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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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类似的事在佛坪保护区也有出现，1985年我到佛坪，保护区为了提高区内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无偿地给老乡赠送山茱萸苗木，指导他们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水平。山茱萸树又叫枣皮树，产的果实山萸肉是名贵中药，可以温中、止痛。80年代末一斤山莱萸收购价达到十几元，很多农民借此发了一把。商品的价格从来是波浪式起伏的，没有哪种商品长涨不衰，火箭似的，勇猛攀升。一度，山茱萸的价格跌下来了，有的农民就沉不住气了，将山萸树全部砍完，当柴烧了。最近，山萸肉的价格又升了上去，砍树的现栽树却是来不及了，就埋怨自己倒霉，埋怨命不好。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什么决定性格呢，你的见识水平就决定性格。怪谁呢？怪自己！
保护区鼓励大鼓坪某个农民种西洋参，将他送出去到汉中留坝县学习种植技术，学成归来，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子。但是头一年没经验，一个子儿没收，第二年你倒是总结经验接着干呀，他不干了，把剩下的西洋参都炖肉吃了，再不种了。那么多参都吃到肚子里，不知吃出了一种怎样的效果，让人惦记。
为发展养猪，保护区给山里送来了种猪，为的是改良山区土猪品种，增加收入。山区老乡卖猪娃从来没有随行就市一说，第一年卖是两块钱一斤，以后就永远两块钱一斤，山外已经几毛钱一斤了，他们还咬定两块钱不松嘴，理由是从前就是两块钱。山里养了一大群小猪崽卖不出去，就说保护区的算计不准确，让他们没占什么便宜，于是把种猪骟了，以保证母猪不再生养。
倒也干脆利落。
扶贫是必要的，有人说，不能单纯给钱给粮，教给他们致富的办法才是最根本的。事实说明，办法再好，关键还是在于要提高农民的化素质、提高道德修养，要开阔眼界，让动力从他们内心暴发，冲破农民的狭隘观念，让思路走出这崇山峻岭，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化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如同植树一样，它能成荫，必须经历无数个春夏秋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完善，最终才能风雨无摧，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在厚畛子的镇委会上，我将这个看法郑重提出，书记刘武洲说这正是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他们这一届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山里的教育要从孩子抓起，要提高化素质，搞素质教育，不是人要走出大山，是我们的目光想法要走出大山。
人在寻找命运，命运也在寻找人。生活就是顺着这个圆周进行的。
毕竟山里人是质朴的，他们虽然没有将张正的新科技全部接受，但是他们热爱着他们的市长，尊敬着他们的张正，几乎所有的家庭，堂屋的正中都贴着“天地君亲师”字样，一年一换，体现着山里人对自然、对祖先、对亲人和师长的敬重。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传统的尊重，对于环境和人情的珍惜，这其中当然包括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值得他们永远记住的人。
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尽管陈旧，却还保留着，还不自觉地遵守着，轻易不肯丢掉，不肯改变，我们不能强迫，我们必须越过眼前这道山梁，朝远处看。中国有老话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这“礼义”不光指的是礼节、道义，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见识和修养。让人欣喜的是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着，艰难地努力着。厚畛子镇的领导们保证，所辖区内凡是上小学交不起学费的，政府给想办法解决，这当然也包括老县城那块偏僻土壤。这使我对这个新组成的镇领导班子充满了信任和期望。我们有些学作品将基层领导班子写得愚昧无能，贪婪独断，甚至贪污腐化，这影响了一批读者，以为基层干部就是如此。我刚下来时也抱着这种观点，对乡镇一级干部保持距离，用审视的目光将他们一遍遍扫描，后来得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结论：好的是大多数。
正是有了这些连接政府和群众的基层干部，我们的事业才兴旺发达。最近，厚畛子镇政府从山外买了60万株树苗，其中有40万山萸苗、20万花椒苗，装树苗的集装箱大卡车半夜12点开进镇政府，全体干部连夜卸车，连夜发放，通知不到的就给群众背到家，送到家，终于在凌晨3点，将最后一批树苗送出院子。之所以这样急是为了赶春雨，结果树苗栽上没两天就下了雨，成活率达到了90%。镇上通过关系，又和同仁堂集团公司挂上了钩，保证将来山萸肉的收购。
老县城在逐渐摆脱它观念的羁绊，摆脱传统的束缚，向着明天迈步。
第五章.大熊猫
小径很陡，一直向上向北，《陕西日报》的老田、我和电台的小张、还有工人报社的老韩走得大汗淋淋，苦不堪言。保护区的梁启慧和党高第担任前锋和后卫，背工们背着帐篷和吃食在大本营凉风垭还没有出发。凉风垭是北路进入保护区的第一道山梁。我对凉风垭保持着警惕，第一次来保护区采访时，这里的人告诉我，凉风垭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也发现过老虎的粪便，粪便里面还有女人长长的头发。1987年我写过一篇小说《远去的凉风垭》，写了我对山林的恐惧，路遥给写了评论。因了这篇小说，得罪了山里我很敬重的一位朋友，中说男主人公在山里闲的没事，用火塘里的火钳将自己的脑袋烫成了个卷花头。朋友说我写的是他，又对中的诸多字不感冒，再不理睬我了。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至今也想不起他脑袋上的头发是不是卷花，小说就是小说，认真不得，不必为它再去伤神了。
我们排成一队在杂树丛中走着，大口地喘着气。我走在老田后头梁启慧前头，这是最好的位置，前面的人容易被蛇咬，后面的人容易被蚂蝗咬，中间最安全。在一个叫野猪档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太阳的光线很强但是温度不高，五月底的天气在山上得穿羽绒服。周围是葱绿的山，头顶的天蓝得发暗，没有云彩也没有鸟鸣，时光在这儿凝固了。老韩问这回上来能不能看到熊猫。小党说难说，熊猫不是他们家养的狗，一吆喝就颠儿颠儿跑来了。老田说不管能否看见，这山这水对人的灵魂都是一种净化，不虚此行。有人说饿了，下而的背工还离得远，上来了也是干方便面，于是大家看着我鼓鼓的背包打开了主意，因为那里面散出了浓郁的糖火烧味儿。那是一包从北京带来的通州糖火烧，是我为自己准备的细软，我在饮食上的挑剔和不迁就常常使我招人讨厌，让人为难。这次带的糖火烧刚上山就被他们惦记上了，午饭吃了没两个小时，怎的就会饿？明明是馋。
通州糖火烧一个没剩，全部成了上山的牺牲，京城的传统味道跟陕南的老林没有必然的连接，大家都吃得有些莫名奇妙，我为我那些细腻的糖火烧暗暗叫屈。梁启慧让大家不要久歇，说前面的路很艰苦，要在天黑前赶到光头山，否则这一队人就麻烦了。光头山是我神往的地方，山在周至境内，海拔2838米，全是石头没有树，各种野生动物都喜欢到那里集合，那里是野生动物们的圣殿。向往光头山的缘由起于保护区的雍严格。80年代，我在三官庙保护站遇到了刚刚从光头山上考察下来的雍严格，一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说着一口略带陕南口音的普通话。他在保护站院里有限的阳光下晾晒那些湿漉漉的睡袋，保护站的大师傅在忙着为他下汤面，他说他冻坏了，我奇怪在这炎炎夏日何以“冻坏”，他说光头山上下了大冰雹，每粒都比指甲盖大，还打了响雷，雷贴着地面炸，炸得石头冒烟，他趴在地上不敢动弹。我问他在上面看见了什么，他说在光头山上待了一个星期，看到厂成群的羚牛、单个的豹子，还有熊猫。我当时对这个勇敢漂亮的年轻人敬佩极了，一个人在秃山顶上与野兽为伍七天，太了不起了！从此，雍严格作为保护区科研人员的形象便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光头山以它的粗砺雄浑和神秘成为我心中的圣地，成为一个吉祥的地方。
这次保护区组织新闻单位上光头山，于我实在是个难得的机缘，我是为上山而上山，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看大熊猫，他们满怀信心，相信在光头山上一定能遇到国宝。
垫了肚子，起身又走，沿着山脊，“路”很窄，很多时候仅能容得下一只脚。梁启慧告诉我们，脚下的山梁是两县的分界，我们的左边是佛坪、右边是周至。我使劲看了半天，觉得佛坪和周至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左右脚一边走一边念叨：佛坪、周至，佛坪、周至……山脊一转，调了方向，就乱了。不知什么时候，两边的树突然换了品种，那些女贞、冬青、桦树不见了，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针叶林，油松、华山松、红杉、青杆，高挺俊秀，棵棵都是栋梁之材。这是片原始森林，自有史以来，还没有人动过它们。梁启慧说，这里的海拔至少在2600米以上了，再往上走就没大树了。
脚下有许多圆蛋蛋，是羚牛的粪，几乎每一脚下去都会踩到它们，羚牛之多可想而知。我问梁启慧，遇到羚牛该怎么办，他说，上树。我就往树上瞄，看什么样的树我能上得去，结果都是大松树，哪棵我也上不去。可怕的是在羚牛的粪便中，偶尔会看到白而硬的小屎厥，里面夹杂着动物的毛。我问梁启慧是不是老虎的粪便，梁启慧说是豹子的。我问豹子会不会扑过来，梁启慧说它早躲了，这一大队人吓也把它吓瘫了。我让前面的小党为我砍了一根棍子，掂在手里，自觉安全了许多。
往上，永远地往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落在了队伍的后面，那些背工在一个小时以前就赶过我了，现在大概快到了。我走十步，歇一歇，看见石头就想坐，看见泉水就想喝，从来没这么累过。从来没这么狼狈过，我对梁启慧发誓，我再也不上这山了！我再也不会来看什么狗屁的大熊猫！梁启慧尽职尽责，不紧不慢地在我的后面跟着，像赶猪一样推着我走，说，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一小会儿。
“马上就到”的话他说了上百遍，太阳已经往西沉了还没有到，如他所说，我的周围已经没有树了，相对开阔的山巅上是一大片矮化杜鹃。那些杜鹃你拥我挤地连接着，将地面盖满。梁启慧说我来晚了，半月前这儿是一片万紫千红。我站在岩石上，想象着那万紫千红，耳边荡着呼呼的风声，面对着西天的落日，面对着一片火红，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神圣，这落日这杜鹃这岩石这风，千百万年前就存在着了，千百万年以后还将存在下去，我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一个渺小的、瞬间即逝的过客。那些杜鹃还留下了一片泥尘，我则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