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卖变法
都市逍遥客 宫墙柳 玫瑰小姐枪杀迷案 我的身体里有黑洞 至尊女纨绔 都市妖王 都市魔医 截教小徒 穿越之好事近 黄金主教练
第三章 出卖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人们都开始寻求御之道，这中间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更是时代的代表并不断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就在清廷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领导这场运动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目光敏锐的袁世凯，凭着他那巧于变化，善观风向的本领，悟出变法维新很有可能发达。于是，袁世凯投靠了康有为。在“饮酒商谈”中，他随风倒柳，大谈练兵、变法。还把康有为称为“大哥”，显得异常亲切。他还常向康有为吹嘘自己在朝鲜时，与日本人如何如何打过仗以及主张**等“英雄壮举”，一时间产生了“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的效果。袁世凯很快便取得了康有为的信任。1895年6月，康有为写了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惟有袁挺身而出，把此书交给了督办军务处代递，康有为对袁世凯十分感激。
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康有为多次上书，都没有结果。于是决定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8月底，康就和学生梁启超共同发起了“强学会”，袁世凯不但捐款入会，而且表现得非常活跃，商议兴办书馆时，袁慷慨解囊捐银五百两；决定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时，袁又到处募捐鼓动。经他卖力活动，官僚中捐款颇为踊跃，有3人竟每人捐银五千两。从此康有为等维新派将袁视为“同志”并对他寄以无限的希望。
其实，康、袁两人本质上讲是不同的。康系知识分子，因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在思想上认识到：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而袁则不同，他出身官僚家庭，始终在上流社会里转来混去，而且一直顺利“步步青云”。他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充分利用社会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把一切可乘之机都当成了往上爬的阶梯。“洋务派”盛兴时，他侈谈洋务靠拢李鸿章；如今，维新派时髦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思想。可见，袁世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随声附和，不出于心”的假维新派，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派。
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地抢占中国港口，划分其势力范围。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港口，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在历史上颇有进步意义。
想在仕途上大放异彩的袁世凯，一直密切关注着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他看到光绪帝主张变法却苦于无权，维新派又都是些空谈的书生；相反，慈禧太后掌权30多年，心腹极多，树大根深，是很难动撼的。两派的实力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如若靠了慈禧太后，说不一定将来会取代李鸿章呢。于是他下定了决心，然而表面上仍然耍弄着两面派的手段，用以应付复杂的时局。
就在这时，发生了所谓的“帝后冲突”事件。
1897年9月14日，皇帝与太后因对变法的看法不同大起冲突，颐和园玉澜堂酒宴不欢而散。那一天，政变和反政变的活动都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表面的平静下面，新旧两党都躁动不安，活动频繁。当日，光绪召见了随驾值班的小军机杨锐，授予了第一道密诏：
近来朕仰观皇太后圣意，不想将旧法尽行改变，并且不愿将这些老耄昏庸的大臣罢黜，而升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怕失去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母意旨坚定，最后恐怕无济于事。就如十九日的来谕(即罢免礼部六堂官之事)，皇太后已以为(处分)过重，所以不得不慢慢想办法，这就是近来实在为难的情形了。朕岂不知道中国积弱不振以至于危迫，全是被此辈人所误。但必要朕尽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行改变并尽行罢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的权力实有不足。如果真这样做，则朕的皇位且将不保，何况其他?如今朕问你们，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全部改变，将老迈荒谬昏庸的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违背太后的意旨。你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位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在不胜紧急翘首盼望之至。特谕。
玉澜堂酒会，光绪顶撞了慈禧，受到“太后大声呵斥”后，非常惊惧，想找人调停却无合适人选，“恭王卒，庆王疏远，端王载漪兄弟及各位大臣全都是怨恨皇上的人。因而想到杨锐通达世故，告诉了他。杨锐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与大臣商量，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没有益处。’皇上因此命令四参政与康有为商量，而吐颁赐有密诏”。不想这个杨锐不但不能为光绪分忧，还把密诏整整压了三天，使维新派落入了完全没有机会的境地。偏见害了光绪，使他看不到老臣中也有同情新政的人，真不如找李鸿章做调解人，新政还可能有保全的希望。从下达这道密诏开始，守旧派的训政和维新派的反政变斗争进入了倒记时的最后阶段，我们将逐日追溯各派人物的活动，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作一番较为客观和可信的分析。
就在密诏发下的当天(9月14日)，袁世凯、伊藤分头进京，乘的是同一趟火车。与袁世凯同行的有他的幕府密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到京后，徐先赴颐和园安排报到、请安等召见前的准备事宜，袁则派人前往海淀寻租寓所，因为皇上当时驻跸在颐和园，就近住下，可免于路途奔波和时间上的耽误。下午，袁等人住海淀法华寺中的裕盛轩。伊藤一行到京后则下榻日本公使馆，总署大臣张荫桓随即来访，并与伊藤商定在京期间的日程安排。
同一天的同一趟车中，还有一位神秘的乘客：张翼。“是日早车有荣相(即荣禄)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见庆亲王，呈递密信并禀告要事。据见到过此信的人说，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从此事可以看出，荣禄对召见袁世凯和伊藤访华这两件事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尤其是后者，所以荣禄在宴请伊藤的宴会上才会有“惨沮不欢”，中途退席等不合礼仪的反常表现。从密信的篇幅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荣禄详尽陈述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并权衡、分析了训政的利弊，由守旧派接到此信后紧锣密鼓的活动可以确知，荣禄的意见是：发动政变，此其时也。
还是同一天的晚间，大概是在光绪召见杨锐，下达密谕的同时，康有为向头天赶到北京的毕永年交了底：
夜九时，召我到他的居室，对我说：“(你)知道今日面临的危急吗?太后打算于九月天津大阅兵时杀害皇上，到时候怎么办呢?我想要效法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而天子手无寸兵，很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想要他起李多祚的作用”。我说：“袁是李鸿章之党，李是太后之党，恐怕不可以用吧。而且袁也不是可以与谋此等事情之人，听说他在高丽时自请撤回，极无胆量”。康说，袁前两天已到京，我已令人去往他那里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不疑，已经深恨太后和荣禄了。而且我已奏知皇上，在召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给茶食，这样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答了。你且等待着，我还有重要事情用你来办。
毕永年(18681902)，字松圃，湖南善化人。出身于大户人家，“性豪宕，喜结纳，又耽于声色，毁家资过半”。光绪丁酉年(1897）举拔贡(即不经考试，保送而得的举人资格)，“曾在长沙组设湘学会，日与唐才常、谭嗣同、林圭辈讲论”，是湖南知名的维新志士。他于政变前夕赶到北京后，正赶上康、梁等策划引袁世凯发动兵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阴谋，事后流亡日本，改名安永松彦。他所撰写的《诡谋直纪》详细记载了事情的经过，为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反政变活动留下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也为解开戊戌变法中的若干疑团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毕永年后来参与自立军和同盟会的起义，失败后入寺为僧，忧劳成疾，死时才34岁。
9月15日(旧历七月三十日)，袁世凯的活动没有记载，他在法华寺的寓所内闭门不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以袁世凯的赋性，不会安居于寓所之内，但书阙有间，只能存疑。伊藤则于午前拜访了总署的亲王、大臣们，出席者为庆亲王、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然后专程登门拜访李鸿章，午后则拜防各国驻华公使。在与总署王大臣座谈时，伊藤强调图强首先要改革兵制，而改革兵制首要的是基层军官(即士官)的培养，“改革兵制的要着，为士官的培养；须精选一、二学校培养士官，并置于贵国大皇帝直接管辖之下，此为最先要务，其他再分缓快慢，渐次实行”。伊藤的这个建议很可能使警觉的守旧派将其与光绪召见袁世凯之事联系起来。
本日，王照“往颐和园上请袁(世凯)兵南去之折”，试图亡羊补牢；而那个接受了密诏的杨锐则陷入困境，无所作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焦虑害怕，绕室彷徨的场面。
9月16日(旧历八月一日)，凌晨四鼓袁世凯即赶赴颐和园宫门等候召见，黎明时分，光绪在玉澜堂召见了他，整个过程袁世凯记忆如下：
皇上垂询军事上的事情甚为详尽，(我)均据实际奏对。
(问话)间歇时，就奏请说：“九月有巡幸大典，督臣荣禄命臣督率修理操场，并先期商议演练方阵，亟须回津料理，倘若没有垂询事件，请即训示”。奉到的上谕是，等到四日后请训，可无大耽搁等话。
召见结束后，袁世凯回到居处吃了些早点，躺下补觉。“忽有苏拉来报，(我)已以侍郎候补，并有军机处交来的通知，奉旨令初五日请训”。清代官员的任用方式，一直是“内重外轻”，即同样品级的官员，京官比地方官的身份要来得尊贵，三品的地方官到了中央，往往只能屈居四品、五品官员的位置。所以，袁世凯以地方三品的按察使，一下子擢升为中央的二品候补侍郎，真可以说是恩出格外了。但袁世凯的反应却令人意外，通常应该大喜过望的他却“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上疏辞谢，随即有郭有琴诸友人前来贺喜。都告以无功受重赏，决不是好事，有何可贺?即商量草拟疏稿，将力辞，诸友人全都劝阻，于是托友人代办谢恩折”。以袁世凯这样热衷官场和事功的人，往常进京，公事之外，终日奔走于势要权门，旧雨新知，酬酢往来无虚日。而此次进京，则一反常态，闭门不出，十分低调。知道自己被越级提拔，不仅不喜，反而惊得“汗流浃背”，甚至立意辞谢。这种种反常行为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袁世凯已经充分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稍有不慎，就会卷入帝、后两党政争的漩涡，而使自己的事业、前程毁于一旦。所以到北京的头一天，他既没有去拜会熟识的中枢大佬，也没有去看望过去的维新同志，寓居郊外，闭门独处，皇帝召见这么难得的机会，他也不知珍惜，竟要求马上请训回津。凡此种种，都表明袁最初的想法是，不惹是非，置身事外。但政治这种东西无处不在，你不找它，它要找你。听到自己被皇帝不次擢升，他立刻就应该意识到这是维新同志们使的劲儿，因为徐仁禄6月在小站许过愿；于是午后他开始出动，遍访各位大佬，为的是了解他们对此事的反映和看法，表白自己的心迹。他先去拜访庆亲王，没有在家。然后拜访了刚毅、裕禄和王韶三位军机大臣，都见了面，袁备述自己无功受赏，万万担当不起的心情；刚、裕二位什么反映，不得而知，恐怕都是言不由衷的官话，内心里却在暗暗冷笑吧。在与之相熟的王韶那里，袁世凯又提出上疏辞谢的事情，王韶告诉他，既然出自特恩，辞谢也没有益处，反而会让人觉得矫情，一再说不能如此。但袁世凯仍旧“此心怦怦，殊不自安”。对于自己的维新派同志们，袁世凯当然也不能不敷衍，但因分不开身，只能以书信暗通款曲；而康、梁等得知袁世凯被提升的消息后，认为第一步已经成功，于是开始了更深的策划。
夜八时，忽然传来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有为)与梁(启超)正在晚餐，于是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比我们所献之计还要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了”。康当即起身命我(即毕永年)随往他的居室，询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说：“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按预定计划行事了。然而我始终怀疑袁不是可用之人”。康说：“袁极可以用，我已得到他允诺的凭据了”。于是从茶几间取出袁写给康的书信给我看，信中极力感谢康的引荐提拔，并且说：“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对我说：“你看袁说出这样的话，还不可以用吗?”我说：“袁是可以用了，但先生打算要我做什么呢?”康说：“我想派你前往袁的幕府中作名参谋，以监督他，怎么样?”我说：“我一个人在袁幕府中有何用?而且袁世凯如有异志，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制得住的”。康说：“或者以百人交给你统率，怎么样?到袁统兵围颐和园时，你则率领百人奉诏命前往捉住西太后废了就可以了”。我说：“那么我应当在哪天见袁呢?”康说：“等再商量吧”。正在谈话之时，康广仁、梁启超也入座加入。梁说：“此事老兄不必怀疑，但当尽力去做就是了。然而老兄敢做此等事情吗?”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然而我应当深思熟虑地处理。况且尚未见过袁，我还是不知道他是何等人嘛”。梁说：“袁决无问题，老兄但说答不答应此事吧?”我此时在心里谨慎筹划，未敢马上答应，而康广仁就有了愤怒之色。我于是说：“此事我终不敢单独承当，为何不急催唐(才常)君来京共同谋划呢?”康、梁均大喜说：“好极了!好极了！但我们的意思是，想马上于数日内发动此事，若等候唐君，则又要很多天时间了，怎么办呢?”踌躇片刻，于是同到谭(嗣同)的房间商量此事。谭说：“稍缓时日不妨，如果催得唐君来，则更为安妥”。梁也大为赞成道：“毕君沉毅，唐君深挚，可以称为两雄了”。我知道这是面子上的恭维话，于是逊谢不敢当。康说：“事情已经定计了，你们可以尽快调兵遣将了”。于是共同草拟快电两道，迅速发出，催促唐氏。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了毕永年对当年康、梁策划政变情况的叙述，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谚语了。
本日，伊藤一直在公使馆，午前，李鸿章回访；午后，总署王大臣回访。
9月17日(旧历八月二日)，在袁世凯谢恩时，光绪帝再次召见，袁向光绪帝陈述自己对无功受禄、破格提拔的惭愧惶悚的心情。光绪却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非常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退出后，他又在宫门外等候昨天没有见到的庆亲王，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下起了大雨，庆亲王入宫，他则直到中午才回到法华寺，疲惫不堪，倒头酣睡至晚，吃过晚饭，接着睡觉。
本日由于杨锐处迟迟没有消息，焦急的光绪皇帝通过入值的小军机林旭带出第二份密诏(即所谓“衣带诏”)，同时发布上谕，督促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官报局。这一明一暗两份诏书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政变发动在即，光绪已严重感受到了异常的气氛，他希望康有为的离京有助于缓和反对派的情绪，同时也是对康的保护。这份密诏的原如下：
朕今命你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尽呀。你可迅速出外，不可以延迟。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深有所知。你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还可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于你)啊。特谕。
本日据说也是慈禧太后最后决定训政的日子，“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呈递请求训政的折子，西太后(训政的)心意确定了下来”。原来庆亲王收到荣禄的长信后，即与杨崇伊等策划实施，“是日庆亲王、端亲王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而且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等到事机一泄，中国恐怕不复为太后所有了”。“庆亲王与李莲英皆跪请太后训政，立山等甚至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使馆请求除去太后，太后大怒”。其实慈禧是在做戏，从裁撤冗官衙门时起，十几天来到她跟前跪哭请求训政的老臣就没有断过，她就是不答应，因为她认为火候还不够足。她完全知道这些
康广仁
人是为了激怒她而在编瞎话，但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样才显得她出山是迫不得已。但伊藤到京觐见皇帝，她不能不重视，担心发生什么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荣禄、杨崇伊等正是抓住慈禧害怕洋人的心理，策动训政的，杨崇伊所上奏折的题目就叫“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遗祸宗社，呼吁恳求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止乱萌”折。所谓“东人”，指的就是伊藤；而“大同学会”是已被革职的廷式在家乡办的维新派学会，加到折子里，为的是牵连打击，报复廷式从前纠众弹劾李鸿章的旧恨。折中虽也攻击康、梁，但重点还是放在了伊藤身上。
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士人之心。……不知何种缘故，引入内廷，两个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的大臣)，借口广开言路，用以安插党羽。风闻东洋前首相伊藤博即日到京，将要专权执政。臣虽得自传闻，然而近来传闻之言，无不应验。果真用伊藤，那么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于拱手让给别人了。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三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难，俯念臣民呼吁之恳切，即日训政。
值得注意的是，杨崇伊的折子中没有提到袁世凯被召见这件事，可见此时守旧派还对维新派的政变计划一无所知，否则不会用伊藤专政这么拙劣借口作为训政的根据。召见袁世凯是皇帝想要插手军队的信号，但对袁世凯本人，守旧派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放心。
林旭很可能是受光绪的委托，先找杨锐追问第一份密诏的落实情况，因此17日白天康有为等人仍不知道有密诏这么一回事，当天晚上，维新同
志们仍有兴聚饮于宋伯鲁家，“李苾园尚书、徐子静侍郎在我左右，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微，曲终哀怨动人。谈世事变迁之急，相与忧叹”。但当康有为回到寓所时，看到来访不遇的林旭留下的敦促他出京的诏旨，和要他明日不要外出，有要事相告的字条，康有为才感到，大事真的不妙了。但维新派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还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决定第二天面见袁世凯，向他交底。
夜七时，忽奉旨催康有为出京，我(毕永年)说：“如今必败了，未知袁那里消息怎样?”康说：“袁那里有位幕友徐世昌，与我交情极好，我将令谭、梁、徐三个人往袁处明说此事，成败在此一举”。
9月18日(旧历八月三日)，林旭一早携带两份密沼(包括三天前被杨锐压住的那份的抄本)赶到南海会馆，大家“跪诵(密诏)，痛哭激昂”。于是“召集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幼博来，筹划救皇上之策。袁幕府的徐菊人也来了，我(康有为)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他，徐菊人也哭了，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于是嘱谭复生(即谭嗣同)入袁世凯寓所，游说袁勤王，率敢死之士数百人，扶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原准备派到袁世凯那里执行特殊任务的毕永年并没有被告之密诏的事，他只看到“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但在午餐时，同住一室的好友钱维骥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原本就不坚定的意志发生了动摇。
午餐时，钱君(维骥)告诉我说：“康先生要杀太后，怎么办?”我问：“兄怎么知道?”钱说：“刚才梁君(启超)对我说：‘(康)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的时候，只说是废黜；等到去颐和园时，抓住杀掉就可以了。不知毕君肯不肯办这件事，老兄为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气’等话。看来此事是真的了，(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说：“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当成济的角色。老兄且等着看吧”。当晚，康、谭、梁一夜未归，大概是去袁世凯那里商量此事了。
在维新派诸君悲愤痛哭，康、谭等人密谋策划之时，袁世凯也进了城，正在贤良寺拜望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两人谈了一上午的“兵事”，用过午饭，袁告辞出来，转赴庆亲王府上拜访，庆亲王当时正在颐和园与一帮老臣苦劝太后训政，但留下话叫袁世凯等他，袁在门房里等到天快黑了还不见他回来，却接到了荣禄传来的命令，说是大沽口一带有英**舰游弋，要他尽快回防。因为已定于初五召见请训，袁世凯便回到寓所，吩咐幕友办折说明需要提前回津的原因，打算明天奏请提前请训，正在灯下拟稿之际，忽听到外屋人声嘈杂，随即寓所差役禀报有位军机处的大人来访，已下车进了客厅，袁世凯拿过名帖一看，原来是谭嗣同来了。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百日维新史剧中的经典一幕。具体情况如何，其说不一，我们这里只根据当事人的说法进行判断。谭嗣同、袁世凯是确定无疑的当事人，谭嗣同几天后被杀，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见的只言片语，只能从梁启超等人的转述中得知夜访的情况。袁世凯则在数日之后写了一篇《戊戌日记》，是意在表明心迹的备忘录。在场的还应该有徐世昌，但他事后绝口不提此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字记录。我们先来看谭嗣同方面的说法。
白天哭过以后，维新派勤王救主的惟一希望就是袁世凯了。晚间，谭嗣同(应该还有徐世昌)一同前往法华寺见袁。稍后，梁启超进内城金顶庙容闳(纯斋)寓处等候消息；康有为则拿出李提摩太交给他的一张列强瓜分中国的示意图，要前来慰问告别的维新同志杨深秀、宋伯鲁、李孟符、王照等人以抗御外侮为名，找更多的人上折，请求调袁世凯所部进京勤王。到了半夜内城城门开启后，康有为也前往金顶庙听候消息。谭嗣同与袁世凯谈过之后按约定来到金顶庙，向康、梁通报了谈话的情况，据梁启超事后的转述，当时的情形是：
初三日晚上，君(谭嗣同)径直造访袁所寄寓的法华寺，直接问袁说：“你认为皇上为人如何?”袁说：“旷代(才有的)圣主啊”。谭说：“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了吗?”袁说：“当然，早有所闻”。谭于是直接出示密诏说：“今日可以救我们圣主的人，全在足下。足下想救就可以救的”。又以手抚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想救，请到颐和园出首我而杀我，可以得富贵的”。袁正色厉声说：“君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与足下同样受到非常的知遇，救护之责，不是足下一人之事。若有所教诲，我当然愿意与闻了”。谭说：“荣禄密谋，全在于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全都受荣禄节制，将要挟持这些兵力以行(废立)大事。虽然如此，董、聂不足道，天下强健者惟有足下。若变乱发生，足下以一支军队对抗他们的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清君侧，整肃宫廷，指挥若定，是不世之业啊”。袁说：“若皇上阅兵时疾驰进入我的军营，传号令以诛杀奸贼，那么我必能够跟从诸君子之后，竭尽死力以图补救”。谭说：“荣禄素来优待足下，足下又如何待他呢?”袁笑而不答。袁幕府某人(即徐世昌)说：“荣贼并非诚心对待慰帅(指袁世凯)的人，以前某公(指翁同龢)想要增加慰帅的兵额，荣说汉人不可以授予大的兵权，所以向来不过是笼络而已。……慰帅岂能不知道呢?”谭于是又说：“荣禄固然是(曹)操、(王)莽之才，但绝世之雄，对付起来怕没那么容易吧”。袁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之中，杀荣禄还不就像杀条狗吗!”因而与他深谈救护皇上的条理。袁说：“现今营中枪弹火药全在荣禄之子，而且各营哨官也多是守旧的人，事态紧急，既已定策，那么我急需归营，更换选拔将领军官，而设法贮备弹药，就可以了”。于是叮嘱而去。时间已是八月初三夜漏三下了。
袁世凯方面的说法出自袁9月29日(旧历八月十四日)所写的日记，追记了他进京觐见期间及回津后的经历，颇像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的一份备忘录。此时距政变发生已有8天，距六君子就义菜市口只过了一天。袁世凯死后十年，由《申报》分期刊出，据说是得自曾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仲仁)。《戊戌日记》对谭嗣同来访谈话的内容记载较为详尽，可与梁氏的转述相互参校，更能了解事实的真相。
正在内室秉烛草拟疏稿，忽闻外屋有人声，看门人持名帖进来，称军机谭大人有重要公事来见，不等传请，已下车到客厅。急忙索看名帖，原来是谭嗣同。
我知道他是新贵近臣，突然来此夜访，或有应该商量的事情，(于是)停笔出迎，，他身着便服(向我)道贺，说是有密语相告，请进内室，屏去仆从家丁。我心里很惊讶，请他进入内室。各道寒暄，申说久仰、相见恨晚等周旋(客套)的话语。谭以相面之术，说我有大将格局。继而忽然说：“袁公初五请训吗?”(我)告诉他现在有英国兵船游弋海上，打算备折明天就请训，马上回天津。谭说：“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虑的是内患啊”。急忙询问其缘故，于是说：“公受此破格的特别恩典，必将有所图报。皇上方有大难，除了公没人能救”。我闻言失色说：“我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答，况且自己又身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说：“荣某近日献策，将要废立弑君，公知道吗?”我答以在天津时常与荣相国晤谈，察其话中的意思，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一定是谣言，断不足以相信。谭说：“公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物，不知道此人极其狡诈，外表与公很好，心里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指袁去年由道员升按察使之事)，实际上是荣某压制的。康先生曾在皇上面前多次力保，均为荣某所阻挠。皇上常说，袁世凯很明白的人，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越级提升，费了很大的力，公如果真心救皇上，我有一策，与公商量”。于是掏出一份草稿，如名帖的式样，里面开列荣某阴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上皇位不能保，就连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天津，面见荣某，出示、宣读朱谕后，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随即封禁电报局和铁路，迅速载袁某所部士兵进入北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卫皇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之策，即死在皇上面前等话语。我听到后，魂飞天外，因而追问：“围颐和园要做什么?”谭说：“不除去这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有我，公不必问了”。我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的部下，平常以忠义教训他们，如令他们作乱，必不可行”。谭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发电报给湖南召集好将才多人，不日可到北京，除去这个老朽，在我而已，用不着公出面。但要求公的有两件事，诛杀荣某，围颐和园而已。如果不答应我，就死在公面前，公之性命在我之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谒见，请旨办理”。我说：“此事关系太重，断不是能够草率决定的。今晚即使杀了我，也决不能定，而且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许批准呀”。谭说：“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会有朱谕一道面交袁公”。
我见他气焰凶悍，类似疯狂，然而他是天子身边的近臣，又不知道他有何来头，如果公开拒绝而变脸，恐怕激生其他变故，所造成的损害必多，只好借词推脱。因此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然杀害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起内讧，国家势将瓜分。而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本人军队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怕在外一动兵，而京城之内必会立即设防，皇上已先危险了”。谭说：“公可出以迅雷不及掩耳，在动兵时，就向各军分发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我又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所存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取运输到足够使用，方可用兵”。谭说：“可以请皇上先将来谕交给你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我说：“我万不敢惜死，只恐怕泄露，必将连累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去，容我深思熟虑，布置半月二十天后方可再告诉你怎么办”。谭说：“皇上的意思很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等他出示朱谕，却是墨笔所书，字甚工整，也仿佛是皇上的口气，大概意思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即太后)不悦，令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大概的语意，就像是这四人请加速变法，皇上以婉言谢绝一样。我于是追问道：“这不是朱谕，而且没有诛杀荣相，围颐和园的说法”。谭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天前交发下来的。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几乎误了大事。谕旨内另议良法，即有这两件事情在内”。我更知他是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而回答说：“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害怕连累到皇上，必须妥善筹划，详细商量，以期万无一失。我无此胆量，决不敢鲁莽行事，成为天下的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会议，以待入奏，几乎是声色俱厉。腰间的衣服隆起，似乎藏有凶器，我知道他必不肯空手而归，就这样告诉他：“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候军队全都集中在一起，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从，又有何事不成?”谭说：“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形势非常急迫”。我说：“既然有皇上巡幸的命令，必不至于马上有什么意外，必须等到下个月方可万无一失”。谭说：“如果九月不出巡，又将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计已花费了数十万金，我可以请求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可保证不至于中止。这件事情在我，你可以放心”。谭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于公手，在于公。公如果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也在于公。由公自己裁定吧”。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三世受国家恩惠深重，断不至于丧心病狂，贻误大局，只要能有益于君主和国家，必以生死承当”。谭似乎相信了，起身揖拜，称我为奇男子。我又说：“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然来访，我随身带来的员弁必生疑心，假设泄露于外人，将会说我们有密谋。因为你是近臣，我有兵权，最容易招疑。你从现在可以称病多日，不可入直大内，也不要再来”。谭甚以为然。
又以两宫不和究竟由何而起来问他，谭说：“因为变法罢去礼部六卿，内务府诸臣围着慈圣哭求，纷纷进谗，危言耸听。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人，曾潜往天津与荣相密谋，所以(两宫)意见更深了”。我说：“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的时势详尽陈述于慈圣之前，并且事事请示；也不妨将六卿开复(恢复职务)，以消除意见。而且变法宜顺应民情，不可操之过急。缓办可以，停办也可以，又何必如此急迫，以至于激起其他变故呢?”谭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都杀掉，始可办事”。我因他志在杀人作乱，没办法再说，而且夜已深，托词赶办奏折，请他回去了。反复筹思，(竟)如痴如病，于是也没能来得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这等人所为，必会酿生大变，危及宗室社稷。惟有在皇上面前稍微透露些口风，希望能有所补救。
9月19日(旧历八月四日)，谭嗣同早饭后回到南海会馆寓所，一夜未眠，气色恹然。毕永年进来打探消息时，他正在梳头，很疲惫地告诉毕，袁世凯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断然拒绝，而是想从缓办理。毕问此人究竟可用与否，谭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强调康有为坚持用袁。毕又问是否将密谋全都告诉了袁，谭说：“康(有为)全都说了”。康当晚并不在法华寺，谭所说或许是口误。毕永年听后，借机退出，说：“事情败露了，事情败露了!这是何等事情，而可以说出来又中止吗?如今眼见公等灭族，我不愿同遭此难，现在马上要搬出南海会馆寓居他处，然而君也应该为自己打算，不要与他们同归于尽，没有用的”。午后，毕永年就搬到与南海会馆相隔几家的宁乡会馆，为的是便于打探消息。在金顶庙容闳寓所，谭嗣同走后，容闳提出，他可以找美国公使想想办法，康有为认为无济于事，谢绝了。天快亮时，一夜未眠的康有为睡了一会儿，上午9时去李提摩太处商量办法，但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了，也没有办法。午后3时，康有为前往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向伊藤详细陈述了变法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希望伊藤能够施以援手，谒见太后时“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伊藤表示，按西方礼节，他谒见太后应当没有问题，但中国不同，他未必能够见到太后，如果能见到，他会向太后进以忠告。这是康有为为挽救新政所做的最后努力。当然，伊藤没有机会觐见太后，而政变就已经发生了。傍晚康回到南海会馆，友人黄仲韬为他饯行时，要他化装走山东一线，不要途经天津，以免荣禄谋害。林旭也来了，传言英国与俄国已经开战，并告诉康，太后已于傍晚回宫的消息。康有为以为外患严重之际，或许暂时不会出现内争，反而松了一口气。
本日白天宫内如常。维新派的御史杨深秀还根据康氏昨日的安排，上折建议向列强“借才”，并举出了李提摩太和伊藤博的名字。在奏折的附片(附件)，他还建议调兵发掘传说的圆明园地底下埋藏的金银，似乎是要给光绪调袁世凯带兵进京提供一个借口。光绪则似乎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对军机大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由命，你们如果肯于激发天良，顾全祖宗的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到了傍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原定于初六回宫的太后突然于酉刻(下午57时)返回了紫禁城，据说所以匆忙回宫，为的是明天监视皇上接见伊藤。据恽毓鼎说，慈禧回宫后，“直抵皇上寝宫，将那里的奏章全数搜走，召来皇上愤怒责问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你却听小人之言来算计我吗?”皇上战栗着不发一言，很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太后唾他说：“傻子，今天没有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一切迹象表明，从这时起，政变已经发生，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训政，是因为明天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接见伊藤，非光绪出面不行”。
本书的主人公袁世凯，这一天全无消息，他自己的日记在初四是个空白，他的活动也不见于任何公私记载。他去告密了吗?不像，否则太后回城后的第一项举措，就会是去抓还在北京的康、梁、谭等试图谋害她的乱党，而不是检查光绪那里的奏折。合理的解释是，像康有为、谭嗣同一样，疲惫不堪的他首先睡觉，起来后便闭门谢客，与幕友同样被卷入密谋的徐世昌一起商量对策，探讨明天向皇帝请训时可能碰到的各种情况和应对的办法。
9月20日(旧历八月五日)，天刚亮，毕永年到南海会馆探消息，康有为已离京赴津，谭嗣同也已迁至浏阳会馆，毕随即向梁启超、康广仁告辞，维新派已作鸟兽散，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即将化作一场春梦，了无痕迹了。
本日一早，袁世凯进宫请训，据他的《戊戌日记》所记，面见皇帝时，他说了如下一番话：
初五日请训，借陈奏(的机会)说：“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有内忧，就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等待时机(成熟)，一步一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太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以上承圣意。至于新进诸臣，固然不是没有明达勇猛的人士，但阅历太浅，办事情也不能缜密，倘若有什么疏忽失误，连累到皇上，关系就太重大了。总求(皇上)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言陈奏”。等语。皇上(似乎)为这番话所打动，没有答话和指示。请安退下，即赴车站，等候达佑观察同行(回天津)。
光绪此时已在太后的严密监视之中，说话行动都已不再自由，即使真有面授朱谕的打算，也没有机会施行了。何以见得呢?迹象之一是袁世凯请安退下之后，有某侍卫大臣拍着他的后背称赞他“好小子”，据说是“西太后派人监听，而认为(袁)立言得体”。迹象之二是本日上午在西苑(即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伊藤博，对这位亲身参与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元老政治家，十分重视日本变法图强经验的光绪，本应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详细请教一番，但却只进行了例行的礼仪上的问候，接见为时仅15分钟。据苏继祖说，“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于当面询问变法方略，预定于(勤政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细询问一切。而那天太后先在屏风后面坐着监督，皇上仅能按外交惯例交谈几句就退朝了”。迹象之三是，慈禧命令自本日(初五)起，四小军机所签署的所有件全要交到她那里去”，显然，慈禧是要对新政期间所有的件进行全面的大检查。这些迹象从另一方面也确证了袁世凯在京期间不存在告密问题。而初四傍晚慈禧回宫之后，光绪就被控制了起来，政变实际上已经发生，接见伊藤的过场一走完，光绪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因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触发的说法不能成立。
初五这天上午，袁世凯乘坐11时40分的火车返津，下午3时到津，因为受到皇帝的召见而又被越级提升，同城的武官员全都在车站迎接祝贺，在火车站的茶座应酬了好一阵子，到总督府见荣禄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此时的袁世凯，在反复思考权衡以后，已经作出了最后的抉择。其实，从袁世凯被召见期间的活动分析，其倾向性就已十分明显。先是，他闭门不出，新旧两派的人物他谁也不访不拜，召见后想要立即请训回津，离开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愿地卷入到新旧两派政争的漩涡之后，则连日走访京城政要，表白心迹以避嫌疑；对助成这次提升的维新同志，则只去信感谢，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谭嗣同夜访，洞悉兵谏密谋之后，袁知道自己已没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从，需要时间来思考决断，故虚以委蛇，借故推托。初三夜向谭嗣同的建议、初五请训时向皇上陈述的一番话，反映的都是他的真实看法，表达了改良派的鲜明立场。作为经验丰富，头脑实际的官僚，他清楚地知道帝后、新旧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维新派冒险蛮干。成事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他决不会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这种冒险活动上。但是他知道了维新派的核心机密，已难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阴谋败露牵连自己，所以牺牲维新同志，告密自保几乎可以说是他惟一的选择。但是向谁告，怎样告，却大有讲究，袁世凯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庆亲王、刚毅或王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就是很见心思的做法。
前面我们已看到，袁得到小站练兵的差事，离不开荣禄的支持，特别是遭到参奏时，是荣禄保护了他。他曾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荣禄对他“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等等。确如维新派所说的，荣禄待他“素来甚厚”，所以徐仁禄6月间到小站刺探他的意向，说荣禄阻挠增添他的兵额时，他一听便知是离间之术，因为恰恰相反，上奏提出增添新建陆军员额的人，正是荣禄。但当时维新派大得皇帝的信任，正是炙手可热之时，袁世凯当然不会当面揭破，而是故作恍然，逢场做起戏来。在做戏上面，康有为等当然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被袁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还自以为得计。
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我担心他为荣禄所用，不肯相从。先于六月份，令徐仁禄毅甫(毅甫为徐仁禄的字)拜访他的幕府与他接近，以观察他的意向。袁非常倾向我，说我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我授意毅甫用话激他，说：“我与卓如(梁启超)、芝栋(宋伯鲁)、复生(谭嗣同)屡次向皇上举荐他，皇上说，荣禄说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因为什么与荣禄不和?”袁恍然大悟说：“翁常熟(即翁同龢)想要增加我的兵额，荣禄说汉人不能任其掌握大的兵权。常熟说曾(国藩)、左(宗棠)也是汉人，怎么就不能统率大兵?然而荣禄不肯增呀”。毅甫归来告诉我，知道袁为我说动，决计举荐他。
谈到袁世凯的做戏本事，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根据自己作官的心得，曾撰写了一本《自义琐言》，闲时常讲给袁世凯听，譬如“作官如演戏”这一条：“人言官场如戏场，然而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现，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果无此等好角色，无此等好做工，岂不为优人(即戏子)暗自嘲笑吗!”袁世凯自小随长辈生活于官场之中，又先后有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等的加意培养，左右逢源的本领可以说是不学而通，学而更精。而后宦海浮沉十几年，历练和经验都是一流的。维新派的这一套，在他那里等于是小儿科，维新派既以权诈诱袁上钩，袁报之以权诈反而没有了道义上的顾虑。
但袁终究是个改良派，虽然不赞成急进，在政见上与康、梁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不反对变法。甚至荣禄出长直隶和北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袁仍与维新派保持着热络的联系。8月中旬，他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9月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天津一住十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荣禄即使没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才与康、梁等拉开了距离，在新旧两派之间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样他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较大。
荣禄既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又是维新派所要铲除的主要对象，所以回天津当面告密，比在北京向别人告密显然更能见好于荣禄，这是袁世凯精明的地方。此外袁世凯并没有讲出维新派的全部阴谋，最明显的，他没有说出要杀害太后这件事，为的是把皇帝摘出来，避免激起守旧派的剧烈反弹，兴起大狱，那样保不住会把曾与康、梁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和保国会的自己牵连进去，这又是袁世凯精明的地方。如果他揭露了此事，或者六君子不是匆忙被杀，而是被严刑逼供交代出此事，慈禧完全可以用“大逆不道”的罪名公开废黜光绪，另立新君，后来的历史很可能是另一副面目，这就是历史偶然性的表现吧。
袁世凯见到荣禄后，因不断有幕府人员进进出出，当晚并未能将细情和盘托出，《戊戌日记》的说法如下：
……即到府见荣相，略述内情，并说皇上圣孝，实在没有其他意思(似乎是对提升自己的一种解释)；但有一群小人结党煽惑，阴谋危及宗社，罪过实在是下面的人犯下的，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定天下。
话没说完，叶祖圭进来入座，一会儿，(达)佑也来了，久等至将近二鼓(晚911时)，也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只好先退出吃晚饭，约定明早再来造访详谈。第二天早上，荣相到我住处，才将详细情形完全说出，荣相失色，大呼冤枉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天津通告内情，但不如今天谈的这么详细”。我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连累皇上的地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筹商好长时间，也没有好的办法，荣相回督署，又约达佑深入商量。当晚(初六)，荣相来函约我，杨莘伯(即杨崇伊)在座，出示训政的电报，已经自京内先发动了。荣相手托茶杯笑着说：“这不是毒药，你可以喝了它”。
上面提到的叶祖圭、达佑，都是荣禄北洋总督衙门的幕府人员，由于事关重大，袁只能单独与荣禄谈，故初五晚间没能深谈。荣禄第二天亲自到袁世凯的居处，也是为了避开督署的人员和公事，所以，袁世凯告密的确切时间是在初六的早上。而同一时间的紫禁城内，慈禧也在逼审光绪，并迫使光绪发布训政谕旨。所以袁世凯的告密在后，政变和训政在前，所谓袁世凯告密引发戊戌政变的说法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康有为
与袁世凯返津同一天，康有为也到了天津，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11时乘坐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离京赴上海。直至三天之后，在吴淞口从前来救他的英国官员口中，康有为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政变。
9月21日(旧历八月六日)上午，就在袁世凯和盘托出维新派的反政变密谋，康有为登上重庆号客轮之际，北京的紫禁城内，也正在上演“新政大审判”的活剧，根据苏继祖《戊戌朝变记》的记载，审判的经过如下：
那天，太后驾临偏殿(即临时软禁光绪的地方)，召庆亲王、端亲王、军机大臣、御前大臣，跪于御座的右边，皇上则跪于御座的左边，御座前面设有(实行家法用的)竹杖。(太后)疾声厉色，讯问皇上说：“天下者，祖宗的天下呀，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诸位大臣，全是我多年来历经挑选，留下来辅佐你的，你怎么敢任意不用!还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成法典制。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又看着众臣说：“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吗!我早知道他不足以承当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好留心稽查管束。我人虽在颐和园，而心却时时在朝廷之中呢，我惟恐有奸人蛊惑(他)，所以常常嘱咐你等不可因为他不成器，就不肯尽心于国事。现在我好在还(身体)康健，必不辜负你们的(请求)。今年春天奕劻再三地说，皇上既然肯于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边的臣子不知内情，并有不学无术的人，反而以为我是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他若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尽力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刚毅先回答说：“(我)屡次的苦谏，每次都被谴责训斥，其余六位大臣，有劝谏过的，也有不说话的”。(太后)又向皇上说：“变乱祖宗法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背弃祖宗而推行康有为之法，怎么能昏聩到这个样子?”皇上战栗看回答说：“自己固然是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太后厉声发怒说：“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到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皇上本来已经魂飞齿震，竟不知道如何回答，(太后)再次厉声问道：“你是知道呢?还是同谋呢?”皇上战栗着回答说：“知道”。太后说：”既然知道还不正法，反倒要放走?”皇上就回答说：“捉起来杀了”。这就是密拿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之旨(的由来)。太后并且对诸位大臣说：“我常教你们小心，怕的就是近些年来这些佞臣贼子的煽惑啊”。于是幽禁皇上，带同太监搜查皇上书房，追究查问御前的太监。这是第一次询问皇上的大略情形，言语极多，传出来的人不胜记忆。
从这次审讯的情形和上下的语意来看，慈禧和守旧派并不知道维新派的反政变密谋，所谓“叛逆”，指的是违背祖制，“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建议，因为通过检查维新派的奏折，慈禧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这在守旧的慈禧看来，当然是叛逆的言行。
本日训政的诏书公布之前，在京的维新派也并不知道政变的发生。御史宋伯鲁还上折建议“皇上速简派通达外务、名震地球的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这样的人，前往会见教士李提摩太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与之商量(救亡)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不想撞到了慈禧的枪口上。当日即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
廷审结束后，守旧派把持的清延，根据皇帝那句“捉起来杀了”的话，以光绪的名义下达了第一道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毕永年得知康有为出走后，也于本日早7时离开北京。本日缇骑先围总署大臣张荫桓住所(即在今北京东城八面槽附近的锡拉胡同)，因为传言康氏经常夜宿张家，搜查康有为不得，遂于二日后将张荫桓下狱。上午10时，步军统领崇礼即带兵包围了南海会馆，将留在那里的康广仁和康氏的弟子程式谷、钱维骥及几个仆人抓捕送交刑部监狱。午后，梁启超等先到李提摩太处报告政变发生，朝廷正在四处缉拿康有为的消息，托李氏相救，李氏等发电报给英国驻上海领事，请以政治犯的名义加以保护，经电报请示外交大臣同意后，于吴淞口外截住重庆号，康有为换乘英国轮船直达香港，逃脱了追捕。梁启超当晚则避入日本公使馆。
9月22日(旧历八月七日)，谕令荣禄在天津查捕康有为。刑部则提讯康广仁，让他写信叫康有为回来，否则不会释放他，谭嗣同尚为他料理狱中的饮食铺盖。钱维骥等人则于次日被释放。梁启超得伊藤和日公使林权助之助，藏匿于日本使馆，谭嗣同前去相见，劝梁出走日本。其时，谭已有一死殉国之志，故以所著稿和书信相托，并与梁诀别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尤以酬圣主。今日(康)南海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相互拥抱而别。当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由使馆派人送到天津日本领事馆，三天后由塘沽乘坐兵舰流亡日本。本日抓捕的重点仍然只在康有为师徒身上，四小军机仍是自由之身。所以，在得到荣禄的密报之前，清廷对维新派反政变的密谋仍是一无所知。但随着本日荣禄密报的送达，密谋的帷幕就被揭开。据说慈禧本日曾“单独讯问皇上一次”，想必与密诏有关，而新一轮的查抄随即开始。这些才是袁世凯告密的直接后果。
9月23日(旧历八月八日)，在得知荣禄通报的维新派密谋后，慈禧于本日采取了两项行动，一是凌晨(五更)下密旨抓捕四小军机，一是会同诸大臣再审光绪，据说这次审讯好像原被告一样，显然所为都是密诏事件。这次审讯的过程如下：
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皇太后有旨，命皇上拜于阶下。典礼完成后，再次在偏殿召集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所中的奏幸、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众大臣对证。内有杨锐、林旭转述皇上之意催康迅速出京的函件，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承认，推说是杨锐之意。此时太后已知道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是什么意思，皇上只得推给康、谭，否则立刻就会受到廷杖。当即下令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四小军机等)，禁闭皇上于瀛台，将皇帝身边的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随侍皇上，实际上是监禁起来了，二十名太监全都是太后的心腹啊。
本日，御史杨深秀不顾京城恐怖紧张的气氛，竟然上折给太后，追问皇上被废的理由，“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援引史事，言辞甚为激烈”。甚至还想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部进京救护皇帝，还未出门，即遭逮捕。杨深秀并未参与密谋，最多不过是像宋伯鲁一样被革职永不叙用，但他太书生气了，或者说见义勇为的憨劲儿把他送上了死路。谭、杨、林、康等维新志士的行事方式或许不足取，但他们的确是铮铮男儿，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足以彪炳千秋，激励后人。本日王照、谭嗣同也分别谋划营救被幽禁了的皇上，王照找的是日本人，谭嗣同找的是大刀王五，但只能是自我安慰的愿望而已。王经日本人帮助，东走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本日晚间，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此时政变消息已遍传中外，所以也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从中可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态度。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李康有为所犯何罪？李回答说：“无非煽惑人心，以至于动了众怒”。大冈说：“据我的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近日中国创行的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却历久未见成效，为什么?在于左右没有协助料理的人罢了”。李表示同意。大冈又说：“近日康有为所行之事，无非是扩充贵爵相未竟的功业，所以我想不如令其完成他的事业为好啊”。李回答说：“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所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9月24日(旧历八月九日)，清廷发布上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刑部治罪。杨锐被捕于家中，林旭在进宫当值时被捕。次日，刘光第、徐致靖闻讯自投监狱，谭嗣同被逮。张荫桓已先一日被逮，张其实是改良派大臣，并未参与维新派的密谋，但作为光绪倚重的大臣，一直受到慈禧的厌恶，这次借机一并除去。
9月25日(旧历八月十日)，诏命荣禄即刻来京，后党废黜光绪的阴谋开始启动。另一方面，袁世凯告密的正效应也开始显现。首先，荣禄进京，诏命袁处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务，相当于临时总督，而这没有荣禄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荣禄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荣禄进京的第二天，就奏请协助袁世凯创设同、炮兵、步兵、骑兵四座武备学堂的监督段祺瑞，其真实意图是为袁做铺垫。再次，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问荣相说：‘袁世凯曾奉有密诏吗?’回答说：‘有。’‘诏中可曾有杀公的话吗?’回答说：‘有的。’(于是)说：‘那么袁世凯先前是个同谋者了，既同谋又检举，首鼠两端，此人也无足可取嘛。’荣相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我的人”，是官场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语，荣禄对袁下这种评语，说明他已将袁划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为促成训政的核心人物，荣禄备受太后倚重，进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红，与荣禄结成的这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将成为今后袁世凯仕途上的有力保障。
9月26日(旧历八月十一日），清廷下达政令，把新政的各项举措一风吹掉，全面复旧。戊戌新政缺乏思想和社会基础，加之推行速度过快，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怨声载道。慈禧看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利用，在抓捕维新派要员的同时，慈禧也在对新政进行清算。作为经验丰富的执政者，她很重视并善于利用“合法性”、“民心”这类东西。本日，她连颁几道诏令，封闭言路、停止将庙宇改设学堂、恢复被裁撤的衙门等等，从而大得“人心”，既得利益者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日始有命了，非我皇太后(做主)如何得了啊”。同时为了稳定京城和全国的人心，除继续缉拿在逃的康、梁、(廷式)、王(照)，清廷宣布除在押和通缉的人犯外，对于其他维新派人士，“概不深究株连”。皇帝已被控制起来，康、梁等已逃亡海外，维新骨干基本上被一网打尽，足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其他新政活跃分子，以行政手段撤换就可以了。本日上述稳定局势的举措一反几天来紧张、恐怖的气氛，是荣禄进京后才有的新气象，反映出朝政开始趋向理性与务实。自本日起，军机处、刑部和都察院连续三天对在押的维新派进行了三堂会审，都审出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9月28日被处死的“六君子”来看，杨锐、刘光第实际上是改良派，并非康、梁急进派的成员，也未参与反政变密谋，其被杀只因名列密诏。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是密谋的参与者，谭、林也名列密诏，康广仁则是首犯康有为的弟弟。杨深秀也未参与过密谋，他的被杀是因为在太岁头上动土，上折责问皇帝被黜的缘由，并要求太后退位，在顽固派看来简直是胆大包天、怙恶不悛。所以整个审判的中心应该是密诏及由之而来的杀荣禄，围颐和园的密谋，从参与密谋的毕永年和钱维骥等人事后并未遭到追捕来看，密谋中杀慈禧这个内容并未泄露。但仅上述事实在**时代就已经构成谋逆大罪，“六君子”遂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在菜市口处斩，“观者人山人海”，戊戌变法运动最终在血腥中落下了帷幕。
关于袁世凯告密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出自张国淦。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湖北蒲圻人。晚清时历任内阁中书、宪政编查馆馆员等职。辛亥革命时曾作为北方代表唐绍仪的随员参加南北和议；民国时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解放后出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熟悉民国掌故，著有多种晚清、民国时期的回忆录。他认为，袁世凯告密“地点在北京而不在天津，日期是八月五日”。他的这个结论据说是得自袁世凯写给其兄长袁世勋的家书：
弟屡遭慈亲(指母亲)的亡故，以至于销假到京，困难丛集于一身。全是因为皇上急于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于是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道我统率编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我破格超升投职为候补侍郎。我想保皇本是臣下的天职，慨然允诺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想要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仪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知，急奏皇上，降下密旨命我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怎能有今日的权势地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以不问；由我卒兵捕捉，天理人情全都不合。此中的委曲，后世的明眼人自能谅解。弟彷徨终夜，这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到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到达不师，屯兵城外，只身入宫，面见皇上，授我密诏，捕拿太后党羽，荣相列第一名。我只得唯唯而退。快到宫门时，正遇到荣相入宫，拦路问我为什么带兵来此，弟被逼的没话说，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刻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兄弟卖君求荣，实在是因为荣相是我的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错啊。皇上于是遭到幽禁，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的唾骂。然而若是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备兄弟助君为不孝之事了。
从信中所述分析，此信当写于9月25日至28日之间，荣禄25日奉召进京，28日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他接任前，袁世凯虽然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十几天，但只有在总督人选未定之时，他才有可能说自己资历浅、决无可能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样的话来。短短三天时间，我们必须设想，袁世勋在北京得知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的消息后，立刻发信，此信到达天津，最快也得一天时间，而袁世凯在接到信后，必须马上回信，这已让人觉得勉强。这封信中的口气不大像袁世凯。特别是信中所提到的事情、时间、地点颠倒错乱得厉害。因为初三夜间袁才从谭嗣同处得知密谋，如果像他信中所说，天明方下决心回小站提兵，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第二天清晨赶回北京请训。况且，太后已于初四傍晚回到大内，荣禄又怎么可能初五带他到颐和园去告密呢?所以，此信如果不是出于伪造，就是有意撒谎，就事实而言，不值一笑。
简略说一下维新派诸入的结局。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与“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拟救光绪，因宫内戒备森严，未果。胡、王劝谭也去日本，被他拒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如有，请自嗣同始”。说罢，闭门不出，等待缇骑来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杨深秀同样“不识时务”，京城维新派闻讯纷纷逃避之际，“独深秀抗疏，清太后归政”，并诘问光绪皇帝被废的原因，自然难被朝廷容忍。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也是光绪的英教师)。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杀名单。杨锐原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进京参预新政(同时推荐的还有刘光第)，与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拟签语激进时，必强令改换，不料朝局变动也随之遭祸，张之洞营救不及，遇难。以上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张荫桓是戊戌政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京城惟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低级成员(户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极其重要，是光绪皇帝最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变事发后，张荫桓还来得及转移家中主要成员和细软，销毁了部分书扎、件。他在锡拉胡同的房子，归为以操纵赌博著称的粤商刘学询所有。慈禧太后原来是准备将张荫桓与“六君子”一起处决的，后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干预以及日本署使林权助、伊藤博的警告，英日方面通过李鸿章经荣禄说服慈禧，晓以利害。慑于列强的威吓，慈禧不得不改变主意，改判为流放新疆。张荫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无余子。谪戍新疆时，沿途仍然有官员按送，张荫桓嘻笑谑称：“老太太跟我开玩笑，差我到关外走一回”。把慈禧称做“老太太”，吓得地方官面无人色。庚子年，八国联军来犯，新疆巡抚饶应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里，以为处理外交正需要张荫桓，乃上书请求开释，谁知道这一提醒反误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张荫桓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斩决。
“戊戌政变”抓捕维新派后，慈禧亲笔批“斩立决”的第一个人是徐致靖。李鸿章有心援救，又觉不妥，便求助于太后的红人荣禄帮助。不料太后听了荣禄求情的话后大怒，责怪他不该为维新派开脱。荣禄跪在地上申诉：“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唱昆曲，玩玩围棋，自从升任礼部右侍郎，皇帝连一次也没接见过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没有皇帝召见徐致靖的记录，这才由死刑改判死缓，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条命。实际情况是，徐致靖50岁以后患了一场耳疾，耳聋得厉害，因此光绪召见变法人士的名单里没有他。
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也属维新派，同时是个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后，他给朝廷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直到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机构已经瘫痪，大牢里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肯走出监狱半步。当时管监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亲自跑到大牢里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这才跟着前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出狱后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朝廷恩准，离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仅有的一名老头子。
除了两个儿子徐仁铸、徐仁镜外，徐致靖还有个女儿，嫁给苏州才子许直庵，生子名许姬传。徐致靖晚年经常与幼孙姬传为伴，教他读书、习字、演唱昆曲。许姬传后来成为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的秘书，著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和《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