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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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在周至，无论山区还是平原，果树上的果子从来不全部摘完，总要剩三五个挂在树上，为的是给鸟兽留些吃的。大自然是广袤的，人与动物同时置身其中，彼此息息相关。大自然是鲜活的，跳跃着永久生命的脉搏，唱着永久生命的颂歌。在城市里对此很难有深刻体会，一到山区来，这种感觉立即变得清晰，变得非常细腻，人的心也变得很软、很软。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保护站的走廊下看书，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北面的山，有一股水汽在向上蒸腾，它或生成一片云，飞出岭外，或者会挥散开来，化为山中一阵湿润的风……它是什么，不重要，我是什么，同样也不重要，在这一瞬，我们同在老县城的空间里存在着，共同构成了历史在此刻的内容，这是很重要的。一只蝴蝶，落在我的书上，它将书的香气误认为花，我看着它，它看着书，我听见了蝴蝶翅膀扇动的声音。那种奇妙的感应，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它的细腻，它的轻柔，它的真实，它的会意，给我们在城市生活中日益变得粗糙的心灵一丝滋润，一丝清凉。
感觉好极了。
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来吧，朋友。跟我们的动物朋友作心的沟通，所罗门的指环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也并不全是和谐，并不全是蝴蝶翅膀的扇动，有时候也非常触目惊心。
有一天我看见两只鸟打架，本是漂亮孱弱的小东西，竟然打得昏天黑地，它们在保护站的半空追逐厮杀，彼此不依不饶，直杀得毛羽飞舞，遍体鳞伤。太阳落山了，黄昏将它们暂时分离开来，偃旗息鼓，不知息于何处。第二天早晨，天色微明，我就被鸟叫吵醒，推窗一看，又是这对冤家，歇了一宿，它们接着打。我不知它们是什么鸟，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搞得这样不共戴天，看到这两只美丽可爱的小鸟打架，我觉得很可笑也很好玩，尽管它们打得很认真，很投入，我还是从人的角度把这场争斗看成了一种游戏。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廊下看着它们打，打到最后，它们已经飞不起来了，在保护站的菜地里扑腾，我走过去看，它们顾不上躲避我，也没有能力再躲避我了。一只鸟明显占了上风，还站在另一只鸟身上不解恨地使劲啄，它嘴底下那只鸟，躺在豆角架底下，头上，脖子上和整个背部的毛几乎都被拔光了，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另一只胜利的英雄，模样也不好看，娇小的身体伤痕累累，头部淌着血，眼神却像小老鹰。
我想，没有哪一个童话作家会将美丽的小鸟写成邪恶、残忍的化身，但动物界的道德规范自有它自己的标准。和平鸽是可爱顺良的，而鸽子在无情啄击它的对手的时候，我想，那情景一定不亚于我眼前这两只鸟儿。人总是喜欢以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动物，吃肉的都是坏的，吃草的都是好的，“一只可恶的大灰狼”从小孩子的启蒙开始灌输，晚间**，由母亲的口中，进入孩子的梦境，固定于孩子心灵深处，彻底坏了狼的名声。实际上，那些食肉的猛兽或许并不比这两只鸟儿打得凶，柔弱与强大是相对的。
日本的宫岛是日本三景之一，那里养了很多鹿，这些善良温顺的动物游荡于岛的各个角落，它们是食草的，它们是无害的，它们对人是友善的，我们在童话故事里也读到过不少“可爱的小鹿”，它们的存在，为这处景点增添了乐趣。我在日本的住处离宫岛只有20分钟的路程，每回朋友来了都要陪着去，对那些鹿是再熟悉不过了。劳伦兹在评论鹿的时候说，“这是我所知道的一种最恶毒的动物”，这个观点我赞成。我反感那些顶着一双大角的公鹿，它们并不像故事里说的那样，总是被狼欺负，事实是它们总是时刻欺负别人。有一次我用面包皮喂一只小鹿，一头公鹿不高兴了，它向我踱了过来，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发起进攻，将一双大犄角毫不留情地向我顶来。我后退着，它把我逼进一个墙角，就在那双尖锐的角将要扎进我的身体时，我用双手攥住了它，接下来是人与鹿的角力，我被搞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周围的游人蛮有兴趣地看着我，没有一个上来帮忙，这大概是一场很有意思的人兽格斗，我当时心里真恨这些日本鬼子。眼这些在一边看热门的人。我的朋友用摄像机很有兴致地拍摄我和鹿斗争的场面，总之，大家谁也没意识到危险，谁也没体会到我在鹿角之下的艰难、恐惧，他们认为，这些吃草的吉祥物是平和的，是厚道的，它们不过跟我玩玩而已，不会怎么样。殊不知，友好的动物为了几片面包皮的嫉妒，要把我的身体戳个大窟窿，只有对峙的我才清楚地知道这鬼东西的目的。公鹿的角，一而再、再二三地对着我猛戳，我攥着鹿角的手不敢有一点儿松懈，鹿的眼睛瞪着，眼白往上翻，鼻子呼呼地喷着气，相貌丑恶，完全不似动画片里的清纯可爱。我想，不能这样被动地僵持，这样就是对上两个钟头也不会有人出来帮我，于是我抬起脚，照着那个湿润的大黑鼻子就是一脚，许是踢疼了它，它一下后退了好几步，我才得以脱身。心有余悸的我，哪里还有游览兴致，坐在石头上大口地喘气，抬头看那只鹿，又对一个男的发动了进攻。
是我们的化，让我们对“温厚”动物产生了误解，据说，圈养的公鹿常常将和它生活在一起的母鹿、小鹿挤到角落里去顶死。据纽约动物园统计，驯鹿每年造成的意外要比关起来的狮子、老虎多得多。听动物学家说，两只猛兽相搏，打败的一方为了表示臣服，总是仰面朝天，将肚皮亮出来。这使我想到了最初在日本东京居住时，楼道里跑上跑下的那群野猫，它们看见我，常常就地躺下，四脚朝天，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它们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摆出这样一副姿势，现在明白了，“它们是将身体里最受不起伤的那一部分，奉献给它的对手……”对食肉类动物来说，它们最薄弱的部位就是肚子，它们在向我示弱，在讨好。
整个秦岭的山溪间遍布大鲵，大鲵又称娃娃鱼，在分类学上属于两栖类，鲵科，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80年代，我在秦岭浅山长安县公路边的小卖铺门口看到两份检讨书，检讨书大字报一样贴在墙上，内容是两个农民私自捕捞娃娃鱼出售，被当地动物保护部门查出，责令写出检讨，张贴路边，以示教育和惩罚。检讨书一看就是农民自己写的，字迹拙劣，错字连篇，没有标点，读之障碍很大，比读古碑还难。有在小铺门口出卖小野蘑菇的老婆婆看我读检讨，说，有甚用，前儿个贴了，昨儿个还在逮呢。
我说，为什么要几次三番地逮鱼？
老婆婆说，一斤娃娃鱼比大肉贵3块呢，卖给外头来收的贩子，天价。
我说，您吃过？
老婆婆说，以前没保护的时候常吃，粮食困难时候，河里这鱼多得很，家家都捉，剥了皮，肉白嫩白嫩的，大补呢，生了娃儿的月母子（产妇），吃喔最好，比鸡的营养好。
据说，现在南方的饭馆，时有出售大鲵的，一斤大鲵能卖到1000元人民币。甭管肉好不好吃，钱是够多的。我见到娃娃鱼是在保护区三官庙的走廊下，一个大水桶，里面装了一条娃娃鱼，像小孩子一样在桶里窝着。黑皮，大脑袋，扁嘴，四只小爪还有手指，小眼睛很小很小，有人说它太丑，我倒是觉得它丑得可爱，用漫画手法来表现，是个极好的吉祥物。党高第是当时保护站的站长，我问他这个小可怜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缴来的，准备提到远一点儿的山涧放了。我用指头戳了戳它，它微微动了一下，发出了“咕”的声响，党高第说，它的叫声像小孩哭，不过它轻易不叫。娃娃鱼生活在山水跌宕的溪流石缝间，喜欢阴凉，栖息的石缝既要能容下身子又要有回旋余地。肉质的鲜美，为它引来了杀身之祸，尽管以黑褐的皮来伪装，这小儿科的聪明哪里敌得过大智大勇的人呢。
对于狗熊、狐狸、老虎、熊猫，对于森林里的一切动物，我们都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它吃什么？对于人，却绝对不能问这样的傻话，用“杂食类”来概括人的饮食已不能够，我们只能这样提问，你说，人不吃什么吧。的确，人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弄到自己的嘴里去，包括婴儿的胎盘和自产的尿。遇到任何物种，首先刺激人的就是食欲，这点以中国人为最。我和记者们在保护区采访，大家捡到了很多豪猪的硬刺，田长山准备拿回去给他的小儿子，他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儿子看到这个第一句话会问我什么？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狮子首先会问我，爸，这个能吃吗？
大概中国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岂止是孩子，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去年冬天，我和京都教育大学青木五郎教授在京都鸭川散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彼此的交往要追溯到25年前。70年代，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外国人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青木在北京某大学任外教，他本人是研究司马迁的，说一口可以乱真的流利汉语。有一天，他从北京来到西安，说要到陕西韩城去看看，韩城是司马迁的家乡，也是司马迁的安息地，对于研究司马迁的学者来说，是不能不去的地方。但是那时候韩城还没有对外开放，外国人不允许到那里去。于是，青木在黄土高原上，真正表演了一出“鬼子偷地雷”。他把自己化了装，穿了一身制服，戴了顶红卫兵的黄帽子，斜挎了书包，把老婆孩子丢给我，自己雄赳赳地上路了。谁都觉得他应该是万无一失，结果一到韩城就露了馅，衣裳和语言都无可挑剔，主要是他的做派不对，动辄便是“谢谢”，便是“对不起”，便是“打扰了”，点头哈腰不是中国人的举止，特别不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举止。韩城人还不错，没把他这个鬼子赶回来。
鸭川是最富日本京都特色的一条古街，夜色下，我们沿着河川走，头顶是一轮明月，时常有穿着盛装的歌妓踏着木屐哒哒哒地迎面走来。鸭川里有小花鸭在戏水，一个猛子扎下去，两只黄色小脚在水面上扑腾，打起一片水花。花鸭毛色很光亮，肥嘟嘟的，由河里自由嬉戏的鸭我想到了周至老县城满街跑的鸡。我想，从老县城那些鸡来推理，这些花鸭子的肉一定是很鲜美的，它们比北京填鸭的肉当更高一筹。填鸭是硬往鸭嘴里塞一团团饲料养的，眼前的花鸭子吃的都是活食，要是把花鸭子送进“全聚德”的烤炉，用果树枝一烤……
突然，青木站下来开始吟诗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我感到了自己境界的差距，如此美景，想的竟是花鸭子和烤炉、薄饼甜面酱之类，只是一门心思地琢磨吃，没出息极了。
吃也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化，大化。
我看过某杂志上一篇很有意思的小品《外星人的遭遇》，说外星人到了美国，美国夹道欢迎，欢迎外星人到美国投资；外星人到了日本，日本人说，外星人一定带来新科技，会为日本的能源解决大问题；外星人到了欧洲，悠闲的北欧人说，快跟我们一起洗个温泉浴；外星人到了中国，几个饭店老板打了起来，有人要炸，有人要炖，有人要红烧。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饮食”既未规定饮的度数和档次，也未言明食的内容和方式，倒是有“割不正不食”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化导向，引领世界都向“佳肴”看齐的趋向，但是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只有中国，并且在两千多年前，这理论就已经很完善，很正规了。于是，就有了数人围坐，将一活生生小猢狲的脖子卡在桌子上，由“德高望重”者用锤击破猴脑，在“服务员”的协助下，猴的天灵盖被揭开，露出白花花的脑浆，众人鼓掌欢呼，接着趁温热，用小勺舀着吃，据说补脑。
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餐桌上顷刻变为口中之食，并不是因为饥饿，也不是因为需要，只为了吃出花样来，吃出档次来，人的可恶，较之畜牲更甚。我相信，有一天，也会有敲击人脑的物种，如法炮制，那将是更大的大补。写到此，我想起“革”、“一打三反”“镇压反革命”时候，很是枪毙了一批人。该杀的、不该杀的，多是用大卡车拉到旷野去，照着脑袋砰地一枪。我有个朋友，他弟弟有精神病，听人说吃人脑可以治愈，因为我是学医的，就约我提了罐，事先等在刑车的终点，为他可怜的弟弟收取一点儿人脑。我当时的身份也是“现行反革命”，自己的脑袋尚在碎与不碎之间，怎好去挖别人的脑子。想来想去还是没答应他，不是害怕，是压根就不相信它会治病。后来，这个朋友自己提着罐去了，听说还真让他搞了不少回来，只是不知他的弟弟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