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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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贪而无厌、聚敛成性的彭源洲死后，他的财产往县城运了一个月才运完，人们说，“死了彭大王，肥了谢师长”，这一切大概都在谢辅三的设计之中，土豹子到底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职业军人。我看过这笔财富的纪录，很枯燥很冗长，曾经抄录了一小段：
剿山寨存粮900余石，一捆捆放得发了霉的四大银行钞票，用筛子装的元宝、银元200封（每封100元），麝香10包（每包2斤），大烟200包（每包200两），另有水银、金钗、高丽参、西洋参、黑木耳、冰糖、海参和积存的大量长了绿毛的腊肉……
有人见到，在部队攻山时，彭大王的大老婆王氏将数袋银元拋下绝壁，这些银元至今散落深山，招来无数探宝者，引出了一个叫徐友的为银元而放火烧山的举动。我后来写了篇小说《菜子坪手记》，说的就是这件事。我曾经对林业局的领导马向祖开玩笑说，你们转产开展旅游项目，深山探宝可算一项，谁找着算谁的。
马向祖说，要那样得把这片山踩平了，就让它们在石头缝里嵌着，在树叶底下藏着吧，有个悬念，这样好，你是搞学的，你懂这个道理，不要把什么都闹出个结果来。
彭大王对老县城的损害是直接的，他们不但绑架过县知事的眷属，还绑架过许多无辜百姓。对这些土匪的审讯记录佛坪县档案馆里有不少。
我有一个心事，要请郑二少爷吃顿饭，这个孤寡无依的老人守着他的棺材寂寞地打发着残余的日子，清苦中，他念念不忘彭大王的“条子肉炖木耳”，今天在“条子肉”的上面再增添
新的菜肴，重新刷新他的记忆是有必要的。1998年我揣着钱来到新场，打算认真地请请郑在顺，但是郑二少爷跟他的柏木大棺材已经一块儿走了。
老县城南面的土匪是王二春。
王三春是在民国史上都很有名的大土匪，人们将西河的彭源洲称为“大王”，将镇巴的王三春称为“魔王”。
魔王比大王更恐怖。
有关王三春的材料十分丰富，这主要有赖于汉中地区镇巴县政协的整理，镇巴有位叫符学的69岁老先生，搞党史研究的，他整理了大量王三春的资料，编了王三春的年谱，为我的调査提供了很大方便。也正是材料太丰富了，我跑的路就少了，丢了很多感性认识，变得有些枯燥。
我第一次踏寻王二春的踪迹是在1989年，从彭大王的山寨直接奔了川陕交界的渔渡镇。渔渡是川陕走廊土匪们的必经之地，早先遭受过李自成部下杀人魔王张献忠残酷洗劫，全镇人几乎全被杀光，鲜血把一条河都染红了。几百年后又来了王三春。王二春是四川平昌县人，农民出身，读过书，好斗性狠，与家乡族长王宗林打架，放火烧了王宗林的房，对众人说，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王二春当了土匪，带着十几个人来到了渔渡，先杀了区长王应钦，第二天又抢了集市，从此就在陕南落了脚。他受过政府招安，当过“川陕边游击同令”，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受招不受编”，“受调不受编”。王三春与彭源洲不同，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土匪，他将自己经营的匪帮称为“第二家庭”，自任家长，提出“活捉国贼蒋介石，第二家庭成一统”的政治口号。王三春自命“陕南剿匪总司令”，曾计擒大土匪罗玉成，跟红四军打过仗，跟国民党顽强对抗。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怎样的一幅脸谱，实在是花哨得难以描画。王三春活动范围扩展到陕两20多个县，武装力量有四个团，5000余人。他的权利大到自己委任县长，设立税收局，收来的钱一分也不上交。在他的老巢镇巴县，他有一套完整的设施，成立了八大处：军需处、服管处、医务处、军械处……有造币厂、边棚营、儿童连、敢死队，成立了“中华救民镇槐党”，请来了南京武术学校的教练，教他和他的老婆们练武术，俨然是个独立王国的建制。符学给我提来了王三春当年造的铜元，图案大小跟当时全国流行的铜兀相似，就是分量不足，制作粗糙，上边有“陕西镇巴县”字样。
土匪自己造钱，想造多少造多少，有意思。
“剿匪司令”本人就是个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大七匪，这也堪称民国的笑话。民不堪其弱，蒋介石下令：“川陕甘军事饧，边境驻军切实严防，以免窜扰”，针对的就是王三春。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派代表来收编王三春，王三春对代表说，蒋介石没资格管我，我不愿意享他的福，我的名称叫“第二家庭镇槐军”，他那个青天白日底下有个鬼，我要捉他的鬼。
整个一个胡搅蛮缠。
符学老先生给我讲了不少王三春的事情。
王三春的一对八哥被猫吃了，他就派了一个连，在全县城房顶屋脊上逮猫，见猫就剖腹，闹得全县城老百姓跪下请愿。
王三春有几房老婆，大的杨氏，在老家；二的姓于，叫于淑卿。有一天于氏说，明天打春，她要回娘家。王三春对“打春”这个词很忌讳，第二天在老婆回娘家的路上，他偷偷设埋伏，将于氏打死了。说是遭到土匪袭击，王三春装做很伤心，还假惺惺地烧纸祭奠。三老婆邓芝芳，是三团团长，能征善战，是王的得力臂膀。王三春还有一个小老婆叫周桂芳，是南郑县的女学生，也有人说叫周云秀，这个周背着王三春和三路指挥田禾穗有染，后来周桂芳脱离了王三春，到陕西省国民党的战干团工作去了。
有一天，由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倒了，按土匪规矩，旗倒了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到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升起来。
王三春喝酒没有下酒菜，就拉过一个票，将胸口划开，从背后踹一脚，那人的心脏就掉出来了，这是王三春从多人身上练出的绝技。挖出来的心被生切了下酒，如果太肥，就炒了吃。王三春识字，有个铜墨盒，上面刻着他的几句诗：古有王世充，近有王三槐（白莲教头目），轮回三十载，三春今又来。王三春的祸害是放射性的，秦巴山区，没有哪个地方他没有骚扰过。他从宁强县绑来了财主陈百万的女儿，要陈百万拿500条枪、3000块银元、1500套军服来赎女儿。等陈百万凑齐了东西来赎人时，他的女儿已经被埋了很久。
民国十八年，王三春蹿到傥骆道南端的西乡，杀死妇孺四五百名，烧毁民房数百间。8月，王三春进入紫阳境内，烧房数百，杀人无数。
最残酷的是王三春血洗镇巴县城，王被剿匪剿出了县城，养成羽翼又杀了回来，对这座城进行了残酷报复，见人就杀，房屋全部烧光……
符学说，以前小孩了哭，大人吓唬说，王三春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现在小孩不听话，大人就说，这孩子是王三春变的。事隔多少年了，王三春的阴影还在人们心头徘徊，可见创伤之深之痛。
1939年，日本人占领黄河北岸风凌渡，炮轰陇海线，西安随时有被日本人攻占的可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是王三春在山里闹腾得最热闹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陕西省主席兼西安行营主任蒋鼎让谢辅三进山剿匪，消灭王三春。
几次战斗，王三春损失惨重，率残部逃窜到华阳、老县城和周至山地，继续杀人放火，侵害百姓，非常不得人心。最终的结局是王三春弹尽粮绝，只剩下了他和老婆邓芝芳，在大雪封山之时被困在秦岭太平峪。王三春让邓芝芳扮做民妇，下山找粮，不料，下了山的邓芝芳由于嘴里的大金牙而暴露了身份，被驻守当地的武装逮住。次日，给王三春带信上山，王三春抗不住，下山了。至此，这个在秦巴山作恶了20年的土匪终于落了网。
对于王三春的处置，还有些插曲。王三春被擒，轰动了西安军政界，省保安司令徐经济和一些高级官员纷纷到留守处去看王三春，他们要看看这个杀人魔王到底是个啥模样。有消息说，重庆的蒋介石也要见王三春，谢辅三已经做好了护送王三春去重庆的准备，一时，大土匪身价百倍。蒋鼎执意将王三春留下，认为万一时局有变，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也算个有用的人才。但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不同意，他认为王三春扰乱后方，破坏抗日，使陕南多少人家破人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1939年12月31
日将王三春、邓芝芳枪毙于西安西华门外。另一说法是枪毙于天水行营，估计是天水行营在西安的办事处，而不可能将两个匪枭押到毫无关联的甘肃去处决。
有个在日本工作的英籍博士贝思飞，多年从事中国土匪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这是我看到的比较客观的一部著作。相反，中国的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们对土匪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人们从正统的观念出发，往往不屑于谈论土匪，不屑于记录他们，更不屑于研究他们，其实“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戴玄之《红枪会》台北1973年）土匪问题是旧中国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存在和发展伴随着民国的始终。新中国的社会学者比较注重于革命史的研究，农民战争的研究，没有谁系统地研究过土匪，这大概也是个欠缺。对中国土匪做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阐述是很有必要的，它毕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精彩、生动绝不亚于朝廷的变换、帝王的更迭。
解放以前，陕西以“土匪产地”而闻名，有人统计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里的土匪人数有好几万，其中也有面目别样的土匪，在五花八门的匪帮中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就是青木川的魏辅唐。
到现在，我还在犹豫，这个魏辅唐究竟该不该划入土匪行列。
魏辅唐1952年作为七匪恶霸被政府镇压，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
青木川在老县城西边，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我与它的接触带有戏剧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我要写一篇叫《洞阳人物录》的小说，其中涉及土匪，那时我不知道陕西哪里有土匪，就在地图上找，找什么呢，找最偏僻最复杂的地方，于是我的笔就沿着陕西的边缘走，走到了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正好，地图上的这里有个小圈，标明是个镇，叫青木川，在秦岭山地属于汉中宁强县管辖。青木川，名字很像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就用了青木川。而后，青木川这个地方老在我心里盘绕，我不知道地图上的那个被我选中的小圈是个怎样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出现在我小说里的青木川和实际的青木川相差多少，有没有土匪。总是个谜。
有一年到阳平关的铜矿去采访，这里离青木川有几十公里。我跟铜矿的人谈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告诉我青木川过去有个大土匪叫魏辅唐，在外头坏极了，在乡里却是尽干好事，建小学，建中学，修桥铺路，是个善人。这个魏辅唐非常向往山外的明，在山外买了汽车，拆成零件，让背工背到深山再组装起来，在镇子里嘟嘟地开。那个镇子至今古色古香，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貌，土匪的压寨夫人还在老屋里住着，是个大美人……我听了当时就很冲动，马上就要到青木川去。可是道路太难走，根本没有车，计划只好搁浅。这一搁浅就是20年，我老是想去青木川，却老是去不成。汉中的朋友谁都知道我的青木川情结，一见了我就故意问，您还没上青木川吗？我说没有。汉中地区化馆的张正国写信安慰我说，没去也好，留一份思念，免得失望。其实他也没去过青木川，却让我“免得失望”，好像青木川真不怎么样似的。
2001年底，我厚着脸皮跟周至县要钱、要车，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到青木川去。到了汉中，一些人听说我要去那儿，哗地都来了，他们要跟我去，他们不给我添麻烦，他们自己带着车……于是有政协的黄建军，他是研究蜀道的；有新华社的小贾，他是专搞汉中地区新闻报道的；还有我带的“特级”秘书，考证专家王安泉，加上两个司机，一伙人打狼似的奔青木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