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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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在地里收麦子，佛坪中学的黄庆老师领着二三十人浩浩荡荡地到老县城来了，这些人说是来寻根，其实是冲着腊肉、豆粥、洋芋糍粑来的，急匆匆的，说是下午还要赶回去。豆粥不是一时能熬出来的，糍粑更不是一二三能打出来的，全村正为麦子忙得鬼吹火一般，没有哪个家庭能招待二三十人。那些老师们只好在保护站买了方便面，留了一腔遗憾，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城。我后来见到黄庆，说他来的不是时候，吃糍粑也不是那种吃法，几十口子人，吃大户么，谁有本事给你们捶。
我曾经建议，村里建立个土特产专卖店，把那些腊肉，土蜂蜜、木耳、洋芋片什么的集中起来卖，也建议某家某家办个小饭铺，省得外头的人来了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大家对我的建议反映冷淡，封闭的老县城，思维仍旧是单一的，他们连鸡蛋也舍不得卖，保护站的食堂需要鸡蛋宁可到山外用车拉，也不要农民的，主要是懒得费嘴。山民们过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做买卖的概念。
前不久，从山里过来的人告诉我，老县城发展了几家“农家乐”，以家庭的形式招待外来的考察，旅游者，这是做了不少工作才答应干的，能不能干成，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总算是迈出了一步，封闭的城门终归是打外了一条缝儿。
我为这点儿变化而欣喜。
山里人有过一次外出便会牢牢地记着，作为珍贵，仔细地收藏起来，轻易不向人展示，逢有他认为可以理解，可以共亨这珍贵的对象，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拂去灰尘，一点—点地亮给你看。
我到老县城，刚住下没多久，张大荣就带过活儿来，让我有空去他家坐坐，聊聊天。张大荣和我同龄，当过村支书，瘦瘦的，比较内向，他的儿子女儿有几个，热热闹闹—大家子人，汪汪是他的孙子，我将汪汪逗哭了，给他们家把孩子送回去，才进一步接触了老张。
我以为张大荣要跟我谈村里的事，谈了一个多小时，说的都是当年他怎么进北京，怎么接受**接见的事，每一个细节都谈得很清晰，从山里学校选代表、他荣幸被选中、心情多么激动，全家多么为他高兴说起，到准备干粮、打背包，一人一床小破子、在华阳中学集合、坐大卡车、过汉江轮渡，如何一次不行，退回、二次又出发，终于坐上了大火车、一路奔驰，直进北京。下午有北京的红卫兵列队迎接，北京红卫兵很热情，唱着歌。
红卫兵呀好威风呀。
一路串联到北京啊，
我们大家来欢迎哩哎哟，
满怀**迎战友。
歌词是我给他补充的，我说当年我就在北京火车站，代表北京红卫兵欢迎过他们。我说当时北京真正的红卫兵正在破“四旧”，打砸枪，正在天南地北地大串联，我这个家庭有问题的“假”红卫兵便被派去厂“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老张说，可惜咱们那时不认识，要认识就好了。
我说，要认识我就会拽着他满北京地转，再不要住什么崇门安排的接待站，吃那寡淡的萝卜白菜。
老张使劲说，那不敢，那不敢。我们的吃住都由**招待哩，连坐车也不要钱，怎敢胡跑哩，回不来咋办。
我突然感到了思维的差距，本分的山里人把进北京、见**看做是比天还大的重要事件，这不是任何一个山里孩子都能有的机会，老张得到了，老张是幸运的，它的偶然程度不亚于我们今天抓到了**彩。当年老张得到的荣誉完全称得上“殊荣”了，这个词后来被人们广泛运用，动辄便是“殊荣”，动辄便是“殊荣”，连让专家成功地割了一次痔疮也算“殊荣”，俗了。老张进北京见**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不是因为年龄，老张还会在村“领导岗位”上革命着，镇长怎么着，县长怎么着，镇长、县长见过**么？没有。查老县城有史以来有进过京，见过皇上的么？没有。老张是进北京、见最高统帅的第一人。
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是他的同龄人，谈及那段历史，我们有着共同的语汇，能够分享这种感觉的人毕竟不多，擦肩于北京火车站，相识于荒败老县城，这种缘分实在是值得珍惜。
老张到了一回遥远的北京，像胆怯的小蜗牛伸了一下触角，又以极快速度缩回来了。他将这段经历浓缩成记忆程序，珍藏在心的深处，不张扬，不渲染，只有自己慢慢地品味在悠长的感动中。
今天的张大荣得闲还撰写了《老县城之歌》，长长的十几页纸，数百行，我要来看了，原本想在这儿节录几段，终是拆不断，作罢了。
这便是老张那一代人。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忙，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境为自己住的老村写歌，他们都急着往外跑，要打工，要挣大钱、老村已经容不下他们了。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大凡景致美丽的地方多是贫穷的。老话说，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好山应该是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霞蔚，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香而腻，石润而明。这些条件，老县城周围的山完全具备，这一片山林是充满灵秀的山林，但农民的生活仍是不富裕，还远远谈不上小康。电和路制约了这里的一切，拉电修路要资金，这不是一时能筹划来的。年轻人向往山外的明，走了，有到县城的，有到西安的，到广东的，到江浙的，出去了大多没有再回来，尽管家乡土香而腻，尽管家乡石润而明，终不能变成养家糊口的人民币。老县城村的人口在减少，只剩下了老的和小的。老的不久将死去，小的长大将走出，有研究人口的专家断言，再过30年，这个村落将从行政图上消失。这话不是妄说，查1964年陕西出版的地图，老县城周围连老县城在内还有菜子滩，菜子沟、大房子，杨家沟，沅全沟，都督门七个村落，繁盛时候，仅都督门的轧油坊就有13家，现在除了都督门还有三几户人家以外，其余的村庄都不存在了。最为尴尬的是老县城的希望小学，很漂亮的一座楼，却只有五六个学生，五六个毛头娃娃参差不齐地坐在教室里，念书也念不出什么气候。民办教师李芹英还在认真地给这几个孩子教英，一板一眼很像回事。没有了学生，上边把民办教师撤了，是村里几个孩子的家长，嫌孩子小，到厚畛子去上学吃不得苦，几家联合，给老师出工资，条件是得把他们的孩子教好。这样一来，这个三五个人的班就有了私塾的性质，也是没法的法子，却让人感到怎么是倒回去了。
在京城大闹沙尘暴的春日，我站在老县城的城墙上，面对着山紫水明的清丽景色，那暴虐的沙成为了遥远的传闻，成为了山民饭碗间的谈论。我的妹妹来信说，北京眼看着快让沙子掩了，今年的沙尘是红的，不知从哪国刮过来的，闻着就不是中国味儿。读这段信的时候，我坐在河边，脚泡在河水里，小鱼儿踪着我的脚，吕家的小花狗在咬自己的尾巴，滚成了一个球……
这是人类最后的居住地，我们要守住它！
村里的年轻人待不住了，他们相约着走出了秦岭，走出了这禁锢他们的大山。也有举家迁走的，他们耐不住山里的寂寞与贫瘠，他们没有大富大贵的奢望，他们只想当一户精神和粮食都很殷实的农家，走了，丢下了偌大的家园。
90年代中期，我到都督门，那时这个农业小组还有七八户人家。路口，当年戏楼对面丁家的屋是高大出众的，我路过的时候，丁家的男人丁良玉正在场院喝茶，女人在翻弄晾晒的洋芋片，檐下吊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鲜亮的色彩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相衬，衬出了富足与祥和。“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我为这情景感动，拍下了一张《农家富足图》，回来到处宣扬山区人家恬静安逸，足让城里人羡慕。但是去年再去都督门，丁家却已是人去屋空，“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一派颓败景象。一问，说丁良玉搬到华阳镇投靠亲戚去了，将这里的房和地都放弃了。我知道丁良玉有铁匠的手艺，与其他人相比，比较有经济头脑，做出这样的举动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也知道，农民抛弃自己的祖基和田地房屋要有多大的决心勇气，这对他们来说不亚于一场大革命，一场脱胎换骨的变更。华阳比都督门要热闹、富裕，那相连的店铺和热闹鲜活的自由市场为老百姓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无限生机，那里的铁匠比这三两户都督门的铁匠应该是更风光。如今深山的居民在温饱的基础上，面对的还有寂寞和单调，这是比清贫更难持守的，特别在这山外社会与世界接轨、大步迅跑的年月，能停留在这“最后的居住地”，除非是无奈。
丁良玉赶着他的牛和羊，沿着傥骆古道，向南走去……
走出大山，走出这远古的宁静与寂寞，似乎成为了必然。
有个挣扎了许久，最终也没走出去的——那是我存在心底隐隐的痛。
老县城往南，翻过光头山有个叫三官庙的自然村落，三官庙是秦岭大梁以南距离老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小村。村里有姓何的人家，主人何庆富在衬里是个有头脸的人物，老何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二女儿叫荷花，是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1986年我到三官庙采访，认识了荷花一家和他们家的小黑狗。我在三官庙期间，荷花和她的黑狗跑前跑后地跟着我，成了我依仗的向导和伙伴。晚上，我睡在动物保护站，窗外有野猪在拱墙，那是为了窗下生长的一窝洋芋。夜里听到猛兽的低吼，第二天跟保护站的人说，他们说不碍事，那头母豹是怀了崽的，天天夜里来溪边喝水，都熟了，之所以靠近了院子，是搞标本的小巩才剥了张死熊的皮，气味儿引来了豹……
他们能与豹坦然相对，我不行，晚上我喊来了荷花，让她在保护站陪我睡觉。八岁的小姑娘为了陪我睡，特意换了新衣服，一件粉色的单衫。睡的时候，非得我吹了灯她才脱衣，我明白，荷花身上，除了这件粉衫，她的内里一无所有。熄灯的时候，站上的老张在窗外喊，荷花，你得洗过脚才能盖我们的被子。
荷花在**脆脆地回答，我在河里洗过啦！
的确是洗过了，她的一双小脚丫精湿冰凉，真难为了孩子。
夜里，有荷花睡在身边，有黑狗在外面站岗，我睡得很踏实。
因为形影不离，保护站的人嬉称我是荷花的干妈，我便闺女闺女地叫。山里人厚道，为一句笑话而当了真，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亲戚。是亲戚就要走动，当有一天，山里人何庆富背着装满山货的背篓，领着几个孩子，出现在我们单位的楼道里的时候，真真地让我傻了眼。孩子们在走廊里一日—个“妈”，亲热无比地叫着，单位的同事们从各自的办公室探出头来，纷纷掩嘴而乐，当时真把我尴尬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记得，我曾红着脸向大家一遍遍解释，现在想来，大可不必，心里怎就那么搁不住事？
何庆富来西安的目的很明确，一让他的孩子们在城里见见世面，二将荷花留在西安，留在“干妈”我的身边，在城里上学、工作、找婆家，成为地道的城里人，彻底摆脱那终日连阳光也很少见的深山老林；三让我为他眼睛不好的大女儿配—副眼镜。何庆富的想法简单而朴实，有着农民式的机智和直接，我为他的信赖而感动，该办的我都办了，但是我不能收下这孩子，首先我解决不了孩子的户口和入学问题，再者我也来不及向丈夫和老公公谈这件事，家庭中接纳一个陌生的成员需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不是添个碗加双筷子的事。
像当年他们陪着我在山里转一样，我陪着他们在西安转，看汽车，看古迹，逛公园，玩游乐场……凡是城里人经历的一切，我尽量让他们都体验到。在众多冲击面前，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认识：……不就是一堆黄土么，啥子古迹，公园就是这瞎样子，树还没有山里多，那水腥臭，太阳太毒，死晒，游览车转到高头，不及在秦岭梁上看得远……
我至今记得，在西安饭庄富丽的大厅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前，围坐着几个睁大了惊奇眼睛的山里孩子，反差之大竟然让我也感到吃惊。我要的是大众的饭菜，无外是条子肉，炒肉片之类，量很足，我让他们放开量使劲吃，不够了再去要……但是在一桌饭菜面前，荷花几乎没动筷子，我问她是不是不爱吃，她摇头。荷花的姐姐悄悄告诉我，荷花是不敢多吃，她怕吃多了我就不要她了……
我听了直想掉眼泪。
当然，最终我也没有留下她，她跟着她的父亲很失望地回去了。临行前，我跟她做了一次深谈，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沉重谈话，我让她好好学习，做个有志气的姑娘，出山的路有千条万条，靠自己的实力走出大山是最实际、最有出息的一条。小孩子哭了，她说她知道。
送一家人上了返回佛坪的长途汽车，老何背上曾经装满山货的背篓装满了城里的物件，送来了土产，背回了城市明和精神冲击，这冲击对山中女孩的猛烈和不可抗拒却是我当时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