧侵略，东三省形势危急，以奕劻为首的满汉大员十余人同声请求起用袁世凯，力保袁世凯任东三省总督，以挽危局。不久，皇族内阁遭到攻击，协理大臣那桐在奏请辞职的同时，公开赞扬袁世凯的才干胜过他十倍，声称若蒙特用，必可宏济艰难。徐世昌因有袁党嫌疑，不敢公然推荐，但其请求破除常格擢用的扶危济变之才，也是指的袁世凯。即使像载沣之弟、海军大臣载洵等人，也认为有起用袁世凯的必要，某些帝国主义更是广造应起用袁世凯的舆论。载沣、隆裕太后均不为所动。
清政府的**黑暗、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各方面的舆论，使袁世凯看到了希望，其东山再起的欲念愈益强烈，无法抑止。1911年6月，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由湖北进京，经过同行者的劝说，在彰德下车访问了袁世凯。袁世凯初见张謇，不明来意，谈吐闪烁，打了些淮河必须治理一类的官腔，后见张謇态度坦率，他马上捐弃前嫌，由过去拒人千里之外、倨傲放肆一变而为低三下四，格外恭顺。他对张謇说：“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简直是在乞求张謇帮助他活动出山了。这次会见给张謇留下了良好印象，认为袁世凯的议论比二十八年前大有进步。
然而，在某些官僚面前，袁世凯又极力掩饰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装出一副病魔缠身、行将就木、无心过问政事的可怜相。6月22日，他写信给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将保路运动攻击了一通，说是“无理取闹，亦足见人民程度之太低”；又说自己“志气颓靡”，“不足再言功名事业”，“常患头眩心悸，亦衰朽之一端也”。几天后端方来到彰德，与袁世凯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并且结为儿女亲家。
端方见袁世凯时，面交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带来的一封信。盛宣怀致袁世凯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说得相当直率。袁世凯在回信中吹捧了一通盛宣怀，自谦一番后写道：“弟(袁自称)初病左足，嗣病右臂，头眩心悸，益以失眠，精神日见颓靡，志气更不待言。承大哥期望之厚，当铭诸肺腑。惟久病衰朽，心与世违，愿长作乡人，以了余年。有负厚爱，无任悚惭。弟病眼昏花，不能具丹庄书，敢祈谅之”。这种做作功夫真是到家，老实人一辈子也难学会。
但到了8月重修百泉工程竣工时，他那遏止不住的出山**又在其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碑中表达了出来。碑中有如下一段话：“龙骧虎跃之士怀奇负异，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韬养其光气。而贤哲之有经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节诸人是已。今余幸以余闲，无人事之扰，而鞠人(徐世昌)虽居朝列，志亦不忘丘壑，乃得相与致意于此。缅怀孙、阮之高踪，盖复乎不可攀已。时方多事，风云做扰，不知所穷，要非沈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材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撇开缅怀古人和树立风教的伪言，不难看出，他已经准备着出来收拾乱局了。他认为，虽然“风云”刚刚开始漫卷，可是当权的清廷“不足以贞多难”，无法平息；只有“英材骏足”应时而兴，“世变”才能“赖以康济”。这不正是他那样的“沈雄俊伟之才”施展本领的太好时机吗?
10月10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武昌城。武昌起义的发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从1904年以来，革命党人一直从事着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注重在新军当中进行活动。领导团体先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后来主要是学社和共进会，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和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均奉孙中山为领袖。随着保路风潮的高涨，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着武装起义的准备。1911年秋，他们联合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拟订了起义计划，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联络邻近各省策动响应。10月8日，孙武在汉口制造炸弹不慎爆炸，受伤被送进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准备起义的告、旗帜、徽章、印信搜去，报告了清朝当局。次日，蒋翊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当晚十二点起义。十一点多的时候，巡警突然闯进起义机关，捕去刘复基等人，蒋翊武逃脱，起义计划流产。10日，湖广总督瑞澂杀了三名革命党人，下令全城戒严，按名册搜捕。在群龙无首和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旧暗地串联，密谋当晚起义。晚上七点多钟，新军工程第八营的战士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接着起义军冲向楚望台，占领了军械库，继之攻击湖广总督衙门。总督瑞澂逃登停在长江的楚豫号兵舰上，第八镇统制张彪遁往汉口。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11日攻克汉阳，12日攻克汉口，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当武昌起义的炮声传到洹上村时，正是袁世凯亲朋满座、觥筹交错庆祝其寿辰的时候(袁世凯生日是农历八月二十日，这个日子在其初生之年是阳历的9月16日，在辛亥年则是10月11日)。众人闻讯，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即叫撤去酒宴，停止唱戏，纵谈国事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的说，起义军队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必能平定；有的说，起义者志在掠夺，三两日间，大兵压境，即将一哄而散；有的说，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均不在鄂，兵无统属，焉得不败!众言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的倾向是起义不会成功。
袁世凯一边听着诸人发言，一边急剧地思索。渐渐地，他那往日紧锁着的双眉舒展开了，但只抚髯微笑，不作一语。有个门下士见状，便问其有何高见。他说：“瑞澂、张彪都是无能之辈，怎么能够平定叛乱?”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昏庸贪鄙，没有奠安大局的能力。听说革命党人占据武昌后，将进占汉阳，其志不在小。看来星星之火，或足燎原，也未可知呢!有人马上吹捧说，此事非宫保出任艰巨不可。他慌忙摆手，假惺惺地叫大家只谈风月，勿论国事。他觉得只要施展一下手段，清廷不难落入彀中，自己梦寐以求的出头之日也就到来了。主意打定，向各方面做了布置，特别孝敬了奕劻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北京，等待着佳音。
再说北洋集团失势之后，宣统朝的政治更加糜烂，摄政王载沣虽经慈禧多年栽培，但他没有什么治国本领。载沣虽然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每天在朝堂上听政也像模像样，但是对群臣所作的指示却不得要领，时常哈欠连天。他批阅的奏章又错别字连篇，让人不知所云。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虽然结党营私，但毕竟也干出了一点政绩，所用的人也都有些才干。而载沣当政之后，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他清洗了北洋集团之后，代之以满族亲贵，这些皇亲贵胄将国家重器当成了自己的私家财产。甚至像铁良这样稍有作为的满族亲贵也被排挤出朝廷。
载沣重用自己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这是清末两个著名的大贝勒。有一次，海军大臣载洵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奉天去查案，他坐火车到了奉天车站，武官员在车站恭迎，但是载贝勒却不下车。官员们等了半天，不知载贝勒到底是什么意思，有聪明人猜到载贝勒大概有什么要求，于是派人去打听，传来的消息让官员们瞠目结舌，原来载贝勒要向当地官员索要3000张貂皮，否则就不下车。关外虽然盛产貂皮，但是貂毕竟是珍稀动物，一时哪能凑齐3000张貂皮?可是谁敢惹权势煊天的载贝勒?只好先答应着，然后派人重金收购，在载贝勒回京之前总算凑齐了3000张。载贝勒的要求满足了，但是他贪得无厌的丑陋行径也不胫而走，于是人们就称他为“三千张”。
载涛则是出名的胆小鬼。载沣就将国家重器交给了自己两个不成器的弟弟，直把国家大权当成醇王府家宴上的美味佳肴。人们反而觉得袁世凯其实比这些满族亲贵强多了。
国人普遍对“皇族内阁”不满，奕劻只会贪财，世续是个稀里糊涂的人，前朝留下的重臣张之洞也已病故。大清朝的权柄就成了满族亲贵手中的玩物。
由于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和官遭到当局的清洗，这些人郁郁不得志，于是和袁世凯的关系更加密切。载沣在某种意义上把袁的旧部推到了失势的袁世凯身边。
冯国璋、段祺瑞时常潜往彰德和袁密议。逢年过节也总有北洋系的旧部大老远跑来拜年。他们都希望袁世凯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北洋系也就能重新在政坛上翻云覆雨。袁世凯对于来访的旧部总是热情地招待，临别时还经常送一笔丰厚的路费。有些遭到贬谪的落魄的部下来投奔袁世凯，他也收留安置。他们依然心念故主，只要他发号施令，北洋军就会应时而起。
晚清的动荡局势在载沣、奕劻等人的治理下，变得混乱不堪，革命党因此更加迅速地发展。在袁世凯归隐这段时间，由于政坛失去了强权人物，社会开始变得不安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偶有发生。立宪派人士也参加到这个洪流中，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立宪派人士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进行反抗。革命党发动的起义烈火凶猛地一次次燃起。在这段时间里，在广州爆发了数次起义，其中的“黄花岗起义”将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昭示于世人，对振奋民心的影响极为深远，较为有名的还有浙江徐锡麟、秋瑾等发动的起义。
袁世凯自然希望局势变得更加混乱，自己好待时而动，因此他努力和自己一向敌视的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袁曾派人分别和孙、黄这两个革命党领袖联系，但都被拒绝了。不过，也有一些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不那么反感。1908年，丁怀瑾、周云祥等人在云南河口发动的起义就和袁世凯有关。
“袁退居彰德，杜门却扫者三年。顾此中岁月，实非闲暇，乃正制造革命党人之良好机会也。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遏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中私邸中谈燕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其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谊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野(瘦马)，助成党中爆发之资。故宣统纪元后二年间，无月不有革党揭竿之举，皆袁之金钱蒸发之力也”。
上面所说的“瘦马”就是处于地下活动的革命党人。据称，袁世凯为了支持革命党人，甚至将钱汇至河口，作为革命党人起事的经费。“……及抵河口，则党务方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虽未奏功，而使清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
正因为时局混乱，请求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接连不断。北洋系在朝中的残余力量也不断地进行活动。1910年唐绍仪因为外交上的失败，请求起用袁世凯，以应付困境。1911年东三省受到日俄的威胁，频频告急，奕劻等满汉大员10多人请求起用袁世凯，力保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皇族内阁遭到舆论的攻击，协理大臣那桐在奏请辞职的时候，赞扬袁世凯的才干胜过自己十倍，请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对袁世凯印象很好的列强也同声要求起用袁世凯。西方人仍然把袁世凯当成一个“有实力的人物”。英国《泰晤士报》把他排在“世界伟大的政治家”之列。载涛、载洵到欧洲各国考察军事时，所到之处，纷纷被那些国家的官员问起：“贵国至今日为何还不用袁世凯?”
由于袁世凯在归隐洹上村的这段时间韬光养晦，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在朝中的力量，加上他原来笼络人心的功夫做得好，所以北洋集团威势犹存。袁世凯利用在野的优势联结革命党人，为他日后和革命党的合作埋下伏笔。而他的政敌载沣用人不当，朝政更加**，因此袁世凯的出山呼声越来越高，他这个在野大臣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