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窃取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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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窃取辛亥革命
胜利果实
1911年5月，清政府派端方为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大臣，南下处理铁路国有化风潮。端方特地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教该类问题。不久端方在四川被杀，其家属都改成汉人装束，奔逃于养寿园避难。
袁世凯天生政治嗅觉灵敏，眼光独到。他看到清廷日益衰败，无可救药，而革命力量则日益发展，方兴未艾。他虽然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所知甚少，但力图改革，使国家民族命运趋向好转的念头，并未衰退。同时，为了日后政坛角逐的需要，秘密派人于1910年前往会见孙中山，表示要与孙“一致行动”。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经伦敦回国时，接受《滨海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相信来使”。当时孙对来使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而把使者打发走了。但是到了1911年11月，孙中山说：当时“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很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孙后悔未能相信袁之“诚意”，与之“一致行动”。袁氏对黄兴也进行了类同的联系，不过时间更早一些。据黄兴回忆说：在袁氏尚未被罢官之时，“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袁)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由于当时双方活动都极端秘密，此行未见行动，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和黄兴联系时，正是他罢直督，内迁外务部尚书之后。当时贵胄一意扳倒他，此时此际，他却向革命派招手，其间意味深长。袁氏与孙、黄的上述接触，为武昌起义后进行南北和谈打下了楔子，同时也表明了他早有叛清之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湖北立宪派人的提议与支持下，起义的革命党人把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戏剧性地推举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适逢袁世凯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莫理循说：“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但问题及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道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从他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英国记者莫理循从各方面分析也是这样。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一、他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中取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责备。二、清廷旧臣尚多，且具有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段祺瑞等，尚未灌输袁氏称帝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只半壁河山，尚需对南方用兵，而战争殊无确切把握。五、南方民气发达，人心向背，尚看不透，因此，突然称帝殊无把握，而趋向于“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这时，他和各方面的函电和人员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他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到了凌晨三四点钟，袁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他的家人个个喜形于色，‘大人要出去了’”。
同袁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廷则乱成一团。“当时北京可怪之处是许多外国人完全赞同叛乱，而且所有的汉族高级官员都秘密赞成这个反满叛乱”。“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低级的满族官吏也反对清王朝”。此时此刻，清廷当政者，如怯懦无能的载沣，无知的隆裕太后，年迈昏庸的奕劻，未经风雨的年青贵胄，无不张皇震愕，不知从何措手。满人能干之员铁良早被奕劻排挤出北京，任有职无权的江宁将军去了。良弼、善耆、载泽等都极力主战，侍郎桂春则议论“尽诛京城汉人的疯话，满汉官员猜疑日甚”。值此人心惶惶，议论分歧之际，清廷只好急急忙忙于12日任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第一军火速南下，向起义军反攻。命令再组织第二军以及萨镇冰所率领的海军开赴前线。
13日荫昌便从北京出发了，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丝毫热情。15日，荫昌专门从彰德下车拜访袁世凯，袁偕杨度会见荫昌一行，款待殷切。谈笑风生，询问兵力是否够用?荫昌的副官长丁士源说：“这支军队系您所练，惟三年以来，变化颇多，恐多数编制，您亦或不太清楚”。他说：“此次革命不可小觑”，“君等为国建功必矣”。荫昌是袁的至交，但系庸碌之辈，没有带过兵，尤其是北洋将领另有领袖袁宫保，是不会听从他指挥的。当冯国璋率兵赴汉口时，袁口授冯以锦囊妙计，这就是有名的“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因此，北洋诸军虽已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使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此种局势下，惟有“在山猛虎”袁世凯，成为收拾残局斗望所归的强者。
武昌起义前，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9月联名请求辞职、推荐袁世凯出山职掌大权。起昌起义时，袁世凯的党羽四处呼吁，非袁不能撑持局面。11日内阁举行紧急会议，要求起用袁世凯去平乱。14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再次联合请求起用袁世凯。
这时，就连列强也一鼻孔出气的说：“只有袁世凯才能拯救帝国”。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司戴德与法国代表贾思纳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请一个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银行团要求“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能保证政府的稳定，才肯借款”。辛亥炮声响起之时，清政府库存空虚，四国银行团考虑贷款的惟一条件是起用袁世凯。清政府只有依赖向银行团借款才能生存下去，银行团的意见对于清廷来说虽然是一个苦果，但怎么也得吞咽下去。他们的舆论更是散布“除非清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否则，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驻京公使，特别是袁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和美国公使嘉乐恒，也一再向外务部、载沣提出，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将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
这样一来朝廷起用袁世凯达到了两方面目的：不只可以平乱，而且还能联络外国人以为己助。因此狐疑不决，四面楚歌，一筹莫展的载沣，由于缺乏可以代替袁世凯的官员，迫于形势，只好于14日下诏起用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起用是起用了，但对袁是不放心的，赋予他的权柄是有限的。袁只能节制调遣湖北省的清军及其他援军，对于荫昌所统率的北洋第一、第二军和萨镇冰的海军，只能会同调遣。湖北清军已经起义，其他援军一无所有，袁成了空头将军。
在起用袁世凯谕令发布的当天，阮忠枢持奕劻亲笔信从北京赶到洹上村，劝袁出山，这在养寿园中继讨论是否称帝问题之后，又激起了一场是否奉诏问题的争论。杨度劝袁不要奉命，袁克定、王锡彤同意杨的看法；阮忠枢劝袁奉命出山，阮的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袁世凯虽然认识到了国不能救，但最终又表示愿意受命。这说明他志在天下，假若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袁决定东山再起，重上政治舞台。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装腔作势，把前方的军事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带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北上，13日抵达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他听后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16日，袁的责任内阁组成，各部人员如下：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副大臣胡惟德(曹汝霖暂署)：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未到任前由绍英暂署)，副大臣陈锦涛(辞不就）；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辞不就)：陆军大臣王士珍(未到任前由寿勋暂署)，副大臣田烈；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任前由谭学衡暂署)，副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定成暂署)；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暂署)。副大臣熙彦(祝瀛元暂署)；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诒暂署)；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袁的亲信党羽。张謇、梁启超是立宪派首领，均辞职不就。
徐世昌这次没有入阁，但他由弼德院顾问大臣兼任了军谘大臣，后又被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清廷为了笼络他效忠清室，且加其一个太保头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室一边，暗中充当袁在清室的内线，仍然参与袁的机密。袁内阁不设协理大臣，但保留了前内阁阁丞华世奎的位置，且升阁丞官阶为正二品。华是徐的同乡老友，一向以徐之马首是瞻，华任阁丞完全受徐指使。遇有重要公，袁必在上面批“太保阅”三字，使华就商于徐，徐担负着实际上的协理大臣责任。
袁世凯攫取了内阁总理大臣，手握清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了一个徒有空名的傀儡。
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对南方民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严修(未行)、杨士琦为代表，杨度、汪精卫(秘密的)、魏宸组为参赞，与民军进行和谈。在这几个主要角色中，唐绍仪、汪精卫是主张民主立宪的，杨士琦和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让这些人物一起参与和谈，是想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派用场，分别发挥作用。次日，袁召集各代表谈话，一本正经地定下了和谈的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反复讲了数十分钟，说得非常“沉痛”，完全是一副忠于清室的面孔。身为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公开宣布这一宗旨是必然的。但他的表演是做给人看的，特别是给清廷和皇族反对派看的。
17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次日，南北议和首次会议在上海举行。伍廷芳提出，停战协议必须遵守，如有军队擅自行动，双方均应严加惩处。唐允将此意报告袁世凯。
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定各战场继续停战七日，是为第四次停战。会上伍廷芳提出：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坚持必须承认共和，方能开议。唐绍仪个人虽然同意，但因此事关系重大，须电袁请示。袁接电后复唐姑先开议。此时袁从黎元洪、黄兴、汪精卫等人的函电谈话中，已经深知，只要赞成共和，总统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没有得到南方确切的保证，又怕落下王莽、曹操的骂名，赞成共和的话不能自己说，毛遂自荐当总统更不像话。故唐绍仪对伍廷芳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袁要借革命党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尽力设法使和谈不致中断。
同日，廖宇春、夏清治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五项秘密协议，其中重要的两条是：确定共和政体；先覆清室者为大总统。由于清廷在袁世凯掌握之中，协议显然是有利于袁的。这是黄兴对袁作的又一次重大妥协。在廖宇春与顾忠琛谈判之前，段祺瑞曾派靳云鹏北上谒袁说：“第一军全体主张共和，并议推宫保为临时大总统矣”。袁佯装大惊曰：“军心胡一变至是哉?是将置余于何地?”他对北洋军部下也不愿吐露真情，虚伪一至于是!经靳婉词陈说，袁始慨然说：“汝曹握兵柄者，亦复如斯，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足矣!”就是说，只要能当上总统，不落篡夺大清政权的恶名，不留下让世人唾骂的把柄，你们便可放手做去。得到袁的默许，靳云鹏方才报告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治南下与黄兴的代表议和。因此，这次正式议和之外的又一秘密议和，是袁世凯所支持的。也正因如此，1912年6月廖宇春写成《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将谈判内幕透露出来，袁阅后“大惭恨，以为发其覆也，尽收其书，而宇春遂锢不用”。
仍然是在这一天，帝国主义公开站出来替袁世凯帮忙了。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把同照会分别递交伍廷芳和唐绍仪，以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为理由，要求双方早日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向南方民军施加压力。
这次和谈之中，立宪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唐绍仪一到上海，就同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函电往来不断，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伍、唐白天在会议桌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但谈判的真正场所却是赵凤昌的“惜阴堂”，张謇和赵凤昌都参与了南方的决策。张謇同袁世凯的关系自一八八四年后曾经弄得很僵，直到一九一一年张到彰德访袁后才和好如初。袁深知张在南方的地位和作用，且必能助己，叫唐及时同张密商。革命党中的一些人对张也很佩服、重视，遇事经常请教于张。赵凤昌是张謇的党羽和策士，同程德全、汤寿潜关系很密切，是唐绍仪的密友，和伍廷芳以及南方的几个都督均系旧相识，故也受到革命党人重视。这样赵家就成了桌下和谈聚会的地方，张、赵都成了和谈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内奸汪精卫居间说合，处处袒袁，总是在人们中间宣扬袁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谬论。而黄兴又屡屡妥协退让，袁世凯的和谈阴谋终于一步步得逞。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奉福，此国民之公意，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接着宣读了宣言，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从这天起改用公历，以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孙中山当选总统，袁感到自己受了革命党的欺骗。尽管孙在就职的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袁：“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告诉袁不要怀疑，总统的位置将来推倒清廷后肯定让给他。但一生靠骗术行事、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袁世凯，怎能相信孙中山有如此襟怀坦白、掬诚待人、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袁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忌妒、担心、失望、怨恨、愤怒种种心情，自然交织在一起而无法释然。其次，唐、伍在第四次会谈中所达成的四条协议不利于袁。按照国民会议代表每省推选三人的规定，除内外蒙古、前后藏由南北双方召集外，袁只能召集北方八省的代表，而南方却能召集十四省的代表，人数上比北方占着优势，将来选举总统是否一定选袁，在他看来又是个毫无把握的事情。所以，他故意准唐绍仪辞职，制造紧张气氛，使和议处于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他在内心里还酝酿着一个“禅让”计划，叫清帝退位，直接把政权授给他，以备和谈达不到目的时，自行组织临时政府。但他现时努力争取的还是民选总统。
为了给革命党人更大的压力，迫使革命党人的让步，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人联名电请内阁代奏，狂妄叫嚣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并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言若以少数人的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
孙中山亦知袁对自己不放心，1912年1月2日再次电袁说：“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宪，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话说得极其诚恳，可是袁仍不相信。
孙中山看到袁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孙中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亲自制订六路北伐计划。
此时，帝国主义也站在袁世凯这边并出来对革命派大肆恫吓。有的把军舰开进长江示威，有的阻止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陆，有的出兵东北、内蒙。革命阵营中的一些领导人如黄兴、胡汉民本来就害怕袁世凯会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军，主张只要袁肯推翻清室，就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帝国主义一出来威胁，他们越发胆怯。汪精卫更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有权利思想，胡说孙贪恋总统的名位而破坏南北议和，动摇孙中山北伐的决心。孙中山不得不把北伐终止下来。
14日双方停战，又主张开始议和。袁世凯对孙中山强行施压，革命党人又软弱无力，鉴于上下压力，孙中山决定辞职，但要袁世凯答应迫清帝退位。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后，证实了孙中山不会欺骗，袁世凯的决心最终定下来了。他立即命袁克定、梁士诒：“为我电致少川(唐绍仪)、杏城(杨士琦)、精卫，并转秩庸(伍廷芳)，谓势在必行，义无反顾。惟不能自我一人先发。已将斯旨，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自此之后，和议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于是，袁世凯开始加紧了逼宫活动。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硬是把宣统皇帝给逼迫下位了。次日，袁世凯便致电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偷窥他垂涎已久的大总统位了。
次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同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但有三个附加条件。第一，袁世凯须遵守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和一切法律章程；第二，中华民国的首都必须定在南京；第三，临时大总统辞职后，当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始行解职。
当孙中山提出这三项条件时，第一个条件中所提到的《临时约法》，这时还没有制定出来。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孙中山的主持下，这年三月，《临时约法》终得以正式公布。这是一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法律条，共七章五十六条，其核心内容为，中华民国权力属全体国民，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政府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牵制，分而治之。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为内阁制，内阁总理及各部部长称为国务员，国家以临时大总统、参议院、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的条条款款时，心中甚是不悦。他找来严修、杨度、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个孙中山像话吗?他自己当总统时，坚持总统制；轮到我当总统了，他却又坚持什么内阁制，要在总统下面设个总理来牵制我，这算什么?”
袁世凯当选总统，如愿以偿，欢欣若狂，并马上舍弃了“临时政府首领”这一不合法的名义，换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可是叫他去南京就职，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此，他在十一日的电中已经有所表示。15日，他就孙中山指责其另组临时政府问题，特别是南下就职问题，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长、参议院和各省、各军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十一日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他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很多，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他离开北京，“一切变端立见”。为了“爱国”，免致“分裂”，他声言，虽北方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没有组织临时政府，还打算放弃南京参议院选举的总统职务，“退归田里”，简直视大总统如敝屣，风格何等高!然而稍为一推敲，就发现是以“退归田里”相要挟。而“退归”还有一项重要条件，即只有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和军队接收以后才行。试想北方各省都为其心腹爪牙所把持，各军均系其嫡系武装，哪个不听他的话?谁允许南京政府去接收?你如不接收，他还要“暂维秩序”哩!如此一来，岂不造成两个临时政府的局面?尤其耐人寻味而又带有浓厚讥讽意味的是最后几句话，其用意显然是要告诉对方，他既然能够做到“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南京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到“以爱国为前提”，放弃建都南京呢!由此可见，他采取的是攻势，以退为进，退中有进，比老狐狸还要狡猾。
10日，袁世凯身着大礼服，趾高气扬地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宣读了下列誓词：“民国建设肇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警告同胞”。
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孙中山所要求的条件和前提硬是被袁世凯几乎破坏完尽，仅仅剩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临时约法》是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修订的，开始于2月8日，完成于3月8日，11日由孙中山公布。在正式宪法产生之前，其效力与宪法相等。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一部革命的进步的宪法。它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有一个明显区别，规定了国家政权形式为内阁责任制，而不是总统制。这一重大修改是专为限制袁世凯的。事实证明，仅凭一纸法律，决难限制住野心家、阴谋家进行反革命活动。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即着手组织政府。经袁提议，参议院通过，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唐在前清时是袁的僚属，为袁所信任。南方有些人对唐不放心，但多数认为唐平时与南方颇接近。后来唐加入了同盟会，以取信于革命党人。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他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中国真能实行民主共和，也不准备这样去作。对他说来，在革命**时与同盟会妥协以及承认共和制度，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野心极大，独裁成性，总想个人专断一切。他从旧营垒中过来，当过大官僚，皇权思想至深且重。他十分羡慕封建帝王那一套威严，对当总统不感兴趣，做梦也想登上金銮殿过一过皇帝瘾。因为当总统要讲民主，个人不能为所欲为。同时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评头沦足，随时褒贬，他无法忍受。当皇帝就迥然不同了，一切由民主所引起的麻烦和苦恼都不存在，何等惬意!况且当皇帝终身掌权，万世一系。子孙后代皆可锦衣玉食，尽享人间荣华富贵；总统无此特权。期满卸任，即退居人下，子孙更不得世袭，哪里比得上当皇帝!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大心病。
公元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众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
到了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
同时，南京政府撤销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军饷。
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
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义向，懋树风声”。
一年间，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六省裁兵二十七个师，计三十六万人。
在湖北，袁世凯与黎元洪一起裁减了七个师共七万人。
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兵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
临时总统的位子到手了，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也被消减了，袁世凯便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朝着当皇帝的目标前进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观察，他觉得《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大阻力，非加以清除不可。他将自己的策略思想悄悄地灌输给北洋派。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多年的老朋友，由他一手荐举上来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唐绍仪认为袁氏对同盟会的看法有些过时，要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地位，非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而不必把他们看得多么危险。他努力在袁世凯和同盟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为此，他迎合同盟会的主张，在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特设国务会议，有意实行责任内阁。规定每周会议三次，每星期一、三、五会议，二、四、六各国务员谒见袁世凯。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革命党人对之期望颇大，谆谆嘱其尽忠民国。内阁总理的地位，又使其想发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在推行袁所制定的政策时，他总是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并多次向袁保证同盟会“诸君皆以诚意相待”，“决无他意”。
唐绍仪认真按《临时约法》办事，以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强调内阁的责任，强调对国家负责，对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恭顺，这些自然引起了袁的猜忌，“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一天，唐绍仪为一事又和他争论起来，在气愤之下，他脱口而出：“我老了，少川(唐绍仪字)你当总统吧!”唐听后大吃一惊，方知袁对自己的成见已深了，显得十分尴尬。
为了搞垮责任内阁，袁世凯故意架空唐绍仪。他指使内务总长赵秉钧不服从唐的领导，同时直接插手重要部门，不让唐染指。
赵秉钧一向自视甚高，对于唐绍仪出任总理原本就十分不服气，在言谈中间，经常流露出对立情绪。
这家伙惟袁世凯之命是从，现在袁支持他，便越发毫无顾忌，竟然拒不出席唐绍仪召集的内阁会议，拒不执行内阁的决议，甚至横生枝节，百般挑剔，政令刚出便肆意删改，重大问题往往直接向袁请示。
另外，凡外交方面重要和不宜公开的问题，袁世凯命令由不受内阁领导的蔡廷干秉承己意去办。
陆军、海军两部的事务，由段祺瑞向袁世凯请示后，交总统府军事处和两部分别付诸实施。至于军事行动，唐绍仪事先连一点消息也得不到。财政方面的大事，唐绍仪也难于过问。内阁很快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唐无法干下去了。
利用3月14日的借款进行攻击是袁世凯的又一个阴谋。
在南北政府对峙时期，政费、军费支出浩繁，财政极端困难，结束南京政府，急需相当大的一笔经费。
唐绍仪开始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借款，银行团要求条件苛刻。
为冲破银行团的封锁，解决燃眉之急，唐绍仪同比利时财团(华比银行)签订了借款英金一百万镑的合同。
不料，此事得罪了企图垄断中国借款的四国银行团，3月19日银行团在北京集议，决定停止预付中国借款，予以抵制。
此后，四国公使又向袁世凯递交抗议书，指责北京政府违背原定四国优先借款的诺言，正式声明中止借款。
袁世凯的党羽正在找机会攻击唐绍仪，这一轩然大波，正好为其所用，成为攻击的口实。他们造谣中伤唐绍仪。
袁世凯当然在背后推波助澜，风波越闹越大。搞得唐焦头烂额。
袁世凯还亲自出马刺激唐绍仪。
每当二人争论起来，袁世凯理屈词穷时，就用一种耍无赖的口气说：“我是没有几天好做的。这个位置早晚要让给你们的”。
有时在集会上，袁世凯也公开对唐绍仪说：“少川，吾老矣，子其为总统”。
这等于说唐绍仪想当总统。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正在这时，王芝祥督直事件促成了矛盾的激化。本来王芝祥任直隶总督在唐绍仪组阁时就与同盟会达成了口头协议，当时唐向袁讲过，袁表示“此事好商量”。谁知袁的许诺，不过是权宜之计。唐轻信袁已同意，便通知了直隶人士。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省议会)跟着作出了推选王芝祥作直隶总督的决议。孙中山为此特致电袁世凯，请其按照顺直议会决案加以委任。但直隶即是北洋，为袁发迹的地方，他不允许外人插足进来，更不能听任一个接近同盟会的军人控制军权。故王芝祥到京后，他表面上对其称誉不绝，请其吃饭，并聘为高等顾问，背后却来个一石二鸟之计。正当大家等待袁发任命书时，直隶五路军队突然发出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并遍发匿名信，威吓请王督直的各界人士。6月2日袁同时发出两令，一令说：“都督统辖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本省人民不能“随意迎拒”。查明请王督直的电报，是否“系奸人托名擅电”，若是，即依法严惩。另一令是“斥责”军人不应“拒迎主将”“不许军人干涉政治”。表面上他不偏不倚，实际以军队反对为由拒绝了唐的推荐，提出让王任南京宣抚使，帮助黄兴解散留守部队。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内阁的威信和职权。如不坚持，将来内阁势必降为总统府的一个附属机关。因此，唐不接受袁的意见，一再申述要尊重《约法》，不要失信于直隶人民。袁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么?”唐说：“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袁说：“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唐又说：“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袁说：“我不盖印，就能生效么?”袁不给唐盖印，唐亦拒绝在袁委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命令上签字，进行抵制。
6月15日，袁世凯竟然将未经内阁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芝样。这是违背《约法》，破坏内阁的重大事件，但并未引起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的重视，大多把它看做袁、唐个人间的意气之争。因而未给唐以应有的支持。那个引起双方争论的王芝祥尤其不争气，在拿到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宣抚经费，经袁示意余款不必上交后，觉得当宣抚使比做直督实惠，便心安理得地南下了。袁的心腹大将、干女婿冯国璋趁机做上了直隶总督。
唐绍仪见袁逼迫太甚，便激流勇退，于17日以生病为由，留下一道辞呈，不告而别，溜到天津去了。这正中袁的下怀，但他还要做一番表面章。先是准唐请假，以陆征祥代国务总理，继之命梁士诒和段祺瑞前往天津挽留。梁在挽留时曾谈及袁唐私交甚厚的问题。唐说：“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态度很坚决。6月27日，袁在唐的辞呈上批道：“该总理于共和宣布以前，南北奔驰，为民国效劳甚至。及就任总理，经营擘画，错节盘根，困苦艰难，非可言喻。民国草创，正赖长才，岂容听其退休，失兹臂助。特以情词恳挚，出于至诚，不得不谅其苦衷，遂厥初服，应即准如所请，免国务总理本官，任为高级政治顾问。仍望趁此宽闲，勉自调护，以养疴之余暇，备政治之谘询，将来倚重正多，当有以副国民之望”。至此，不听话的唐绍仪正式下台了，遂了袁的心愿。
在唐绍仪被逼辞职之后，参议院没有提出对袁的弹劾案，同盟会遂避开违宪问题，想在下届内阁人选上得到补救。6月20日，同盟会代表四人谒见袁世凯，提出：鉴于混合内阁失败，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超然内阁。如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不赞成。他说：“非联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余之主旨在于建设民国。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不能强人所难”。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从世界大势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亦不能硬以和平时代政党更代消长之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没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之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
尽管袁世凯说得漂亮，仍然不能平抑同盟会领导人及南方各省人民的愤慨。沪督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上海、南京、广州、南昌各城市的报纸群起谴责袁践踏法制，甚至公开揭露他有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袁世凯闻之心虚，却又强装镇定，并展开反击，一面回电陈其美反责他“是误听谣言”；一面指令御用报纸放出谣言，说唐绍仪“贪污华比借款，无法交待，避责潜逃”；攻击他私自“接济革命党军费”；甚至诬蔑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际接受唐绍仪贿赂百万元等等。企图制造烟幕来转移视线。
此外，袁世凯还对陈裕时作过表白，“极为诚恳”地说：“外面人说我要做皇帝，这个皇帝是最要不得的东西，清朝不是就在你们手里推翻了的吗?我是在对全国国民宣誓忠诚下就职的，怎么能说我要做全国人民所推倒的玩意呢!你是对历史研究很深的人，当然知道有史以来做皇帝的都没有什么结果。即如你现在所驻地南京，就有六个朝代皇帝的惨史，他们的子孙甚至于临到末路有生生世世不愿生在帝王家的怨言。上溯秦汉，下迄唐宋元明，哪一朝是有良好的结果?清帝逊位后，虽受到优待，但是一旦国民不承认他，还有怎么存活下去呢?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敢在这乱糟糟的时候，挺身而出，当此大任吗?请你将我的话告诉孙、黄二公及第八师各位，使他们信任我”。陈裕时当时信以为真，认为人们误会了袁，直到袁称帝后才连呼受骗。
就在袁世凯百般辩解、企图摆脱窘境的时候，西方列强又来帮忙了。他们的在华报纸，如《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都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唐绍仪，为袁世凯撑腰打气。《京津泰晤士报》社论说：“唐受职一无善政，即昔日信仰之人，今亦知唐不宜任也。此次私自出京固有损于新政府，而重任旧职尤为全国之不幸。今中国讧患相仍，亟宜任用不畏强暴、不避艰辛之人，或可挽狂澜于既倒”。有了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于6月27日下令免去唐的总理职务，两天后任命陆征祥继任总理。
6月20日下午，同盟会代表张绍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往谒袁世凯，告知同盟会国务员于昨晚议定全体辞职。
6月29日，经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
自从唐绍仪辞职后，身为同盟会员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总长陈其美未到职)于6月21日、22日又联袂辞职。
袁世凯未准。
7月初，这四个人又齐至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
袁世凯答：“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答：“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财政总长熊希龄于11日递上辞呈。
袁世凯见同盟会阁员坚辞，准其与熊一同辞职。
交通总长施肇基已于月底离阁。现在阁员仅剩下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几个心腹和驯顺如羊的陆征祥了。
陆征祥(1871年1949年)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外语说得好，长期驻在国外，先后担任过参赞、公使。他善于应酬交涉，又入过基督教和天主教。颇受洋人欢迎。辛亥革命时他正任驻俄国公使，由于受梁士诒的策动，他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并以此“功”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征详因久居国外，与国内政治牵涉不多。既不属北洋系，也不属同盟会，自诩超然，实际上惟袁世凯之命是从。此时此刻由他来组阁，袁估计是会为各方接受的。果然，很快参议院即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这一任命。
陆征祥上任后，就遇到了内阁改组的难题。自唐绍仪辞职后，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四名袁党坐在那里未动。袁世凯转而收买了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坤，让其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另外推荐四名总长，他们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这样又凑足了十名阁员。同盟会主张新的内阁应是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再不能搞混合内阁，同意陆征祥组阁，但禁止会员加入内阁，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极为不满，气愤地说：“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
7月18日陆征祥走马上任，拿着袁世凯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中的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就不满意，而陆征祥第一次与议员见面，发表施政演说时，连个提纲都没有，“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导致议员大哗。他没法再讲下去，便在众人的讪笑声中走下讲台，将新阁员名单交给了议长吴景濂，然后对大家一拱手走出院门，跳上马车扬长而去。
袁世凯见遭到如此惨败，满腔愤懑，可又说不出任何理由，只得在招待全体议员，进行疏通的同时，再次把夹袋中的法宝北洋军拿出来，使出流氓吓人战术。
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痛骂参议院不顾国家危急；署名“军界公启”的某些家伙，“声讨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罪状，并牵及谷之死力为王芝祥君督直者，受得贿赂若干云云，且谓将与天下共诛亡”。
“能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一万元”的传单撒遍于北京城；有名曰“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言若再不牺牲党见者，将以炸弹从事”。
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暂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无效。当天即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全部否决，打击了袁的威风。面对参议院施展这么大的权力，袁世凯有些吃惊，要想参议院通过自己的名单，还得软硬兼施。
六阁员案的被否决，陆征祥又称病不出，使国会和政府再度面临危机。同盟会议员们重新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有人主张由宋教仁出来组阁；有人主张让黎元洪做总理；大家各执一词，议论纷纷。
7月21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设茶会宴请了参议院各议员。面对到会的七十七名代表，袁世凯讲了目前的困难，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不要计较陆征祥的失言，仍然支持他当总理，以免国家陷于不幸。他还同意由陆征祥重新提出新阁员的名单，请参议院审批，以作为参议院转圜的台阶。袁世凯极力想把气氛缓和下来。
23日，袁世凯给参议院送来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滨，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25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当天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旨在争取内阁名单能早日通过。陆建章代表军警两界发表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他说：“近日外间有个传说，说是军人将干涉参议院，我们四位各有统帅军队，我们敢向各位保证，绝对没有其事，我们愿意请各位查一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军人真有此动机，我们甘愿受国法制裁”。紧接着话锋一转：“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
说是“联谊会”，偏偏有人压不住火。北京《时报》总理陈绍唐发言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破口大骂参议院，还威胁说：“明日再不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大嚷“亡国喽!亡国喽！”会场秩序大乱，联谊的目的没有达到。但第二天参议院开会，议员们通过了新的阁员名单，只是把蒋作滨换成了刘揆一。
用军警干涉立法机关，是袁的一大“创举”，也是其破坏《约法》的又一表现。两次干预成功，他感到只要以武力为后盾，善于搞阴谋，法制是可以破坏的。此后他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不过，为了掩饰违法行为，在通过阁员名单的第二天，他重申：“军人不准干预政治，迭经下令禁止在案，凡我军人自应确遵明令，以肃军律。乃闻近日军界、警界仍有干涉政治之行为，殊属非是。……除令陆军、内务两部传谕禁止外，特再申告诫，其各守法奉公，以完我军警高尚之人格”。补充阁员通过前，鼓动军警横加干涉；补充阁员通过后，再下达军警不准干政的命令，这便是总统的“高尚之人格”。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违心地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名单，却咽不下这口气，接着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征祥自知无此才能，便托病辞职，甩手不干了。迄至8月20日，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从7月29日陆到阁视事，到8月20日赵走马上任，陆内阁的寿命不过二十来天，折腾得惊天动地。
在袁看来，赵秉钧这个警察头子，符合西方列强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为了减少参议院通过的阻力，经袁允许，赵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为了博取同盟会领袖的好感，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来京商谈国事的孙中山和黄兴。到了9月22日，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正式任命赵秉钧为总理，同时兼内务总长。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可是，不久他干脆挪到总统府办公、开会。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按袁世凯的意旨行事。从此大总统大权独揽，“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搞垮责任内阁，只不过是袁世凯反对共和制度的一个尝试，要复辟帝制，仅仅做到这一点远远不够。
因此，在搞垮责任内阁的同时，他还加强了反革命集权与专政的工作。
袁世凯身为临时总统，进行集权与专政，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国家不再分裂，袁世凯利用人民群众的这一心理状态，事事强调统一，军令要统一，政令要统一，制度等等也要统一。
统一到哪里去?统一到他手中，说到底，一切听他的。否则，就给人加上“破坏统一”的罪名，置于死地。
袁世凯投身行伍，靠带兵起家，深知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因而最看重军权。
对于革命党的武装，袁世凯极端仇视，始终遵循着能消灭者则立即消灭之，不能立即消灭者则分化瓦解之、削弱之。最后仍旧消灭之的原则。
但是，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军队，袁世凯既不能也不敢公然用武力加以根本解决。而这支庞大的力量正是其复辟帝制的巨大障碍，不设法解决又不行。
最初，袁世凯三令五申军人必须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企图以此加以控制。
但是，袁世凯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革命党的军队怎能听他的呢?于是，他又用裁军的办法削弱南方军事力量。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规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五万军队裁减一半，缩编为五十个师。在29日的会上，袁世凯说：“军队太多必须裁减”。陆军总长段祺瑞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而北洋军因为“训练有素”，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扩充。如4月份段芝贵就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招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扩编为两个师等等。如从减轻全国人民负担着想，应该南北方军队一起裁减；如从保卫共和国出发，应该多留南方军队，少留北洋军队，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仅仅裁减南方军队无疑是不公平的，是一个阴谋。
可惜，革命党领导人缺乏革命警惕，对此认识非常不足。特别是担任整顿军队责任的黄兴，错误地认为和平时期没有保留大量军队的必要，自动请求辞职，放弃军队的领导权。
为此，谭人凤曾专门去南京见黄兴。批评他不以保障共和为意，徒博功成身退虚名，劝其保存军队，打消辞意。
黄兴不但不听，反而大说革命大义，动员各省军队回本省，不愿回者给川资遣散。
黄兴接着提出辞职。
本来袁世凯对此求之不得。但是他又极其虚伪地致电黄兴留任，并电孙中山代为挽留之。
袁世凯还致电谭人凤说：“大局甫定，亟想借重，业已迭电慰留，并无裁撤之意，乞勿误会”。
谭人凤来到北京见袁世凯说：“大总统既诚意慰留，即应代为解困，现统兵数万，无饷分发。奈何！”
袁世凯皱着眉头说：“此事累黄留守为难，殊深抱歉。但现时库币如洗，请转达暂时勉强支持，俟有来源自当竭力补助”。
黄兴的辞呈又到了。
谭人凤问：“如何处理?”
袁世凯答：“克强辞意坚决，不便强以所难，只得成其高尚之志耳”。
于是袁世凯准许黄兴辞职，下令凡隶属于留守府的驻江苏部队，除由陆军部直接统辖一部分外，改归江苏都督程德全接管。
他们按照袁世凯的要求，把驻江苏部队大部分解散。
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也被裁减。
7月3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去职，驻沪部队为程德全接收。
袁世凯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重点放在裁减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如对于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蔡锷以及贵州、浙江、山西、陕西，允许维持原有军队数额不变，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而湖北的军队，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革命党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袁世凯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但黎的行动遭到了革命党人张振武等的坚决抵制。
张振武是湖北著名的革命党人，武昌起义的功臣，时为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另一革命党人方维为将校团团长。
辛亥革命间，黎元洪屠杀革命党人，有短处被张振武所掌握。革命后，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黎想除掉张，又怕因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击，而丧失人心。
此时，袁世凯虚情假意地来函邀聘人才，内称：张振武、刘公等十四人“才识优长，功猷卓著，统祈转告诸君，联袂来京，共谋民国进行之法”。
黎元洪是个十分阴险的家伙，他玩弄起阴谋手腕，欲借袁世凯的屠刀诛除异己。
于是，黎元洪持着袁世凯的信，对张振武、方维说：“中央将授你们以重任，请你们即日进京”。
张振武一行十余人8月10日抵京。
11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说张振武、方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并说：“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并说自己“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请给处分。
袁世凯一看电报，就知道黎元洪是想借刀杀人。他决定将计就计。他不露声色，令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高级将领轮番设宴，热情欢迎张振武一行。袁世凯也亲自在公府设宴接待，气氛非常融洽。同时为了稳妥起见，他召集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梁士诒、陆建章、段芝贵等人密商措施。段祺瑞首先发言，主张乘机杀掉张、方二人，就此拉拢黎元洪就范，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梁士诒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目前民国初创，人心未稳，倘仅凭黎元洪三寸纸条就擅杀有功人员，恐会招来各方非议，徒徒惹火烧身。提议再给武昌去一电，验证杀张密电是否确系黎元洪本人的意思。袁世凯同意按梁的意思办。
15日凌晨黎元洪的复电再度传到了北京总统府，陈明13日密电确系黎元洪本人的主意，肯定了前述的张振武、方维二人的“罪名”，并要求袁世凯从速执行。当日袁复电黎元洪：“已饬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方维查看，即按军法惩办。所请处分，应无庸议。”当即命段芝贵执行。是日晚，张振武和方维在六国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重要人员之后，突然被逮捕，解送军政执法处，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即被宣判二人死刑，于16日凌晨秘密处决。
在宣布的罪状中，黎元洪的电报被录了进去，最后是袁世凯的一段话：
查张振武既经立功于前，自应始终策励，以成全人。乃披阅黎副总统电陈各节，竟渝初心，反对建设，破坏共和，以及方维同恶相济。本总统一再思维，诚如黎副总统所谓爱既不能，忍又不可。若事姑容，何以对烈士之英魂。不得已，即着步军统领军政执法处总长遵照办理。此令。
这一事件引起中外各方面震动，舆论哗然。
邓云麟、孙武等人闻讯，于当日晨3点往见陆建章，陆出示军令，时等哀痛异常。
8时，他们又会同刘成禺、张伯烈、哈汉章等往总统府谒袁。袁世凯表现出万般无奈的样子说：“我明知对不住湖北人，天下人必将骂我，我实不能救他”。
接着，袁世凯又严肃地说：“国法为维持治安惟一之大物，共和只赖此法以得生息。若曲法徇情，则公安不保，人民无时不在危险中，此事实迫于万不得已。吾人念其首功，惟有厚恤其家族。”
黄兴十分气愤，立电袁世凯，指出所宣布的罪状，皆属言行不谨，无一条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符合。
袁世凯回电说已让黎元洪明白宣布该案件的始末。
黄兴再电袁世凯，斥其不经审判，立毙创造共和有功之人，“人权国法，破坏俱尽”。
蔡元培、王芝祥、李怀霜、戴天仇、张人杰、姚雨平等在上海发起法律维持会，通告说：大总统与前总统无直接杀人之权。张君振武等所得罪状，皆暧昧不明，未经裁判，即行枪毙。尤为可奇者，犹复加恤赠金，掩饰耳目。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
上海《民立报》亦为此发表宣言，痛斥袁、黎“妄施权威、破坏司法”、“故杀”、“嗜杀”、“滥杀”，与“独夫民贼”无异。孙武、邓玉麟等人为示抗议，要求袁发给“免死券”。湖北籍议员活动最激烈，他们一面电黎严词质问，一面于19日在参议院提出质问案，要求政府拿出张的犯罪证据，陆军总长段祺瑞务必到院答复。袁、段哪里拿得出证据呢?只得闪烁其词，此举更使议员恼火，强烈要求段必须于次日到席答复。袁世凯无法，在答辩书中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黎身上，说等黎电到后再行答复。段祺瑞知这种答复无法过关，不敢出席参议院会议，命法制局长施愚将答辩书送去。议员越发忿怒，将施大骂一顿，提出弹劾政府。
黎元洪
黎只想借刀杀人，不知袁根本不会代之受过，把责任又推到自己身上。袁并非不知屠杀革命党人会产生强烈反响，其所以照办，一是从黎之请
，杀了可以推卸责任；二可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黎元洪掉入陷阱，不能自拔。袁世凯宣布以大将军礼厚葬张振武，发给张、方二人遗属抚恤金各三千元，并将被捕的湖北将校团团员全部释放，各给一千元为回籍川资。通过这些作法，果然全国舆论为之一变，对袁由怀疑变为谅解，认为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碍于副总统的面子，而使自己成为替罪羊。在此之前，人们都骂袁是刽子手、阴谋家，而称赞黎是忠厚长者。通过这一血案，大家才认识到“忠厚长者”的阴险毒辣，亦令人惊讶!
黎元洪弄巧成拙，声誉大损，只好厚着面皮，凭借饶汉祥的一枝生花妙笔，再三通电全国，一面罗列张振武的罪状，证明其死“罪有应得”；一面沉痛检讨，提出优加抚恤，赡养其母终年，抚育其子成人；派员迎柩归葬，亲自祭奠，将其事迹编集成书，请求袁世凯宣示天下。
同时，黎元洪也声明引咎辞职，求得革命党人谅解。
可是他又怕弄假成真，特授意湖北头面人物刘心源、夏寿康等人和汉口总商会、统制黎本唐等二十余人通电挽留。
黎本唐在通电中汹汹叫嚷：“湖北非副总统无以有今日，设一旦动摇，议院诸君能否担此重负?”
同盟会总部鉴于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动摇民国，议决革去其同盟会协理职务并开除出会。
黎元洪本是被迫“革命”的，经此一番折腾，威信丧失殆尽。黎为了保持个人地位，遂投向袁的怀抱。
由于袁世凯向同盟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政治攻势，逼走唐绍仪，威胁参议院，裁减革命军队及杀害张振武等，使得他和同盟会的关系十分紧张。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矛盾，他马上变换手法，于1912年8月邀请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入京，共商国是，并派广东人黄某专程赴上海劝说孙、黄北上，同时也邀请黎元洪。黎与他刚刚合谋杀害了张振武，正受各方责难，不敢贸然进京，婉言拒绝。袁世凯估计前途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孙、黄二人在此动荡多事之秋，不会也不敢冒险到北京来。如果是这样，他就可以记下一笔账，责备同盟会没有合作之诚意，留作下一步讨伐南方的借口；一种是二人应召北来，那就更好，既可以利用跟他们二人的合作关系，压制同盟会中的急进派，又可以借以粉饰中国的真正统一，争取各国早日承认中华民国。
上海众革命党人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
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劝阻他们进京，误入圈套。
孙中山自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南方各省旅行，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和修筑铁路，来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对于同盟会与袁之间的冲突，他一向抱着和平解决的愿望，并公开表示他不参加竞选正式大总统，“尽让政权于袁氏”。革命党人鉴于袁的手段毒辣，一致劝孙中山不要轻入魔窟。但孙却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他毅然决定北上。
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曾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上其行，以防突然。
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中。
孙中山从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肪、程克陪同下，登上了商局的“安平”号轮船。
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十多个人。
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力劝他不要贸然进京。
但是，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
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来改造中国。
袁为迎接孙来京用心很深。指示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原来的总统府，这里建筑宽敞轩朗，铺陈富丽堂皇而且便于警卫。他令人重加修缮，供孙下榻，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指派了高级军事参议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负责照料生活起居，秘书长梁士诒陪同活动。
8月24日，孙中山一行由天津到了北京。他在距离张振武案不满十天就来到北京，使袁世凯暗叫一声惭愧。他想：“往日我不敢到南京去，今日他却敢到北京来”。他特令打开正阳门，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前往迎接。全城市民悬挂国旗，军警仪仗队和军乐队在前门车站恭候，军警沿途警戒，热烈隆重地将孙中山迎至宾馆。次日孙中山前往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亲至在大门口迎接。这是两人初次见面，袁世凯显出一见如故的样子，十分亲切。事后袁也恭敬如仪地作了回拜。一时石大人胡同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孙中山北上前说过，他此行的惟一宗旨在赞助袁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并疏通南北感情，融和意见。他抵京后便开始了疏通工作，对有关方面人士谈：“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对震骇全国的张振武案件，也明确表态，认为张有罪，袁、黎不依法律审判，在法律手续上有不当之处。27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致词说：“前大总统孙中山君来京，予之寸衷，不胜欢喜。值此好机，听孙君伟大经纶，以补予施政之不足。孙君创立民国，功绩赫赫，垂名后世。予不肖承乏其后，窃虑难堪其任。今夕相会，益当为民国努力，勿背孙君初志”。孙中山在答词中也对袁说了一通赞扬之词。
袁世凯与孙中山边筵边谈改革振兴大计，尽欢而散。
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特派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人的支派使唤。
孙中山外出，即有人安排车马，预备休憩餐膳之所。
同时，袁世凯又特别命令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车马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
孙中山每次外出，见途中总无一人，甚为诧异，得知是袁世凯特意安排之后，说：“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一二日即他去矣!”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的心思，忙将军警撤除了。
孙中山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与袁会谈十三次，参加会谈的只有梁士诒一人。袁世凯始终装出虔诚的样子，恭听孙中山的议论，不论孙讲什么，他都表示赞成。偶有不同意，也要说上两句“贵论宏大，可以参考”的奉承话。
孙中山说：“北京内外受困，不可久居，最好迁都至长安、武昌或南京。”袁世凯均答应可以考虑。
孙中山说：“各省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命，易招致民众的不平，最好由地方民选。”袁世凯赞不绝口：卓见极是，卓见极是。
孙中山说：“中国以农立国，若不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袁世凯连道：“理应如此。”
关于召集国会后成立正式政府的问题，孙中山当面表示本人决不参加竞选正式总统，并且代表黄兴放弃竞选。又保证由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定全力支持袁当选正式总统。
谈到这里袁激动地说：“你所谈的一切事情。样样都对，我都赞成，只有这件事我不能赞成。我以衰朽之躯，勉强出来支撑危局，难堪重任。将来选举正式总统，只有像你这样年富力强而又才高志大的人，才能当之无愧。我哪能成呢?”
孙中山诚恳地说：“我们不但今天要你担任正式总统，而且将来还要你连任下去。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这正是加强个人责任，保证你能对一切事情放手去做”。
听到这里袁世凯喜出望外却又假惺惺地说：“这岂不是居我于火炉上，而你却可以逍遥自在于?”
孙中山严肃地说：“这却不然，我们可以分工合作。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训练军队以防备外国人的侵略，第二件是开辟交通以发展国民经济。我们不妨制订一个宏伟的规划，十年之内，你练成精兵一百万，我造好铁路二十万里!”
孙中山站起来，致答词：“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
答词致毕，孙中山也高呼：“袁大总统万岁!”
这时，孙中山对袁世凯已“绝无可疑之余地”了，遂给黄兴发电：“到北京后，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事，彼亦尚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负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京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要求黄兴也北上北京，与袁世凯会晤，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
实际上，黄兴早就对袁世凯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张振武案发生，便更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
孙中山的电，消除了黄兴对袁世凯的疑虑，于是他来到北京。
9月11日黄兴从上海来到北京。袁世凯对他的欢迎仪式一如孙中山。黄兴受袁的迷惑比孙中山更深，不仅向参议院国民党议员疏通通过袁的心腹赵秉钧为正式内阁总理，吸收赵秉钧为国民党党员，还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代表孙中山和他本人愿意以党的领导地位相让，希望袁以国民党为后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加入政党诚然不错，然“今则非其时也”。嗣后，他对柏蔚说他之所以拒绝加入政党，是因为“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四海之内，皆吾兄弟，三人同行，厥有吾师。俟将来政党真正稳固，或不能终守不党主义”。
黄兴一到北京，一心一意扩大政党，他在北京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上至袁世凯，下至一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黄兴动员的对象。
而孙中山却不太过问政治，他一心扑在中国的实业上。在他的心目中，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国的铁路搞上去。他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
袁世凯对孙中山修建铁路的宏伟计划很感兴趣，指使梁士诒多次赴孙中山行馆，帮助拟订建筑铁路的规划。9月9日发布命令，“特授孙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给孙中山三万元的高薪。以后又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对黄兴的随员也极力延揽：委派李书城为总统府军事处次长，其余张孝准、何成濬、曾昭、耿觐等人都给予参谋部或陆军部顾问官的名义。后来，袁世凯在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还发表命令，特授孙中山以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表示不受。
孙中山走后，袁世凯发表了自己拟订的袁、孙、黄、黎的共同宣言，也就是八大政纲。
共同宣言没有经过孙中山、黄兴的酌定，而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回避与孙中山和黄兴会见，未入京，只列上名而已。
八大政纲如下：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矿山铁路，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孙、袁、黎、黄的“四巨头宣言”，袁世凯获利甚大。不仅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他袁氏是“豁达大度”的，“诚心”谋求南北统一的；而且在《内政大纲》发表后，集中了政权，奠定了他的总统地位。
通过会谈，孙、黄均被迷惑，上了袁的圈套。8月28日，孙即表示同意选举袁为正式总统。9月2日又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宣布，“现在政治之事，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以实现其民生主义，不再与袁竞争总统。4日在答记者问时又说：袁没有野心，是民国现在很难得的一个人。10月6日对上海国民党员演说时还讲：“……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并不谬误”。黄兴更是忘乎所以，他说：“兴至京时，觉有一绝大希望及一绝大乐观之事，为袁总统之苦心谋国是也。报纸有以拿破仑诋之者，殊为失当，且亦绝无之事。袁之为人，精神充足，政策亦非常真确”。“今日北有袁大总统，南有黎副总统，犹之屋有栋梁，而吾辈方能住居寝食歌哭于其下，故我辈一面监督现今之政府，同时复当尊重此两大伟人”。他号召各界“须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袁听了这些话当然高兴，而他们讲的这些话，也着实在客观上帮了袁的忙。
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不再过问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上。他为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的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前往日本。
1912年8月，同盟会与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一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一切党务都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在当时，国民党就是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惟一大党。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取得了胜利，并预定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袁哪能容忍自己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起来的内阁居然要夺到国民党手中。在这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世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通过特务头子洪述祖，传令曾经在上海当过流氓和帮会头子的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1913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等地旅行后抵达上海。3月20日夜，由上海启程返北京，当他刚刚步入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宋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31岁。
听到宋教仁遇刺的消息，袁心中甚是欢喜。但这个久经变故的政客，表面上却始而装出一副十分惊讶的样子，继而又装作万分痛惜的姿态。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3月23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巡捕房报告：他在应夔丞家买古字画时，应让他去暗杀一个人，并许诺事成之后给1000元的赏金。那个人正是宋教仁。于是捕房据此线索，当即逮捕了应夔丞，次日又将正凶武士英捉拿，并搜出应与洪述祖等的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袁世凯这个老狐狸终于露出了马脚，他的凶残本性大白于天下了。
当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宋教仁的主犯时，一向狡猾奸诈的袁世凯，再一次露出凶神恶煞的面孔，叫嚣什么“武力统一”，发动了反革命内战。
袁世凯这些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把牺牲他人而作为自己升官的倒行逆施之行为，也激起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不满和指责。
1913年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李烈钧由上海秘密返回江西湖口，发动当地驻军起义。12日上午8点，驻沙河镇赣军林虎旅在李纯部的威逼挑衅下奋起反击。李烈钧立即在湖口召集会议，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并发布檄如下：“民国肇造以来，凡我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自此，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开始，南北战争正式爆发。次日，江西省议会开特别大会，公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宣告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7月15日，江苏宣布独立，17日安徽宣布独立，18日上海、广东宣布独立，19日福建宣布独立，25日湖南宣布独立，8月4日重庆宣布独立。
袁世凯为了表明自己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正义性”，袁世凯发布了一系列通令，把挑起内战的罪名硬扣到李烈钧等人头上。17日他申告用兵理由，谩骂欧阳武“全无国家观念，纯乎部落思想”，“捏词诬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把别人的革命行动说成反革命行动，把自己的反革命行动说成革命行动。
用武力消灭国民党这正是袁世凯所希望的，要他放下屠刀既不可能，要他辞职更办不到。何况其军事力量处于绝对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即在指顾之间呢!7月21日袁世凯发布了戒严令，宣告湖口、徐州等处地方，凡应攻守各地域均处戒严状态，其余地方各司令官可临时宣告戒严；北京因有“奸人匪徒混迹其中，希图扰乱”，亦同时宣告戒严。同日又发布两道命令，再次颠倒黑白地重申了用兵的所谓“正义性”和“必要性”。什么“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什么“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覆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什么“暴徒倡乱”，“不得不以兵力戡定”；什么“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等等，把自己打扮得俨然是真理的化身，人民的救星。在复蔡元培的电中，更寡廉鲜耻地说：“叛徒倾覆共和，破坏民国，几有亡国不顾之势。鄙人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当此存亡危急、国民呼号请命之时，断不敢舍之而去，坐视乱党之荼毒生灵。至未选举以前，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即此所以尽职于国民及仰酬公等之厚爱也。……其他非敢所闻”。23日，他撤销了孙中山的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决心将反革命内战进行到底，对任何人的劝告一概置若罔闻。
结果是袁世凯胜利了。
1913年10月10日“国庆节”到来的这一天，正是袁世凯如愿以偿，隆重就职而成为正式总统的一天。宣誓地点在前清皇帝登极的太和殿。届时，袁世凯由一大群武官员簇拥着，威风凛凛地检阅了拱卫军、禁卫军及京卫队等北洋精锐。袁世凯梦想成为正式大总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名正言顺进行独裁**的时代开始了。
改变《约法》置法律于不顾这是袁实行独裁**的第一步。他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绝不允许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废除原来的《约法》。实行经过他炮制的新《约法》。新《约法》计10章68条，贯串着封建**主义和反动的皇权思想。袁世凯把两年来恣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攫取到的各种封建**特权，统统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同时，他废除了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袁世凯得意地扬言“予今日始入政治新生涯”。接着，袁世凯便按新《约法》改组了政府机构，排除异己，制造派系，开始了他“屈天下人奉一人”的反革命政治生涯。
接下来，袁世凯为了进一步从精神上控制军队，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令，颁布了军人训令10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一句话，一切都要效忠他。
在使中央军政机构适应独裁统治的同时，袁世凯对地方制度也大力变革，使地方也听令于他。他下令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还在北京建立将军府。各地将军深知自己的荣辱福祸统统控制在袁的手里，只要不失宠，不论怎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不会被贬黜。所以，他们在袁世凯面前无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这正是袁世凯所要求的效果。
严刑酷法亦是袁世凯想使全国人民都屈服于他的暴政之下的手段。从1914年初到1915年末的两年里，袁公布了一连串反人民、**的司法条例。为了控制舆论工具，堵塞人民言路，他为新闻界制定了《报纸条例》。为了镇压革命党人和人民革命活动，他还制定了《治安警察条例》……。凡此种种手段都是用来钳制人民的思想和民主活动的。除此之外，袁世凯还控制着笼罩全国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以实行他的恐怖统治。
这样一来，原来那个口口声声大讲“大总统是国民公仆”，时时处处鼓吹“共和”的袁世凯，终于撕下了冠冕堂皇的假面具，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独裁**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