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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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我上午写作，不愿人打扰，保护站的工作人员都很自觉地问回了，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忙。但是孩子们不行，只要没课，他们想来就来，没有任何限制。常有小脑袋探进门来，嘻嘻两声，缩回去了，我的思路立时被打断，哭笑不得。有胆大的怯怯地迈进屋求，一问，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来看看，一张脸憋得通红，拘谨得连气也喘不匀了。还没容我说什么，突然哇地一声跑出门去，挥着手臂，一通猛跑，回去准定向他的小伙伴大吹特吹，他进了作家的屋。他们对城里来的人感到新奇，这新奇包括了我那台到了这儿就瘫痪了的电脑和我包里的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是山里没有的味道，他们知道糖，知道甜，知道药，知道苦，巧克力并不完全是甜，也不完全是苦，那是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味道。我参观过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巧克力制作中心，在那个香喷喷的世界里，我想要是把那个装满棕褐色**的大锅用直升机空运到老县城去，那里的小孩们准高兴疯了。孩子们因了我的到来，知道了“作家”这个词，知道了有“编故事”这样的职业，和巧克力一样，“作家”对他们也是新鲜好奇的，味道也是怪怪的，不是家长，不是领导，像朋友又不是朋友，不用上班，每天山里山外地瞎转，靠写字就能挣来大把的票子……
到我这儿来得最勤的是村东王家的一对小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两个一年级小女生。她们细声细气地说话，声音很小，又带口音，我很难听明白，为了表示她们对我房间和我这个人的不在乎，为了掩饰她们的紧张，她们一进门就说话，两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看也不看我，彼此不停地说，叽叽的，像两只小松鼠。她们说的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说的是她们班上的谁谁谁……不考虑我有没有兴趣，也不考虑我能不能听得懂……
串得第二多的是一个叫何辰的小男孩，五岁了，淘得出圈，脑袋转得快，会说男人的粗话，有时还跟着他爹焖两口小白酒，辣得流眼泪还说痛快，我说他是老县城里的“新土匪”，破坏力很强。何辰喜欢小动物，到我房间的理由每次都很充足：找猫。有—天他站在墙外头很丢人地哭，说是他的花猫跑了。猫就是他的命，他管他的猫叫“猫辰”，名字一样，姓不相同，他不敢让猫也姓何，怕他爹打他。
写作中常要和这些小东西们打交道，字中就多了些活泼，多了些灵性，多了些突然冒出的意外。
挺好。
这天午后我和保护站的巡护员霍亚平在老县城村街上溜达。
霍亚平穿着迷彩服，我也穿着迷彩服，我们的服装都是保护站发的，很是与众不同。海拔1780米的阳光很强烈，紫外线灼得外面的鼻尖一层层脱皮。我觉得我们俩像中东战争中的兵，如果一人手里有一杆冲锋枪，那当是很英雄的事。我问亚平当过兵没有，亚平说这个问题我问过他好几次了，他再—次告诉我，他没当过兵。我说他的样子很像兵，我也像兵，我们这装扮很像是训练有素的战士。这个时候我心里很希望有山外的游人来老县城旅游，让游人和穿着迷彩服的我在老城破败的城墙下相遇，我的现代战争服装和经历过民国土匪摧毁的城墙一定是一幅很好的“战争时空”画面。霍亚平的感觉很直接，他就是陪着我走路。
迷彩服给我的感觉不错。思泉涌。
穿着迷彩服的我看见张家的小孙子汪汪也在街上转，穿着他姐姐的粉裙子，一扭一扭的，很得意的样子。汪汪今年三岁了，长了一个小土豆样的脑袋，这里进一块、那里出一块，神情忧郁，老是一副泥水满身、忧国忧民的模样。
我喊汪汪，汪汪把脑袋垂得很低，一声不吭。我看见他那张小脸涂得五抹六道，泪痕依然，粉裙子肯定是偷偷穿出来的，前后穿反，小胸脯露着，本应是系在后面的飘带被他理所当然地系在肚子上，结了个死疙瘩。我说，汪汪你怎么穿女孩的衣服？汪汪不好意思了，将裙子撩起，把脸遮了。遮了脸的汪汪露出了屁股，包括他的小**。我说，汪汪你没穿裤子啊！汪汪赶紧把裙子放下来，爬上了路边的石碌碡，脸朝下，壁虎一样地趴着，他既不想让我们看他的小**也不想让我们看他的脸。
碌碡是圆的，汪汪的头越扎越低，最后头朝下栽下去了。汪汪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拎起哭泣的汪汪往他们家送。
汪汪家86岁的太爷爷张德修正坐在房檐下看书，老爷子过去是老县城、三官庙，大鼓坪一带有名的老猎手。如今的老猎手个戴花镜，端着架势，将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姿势就好像关公读《春秋》。我走过去一看，原来老猎人看的是他重孙女的小学一年级语，上面说的是“老山羊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
课本上的字很大，还有彩色图画和汉语拼音。
突然想起了陈忠实和贾平凹，他们笔下的农村情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比我看得更深。或许在老农民檐下读课本的背后，他们看到的是今年的农业税还没有交，是地里的庄稼因为旱又减了几成……他们对这一切太熟悉了，农村的生活是浸泡他们的汪洋大海，是他们深厚的学背景，创作之源。而我不行，对这一切我常常以城里人的眼光来思考，来认识。他们是背靠，我是面对，角度的不同或许给生活以新的解释和理解，正如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棱镜，色彩斑斓，五光十色。有评论家看了我写的反映山区农村生活的小说后提出了主体叙述语言非农民化的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过多地想过，我不知道写农民的题材是否必须用“农民”的语言来表达，当然，农民主人公的语言必须符合本人的身份、经历，生存环境，但叙述者未必也得说农民的话……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扯得远了……
晚上，在满天霞光中，我看到汪汪在房檐下吃饭。长凳子上搁着他的粥碗，旁边蹲着一只白猫，那只猫一瞅着汪汪喝粥的空隙就往碗里伸嘴，所以汪汪喝一口粥就得用筷子打一下猫，喝得颇为艰难。
我站在路边，看了半天汪汪喝粥。
老县城的晚饭永远是粥，玉米豆和大云豆在大柴锅里煳出的粥，稠乎乎的，听着都很馋人。山里百姓的吃食粗砾而简单，以玉米和洋芋为主，7月的时候收一季麦子，产晕每亩400斤，要低于关中平原。全村有可耕地600亩，大片的土地荒芜着，无人耕种，开着美丽的花，散发着薄荷的清香。想当年，人口稠密时，这里曾经是上好的肥沃农田，着人争夺的生存命脉。我跟着吕书记到城外去看水，想将山上的溪水引下来，延伸到各家各户。书记指着大片平整草地说那是他家的承包田。我问怎的不种，书记说哪里种得过来。我说可惜了。因靠近汉中，老百姓偏爱的是大米，但这里不产米，米饭在饭桌上就显得很珍贵。腊肉是一年四季的必备，农家自己养着猪，杀了肉吊在房梁上，长年地用烟熏，别有风味。老百姓待客常用鸡，满满地炖—大锅，加上黄花木耳野蘑菇，没揭锅已经是满屋飘香了。我在日本数年，穷留学生，平时专拣最便宜的鸡肉解馋，机械化养出来的鸡不能叫鸡，充其量叫做“肉鸡”，那些鸡被关在铁笼里，一鸡一格，动也不能动，定时喂料喂水，据说日本人为了增加鸡的活动量，将鸡脚下的铁板加温，鸡烫得站不住，两只脚小停地来回倒，人类因智慧而引发的残忍让人深恶痛绝。从鸡雏到作为肉鸡上市，前后的时间是54天，54天内催起来的鸡，整齐划一，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从体型到性情到重量，不差一分一毫。难怪有的留学生说，我们不是吃鸡肉，我们是在吃鸡饲料。吃鸡肉如同嚼木头，吃鸡蛋能从中品出鸡屎味儿。我在日本，把鸡吃伤了，回国后，什么都吃，就是不吃鸡，一见鸡肉脑袋都大了。朋友们知道这点，在饭桌上从来不为我点鸡，连宫保鸡丁、鸡丝馄饨们也在罢除之列。老县城的鸡却另当别论，这里是满世界跑的自由的鸡，下的是民主幸福的蛋，就是一个简单的煮鸡蛋，也让你能吃出小时候吃鸡蛋的感觉。
真的鸡是很好吃的。
炸薯片是老县城农民的副食，他们把收获的洋芋削了皮，切成极薄的片，在太阳下晒干，一口袋一口袋地堆在灶房，闲时用油炸了吃，是下酒佳肴。山里的炸薯片，自然、真实，味道高于进口的炸薯片，只是没有打入国际市场罢了。洋芋的另一种吃法是蒸熟了，剥皮，用石臼捶成糍杷，沾辣子水和葱花蒜末儿吃。捶糍粑是力气活儿，非女人们所为，我每回想吃洋芋糍粑得提前跟“大哥们”说好话，得人家愿意才行，没有现吃现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