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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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显身手
河南省东部的项城县，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全县东西宽七十里，南北长一百一十里，地势低洼，东南尤甚。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向有“泽国”之称。这里土地贫瘠，人多地少，物产不丰，经济化十分落后。
项城县有九千多顷土地，但绝大部分为少数富家大族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农民终年辛劳，仍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为了生存，农民们常在夏秋收获时节，自发地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因此，境内经常发生械斗，酿成血战，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犷悍之习”“斗狠之风”。
就在项城县城东北四十余里的地方，有一个宏大的堡寨，人称“袁家寨”。它占地数十亩，寨中东、中、西并列三座三重四合院。全厚墙围护，壕沟环绕，寨前架吊桥，寨门上及四角修有炮楼，并有乡勇把守。这里生活着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本书主人公袁世凯就出生在这个封闭坚厚的堡寨之中。
袁世凯出生时期的袁家，占有土地四、五十顷。还开着典当铺，发放高利贷。一家三十余口，几世同堂，衣足食丰，三世簪缨，作威作福。
在洪宪时，一些御用人曾向袁世凯上书，考证袁家远祖是三国时代袁术，近祖是明将袁崇焕，并请求袁世凯每年祭祀他们。袁术四世三公，袁崇焕位极人臣，二人皆是彪炳史册的人物，对于袁世凯来说，倒是件光耀门楣的事情。可袁世凯认为袁术是“篡汉国贼”，袁崇焕又是“乱明奸雄”，口碑不好，不愿答应。
袁世凯有史可查的祖先，可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那一辈。
袁世凯
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是个庠生，但不到四十岁就死了。据说是读书太用功累死的。曾祖母郭氏却比丈夫长寿得多，活到九十多岁。郭氏生有四子，长子袁树三是廪贡生，三子袁风三是庠生，四子袁重三，是个生员。官位最显赫的要数次子袁甲三(1806年1863年)，他是日后袁氏家族兴盛的奠基人。
袁世凯的叔伯爷爷袁甲三，凭着剿杀捻军的赫赫战功，成为河南、江苏、安徽三省的军务督办，皇帝曾多次传旨嘉奖，在地方和朝廷，都备受推崇，显赫一时。虽然袁世凯出生还不到五年，这位老爷就撒手而去，但他对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在家族门第、财力、权势、官场故旧等各方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袁世凯的家族给他提供了另外一个机遇，对他日后的命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军人出身，靠办团练起家，追随袁甲三屠杀捻军多年，因足智多谋，屡建战功，而深得河南团练毛昶和巡抚张之万的赏识。遗憾的是，其夫人牛氏久婚不孕，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不到满月便夭折了。一日，牛氏正奶水肿胀难受时，恰好见到因缺少奶水、嗷嗷待哺的世凯，便抢过来解开衣服，让他吃了一个饱。从此，这个缺奶的孩子一见牛氏，便扑向怀中，依恋不去。正由于失子痛心的牛氏不禁心动：“这孩子既然与我有缘，不如让我来养吧”。从此，袁世凯有了新的爹娘，黄瘦的小脸也逐渐胖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袁世凯好像就确立了生活和为人的准则，这个准则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只要有奶便是娘。
1866年(同治五年)，捻军势力北移，河南一带兵事稍息。戎马半生的袁保庆，奉旨以知府赴任山东济南补用。年届四十的袁保庆仍无子嗣，袁父便将世凯正式过继给袁保庆。
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故人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启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也是个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缲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袁世凯传授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另一位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袁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袁世凯读书上进。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举人周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的**，袁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忙，常教袁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袁世凯当年随嗣父学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
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办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袁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袁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此时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袁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是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子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作诗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
李鸿章
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袁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犹豫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顾，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是主持淮系的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
1882年6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袁世凯正在吴长庆的庆军营中，庆军被派往朝鲜平定叛乱，袁世凯也随军前往。朝鲜之行是袁世凯一生军事政治生涯的起点，在朝鲜袁世凯初步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
当时朝鲜京城的5000名士兵，因为很久没发军饷，一再向朝廷请求发放欠饷未果，此时朝鲜皇帝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借机煽动，于是士兵发动叛乱，军民附和者很多。这就是壬午兵变。
7月初，乱兵闯入宫中要杀当政的闵妃，闵妃易装而逃。乱兵转而纵火焚烧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到仁川。
李昰应借乱军赶走闵妃后，重掌政权。朝鲜的专使金允植向清廷求援，当时正逢李鸿章母丧丁忧，由淮军大将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召张树声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商议，决定派吴长庆率部到朝鲜平乱。
9月19日，吴长庆奉命到天津接受任务，回到军营中立刻和幕僚张謇等人为大军出发做准备。当时正值乡试，大部分幕僚都回乡迎考。张謇因为屡试落第，不想再考，就没有回乡参加考试，吴长庆希望袁世凯参加科举，回乡备考，但袁世凯早已焚书发誓再不进考场。他倒是对前往朝鲜很有热情，却不好将这种有违当时正统思想的想法告诉这位盟叔。
知徒莫如师，倒是吴长庆的幕僚，教过袁世凯诗的张謇见袁世凯对于读书写章不上心，但是办事却颇为老练，就在一旁向吴长庆建议：“慰亭(袁世凯)仓促应考，把握不大，却是办事的好手，不如让他帮我办办出发朝鲜的杂务，以资历练”。吴长庆同意了。
张謇当即派袁世凯去采购各种行军应用的物品。大军开拔在即，张謇给了袁6天期限。袁世凯正要一展才干，风风火火地忙了3天，就把一应军需物品采买齐备，吴长庆见这个世侄果然有些办事能力，也很高兴。
临行前，张謇等又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到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和勘探行军路线，吴长庆欣然应允。
袁世凯时年23岁，他已经感觉到朝鲜之行对自己的重要，在他临行前写给其兄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可见当时还委身下僚的袁世凯确实野心勃勃，他虽然还只是一名下级军官，但是从他对入朝军事行动的分析、预测，已经显露出他非同一般的雄谋大略。
在这封家书中，袁世凯已经计划好了入朝首先要做的两件事：首先是“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其次“削平内乱，恢复朝政，执大院君而囚之”。
他还极自信地写道：“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就是统率大军的吴长庆都不敢这样想。
既然胸怀大志，袁世凯果然表现出非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吃苦耐劳。
出征前，袁世凯奉吴长庆之令到天津拜见张树声，与其协商调军及粮草运输之事，返回烟台后又和丁汝昌一起先行奔赴朝鲜，在沿海一带乘坐舢板勘察地形，落潮的时候，小舢板搁浅在浅滩上，两人赤着脚踩着沙石上岸。沙石粗砺，两人的腿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丁汝昌见袁世凯一介纨绔子弟，居然能熬得了这样的苦，感叹道：“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8月23日，运载庆营的运兵船，从山东登州港启锚，扬帆向对岸的朝鲜驶去。
两天后，船队抵达朝鲜。吴长庆命令一营士兵充当先锋队抢滩头登陆。但是该营官兵未战先怯。营官称士兵大多晕船，请求先休息一晚探明虚实再战。
吴长庆在清军中素有猛将之称，闻言火冒三丈，立刻将这个营官训斥一顿，袁世凯正好站在旁边，他一看这正是自己出头的好机会，立刻主动请战，吴长庆马上命令袁世凯取代那个营官。
袁世凯整顿了一下士兵，立即开始登陆。吉人自有天相，袁世凯带兵登陆，岸上只有几十个朝鲜士兵，一见大清的船队，立刻排队迎候，哪有心思抵抗，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任务，他顿时在军中声名鹊起。
清军入朝以后，士兵因为远离本土，于是纵情**劫掠，朝鲜人民不堪其苦，当地士绅找到吴长庆申述，吴长庆非常恼火，袁世凯又主动请缨，愿意担当整顿军纪之任。吴当即颁给令箭，委派袁世凯全权督查军纪。
其实早在清军入朝之后，袁世凯眼见军纪败坏，曾向吴长庆报告过：“王朝勘乱，纪律若斯，遗笑藩邦，玷污国体，帅其勉旃，我请从此辞矣”。
吴长庆也觉得在异**纪如此败坏有损大清声威，于是对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说：“汝放手为我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子孙!”
也是该袁世凯建功，当天晚上，又有当地士绅来营中向吴长庆诉苦，说清军士兵又去民间抢劫。吴长庆当即把袁世凯召来询问。
袁世凯回答：“刚才我已请出大帅的令箭，在军营外将为首的7人正法，请大帅验明首级”。说着，命人拎着7个人头进帐。
吴长庆没想到袁世凯如此雷厉风行，连声称赞袁世凯：“好孩子，好孩子，你不愧是将门虎子!将门虎子!”
袁世凯通过这几件事得到吴长庆的信任，就把军营中的内务杂事交给袁世凯处理。
袁世凯整肃军纪的时候，就连吴长庆的面子都不给。吴长庆曾经提醒军中自己的亲戚故友要遵守军纪，否则落在袁慰亭的手里，就连他自己都救不了。
袁世凯在整治军纪的时候显露出权谋家的本色。他先严厉整顿了一番军纪，接着遍邀军官，排摆宴席。席间袁世凯端起酒杯，向军官们讲明整顿军纪的必要性。
有的军官劫掠惯了，未免不服，不满之心溢于言表，假说怕士兵闹事，袁世凯早就料到这一手，他说：“诸位放心，我如果没有这点胆量，就不会接受大帅的委任了，何况我手里还握着令箭呢!”
袁世凯又将各项军规公诸于众，此外挑选了300名亲兵，每天晚上，袁世凯派出亲兵在军营内外巡查暗访，听见有人发牢骚，就将名字记下，第二天即严厉训斥该士兵，三军以为袁世凯在军中遍插亲信，于是对他都颇为心服。
袁世凯深知单靠高压政策无法震慑军心，况且自己资历尚浅，那些久经战阵的官兵未免不服，因此他也千方百计收买人心。严守军纪的士兵，他会予以奖励，对于士兵颇为体恤。而且袁世凯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平日起居和普通士卒一样，他的亲兵管带患病不起，袁世凯找来军医为他治疗，并亲自在营帐中为他生火煎药，可怜这名管带病重不治，管带死后，袁世凯抚尸痛哭，拿出钱来操办后事。从此军中都知道袁世凯体恤下属。
庆军入朝之前，吴长庆对部下军官的暮气沉沉感到不满。张謇对吴长庆说：“我于移营登州之后，亦颇感军气不如在浦江时之张扬，宜乘此时擢用青年，使军中耳目一新”。现在袁世凯初露锋芒，吴长庆大为赏识，吴长庆还曾经向张謇道谢：“慰亭(袁世凯)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向张先生道谢!”
庆军整肃了军纪之后，吴长庆分析了朝鲜的局势，和丁汝昌、马建昌等将领商议对策。他们根据情报，认为兵变的起因是拖欠军饷，只是一般的兵变，但是大院君李昰应却借机夺权，只要把李昰应捉拿押解回国，兵变很容易就可以平定了。
但是兵变后大院君李昰应在深宫中又有亲兵护卫，如果强攻，战事必将扩大，经过商议，几人定下擒贼先擒王的计策，决定摆下鸿门宴，捉拿大院君李昰应。
26日，吴长庆等三人到宫中觐见大院君李昰应，和李昰应相言甚欢。告别的时候约好吴长庆邀请李昰应到清军营中回访。
次日，李昰应如约来到清军营中。吴长庆率众将领在大帐外迎候。而袁世凯则按照事先的安排守住帐门，他彬彬有礼地将跟随大院君的卫队请到旁边的营中款待。卫队一进帐中，伏兵四起，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命丧黄泉。
袁世凯回到中军大帐，众人早就等着他，一拥上去把李昰应捆得结结实实，塞进一顶密封的轿子，几个清兵抬起轿就走，丁汝昌带一队人马护送到军舰上，押往国内，后来大院君李昰应长期被幽禁在保定府内。
在这场诱捕行动中立了大功的袁世凯，见祸首已去，向吴长庆请缨，连夜去平定汉城的乱军。当晚袁世凯统领一哨人马，突然出现在叛军的驻地，许多叛军还在酣睡之中就做了刀下之鬼，袁世凯大声喊道：“大院君已经被押往中国，你们还不投降?”叛军们跪了一地投降。城里的其他叛军也被袁世凯逐一收拾。
虽然屡立奇功，他并不满足，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来说，这些全在他的预料之中，他还要进一步去实现他控制朝鲜政权的野心。
次日上午，奋战了一夜的袁世凯又是第一个进入皇宫，找到出使中国求援的金允植带路，在后宫谒见国王李熙。
这位国王看起来确实昏庸无能，袁世凯自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在李熙面前把清军智擒大院君，连夜平叛的过程活灵活现地说了一通，当然，袁世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把自己所立的战功也大肆渲染了一番。
李熙一想到自己又可以重掌政权，也不容多想，手写致吴长庆、马建昌的信让袁世凯带回，信中请求吴长庆等从速派兵讨伐“乱党”，同时告示全国，要求协助清军平乱。
清军将领分赴朝鲜各地平定叛乱，袁世凯则跟随在吴长庆身边，在王宫里和朝鲜君臣打交道。
李熙对清军帮他夺回政权，平定叛乱非常感激，对袁世凯更加亲近。
李熙为了表示感谢，宴请吴长庆等清军将领，酒宴上李熙大大夸奖了袁世凯一番，为了重振朝纲，李熙还单独和袁世凯商谈计策。
9月12日，避走民间的闵妃回到宫中。袁世凯深知朝鲜政权实际掌握在闵妃手中。当闵妃回到王宫，袁世凯抢先前往祝贺。
闵妃从李熙口中得知袁世凯为平乱立下的赫赫战功，也很赏识袁世凯。
清军的这次异国平叛，初出茅庐的袁世凯有勇有谋，英勇善战，因此朝鲜的叛乱平定之后，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16字的评语，将袁世凯列为平定“壬午之变”的首功，请李鸿章、张树声会奏请奖。1882年10月12日，清廷准奏，袁世凯因战功卓著，由原来的中书科中书提升为同知，并赏戴花翎。
“壬午之变”平定之后，庆营奉命驻扎朝鲜，吴长庆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司令部里吴长庆自然是最高统帅。他手下的武两大幕僚，的事务由后来考中状元的张謇负责，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地位。武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时年24岁，但是庆营的所有军事事务都由他做主，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地位。此外吴长庆还委派袁世凯全权负责处理外交事务。袁世凯入朝之初就立下雄心壮志，准备“夺其政权归我掌握”，而现在得以担任这个职位，他就成了负责清军和朝鲜交涉的官员，对他想控制朝鲜政府也非常有利。
壬午之乱后，朝鲜的统治者知耻而后勇，打算发愤图强。当时朝鲜是清朝的属国，因此朝鲜的事务由清朝的北洋大臣管理，李熙得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同意，聘请德国人穆麟德为总税务司，聘请清朝的中书马建常为外交顾问，同时准备聘请袁世凯为军事顾问，负责整军练兵。
李熙亲自前往清军营中拜访吴长庆，向他商借袁世凯。吴长庆因为袁世凯要负责军营中的一切军事事务，所以回绝了，李熙再三恳求，吴长庆只好答应让袁世凯帮朝鲜练新军。
此后，袁世凯不仅是驻朝鲜清军的参谋长，同时还负责朝鲜新军的编练工作。
其实，帮助朝鲜编练新军这个差事也是袁世凯运用自己的手段得来的。
原来袁世凯曾经借机独自进宫觐见李熙和闵妃，朝王夫妇对这位年轻英武的中国将军非常感激，在宫中设宴款待他。酒酣耳热之际，袁世凯乘机进言，分析了一番朝鲜的局势，劝李熙编练新军，抵御外侮。这番话说到了闵妃的心坎上，酒宴后闵妃和袁世凯就这件事商议了一番，决定求助于清廷帮朝鲜编练新军。
清廷非常赞同此举，认为这样有利于保障朝鲜和巩固中朝宗藩关系。吴长庆得到朝廷的旨意，命袁世凯操办此事。
袁世凯于是遴选了1000名精壮的兵丁，分为左右两营，并将清军的枪炮弹药送给朝方，他看到朝鲜王室衰微，建议先建立国王的亲卫军，朝鲜新军的编制和操法完全取法淮军，并参照了德国等其他欧美强国的陆军制度拟定规章。李熙又请袁于江华沁营旧军中选调500名士兵，编为“镇抚营”，如法训练。
李熙对于袁世凯的这番计划非常满意，他请袁世凯移居到朝鲜的三军府居住，以便指挥和督练朝鲜军队。袁世凯的这段经历也为他日后争取到负责编练新式陆军一职起到积极的作用。
清朝正值多事之秋，北疆方定，南疆又起战端。清朝的另一藩属国越南和法国又起战端，1884年，中法在越南的战事进行正酣，清廷为了应付战事，调派精锐军队以及著名的战将，驻朝清军统帅吴长庆奉命回国，担任守卫辽东的重任，留下三营清军驻守汉城，以记名提督吴兆有为统带，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跃而成为握有实力的统兵大员，成了清廷驻朝的重要武官，时年仅26岁。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发生了“甲申事变”，朝鲜政府不得不公开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平息有日本人插手的国内政争，这促使清政府下决心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几经反复权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主张，于1885年，任命在平息两次政变中崭露头角的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交涉事宜”。其使命对外明讲是“就近咨商”朝鲜政事，而真实用意则是“坐探国政”，对朝鲜政局“隐为扶持，相机匡救”，也就是“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所以，就名分讲，这个职务不过相当于总领事。
而袁世凯却心领神会地自称为“小钦差局面”。但是，袁世凯也深知其处境的尴尬与艰难，就袁世凯的使命而言，他并没有对朝鲜政务“显为干预”的权力；就当时的清王朝而言，它既失去了盛世时的威仪，也缺乏保护朝鲜不被列强染指的能力，也就是说，袁世凯没有保证执行使命的可靠的政治和经济、军事实力后盾；就朝鲜的李朝君臣而言，一方面他们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无时无刻不在谋求摆脱藩属名分的羁绊，另一方面，他们内外处境都十分艰难，又十分需要清王朝帮助维护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以至抵制东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就东西方列强而言，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关心的是在这个远东战略要地上的力量平衡，多数完全否认中朝宗藩关系，而不承认袁世凯在朝的特殊政治地位。客观局势使袁世凯处于不利地位的夹缝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居半主之间”，“无成例可循”，“交际之间，卑亢均难”。
袁世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把自己使朝的任务概括为：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客观形势下，“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其意思非常明白，那就是：在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护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对内帮助朝鲜李朝政权，稳定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依照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帮助朝鲜政府抵制东西方列强的觊觎。袁世凯使朝九年，就是奉行的这个准则。
中朝宗藩关系史有定例，“必也正名”。面对朝鲜日益增长的离心情绪，袁世凯把“尊上国之体用”，“严属邦之名分”，作为他“扶持匡救”朝鲜政治的首要任务。
第一，确定自己在朝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明白宣示他不同于各国驻朝使节，而是上国代表。同朝鲜国王的会晤，因无先例可循，经请示李鸿章，袁世凯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比照司道谒见亲郡王的礼仪，直入宫门至内署门前始降舆、揖礼、侧坐。同各国驻朝使节之间的交往，袁世凯也认定，他的使朝“与供差边防省同例，固不应自居外国人之列，至与各国使员往还，亦不应统入各公使之下”，“故每有公会知单，或不署名，或不应赴”，更不以使节身份与外国使节共同活动。朝赵太妃发丧，驻朝美国公使约袁世凯一起路祭，袁世凯明白以中朝两国有旧章，不便与其同往为由拒绝，而单独别行一套礼仪。遇有朝鲜官方与各国使节公会，袁世凯则坚持必须居于“宾中之主，应坐于朝鲜官主位之上”。总之，严格把握，随时注意，绝对不与各国驻朝使节以平等身份交往，由此而引起纠纷口舌亦在所不惜。
第二，监视纠查朝鲜奉行清王朝正朔，遵守来往书的礼仪格式。1888年(光绪十四年)6月，袁世凯收到的朝鲜电报局收条和电报封皮上，有“大朝鲜电报总局”和“大朝鲜开国若干年”的字样，立即行向朝鲜外督办指出：“查中国与朝鲜往来函，或曰朝鲜，或曰敝邦，向未有大朝鲜等字，此时何遽以此称谓?”严责电报局违制，迫使朝鲜外督办立即道歉，并且责成电报局改具款式，将草本送袁世凯审查。
1892年(光绪十八年)，朝鲜新铸洋式钱币，上面只铸有“大朝鲜开国若干年”，而没有清王朝年号，袁世凯立即电禀李鸿章：“朝钱向不纪年。近见韩交换局铸洋式银铜钱，俱注大朝鲜开国若干年，无华年号以作通宝，殊乖奉朔”。同时与朝鲜当局交涉。朝鲜政府被迫答应删去“大”字，达成妥协。
袁世凯维护上邦体制，对朝鲜几乎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1884年6月，朝外署致袁世凯的公中，称朝王为“主上”，并抬高一格，袁世凯即以有违体制，拒不接受，并责令更改。朝鲜赵太妃去世，朝派赴中国的告讣使节录上谕电告韩廷，电与上谕小有出入，袁世凯即说这是“朝人欺罔故习”，有意“与原旨不符”而电禀李鸿章，连清廷都认为袁世凯是横生枝节，“殊属冒昧，著李鸿章传旨申饬”。
第三，坚持在朝鲜对外事务中的中国宗主权。对于朝鲜危及中国宗主权的离心行动，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持强硬态度对待，丝毫不作让步。1886年夏，朝俄第二次密约事发，袁世凯即采用了一些超乎寻常的强硬手段。一面向朝鲜官员大发雷霆，声言请中国派兵来朝武力解决，一面起用朝王政敌大院君李昰应，派他入朝宫对朝王、赵太妃以及闵妃施加压力，一面向李鸿章建议“速派大员率兵查办”，并主张“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甚至已经为李昰应代拟了致各国照会的草稿。李鸿章亦采纳了袁世凯的意见，准备扶植大院君行废立之事。只是清廷权衡利弊，密令采取“先以整军备俄为主”和外交解决的方针，俄国和朝王迫于形势，亦极力否认有密约之事，事情才不了了之，废立之事才告平息。
朝俄第二次密约风波刚过，次年，1887年，即又发生了中朝关系史上著名的朝鲜遣使朴定阳赴美案。朝鲜君臣打算以独立遣使之举动表明对清朝宗主权的挑战，袁世凯则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采取强硬态度，步步为营，节节阻挠，坚持上国体制。事前对遣使之举订立种种约束，事后更要求处分“违纪”使臣。面对袁世凯、李鸿章步步紧逼，朝鲜则处处敷衍塞责，拒不实行。双方僵持不下，交涉拖宕四年之久，最后还是乘袁世凯回国探亲不在朝鲜之机，朝鲜政府才通过代理职务的唐绍仪之手了结此案。
第四，迫使朝鲜政府遵守宗藩礼仪。1890年朝鲜赵太妃病故，袁世凯认为这是向各国，和朝鲜君臣凸现强调清韩宗藩关系的大好时机。在赵太妃病危时，袁世凯即献计于李鸿章，“顷闻赵太妃已殂，尚未发丧，似明日必可颁布。惟查朝有大丧，例派吊使，而各国磨驻汉城，朝王欲存自主体，或不愿华派钦使。然值此机会，正宜明彰体制，宣示各国。可否乞预商枢廷核办”。果然，赵太妃去世后，朝王命朝驻津商务委员向李鸿章请求“照顺付之例”，不专派钦使。袁世凯则再次向李鸿章进言阻拦：“顺付祭赙，未见有此成案”，“赵太妃为朝王母，历事回朝，倾心慕华，乒不荷祭赙，似无此礼”。倘此时“华派吊使，王例须郊迎”，正可特别显示两国间宗藩关系。朝王请求“顺付”不成，又请求清朝钦使在马山浦下船，而不在仁川登陆。袁世凯明白朝王知道：“朝此请似乎恐在仁徉人瞻，损体面”，坚持钦使在仁川登陆。最后，朝王不得不遵守旧式典礼，按昭藩属礼仪，亲自出汉城，行跪拜大礼，郊迎清朝致祭钦使，极不情愿地在臣民和外国人面前表明其藩属国地位。
维持体制和名分与否，在中朝双方看来都是势必力争、至关重要的。在清朝看来，这是不可更移的祖制，它体现、代表着天朝上邦的权威；在朝鲜君臣看来，这是有损民族形象、最伤民族感情的事情。每有交涉，均遭朝方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袁世凯执行起来，也经常不能得心应手，在许多情况下，都只得视朝方能够接受的程度而提出折中的条件，例如朝鲜铸新钱上的年号一事，李鸿章就指示袁世凯，仅坚持去掉“大朝鲜”的“大”字，而不强求加铸清朝皇帝年号或干支纪年，以免“伊必不从”，而可“容易收束”。有的时候，甚至不得不仅做做维持体制的样子，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袁世凯除了尽力维持“体制”外，还把“内修政治”、稳定朝鲜政局作为匡扶朝政的重要任务。袁世凯使朝面临着一个十分动荡的局势，内忧外患，天灾**，三年两次政变。他深感只有使朝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保持一个居于藩属地位而具有牢固统治地位的政府，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在上任伊始就说：朝鲜之“急务大端，最要有二：曰内忧，曰外侮。以今日时势而论，内忧急而外侮尚缓也”。他在就职前后，利用帮助练兵和平息政变所取得的好感，以上国使臣的身份，通过一系列上书，如《摘奸论》《上朝鲜国王书》及其附陈《谕言四条》和《时弊十款》《朝鲜大局论》等，以及多次同朝鲜国王的晤谈，为朝鲜设计了“内修政治”的蓝图。概括起来是：(一)“亲中国”，恪守同清朝的宗藩关系，依恃中国以自立。中国可依恃的条件有六：“中朝毗连水陆……，缓急能通，其势可待”；“为将出师，不索兵费、不责供给……其德可待”；“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固，人民相安……其心可侍”；“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其泽可侍”；“强邻憬伺”而“中朝固结，无隙可乘……其威可侍”；“降待中以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时修明刑政，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待”。(二)“慎修内政，以固根本”。其最要之点是：第一，“收民心”。“民心涣散，急须挽回。民为邦本，未有本动而枝叶能茂者”。应该严政令，苏已极之民困，除“极弊之政”，“议举贤守，令与民兴利去害”。第二，“明赏罚”。“质必信，罚必行，人心亦翕然归服”。第三，“节财用”。“量入为出”，“开源节流。迨国帑充裕”然后而“吸国局、制药局、种桑局、机器轮船等局”，“次第为之，徐图富强”。第四，“慎听闻”，任贤臣，远小人。
袁世凯不仅为朝鲜国王设计了一个传统的“贤君”的模式，劝说其去实行，还俨然以朝鲜一国柱石的姿态自居。他把朝鲜和中国比作一个院落的东偏院和正堂，而自称为“派在东偏之司门者”。他又把当时的朝鲜局势比作“木已朽腐”的“破舟”，朝鲜国王及“诸臣民皆舟中人也”，而自称为修复破船，易木换篷，以求其固的“舟匠”。还在甲申之年，袁世凯就在政变突发、与国内报不通、请示授权不及的紧迫情况下，独立决断，率领军队，以武力平息了变乱。在他正式使朝以后，又多次策划雇请刺客，或派朝人赴日本，刺杀流亡“谋叛首犯”金玉均。当金玉均在上海被刺后，袁世凯又电请李鸿章“设法救护”刺客洪钟宇。
1893年，朝鲜东学党起事。袁世凯一面亟“劝朝廷严缉惩办”，并指出局势的严重性：“邪教不除，诚为祸根。如敢犯京，剿灭尚易。倘居险号召，恐非时日能殄灭。似宜即派重臣，率京兵及江华兵千名，前往抚谕，诛其渠魁，倘拒即剿”。同时还通告在朝鲜外国使节，对于东学党起事，“华有弹压责”，“有华弹压，毋过虑”。一面电请李鸿章：“即电饬水师迅遣两船来仁，以尽弹压责”，又代朝方请李鸿章为朝鲜购置或借给朝鲜镇压所需的枪炮。袁世凯在致其堂弟袁世承的私人通信中，显得更为跋扈自信，他说：“朝匪幸散，然未翦除，其渠仍生事。有容(袁自号容庵)在此，小丑岂可猖獗。如再胡闹，只取灭耳”。1894年即甲午年间，东学党再起，袁世凯即应朝鲜政府之请，电请清政府直接派兵代为镇压，从而成为中日甲午战争导火索。
袁世凯驻朝期间，几乎成为朝鲜内部动乱的清道夫，同时又参与朝鲜重大对外交涉的最后决策(有关内容，后将述及)，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隐为扶持，相机匡救”的使命。
此外，袁世凯还通过赈灾一类救济措施，帮助朝鲜政府稳定社会秩序，收拾民心。袁世凯使朝期间，朝鲜曾发生数次饥荒，袁世凯都电请国内上海、天津各海关开禁，并免税出口米粮，运往朝鲜，以平抑米价，救灾度荒。
袁世凯以扶植亲华势力，间接插手朝鲜内政决策，作为“明尊”“定惑”，“匡救”朝鲜局势的主要辅助手段。为了扩大清朝在韩政坛上的影响，袁世凯十分注重利用传统思想，扶植、网罗朝鲜政界的亲华势力，即所谓“事大党”。触角所至，自王公亲贵、近臣、中官以至中下级官员。清政府改变初衷，送回大院君李昰应，其目的也在于此。袁世凯在护送李昰应回朝之后，即在使朝王清楚地意识到李昰应始终都是自己的牵制力量的同时，又着力调解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相安共处，起码能使李昰应容身的地步。
袁世凯结交的重臣主要有金允植、鱼允中、韩圭禹、闵泳翊等。袁世凯曾说：“朝廷中能明大义者，允植而外，更无其人”。朝鲜保存的钞本《袁世凯书牍》中有袁世凯致金允植十余封信函，尤可概见袁金交往之密切。1885年夏，清政府有送大院君回韩之议，尚在筹谋而无定局之时，袁世凯即私函告知金允植说：“泰西及都下士大夫多谓朝鲜为无父之国，傅相深以为忧，欲顾存朝鲜局面，因有归太公之议。商于政府，尚无定局”。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遭攻讦，被迫回国，金允植致函慰问，袁世凯复函痛陈心境遭际之后，引金允植为知己说：“孟轲宿昼，大夫留行。阁下与弟也”。而1886年四月，金允植被贬官逐出汉城之后，袁世凯则大鸣不平并善言和慰，寄以厚望说：“清流浮言，无时不然。为大臣当大事者，当任劳任怨也”。“此时外交方在相持，内忧时将防范，凡我辈力启大局者，固直任劳任怨，一片赤心，永矢千古，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袁世凯甚至借用李鸿章的名义，出面压迫朝鲜当局收回成命，恢复金允植原职。并明告朝鲜国王近臣，起复金允植，是朝鲜“可释华疑，可安民心，可静各国”的惟一决定因素。
闵泳翊是闵妃内侄、朝鲜重臣，袁世凯极为看重。1885年，闵泳翊曾因政见不合出走国外，袁世凯即禀告李鸿章，说闵泳翊“性本公直”，不满“诸闵误国，愤恨远避”。“招其速回，相机维持”朝鲜政局。闵泳翊回国后，同袁世凯过从密切。袁世凯在致二姊的家书中说：“闵泳翊乃此间第一公忠臣也。前回来，方商办一切内政外交，故日夜应酬商办，或终日或终夜”。
袁世凯颇为重视笼络朝野人士。他得悉金玉均在上海被刺的消息后，立即请李鸿章派人焚毁金玉均来往书信，以免朝鲜当局据以兴狱株连，以安朝鲜国内出于不同目的与金玉均有联络的人士。袁世凯在朝鲜结交十分广泛，凡有用者皆利用之，甚至包括袁世凯自己已知其“在官稍贪，人颇短之”的李冕相，“每以聚敛生财等计，立效献媚”，“众怨丛归”的闵泳骏这样一类为人不甚清正的官员。
袁世凯培植亲华势力，一面作为他在朝鲜推行宗藩政策的奥援，一面也在于一旦出现不测，可以扶持亲华势力上台执政，使朝鲜能够按照清政府要求，继续甚或更一步“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并不能随心所欲。除了朝鲜朝野离心情绪外，各种政治力量也各有自己的利益。大院君李昰应在第二次朝俄密约事发后，虽曾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力图再起，但终不能实现废立之谋，而且从此使袁世凯更为韩王所忌。金允植则被韩王目为“袁党”而旋起旋落，并最终被罢黜。闵泳翊在第二次朝俄密约风波陡起之后，不仅拒绝为自己事前向袁世凯的告密作证，反而公开了袁世凯曾与他密议过废立之事，并交出了袁世凯代李昰应所拟的致各国照会。事后，又为朝鲜国王献计，利用西方国家牵制清朝对朝政策，所谓“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从而促成了朝鲜派使赴美的决策，中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即因此而起。
袁世凯奉命驻扎朝鲜之时，西方列强已经来到东方多年，并深深介入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与东方传统很不相同的西方明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袁世凯既必须处理一些传统宗藩关系中所从未有过的事务，也从西方学来了一些新的统驭藩属的办法。其时，接受了西方社会学说，具有改革精神的先进思想家的“商战”主张已经提出，有眼界的政治人物和接触外国事物较多的外交界人士已经把这种主张付诸政治、经济活动，成为同光新政的一个部分。1881年，清政府使日大臣黎庶昌就以“通商可以制外”的理由，劝诫朝鲜当局发展对外通商。袁世凯也秉承着李鸿章的旨意，从西方抄来发展通商这种形式，作为维护宗藩关系的手段。
正如袁世凯在向李鸿章的禀中所说：“历年来卑府仰承钧诲，督饬各员，认真整顿，多方招徕，诚以在属之商务日盛，即驭属之事权日增”。增加驭属事权，是袁世凯发展中国在朝鲜商务的主要指导思想。
中朝两国之间，过去只有宗藩性质的使行贸易和边市贸易，而没有两国民间商人公开正式的到对方国家进行商业活动。光绪八年八月，中朝两国订立《水陆贸易章程》，双方才有民间商业往来。袁世凯使韩以后，在增加驭属事权的思想指导下，多方设法发展对朝鲜的商务事业，促使其逐渐发展起来。韩国藏档案《旧韩国外交书》中袁世凯同朝鲜当局关于商务的交涉书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据统计，此档案中，袁世凯使朝九年间致朝鲜外督办的交涉件共存有七百九十一件，按其内容，分类大致如下表：
表一
类别件数所占百分比
有关中国驻朝官员人事变动的通报40505(百分号)
有关朝鲜内政外交的交涉240303(百分号)354(百分号)
有关中国对朝民间贸易的交涉187236(百分号)
有关租界、电线、借款、航行等非政治性质事件的交涉107135(百分号)
有关海关事务6582(百分号)
有关刑事案件152192(百分号)646(百分号)
总计791100(百分号)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表中“有关刑事案件”一栏所涉及的中国方面的人员，除了极个别者外，大多数是商人及他们的伙计或雇用的船只水手，内容一般都与商业活动有关，也是通商以来所产生的新问题，因此，此处也作为与商业有关的件来对待。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商务有关的件，已占了袁世凯对朝交涉公的三分之二左右。诚然，许多与政治、国家关系有关的交往或多在幕后进行，并不用正式形成件的。但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袁世凯所处理的日常工作事务。已不单纯是过去传统的宗藩关系，有关民间或政府间经济往来、商务往来的管理，而是已经居于一个突出的地位。袁世凯与其前任陈树棠的官名分别叫做“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和“总办朝鲜商务”，也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为了发展在朝的商务，袁世凯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华商的措施，其主要手段有：第一，设法维持在朝华商商业区治安。中朝民间通商开放以来，来朝的华商渐多，并且在汉城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华人商业区。但是商业区内社会秩序颇为令人担忧，时常有刑事案件发生。1887年10月初，汉城南门内华商一夜被火焚烧四家，烧死三人，经袁世凯多次行诸公，请朝鲜方面追缉凶犯，收效甚微。但袁世凯看到：“日本商家咸聚设于南山下泥岘地方，鳞次比居，派设巡捕数名警察防范，绝少盗焚等案”。便借鉴日本人的做法，在汉城华商区组织华商集资创办了巡查，订立制度，昼夜纠查。此后，汉城华商区盗焚等案发率下降甚多。反映在《旧韩国外交书》中朝双方来往件中，除发生一宗巡捕与酗酒朝兵格斗案之外，再无恶性案件发生。袁世凯还在通往汉城的重要渡口麻浦，设立了稽查，以维持秩序。此外，各通商口岸华商租界内，袁世凯也颇重视建立巡查，维护治安。
第二，帮助华商发展在朝的经营条件。1883年，轮船招商局扩大经营，在仁川码头栈房缺少，袁世凯就代表招商局向朝鲜外督办借用海关栈房，并要求不收租金。朝鲜外督办赵秉式以没有栈房和恐别国援以为例而婉拒。袁世凯仍不甘休，再次照会韩外督办，指明已查到第三号栈房尚可出借，并说，中朝两国通融各事，他国向不过问，也不能援例均沾。
1884年，朝鲜铸了不够分量的当五铜钱，引起市场混乱。华商申诉，朝民可持此钱购买华商货物，而华商用以购买朝货则遭拒绝。袁世凯立即照会朝鲜外督办，要求进行整顿。仁川港经纪金在田等二十五家朝鲜商人设立均平会社，垄断市扬，限定外地来仁川的商贾负贩，在缴纳政府税厘之外，必须再到该社加交规费。袁世凯即照会朝鲜外督办指出：“该会社实于华商大有妨碍，亟应禁办而安商务……希即将该会社撤销，并禁嗣后永不许再为设立，免妨商务而符定章”。
第三，维护华商利益。1884年，北帮商人公和顺、东来顺号办领了护照，到朝鲜黄州等地采办土货，并经朝鲜有关方面同意所有税务到仁川一并完纳。但黄州地方势力崔景一强行向华商收税，遭到华商拒绝，崔又串通兵役，将华商拘禁。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多次与朝鲜外督办交涉，要求捉拿违章私行收税的崔景一及朝鲜官差役，退还华商钱财，以保护华商正当贸易。仁川海关遗失华商东兴号货物，袁世凯以官方身份出面索赔。仁川海关办事人员马士苛待华商，袁世凯又要求调换马士。华人商店被焚，袁世凯要求朝鲜当局惩凶。华商帆船遇风漂流遭抢，袁世凯要求朝鲜方面派人查办。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上表所列民间贸易栏的一百八十七件公中，除了一小部分是要求朝方发给华商护照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上述事件，袁世凯要求保护华商利益的交涉件。
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日本大军已经入朝的严重关头，袁世凯也没有忘记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在他内渡回国以后，还曾请盛宣怀在上海租外国轮船到仁川，接运中国商人回国，以使他们脱离险境。
在袁世凯使朝九年间，中国人在朝鲜的商务有了长足的发展，来朝鲜贸易的中国商人迅速增多，贸易额迅速增大。历年来在汉城、仁川、釜山、元山四处中国商署登记的中国商人数目如下：
表二
年份汉城仁川釜山元山总计
光绪十一年111名50名107名91名359名
光绪十二年120名205名87名57名469名
光绪十三至十六年数字缺
光绪十七年751名563名138名37名1489名
光绪十八年957名637名148名63名1805名
光绪十九年142家1254名117家711名21家142名10家75名290家2182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八年之中，华商增加了51倍。再从华商在海关所纳税数目来看：1886年，仁川、元山二口华商交纳税款为3105元，其中元山口为1625元。是年缺釜山口华商纳税的数字。据表二，华商在釜山、元山二口人数，大体保持着前者为后者两倍的水平。以釜山纳税数亦大体为元山两倍计算。1886年釜山华商交纳关税约在三四千元之数，仁、釜、元三口总计当在35000元左右。而到1892年，华商在朝鲜三口所交纳的关税已达145067元。六年之间增加三倍有奇。纳税数目增长的速度，可以大致地反映出交易数额增长的速度。
中日两国在朝鲜贸易比例变化，是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据林明德的统计数字，光绪十一年，中国在朝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日本对朝鲜进出口总额的233(百分号)，到光绪十八年，已达到4568(百分号)。其中对朝鲜输入额，从光绪十一年的2274(百分号)，上升为8043(百分号)，几乎可以相匹敌。
华商对朝贸易的迅速扩大，与袁世凯对华商的积极扶植和提倡有很大关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华人在商务方面的发展的评估，还应该持客观的态度。第一，这些商业远远不是近代意义的商品输出，仅仅只是中国传统工商业的向外延伸。从商人的成分来看，以1889年的汉城情况为例，汉城内外，华商店铺八十余家，而匠伙手艺及担负零沽之人则有五百多名之众。整个华商社会还不能形成一个近代化商人的群体。从所经营的商品来看，华商对朝输出的商品主要仍然是传统的绸缎、土布以及为数有限的转口的洋布、洋纱、洋火，甚至于一些商人还是携带银两入朝。从朝鲜贩回的主要是米、豆、牛皮之类的土产品。这样的贸易，显然还不具备近代商品输出的性质。第二，袁世凯从西方抄袭来的保护扶植中国商业利益的手段，其首要出发点仍然是维护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即所谓“属邦商务，有关时局”。这种**裸的从政治利益出发来保护商业经济利益，与近代西方以工商为本的经济思想是不同的。因此，中国商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朝的华商往往自卑地表白：“因近年水旱为灾，多失耕业，改农为商，服贾糊口”。这种视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念，在官方的袁世凯和民间的商人中间，仍然牢牢地居于统治地位。第三，尽管数年间商务发展的数字翻了几番，但由于基数太小，所以从中国全国商业范围来看，对朝贸易还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也还找不出什么材料说明它们对国内正在出现的近代工商业有何明显的促进作用，更没有对东道国朝鲜的近代化进程起过明显的促进作用。
除了发展商务，袁世凯从西方抄来的新方法还有以下几种：
开辟航运。商务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航运的急需。当时中国商人来往朝鲜，除了极个别走陆路者以外，主要通过水路，或驾驶帆船或搭乘日本开设的中朝航班轮船。袁世凯接受日本开辟中朝航运的启发，在1888年筹议开设来往中国朝鲜的客货轮船航班。他认为亟需开通到朝鲜航运的理由有二：一，华商搭日轮，日方对中国人百方勒抑，以致迭出案件；二，朝为华属，不可听日人垄断，须设法巩固利权。然而，当时华商来往水脚收入，尚不敷轮船来往支出。袁世凯提请仿照日本商轮政府补贴的办法。由烟台、上海税司在来朝华商所交税项中每年酌提万余元，再加上华商包贴的水脚，开辟烟台仁川定期航班。结果，李鸿章接受袁的建议，以东海、江海两关每年拨一万二千两津贴，招商局派船每船每二十日航行仁川一次。
中朝航线开通以后，袁世凯又利用较优越的政治条件，开辟朝鲜内河航线，于1892年筹议成立在仁川到汉城之间航行的中国小轮船公司，抵制外国人对朝鲜内河航行权的觊觎。1885年，德国世昌洋行利用对韩贷款，曾取得漕米运输权一年。1890年，日本人亦曾托税司史纳机商请朝外署，准予内河航行权。遭拒绝后，又用朝鲜人的名义，开辟了仁川至汉城间的航运。袁世凯积极竞争，到1892年，终于利用朝鲜要求贷款的机会，向朝鲜政府提出：“华商集股购驶小轮，作为朝接运船”，“来往仁川、汉城及沿江各处”。朝鲜国王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且规定朝鲜漕运不许再与他国定约。
电报线作为近代化的快捷通讯手段，在中国最早使用于军事和政治，而不是商务。1885年，中国架设了从凤凰城经义州到汉城的电报线。在此之前，袁世凯作为军人已在朝鲜驻防两年多，深感通讯不便之苦，他在致陈树棠的信中叹道：“孤军海外，输运报每月余不达，奈何，奈何!”到袁世凯正式使朝以后，就十分重视在朝电报线的建设以及控制管理权问题。袁世凯曾力劝朝鲜政府架设釜山至汉城的电报线，并交中国施工、管理，并约定朝鲜向中国的电报线“借款未清之日，一切局务仍由华员主持，秉承汉局总办，以一事权”。为了有效地控制朝鲜的电报事务，袁世凯甚至不顾盟兄盛宣怀的情面，坚持要求撤换不能在对朝交涉中统一步调的朝鲜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的亲信陈同书。
干涉朝鲜海关事务。朝鲜海关成立时，即归属清朝海关管辖，而保证中国顺利控制朝鲜海关的关键是掌握朝鲜税司的任命权，这虽然不属于袁世凯的职权范围，但他深明在通商条件下，海关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所以，十分注意以清政府正式使朝代表的身份，影响朝鲜海关税司的去留和任命。税司穆麟德因策动朝俄密结被撤职后，滞留朝鲜拟另谋新职务，袁世凯为排除这个不合作因素，极力驱赶穆麟德离朝。袁世凯认为史纳机尊重中国宗主权，便在1891年7月、1892年7月先后两次建言，请将史纳机留任，还曾同史纳机一起，谋划对付朝鲜收回海关自派税司的举动。新任税司到朝鲜上任，袁世凯亦坚持由他自己代表中国政府先行将新任命通报朝鲜政府，然后才由新税司通报到职，以体现税司是由中国任命的。
经营租界。袁世凯受命使朝以前，东西方列强在朝鲜的租界已经设立，清政府亦效法各国在朝辟设了租界。在袁世凯任内，对租界的经营，又做了下列的事：(一)新辟并扩展釜山清商租界；(二)扩展了仁川三里寨租界；(三)维持租界内正常商业及生活秩序，强化治安管理；(四)在租界内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修整道路沟渠，平整了土地，提供了较好的商业投资环境，以致元山租界附近的地价上涨了一倍。此外，在元山商请朝鲜官府修海堤，为仁川租界准备了设立医院、建立消防队等公共设施的经费；(五)对到朝的中国人员进行登记注册，颁发执照，加强在朝华人的管理。
对朝鲜举借贷款，利用经济手段攫取政治权力，这是袁世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统驭朝鲜的又一重要手段。他说：“历年朝事操纵两杂，……实无妥善之术。如能贷予巨款”，“阳示抚字，阴为钳制，因事制宜，洵为要机”，所以，“今驭属大计，惟贷款为至要关键”。袁世凯总结贷款“有利驭属权利者大要有六”：(一)朝鲜“遇有急需有所依恃，自将憎薄洋人，悦服中国”；(二)中国“可操其财政之要”；(三)朝鲜“不敢轻为抗违”；(四)中国“其势愈重，其权愈大”；(五)朝鲜“属邦之凭证愈确，并可永杜其外贷之路”；(六)“朝之贷款愈巨，即华之(海)关权愈固”。所以，袁世凯极力主张利用朝鲜经济困难，通过贷款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设立贷款基金，随时应付朝鲜政府的需要，以垄断对朝贷款。(二)劝止朝鲜当局向别国贷款，并以低息吸引其向中国贷款。(三)对于朝已在商谈的外国贷款，以提供优惠条件迫使债权一方降低条件。袁世凯如此做法，朝方初时甚为疑虑，其后，通过两次共二十万两贷款的实施，尚颇得“朝君臣感悦”。袁世凯最初设想的目的初步得到实现。
此外，袁世凯也曾议论过在朝鲜开矿山、修铁路的事情。
早在袁世凯使朝以前，为对付日本征朝的野心，清总理衙门在1879五年就为朝鲜制定了“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的政策，并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以个人身份致书朝鲜和李裕元，劝朝鲜“幡然改图，量为变通”，实行上述“以敌制敌之策”。1881年初，清廷明令有关朝鲜事宜由礼部改归北洋大臣及驻日公使办理，从此，李鸿章成为朝鲜事务实际上的主要决策人。李鸿章在授命前后，又曾致书朝王，力劝改变对外政策，与西洋各国订约，并代为草拟通商约章。其实，清政府、李鸿章为朝鲜制定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其自己对外政策“以夷制夷”的复制品。其运用于朝鲜的具体模式就是，与欧美各国逐渐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御俄国。
袁世凯使朝，自然奉李鸿章的既定政策为圭臬。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反复向朝鲜君臣陈述国际局势，为朝鲜政府规划对外交涉的原则，即在对东西方各国贸易已经开通的环境下，“御外侮之道，惟亲中国”。他认为，依恃中国，慎修外交，是朝鲜对外交往的政策核心，而当时的国际局势下，只有中国可以依恃。朝鲜虽与各国通商，但通商的目的是引来欧美列强势力，以杜日御俄的，并不是请他们来保护朝鲜的，而且他们东来的本意也不在保护朝鲜。袁世凯说：历史表明，英国、法国一贯“亡人国家，利人土地”，靠他们保护，无异于“引虎入室”；德美也不可依赖；至于日本、俄国，则是朝鲜御外侮的主要对象。
袁世凯认为，各国在朝鲜应该是通过通商而互相制约，保持均衡，列强国家不该有单独的商业特权，更不能允许在通商之外谋取直接的政治权益，以危及朝鲜的主权和中国的宗主权。本着这一宗旨，他在使朝期间，力所能及地帮助朝鲜政府抵制东西方国家在主权、政治和经济方面索要的过分的权益。其主要的是：
第一，审慎订立条约。俄国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提出订立《韩俄陆路通商条约》，袁世凯在正式使朝以前护送大院君返国谒见朝鲜国王时，即建议朝鲜应以朝俄边界未清，待勘定之后，再行议商约为由婉拒；使朝以后，又指使朝鲜外务署采取拖宕政策。他明确指出：“朝俄陆路交界，荒苦异常，通商原无利益”，“俄期速成，不过欲开来往之路”。朝鲜应该从容延缓，“得以详审防范之宜”。到1887年，朝俄议约开始，袁世凯又针对俄国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本，提请朝鲜方面注意防微杜渐，堵塞俄国借机渗透的漏洞。他提出：(一)坚持通商之地只在边界，不许俄商深入内地；(二)拒绝俄国在商路“派送本国驿站，发行走”的要求，以防“倘有战事”，俄国借此为由“另设驿站，分派兵弁屯驻”，作为军事通道；(三)通商和游历各为一款，通商须议定经过关卡，按界行走，随时呈验，不便混游历通商为一事”；(四)应加重税率；(五)应添加对两国逃犯“明定互相孥交之约”。此外，还提出一些必须坚持的细节。朝鲜谈判代表按照袁世凯的意见，对明显危害朝鲜利益主权的条，坚持做了多处修改。
朝俄《陆路通商条约》订立后，1889年，法国公使要求援例“均沾”，袁世凯即嘱朝外督办，“朝法无交界，不能援沾”，驳复拒绝。在此之前，1886年，朝法订立通商章程时，袁世凯亦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帮助朝鲜谈判代表，“严词”“驳拒”法国强迫朝鲜允许订约传教的无理要求。
第二，抵制各国染指朝鲜主权。袁世凯使朝后，对于已经发生的朝英巨岛交涉，积极支持朝鲜收回主权的要求，坚持英国必须交回。1886年，俄国派船到朝鲜永兴岛测量，意存觊觎，英国立即提出派兵船开往永兴，代朝鲜防守。袁世凯洞悉其借机占据永兴的企图，明确表示拒绝，说恐怕“再如巨，断不可行”。1889年至1890年，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以储煤和开租界为借口，先后两次提出租借绝影岛。袁世凯深刻地剖析了俄国的企图：绝影岛“犹威海之刘公岛，实釜(山)港锁钥”，该岛与釜山“远隔海面，固不能架设桥梁，相为交易，其意不在商务，已可概见”。因而告诫朝鲜外督办，要“力持”拒绝，“免误国罪”。1892年，俄又“索釜山地造船”，袁世凯亦嘱朝“外署力拒之”。
日本曾试图谋求商船由内河航行到平壤，攘夺釜山到汉城修筑铁路权，开采朝鲜矿山，以至提出同中国非法走私商人均沾到朝鲜内地贸易权，也曾提出租绝影岛等等，均被袁世凯协助朝鲜政府设法拒绝。直到1894年6月上旬，日军已经出兵朝鲜，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之际，袁世凯仍打算用向英商贷款，倒填日期，并订明“限半年内不许向他国贷款及议矿路事”，来杜绝日本可能提出的“设电开矿、借巨款、造铁路等事”。
总之，在袁世凯任内，东西方列强在朝鲜攫取的权益基本上没能扩大，过分要求大都遭到拒绝，大体上保持势力均衡的状态。当然，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他也很讨厌那些在朝鲜政府供职的美国人如德民等，说他们“皆有许人自主之癖”。因此，尽管他们在受中国指派初到任时，袁世凯对他们大都表示真诚的欢迎，而最终也大都不欢而散。
袁世凯在朝的对外交涉的重点是联络欧美各国敌御俄日。御俄比较单纯明了。首先清政府朝野和袁世凯一致认为俄为强敌，对俄南下战略有较明确的认识。诚如袁世凯所反复说明的：“俄与朝鲜犬牙接壤，包藏祸心，非一朝夕，夫人知之”。“俄人欲在亚洲占据海口，屯驻水师，以遂其鲸吞之志，如不取诸韩，将焉取之”。其次由于朝鲜朝野离心倾向增长，时有联俄之议，以至1885、1886两年连续两次发生朝俄密约的重大风波。从清政府到袁世凯对此事都十分重视，防范十分严密，甚至不惜用出兵备战，废立朝王一类最激烈的手段来反对。再加上国际环境对俄不利，日本的牵制以及劲敌英国抵制的战略格局，都使在袁世凯任内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俄国在朝的势力未能恶性膨胀。
拒日的局面就比较复杂了。虽然拒日同样是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共识，但是，与他们的御俄心态则大大不同了。清政府朝野上下，虽曾为日本吞并琉球、染指朝鲜所震惊，但一般都不认为日本足以与中国为敌。袁世凯身处对日交涉前线，且有两次平息朝乱与日人交锋的实际经验，他对日本的潜在威胁估计要严重得多。他说：“甲申以后，(日本)知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前此愚弄之计皆无所施，惟派和平柔儒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当使员，周旋其间，以弭衅端，而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屐中国，其处心积虑不徒为今日计也”。袁世凯对于日本方面不怀善意地套近乎，也保持着较高的警惕。他的这种认识和态度，颇有见地，也高于时人。但袁世凯也有两败日人插手朝政的经验，有迅速扩大在袁商务、对朝人口几乎赶上日本的经济成绩。他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不过是“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因而也没有把日本作为能与中国抗衡的对手看待。这就是说，袁世凯与国内朝野人士一样，没有估计到日本有那么大的野心与能力，在甲申事变十年之后，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一经爆发，朝鲜全境迅速失守，中**队很快一败涂地。
但是，袁世凯毕竟在朝鲜直接同日本打交道有年，凭着许多直观而具体的经验，从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和主张。袁世凯认为，“剿匪非难”，问题是出兵可能会引起各国所制造的意想不到的麻烦，“殆难防范”。
果然，日本乘机出兵入朝。对于日本出兵将产生的严重后果，袁世凯的觉察也相对地早一些、深刻一些。当他一得到日本出兵的消息，即于1893年5月5、6、7连续三天电禀李鸿章，认为日本出兵一举“殊非友谊”，近年来，日本“迭有应照约驻兵(朝鲜)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日军来势“甚锐，似非有所得不肯去”。
请求西方列强的调停、牵制，是李鸿章等人最寄希望的法宝。尽管袁世凯本人对调停的作用信心不足，认为“非口舌所能争”，但是从日本出兵时起，他就在国内的指示下，多方谋求西方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提出“诘责”，直到内渡前都没有放弃这种努力。6月13日，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之际，袁世凯还抱病会见俄使韦贝，请他出面调停。对各国使节出面调停，日本置若罔闻，甚至公使团会议，日使也借故不参加。其实各国使节的所谓调停，十分软弱无力，最后只对日军的行动表示愤慨，根本谈不上以军事实力进行干预。结果从日本出兵到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间，调停不断，唇干舌燥，而事态则向相反方向发展，日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面对日军的大举行动，许多人所寄望的国际调停，也就是“以夷制夷”，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袁世凯在五月底得出结论说：“日蓄谋日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兵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
除非光荣孤立，所谓均势就是互相牵制。在这个意思上说，也就是“以夷制夷”。倘若当时的袁世凯和清政府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作后援，主动在我，再利用东西方各国的矛盾，寻求有利时机，自然可以左右朝鲜的局势。但是，他缺乏这个雄厚的根基，结果成了诸夷制我，朝鲜成为东西方列强交易的筹码。平时尚好，一旦他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整个朝鲜便成为牺牲品，袁世凯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藩屏顷刻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法战争之后，袁世凯奉命使朝，在东西方列强争夺的夹缝之中维持中朝宗藩关系。在袁使朝九年中，通过他的纵横捭阖，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政局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朝鲜政局呈现了一种在危急中的稳定状态。为了完成使命，袁世凯除了沿用传统手段之外。还抄袭了许多西方列强的带有近代色彩的方式方法，与国内的洋务派“西学为用”的改革运动里外呼应，成为同光新政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袁世凯并没有从根本上学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精髓。所以，他也并没有帮助朝鲜利用时机，发展民族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或者为近代化打下基础)，使朝鲜富强起来，建立起抵制列强入侵的实力。袁世凯在参与朝鲜对外交涉中，惟一武器是“以夷制夷”，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结果，一旦东西方列强在朝鲜的平衡打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出现朝鲜几乎无还手之力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世凯使朝九年的是非功过，长期以来，言人人殊。但是，当时人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下所做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翁同龢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即“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他所说当包含中朝两方面人士的意思。朝鲜君臣，除对袁世凯力持上国体制，痛感有伤民族感情而时露不满外，对于袁世凯帮他们维持内外局势则是十分感激的。朝鲜国王曾表示：袁世凯“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忘其大德”。1892年袁世凯省亲返朝后，帮助朝鲜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加强内治，他与朝鲜君臣前期的紧张关系得到很大缓和。朝鲜当局上下，对袁世凯是称意的，普遍认为袁世凯为他们稳定了国内政局，可帮他们抵御外侮。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兵开进朝鲜，袁世凯奉调回国，朝鲜一些官员还多方与袁世凯联络，或追随袁世凯到东北前线，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
在当时的国内，青年袁世凯也在朝野上下被普遍看好。1890年，袁世凯请求内调，刚刚亲政而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就曾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李鸿章说：袁世凯是一位“才识英敏”，“胆略兼优”，器识“深沉细密，历练和平，徇属体用兼备之才”。不仅朝廷和权臣如是说，就连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具有改革意识、愤然而起的爱国官员沈增植、叶昌炽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均引袁世凯为同道，从而联袂发起强学会。这个史学界公认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的袁世凯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袁世凯使朝九年，历练了才识，开阔了眼界。长期置身于对外交涉事务中，对世界大势有了直接的感受。这些感受，再经甲午战败的事实启发，使他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囤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罔条约，为承平无事时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白利者言之。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而国家富强的前提则是练兵。这种主张，符合甲午战后国人普遍的舆论，也符合清政府的需要。袁世凯乃迎合着国入的舆论和清政府的需要，更进一步，舍弃前赴浙江温处道实任，而凭借在使朝期间赢得的声誉和好感，去谋求编练新式陆军的差仪。清政府内外重臣，如李鸿藻、刘坤一、王韶等，也都认为袁世凯是编练新军最佳人选。早就有意思重用袁世凯的光绪皇帝就把这个系以国命的重任交给了他。以此为契机，袁世凯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