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扶摇直上
公主的骑士 后宫湘妃怨 守护甜心之冰雪奇缘 腹黑老公小萌妻 皇后，你惹的桃花太多了 重生——拒嫁督军 大文明 偷窥一百二十天 招个男鬼当媳 重生之生活就是流水账
第二章 扶摇直上
再说吴长庆以前驻扎朝鲜近两年，由于朝鲜气候格外寒冷潮湿，结果落下喘嗽之重症。1884年春，吴长庆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议军事，李鸿章即感到他病情严重，人极病惫。适值中法战争前夕，李鸿章遂于4月4日奏准，让吴长庆率领驻扎的三营庆军撤回山东金州，同时留庆军三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并命分发各省补用同知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吴长庆还将自己的副营(警卫亲军)交袁世凯带领，以示对袁的信任和厚爱。
吴长庆回到国内后病情加重，于闰5月21日病死于金州军营，年仅51岁。吴长庆身故后，清廷谥“武壮”。朝鲜国王李熙也下令在汉城为吴长庆建靖武祠，令金尚铉撰碑，碑阴题名首列宪僚张謇、周家禄、朱铭盘三人，第二十二名才是营务处同知袁世凯，可见，当时袁的地位并不高。
在吴长庆死后还不到两个月，袁世凯就把他家和吴的交情以及吴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转身投靠到李鸿章门下。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是慈禧太后的宠臣，权倾朝野，能攀上他，对袁世凯的进一步发迹是必不可少的。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势利表现过于明显，引起吴长庆的亲信幕僚张謇、朱铭盘等人的极大不满。于是，张謇、张察、朱铭盘三人联名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致袁慰廷司马绝交书》，痛斥袁世凯近乎忘恩负义、骄横跋扈等种种劣迹。绝交书首先说到袁家与吴家三代世交，吴长庆以此对袁恩爱有加，袁世凯在吴长庆幕府中“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吴对袁的提携之恩不为不厚，他们以为袁世凯必“溯往念来，当有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和函牍，不禁惊疑骇叹”。接着，绝交书一一列举了袁世凯的劣迹，比如背故主投新主，令故主难堪。绝交书说：“慰廷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指吴长庆)难堪者”。吴在决定将跟随自己数十年的副营交袁世凯统带时，曾对幕僚说：“慰廷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吴以副营托袁，颇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而袁却自矜家世，大言不惭，说什么“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对吴长庆的托付根本不放在眼里，让吴长庆有托付非人之讥。又比如，袁世凯傲视师长同僚，即以对张謇来说，袁世凯刚入吴幕时，尚能够“谦抑自下，颇自向学”，让人觉得他是“有造之士”。但当袁世凯有了权力地位后却傲慢起来，对张謇的称呼也一变再变，由老师、先生、某翁直至直呼某兄，“愈变愈奇”，让人难以接受。绝交书还详细列举了袁世凯品行不端、心术不正的十一项表现。这篇绝交书将袁世凯早年凶险玩鄙，负义专断，历历指实，写得淋漓尽致，对于人们认识袁世凯的卑劣本性无疑大有帮助。
吴长庆在朝鲜平定乱事之后，以对外政策与李鸿章不同之故，致遭李鸿章疑忌而屡受其压迫，抑郁愤懑，在不得志中死去。张謇作为吴长庆的亲信幕僚，为旧主鸣不平，遂对袁世凯施以无情之攻击，令袁世凯难堪。“以致双方负气，十年不通函牍”。
1893年，朝鲜东学道农民起义发动。次年，义军在道首全璋准领导下席卷南部道，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起义，只得向清政府请求派兵“代戡”。而清军再次入朝，将面临巨大风险。根据1885年同日本达成的协定，在朝鲜局势出现波动时，中日两国出兵来朝，事前必须互相通报，这就给了日本出兵朝鲜的合法权力。若日本此时也出兵朝鲜，又将造成中日两军在朝鲜对峙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局面。若不派兵入朝，又将有损“天朝大国”的体面。因而，判断日本是否出兵，是决策的关键。
袁世凯极力主张派兵入朝，以维护并提高“天朝上国”的威信。当时日本也放出话来：“中国可以放心出兵代朝戡乱，日本决无他意”。袁世凯在同日本驻朝鲜官员的往来中，判断日本支持中国出兵，日本若出兵，最多是以保护使馆为名，调百余兵来朝鲜而已，因而他极力怂恿李鸿章尽快出兵。李鸿章本想出兵，但顾虑日本的态度，而犹豫不决。在收到袁世凯几份催促出兵的电报后，李鸿章终于下定决心。他命直隶提督叶志超任主帅，率聂士成部2000余人开往朝鲜汉城，并根据协定将中国出兵一事通告日本。
此时的日本早已做好了出兵朝鲜并同清军决战的准备，在接到中国出兵的通告后，立即命部队出动，在清军抵达汉城时，大批日军也先后开到朝鲜，来势汹汹。这样，朝鲜半岛上中日两**队形成对峙局面，战事一触即发。
在这种严重局面下，袁世凯也感到无良策可施，而在朝鲜，日军数倍于清军，战端一开，显然不利于中国，此时再留在朝鲜已是凶多吉少。袁世凯也被日军的声势吓破了胆，他接连向李鸿章等去电报，请求回国，并把政务交给唐绍仪代办，自己称病不出。7月17日，袁世凯终于得到了朝廷恩准回国的诏书，如同得到大敕，立即易装逃离汉城，乘船回国，结束了他在朝鲜十二年的生涯。
1895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一驾装饰豪华的马车，风尘仆仆驶进天津城，徐徐停在李鸿章的私人花园门外。
对袁世凯此次专程来访，李鸿章非常感动，特别设了丰盛的晚宴，款待袁世凯。晚上二人促膝谈心至半夜方散。
此次进谒，使李鸿章对袁世凯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为日后的东山再起，埋下了一个极有力的伏笔。
在此之前，袁从朝鲜气喘吁吁地刚刚赶回天津，便被李鸿章委任为转运局承办，去应付中日甲午战争。袁世凯和昔日的老上级周馥一道，同赴辽东，专办粮物军需，供给前线。
对这次战争，袁世凯看得很清楚：中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当时，国内群情激昂。对日本人不宣而战非常愤慨。李鸿章沉默不语，他毕竟是朝中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多的大臣，深知中**队的战斗力已降至最低点，他知道这种不中听的话会引来满朝武举国上下的同声反对和谴责。
中日谈判破裂，朝廷一声令下，中日正式开战，然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中方都是连连失利，节节败退。但尽管如此，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是振作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中去。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让他感到是个知己，这个人便是袁世凯。袁从朝鲜一回到天津，便把自己在朝鲜时对日本军队直接了解到的情况对李全盘托出，并明确提出，中国已失去战机，朝鲜早就被日本控制，现在惟有拱手让出朝鲜，舍车保帅，尽力求和，然后再寻机反扑。李又把不得已而战的内外压力向他陈述一遍，表明了自己的无奈。二人于默默对视中，已相互理解，成为知己。
战争失败，李又不得不作为替罪羊，硬着头皮到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不但白送了朝鲜还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亿两，并让日本一直将通商口岸沿长江开到重庆。消息传出，全国人民悲愤至极，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康有为等人上书请废和约，发出改良政治，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呼声。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官僚也大为不满，都把矛头指向李鸿章。有的甚至提出杀李以谢天下，废约再战。4月中旬回到天津的李鸿章。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有窝着满肚子的冤屈和无奈，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不少昔日常来巴结的官员，此时也为了自己的形象，避嫌不来了，一时间门庭若市的李家花园，此时已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眼看李鸿章这棵庇荫大树已倒，袁世凯得另投门庭，重建功业。朝中官员鉴于对日战争节节挫败，知道旧军不可靠，纷纷上条陈。以筹饷练兵为当前急务，皇帝载湉采纳众议，认为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于1894年9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以恭亲王为总理大臣，庆亲王为会办，李鸿藻、翁同龢、荣禄、长麟会同办理。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懊悔迟了一步，落在别人后面了，犹豫了好些日子，试着先给李大军机写了一份禀呈，分析甲午战败的原因，提出练兵自强的方案，可是迟迟不见回音。袁世凯心情急躁，于是带了跟班吴凤岭乘火车去京师活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出清王朝旧军队的**无能，显示了日本军队和洋枪洋炮的强大威力。在战争中，无论是李鸿章督率多年的淮军、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还是刘坤一的湘军，都已不堪一击。清政府对依靠原来的军队维护自己的统治已发生了严重怀疑，各方人士也都痛感应迅速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军队。
于是，从《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开始，清政府便下决心着手筹备建立新式陆军，选派青年出洋学习军事，设立武备学堂一类的新式军事学校，并批准了西按察使胡菜编选定武军士，两江总督张之，洞训练自强军十三营，一时间，训练新军成为举国上下的一个热门话题。
对如此**的大事，袁世凯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已经瞅准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训练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是他早在朝鲜时就朝思暮想，并几次欲付诸实践而不得的事，现在他决不能放过。
甲午战争暴露了清军的**无能。而日军由于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先进武器，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优越性令清军将领自叹弗如。战后，要求改革军制，整军经武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社会上也开始改变以前重轻武的风气，弃习武成为时代新潮。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也酝酿编练新军，并于1894年11月成立了“督办军务处”，由恭亲王奕为首，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中。
袁世凯逃离朝鲜后，曾奉命赴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工作，主要是为各军筹拨弹药粮饷。他同湘军名将刘坤一及淮军聂士成、宋庆等将领多有接触，并因办事干练、有条理而颇获好评。在此期间，袁世凯曾到北京，遍访京中友人，他甚至抛弃嫌疑主动登门拜访已经有十多年不通音信的张謇，两人交谈三个小时。袁世凯历数在朝鲜因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并且说，此次乱事发生，曾有密电致李鸿章数十次之多，均不采用，且遭申斥。他又向李鸿章建议，如不愿开衅，即请明令派我(袁世凯自称)与日本驻朝公使协商，共同平乱，及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之办法，亦遭李鸿章严拒，言时愤慨不已。张謇听了表示十分同情，后来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中两次提及袁世凯之名，显然是完全听信了袁世凯的一面之词。随后，袁世凯把光绪壬午以后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把吴长庆军队调回中国如何失算，与伊藤在天津所订条约如何错误，他本人在朝鲜因中**队之撤回，对日交涉及对朝鲜处置如何困难，李鸿章之如何掣肘，并将最近四个月间来往电摘要抄录，缮成小册数十份，呈送北京要人，不由军机处，而直达光绪皇帝，另有一份，则直达那拉氏。可见，袁世凯知道李鸿章失势后对其落井下石。《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声名狼藉。本来靠李鸿章提拔起家的袁世凯加入了打“死老虎”的行列，并利用其叔祖袁甲三及堂叔、堂兄弟们的关系，到处攀援京城内外的达官显贵，如李鸿藻、荣禄、刘坤一等人，袁世凯之势利善于投机由此可见一斑。
李鸿藻
李鸿藻(18201897)，直隶(今河北)高阳人，号兰孙，咸丰进士，翰林院编修。1861年4月，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后来即位为同治帝)的师傅。此后历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当时，清廷内外大臣有所谓清流与浊流之分，而清流又有南北两派，李鸿藻为北派清流首领，张佩纶、张之洞为其中坚；翁同龢为南派清流领袖，黄体芳、陈宝琛、吴大徵、王仁堪、邓承修等为其中坚。作为清流派大老，一代帝师，李鸿藻“独守正持大体”，因而名重京师，是袁世凯很想攀援的大人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藻奉命商办军务，旋复为军机大臣。据说，袁世凯拜到李鸿藻门下，是由是他的拜把兄弟、翰林徐世昌介绍引见的，在投入李鸿藻门下后，袁世凯几次以“小门生”身份写信给李鸿藻，分析甲午战败原因，极力炫耀自己的军事才华。如在1895年5月7日致李鸿藻的信是这么写的：
至此次军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将，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即如前敌各军共计不下十万人，而敢与寇角者，亦只宋祝帅、依尧帅旧部二三千人，及聂提督千百人耳。此后，非望风而逃，即闻风先溃，间或有一二敢战者，又每一蹶不可复振。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以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捡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粮，予有二三自爱者，又每师心自用，仍欲以剿去发捻旧法御劲敌，故得力者不可数睹耳。其各省防练诸军大半安闲太久，习气薰灼，其真能御敌者，实难枚举，派驻前敌，徒足以滋扰闾阎与军务，不但无补而闻风惊扰，反为他军之累，况和局已定，嗣后饷源尤渐支绌，新募诸军自须依次汰遣。伏莽之起，恐不旋踵而各省防练诸军，尤须先行调回，以资弹压，其南方诸军又宜由就近海口船载以归，免至沿途地方遭其骚扰。
现值奉省荒歉，农务方殷，兵民杂处，此户弃业，如能早遣一日即为数万生灵之福，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须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实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庶库无虚糜，捍卫有实效。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正肃禀间，闻倭因俄、法、德三国要挟，已允还我全辽，诚足为大局聿。惟三国助我应必有以自计，他族生心亦在意中，而在栽自强之道，仍属刻不容缓。
以小门生卑微浅陋，何敢妄参末议?惟念世受国恩，未报涓埃，复蒙太老夫子恩遇，陶成有加无已，既有管见不敢壅于上闻，是否有当，优候采纳，不胜悚惶、待命之至。再，去秋本家本生母右肢受风，迄今未愈，足以小门生奔走戎马时，切系念病，每因之有加。前以军事孔亟未敢以私于请，现值和局已定，前敌输运已商同胡臬司燏菜饬各局总办，委员依次收柬。拟即禀请北洋赏假，归省以遂乌私。俟得批允，即将首途。此后遥荫慈晖，仰瞻愈远，尚乞不遗葑菲，随时教诲下颁，俾有遵循，不至玷辱知遇，尤切歧祷。谨肃寸禀，慕叩崇安。伏祈垂鉴。小门生袁世凯谨禀。四月十三日。
袁世凯在信中那种极谦卑的口吻活灵活现，这正是枭雄惯弄的手段，来得志时极谦卑恭顺，而一旦得志便猖狂，无不如此。
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甲午战争战况的信札，认为袁熟悉军中情况，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堂兄弟袁世勋不断为他奔走求情，李鸿藻便于6月将他奏调到北京，旋得光绪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袁世凯进京以后，利用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广泛结交权贵。他并邀集几位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东西方各国有关兵制的书籍，逢人便向人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还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去练兵，为此，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袁“年力正强”，“志气尖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之人，要求光绪皇帝越级提拔他，使他专心办理练兵事。
在投到李鸿藻门下后，袁世凯又经由阮忠枢的媒介，攀上了慈禧的另一位宠臣，继李鸿章之后掌握兵权的荣禄。
荣禄(18361903)，满洲正白旗人，满族瓜尔佳氏，字仲华，由荫生以主事用起家，历迁至侍郎内务府大臣。1875年兼署步军统领，1878年升工部尚书。后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为西安将军。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内调北京，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于策划，富于政治权谋，深得慈禧太后那拉氏的宠信。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被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名义上由王韶接任，但王韶是臣，又是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所以整个清廷及直隶地区的兵权均掌握在荣禄手中。荣禄其人识见不高，好恭维、爱金钱、贪污纳贿，无所不为。袁世凯针对荣禄的弱点下足了功夫。他以小门生之身份向荣禄呈递自己主持编译的兵书，请求指教，百般表示其倾慕服膺之诚。荣禄早就耳闻袁氏有“知兵”之名，现在又看袁氏呈上来的兵书，对袁也就另眼相看，乐得收到自己门下。
荣禄
有了李鸿藻、荣禄两个大靠山，袁世凯自然不愁没有出路。不久，清廷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打编训练，俟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到全国。李鸿藻极力保荐袁世凯，《容庵弟子记》说：“李相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今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务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于暇时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之”。
鉴于荣禄、李鸿章等人的举荐、保奏，1895年12月8日，光绪皇帝颁发上谕：“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新军)，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同时指出：“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这样，年方三十七岁的袁世凯，便成了清政府新军的创建人之一。
袁世凯接到督练新军的谕旨后，欣喜若狂，立即驱车前访心腹智囊徐世昌，见了面就大声嚷道：“大哥，皇上命我充当新建陆军督办，咱们一起到天津去吧!”
徐世昌笑道：“是谕旨下来了吧，为你高兴，可是要我去天津干吗?”
袁世凯挽了徐世昌进入书房，将他按在太师椅中，深深一揖道：“我的翰林大哥，请助小弟一臂之力，小站练兵，千头万绪，叫我抓哪一头好?非吾兄相助不可”。
徐世昌连忙起立还礼道：“慰庭，我既没有带过兵，也不懂兵事，是去做幕僚，掌管牍吗?”
袁世凯连忙摇手道：“哪里，哪里，堂堂翰林公，金堂玉马，人人羡慕，怎能委屈你做幕僚，我是想聘你做我的军师，最高顾问，帮我参谋规划练兵的大政方针哩”。
徐世昌见袁世凯果是诚心相求，不觉沉吟起来。袁世凯虽有魄力，可是秉性浮躁，做事冒失，往往顾此失彼不像当年李中堂招募淮军，没经什么训练就拉上战场，李的官爵是在打太平军和捻军中不断立功得来的，李掌了朝政大权之后，幕僚部将也都一个个一步登天。当上了一、二品总督、巡抚和提督、总兵。如今国内安定，练了兵，没有打仗立功的机会，将来袁世凯充其量不过做个武一品提督罢了，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
袁世凯见徐世昌犹豫不决，笑道：“太史公舍不得离开翰林院吧?”
“是啊，进翰林院不易啊”。
“大哥，你在翰林院一晃十年，依然是个编修，每年都有大批新科进士进来，全院翰林足有三四百人了吧?这么多人都等着升官放差，要轮到什么时候?何不暂时告假，跟兄弟出去闯一闯，练兵的事兄弟有十成的把握，兄弟发达了，还能亏待老哥，别的不敢说，练兵有充足的经费，皇上已经下旨：‘此次练兵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一切饷章着照拟支发。’户部奉旨每年拨给近百万两经费，如何开支，全由我说了算。你知道兄弟向来是大手面、大手笔，准备给全军官兵丰厚的薪饷，以振奋士气，至于老哥，更将格外从优，月致三百两俸银是不成问题的，也可调剂一下府上生活，何乐而不为?”
徐世昌听了不觉心动，翰林穷酸，一年正恩双俸只得九十两银子，另加一些陈腐不堪的禄米，哪够维持一家生活?他正愁没法应付，又不好意思开口向袁世凯借钱。听袁世凯这么一说，危难之际忽逢救星，一家老小度日温饱要紧，什么前程不前程，顾不得这么多了，但是在袁世凯面前，不能显得贪财而失了自己的身份，这位老于世故的官僚，玩袁世凯于股掌之上，从容微笑道：“愚兄向来清贫自守，甘于淡泊，虽然清苦些，倒也习惯了，并不在乎俸银的多少”。
袁世凯以为徐世昌不愿，着急道：“大哥，我知道你们翰林清高，不谈俸银吧，就看在咱们拜把的份上，助兄弟一臂之力。你知道我大胆果断有余，慎思熟虑不足，吾兄个性正与我相反，恰可补我的不足，新军草创，百事待理，正不知从哪里抓起，我办事粗疏，没有吾兄鼎助，必定挂一漏万，你就算是帮兄弟一把，玉成我的事业吧”。徐世昌答应了，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袁世凯练兵的小站竟然出了五位民国元首。他们是：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曹锟、段祺瑞。
除此以外，还有五人从小站发迹后做了民国国务总理，有十六人做过省长、督军以上的封疆大吏。至于从小站出身而为一般将领者，已很难统计。
而这一切无不源于袁世凯，因为有了袁，才有了小站，也才有了这一大帮鸡犬的升天。
新军编练之初，袁世凯即认为，德国陆军是天下第一军，日本人仿效它，便很快强盛了。中国要兴盛，也必须仿效德**制。所以袁主持编定的《练兵要则》、《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基本是照抄德国的套路，新军设步、炮、马、工程、辎重诸兵种，打破了旧军队不分兵种的老框子，专设负责桥梁、地垒、地雷、修械、测绘、电报等军务的工程兵，使军队的性能有了根本的飞跃。在装备方面，因为有朝廷直接提供资金，所以，他的军队基本上丢掉了长矛大刀，全部换上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和快炮等当时国际先进武器。袁世凯还高薪从德国聘请了十多名军事教官直接负责教练军操、炮队、马术及工兵技术等，并让所有士官都学习德国语言。
始终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把这次新军看做是自己的**。因为若想立足乱世，在黑暗**、尔虞我诈、倾轧激烈的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并能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争到那千百人眼红的位置，光有靠山还不够。靠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所取得的成就，而这是必不可少的。袁世凯对这一点当然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有了这支新军，他才感到自己真正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资本。而且，袁世凯此时尽管还无法预见他的将来到底能爬上什么位置，但他已很明显地感觉到了清政府对他负责训练的这支新军是寄托了极大的希望的。他相信，如果能把这支军队训练成功，使之发挥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大作用，让清王朝知道他这支军队的不可替代，那么，他当然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希望。
随着他对全**队现状的进一步了解，他还产生一个更大的野心：他这支由朝廷直接领导的新建陆军，理应是全**队改革的试验田和模范、样板，一旦其改革的经验被朝廷认可，那么，只要一声令下，他的军队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成为骨干，分派到全国的军队中去担任教官，或直接任职，其地位必然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而他本人，作为这支军队的开山鼻祖，自然也是他们的领袖，到那时，他在全**队中会有一个怎样的位置，这可真是一件可以浮想联翩的事。
有了这样的计划，这样的野心，袁世凯一上任便把全身心都投入进去。事无巨细，不辞辛劳，真正将这支军队当成自己的家了。
为了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他首先从军纪开始，借鉴德**队的治军特点，并结合中国特色，制定了当时中**队中最为严格，甚至可以称得上残酷的军纪《简明军律》。在这部军律中，袁规定了十八条斩罪和一系列其他方面的严酷惩处条律，对士兵在行军、住宿、操练和作战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目的就是要把每个人都训练成惟命是从，不能有个人意志的机器人。
为使士兵忠于自己，袁不仅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报国，深明大义”“亲上死长”等，把这些编为四言白话韵，刊发各营哨，令每一个士兵都熟背于心；而且还特别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想方设法树立个人威信，其中就包括利用封建迷信，编造出各种荒唐的故事，让士兵相信，他们的统领袁世凯不是凡人；他甚至让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为了让士兵心甘情愿替他卖命，他还令幕僚们编了许多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各种对他有利的思想，如《劝兵歌》中就这样唱道：“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赏来饷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自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试想，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本来就思想单纯，唱了如此通俗易懂、道理明白的歌，能不照此去做吗?再加上袁在军中也常常做一些关心士兵的小事情，并经常向他们施点小恩小惠，如亲自监督发放饷银，防止官员克扣和奴役下级等，恩威并施，收买了不少人心。以致于军中的士兵已到了“不知有大清朝，只知有袁世凯”的地步而这一点正是袁刻意追求的目标。
对选拔军队的中下层军官，发现和培养一批骨干，袁世凯也有自己独特的办法。
在他的军中，培养选拔军官的方法，正好与袁自己在官场的做法相反，有关系、有来路的或者官宦家子弟，他一律婉拒门外。他任用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出身下层、能吃苦耐劳，二是有能力，三是对自己忠诚。他网罗的一大批军官，当时大都地位很低或不得志，不受重用，这样委以重任，结以恩遇，对方便会终身感敫，心甘情愿为之卖命。对军官的学识和能力，他也很重视，他在庆军中挑选了一批曾在朝鲜时作为他的部下表现出色者，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其他部队中物色了一批尖子，并找到他的大靠山李鸿章那里，请他推荐了一批有才干的军官对李的眼光，他当然是一百个放心。而对自己忠诚不二则是他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用人标准，对那些稍有不忠迹象的人，即使其他方面再出色，他也决不用这一点之英明果断。后来成为他的得力爪牙、帮凶、左右臂、盟友和部下的姜桂题、龚元友、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一大批人，都是这个时候网罗进来的。袁世凯待他们是“面包加大棒”，恩威并施，使他们始终俯首帖耳，对袁是又敬重、又感激、又害怕。
袁世凯对部下的一种笼络，令后人“赞叹不已”，这个人就是阮忠枢。阮在此之前已在官场小有成就，所以，提拔重用对阮来讲，已是不够解馋。袁世凯稍一留心，便嗅出了他的另一大爱好猎取女色。
一天，阮忠枢从小站溜到天津，到妓院里鬼混，一下子遇到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阮忠枢情急之下。当夜就搂紧了小玉。贴着耳朵向她保证，明天一早回去就着手准备，不日即进津将她赎出，娶回为妾。回到营中，将此事向袁统领汇报，请求恩准。此时，军营中已有不少人知道这事，于是袁便将脸一板，以有碍军誉为由，将阮狠狠斥责一通，驳回了他的请求。阮忠枢噎了一肚子气也不好发作，他气的是袁自己的大姨太沈氏就是从妓院娶回的，他不好发作，是因与军中颁布的纪律确实不符。气过一阵，两人不再见面，阮将此事也就慢慢淡忘了。
有一天，袁进津办事，叫阮同去，进得城中。袁不动声色地说：“带你到一个去处”。阮随袁进入一个大院中，只见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一派喜气洋洋，阮只道是朋友家办喜事。及至进到堂屋，鼓乐骤然响起，早有人将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不由分说拉进洞房，把一根红喜带子塞进他手中，让他牵着一个新娘，由众人簇拥着出来拜堂了。待他掀开盖头，才恍然大悟，竟是意中人小玉。原来，袁世凯明里驳回了阮的请求，暗地却悄悄派人将小玉赎出，并购置房舍和各项陈设，一切打点停当，才把阮带来入洞房。当下感动得阮忠枢未拜天地，倒是先给袁大人纳头便拜，从此对袁忠心耿耿。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班底就这样以武备学堂出身的军官为骨干，加上淮军总兵姜桂题等老将和出使朝鲜时的家丁家将组成，这一支七千多人完全使用西洋新式枪炮，聘用西洋教官训练的新建陆军便是日后左右中国政局许多年的北洋军的雏型。
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中隐居了大半年，忽然时来运转，奉旨出使俄国，庆贺俄皇加冕典礼，并考察欧美各国。1896年早春二月，他的把兄弟、兵部尚书荣禄来贤良寺为盟兄送行，荣禄道：“袁世凯出自淮军吴长庆门下，是中堂一手提拔的，听说他在新军中用了不少淮军老人和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人，淮军可谓后继有人”。
李鸿章讥讽地苦笑道：“鸿章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怎敢以师门自居，今后要看袁大少爷的了，哈哈，等他的新军练成后，大概可以和日本一战了”。
袁世凯小站练兵一路顺风到了这年二月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时节，从各省挑选的步骑各兵两千多人已经陆续来津报到，各营统带、帮带和哨官等亦已配齐，并且设立了各兵种的随营学堂，洋教练和新式洋枪洋炮也到齐了，兵营修缮一新，正式建军那天，还请北洋大臣王韶到营讲话，杀猪宰牛大宴将士，并且发了双饷，那俸饷也比旧军丰厚得多，各营统带月支薪俸白银一百两，外加公费银三百两，兵士月支薪饷四两五钱。(当时米价每石一两五钱左右)。
袁世凯正当沾沾自喜到处夸耀小站练兵成效的时候，徐世昌急匆匆来到小站，见了袁世凯，退去左右，神色严峻地说：“慰庭，监察御史胡景桂把你参劾了”。
袁世凯惊异道：“我这里办事认认真真，他参我什么?”
徐世昌取出奏折抄件递了过去，说道：“参了你好几大款哩，你自己看吧”。
袁世凯急忙拿过去匆匆翻阅，一边看，一边愤愤地骂道：“什么混账御史，拿老子开刀！”
徐世昌道：“他参得还不轻，说你胡乱杀人，又说克扣军饷，依他所参，只要沾上一条就麻烦了”。
袁世凯道：“哼!说我‘嗜杀擅权’！不错，我在《简明军律二十条》中规定了十八条斩罪，建军以来，确实杀了一些人，可是国有国法，军有军威，士兵有罪不杀还行吗?恩威并举严明军纪才能带好兵。至于克扣军饷，更是胡说八道，为了杜绝层层中饱，我命粮饷局派员把军饷直接发到士兵手中，克扣军饷从何说起?”
徐世昌道：“参折中说你擅杀了营门口卖菜的几名老农，天津士绅纷纷上告，说你专权跋扈，滥杀无辜，有这回事吗?”
袁世凯怒道：“我三令五申不许在营门口摆摊买卖，他们不听，我恼起来就把他们杀了，扰乱兵营还不该杀吗?”
徐世昌道：“这可是件麻烦事，老农罪不至死，就这一条便够得上处分了”。
袁世凯不觉软了下去，沉默半晌，叹口气道：“这个胡景桂我不曾听说过，他敢在我头上动土，不知是什么背景，我想去京城求李尚书出面把这份参折压下去”。
徐世昌道：“我的老弟，我在京中也向都察院的朋友们多方打听，据说这份奏折竟是高阳(李鸿藻直隶高阳县人)亲自授意的”。
“不要灰心！”徐世昌劝道，“古来英雄人物经营事业，往往出生入死，历经坎坷挫折，方有成就，哪有今天播种，明天便等收获的。不管这回参案查办结果，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皇上渴望推行新政，老弟仍须迎合潮流，才能博得皇上的青睐，但又不能得罪反对变法的王公大臣，处今新旧交替之时，识时务者，不能不瞻前顾后，左右逢源以明哲保身，这是在下数十年处世做人潜心揣摩的心得，老弟雄才大略，想必也有同感”。
“是啊，是啊！”袁世凯拱手道，“大哥机敏圆通，胸有百万甲兵，小弟一向佩服，多蒙指点，自当铭记在心”。
徐世昌回京之后，袁世凯每日里等待钦差查办，如坐针毡，五月初头，京中仍无动静，他提笔向徐世昌询问消息，信中写道：“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
信使当时带回徐世昌的复信，写道：“确悉，谕旨已下，以兵部尚书荣中堂为钦差，来津查案，此事或有转机”。荣禄是刚刚于4月23日入阁拜为协办大学士的。荣禄一到，袁极力巴结逢迎，命士兵认真操演。荣禄第一次目睹洋操，别开生面非常高兴，与随行幕僚陈夔龙议论，认为远胜旧军，遂作出保袁的决定：“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令陈拟复奏稿。陈因袁确实擅杀过营门外卖菜的老百姓，胡景桂所参各条仅有轻重出入，提出应将此案下部议处。荣禄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演，以励将来”。最后竟以查无实据复奏，请求“勿庸置疑”。不但如此，还大力夸奖袁世凯一番：“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世凯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朝廷的慰勉。6月24日上谕传来，希望他“存有则之无则改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这场风险过后，袁世凯又振作起来，进一步投靠荣禄。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还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1897年7月，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将他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
袁世凯对清廷感恩戴德。为了把新建陆军练好，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时也表现出吃苦耐劳精神，以身作则。据说有次阅兵，大雨滂沱，别人要给他撑伞，他坚决不让。他说：“士兵们都能站在雨里，我怎么不能?”这使官兵们很感动。
新建陆军不但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也引起了帝国主义侵华分子的注意。日本、沙俄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到小站观操，同袁世凯接触，偶尔夸奖几句。袁世凯为了取媚他们，热诚接待。1898年10月间，英人贝思福到达小站。他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袁世凯盛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让官兵为他作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表演，赢得了贝思福的好感。贝思福归国后在《保华全书》一书中，赞扬袁世凯“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武整齐”，经这些洋人一吹，袁世凯的名声更大了，加重了他的分量。
1898年，满洲贵族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毅军”。袁、董、聂三军并称“北洋三军”。北洋派陆军的名称从此正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