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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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对土匪的划定，并不比理解儒家法家容易。权威的解释应归《辞海“土匪：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土是本地的意思，匪为强盗，不法之徒。土匪的词意虽然简单，但政治立场却是难以界定，为了生存，为了面对周围险恶的环境，从而加入“匪”的行列，用今天的观点看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是背水一战的揭竿而起。四川有个土匪当了俘虏，他对审讯者说，如果他们愿意剖开他的肚子，他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了土匪之后，真的那样做了，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贝斯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从盗跖到黄巢，从宋江方腊到李自成，他们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对这些人，我们多是从正面，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给予充分肯定的，然而他们在创造英雄伟业的同时，也干了许多让人遗憾的可恶勾当，残酷的劫掠，血腥的杀戮……很多我们称之“农民起义”的，其性质最初也是和“匪”连在一起的。
中**队有相当一部分长官出身于土匪，张作霖、孙殿英、韩复榘、张宗昌……用《沙家浜》胡司令的话说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在那个时代，当一个土匪似乎很容易，放开了干就是了。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如司马迁记述的：“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他们利用政权，也被政权利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社会底层一股股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分析这些人说：“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是很冷静地分析和看待这些人的，对他们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宽容。
老县城百年的历史，遭受有纪录的土匪洗劫就有十数次之多。1862年，太平天国时候，云南昭通农民起义军蓝大顺率领队伍沿傥骆道直取老县城。两任厅同知先后弃城而逃，“不知所终”，后来又是土匪骚扰，县长被杀，眷属被绑，几乎没有过安生日子。城外头的死城隍老爷护佑不了这里的黎民百姓，城里的活县太爷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更何况这座城。秦岭大山，向来是藏匿匪贼的最佳处所，老县城居秦岭中心，独特的民风民俗为土匪的窝藏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温床。让我们来读一段光绪年的县志：
（此地山民）质朴劲勇，习险耐劳，民风刁悍，好讼轻生，鼠牙雀角，亦成讼端。山民行走，多持兵器，猎户常有镖客拳勇之技，一可当十，其火枪百不失一，足备非常之用。山内匪盗，有黑、红线之分，黑者换包设骗，红则拜把结党，绺窃抢劫，祸及良民。山中村落绝少，仅就所垦之地架棚筑屋，零散居宁。其民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属，呼朋引类，动称拜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故奸拐之事，屡见不鲜。
……盖匪徒暗藏利器，质小而锐，名曰“黄鳝尾”。每遇追捕紧急，挺持格斗，我无利器，则为彼戕害。
兵役获匪徒伙犯，中途拦截，名曰“打炮火”。地方官过于拘谨，不能除害，则良民不得安堵。
这样的习俗在中国山区有着普遍性，山里的“赌”和“烟”成为了两大祸害。事物的丰富多彩体现于它们的细部，我们不妨在一些细部上稍作停留，然后通过对细部的一瞥，把握整体。
我前面提到的老县城内的“荣聚站”，算是城里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建筑了，与秦岭北麓的建筑不同，它有着明显的南方晚清建筑风格，高大的风火墙，穿斗式五举梁架，宽阔的前檐，彩绘着花朵的檐下壁画，连同那“荣聚站”的金字大木匾，说明了这里曾经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所在。有谁跟我说这里是乡绅们议事的地方，我想这种推断也不无道理，但是更主要的它是城里的一处客栈，有驿馆性质，半公半私，也是一处绝大的赌局，“其赌自造宝盒、弹钱、掷色子，不打马吊，不斗纸牌”。这是对光绪年间对“荣聚站”赌局的真实记录，玩的都是真家伙，尔虞我诈，龙蛇混杂。
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过去的记录里暗含着未来的特色，在今天的现实中又能窥出逝去岁月的痕迹。在写作这章期间，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出访了一次美国，领略了荒凉戈壁上新兴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城内每个饭店的大厅都是一座绝大赌场，我住在五星级的mgm饭店，是座因大火而出名的饭店。凌晨四点钟一楼赌场内还是人头攒动，赌了一夜的人精神抖擞，显不出丝毫倦意。人们说拉斯维加斯是座不夜城，这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地域，在这里，登记结婚只需花50美元，十分钟，一切就可以办妥。晚上九点，你照样可以去进行登记，举行婚礼，在拉斯维加斯，每天的婚礼在300场以上。赌场没有时间概念，更没有“休息”一说，中心街街顶那可以乱真的天幕上永远是蓝天白云。熙攘的人流，变幻不定的灯光，使人处于虚幻之中。这里，就是梦境，你的双脚永远踏不到实地。侍者端着酒杯服务于各个赌桌跟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金钱的**是致命的，不可抗拒的，人性的负面在这里被合法化、规则化；命运的不可捉摸，让你已经搞不清楚你是谁，来自何方，放肆、贪婪在这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突然一处爆发的欢呼，就是某个百万富翁的诞生，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背后就是一家、几家的倾家荡产，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一部分美国人咬牙切齿地说，拉斯维加斯是魔鬼之城，罪恶之城，上帝早晚会消灭它，但是在上帝消灭它之前，至少现在它还很繁荣。
人说大赌乱性，小赌怡（移）情，由赌桌前那一张张屏气凝神的面孔，我想到了老县城的荣聚站，应该是一样的吧，那里一应的服务设施是有的，大烟、赌局、女人……“山内地虽荒凉，场集中赌局绝大，往往数十两、百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者，流而为寇。”（《佛坪县志》）流而为寇的寇回过头来又糟蹋了这里，使这座城池废弃。100年前中国的赌导致了一座城的消失，100年后美国的赌则新兴了一座城市，带动了一片商机，它的富于幻想，它的鼓励创造，它的活跃生动，它的丰富多彩，带来的经济繁荣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上，事物近似，却绝没有翻版，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换一种歌曲。我不知道是什么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相反的结局让我迷惑，准确的答案应该来自经济学者的诠释，而不是我的瞎猜。
在老县城，山民和土匪的界限有时很微妙，“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所得银钱，随手花销。遇土匪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土匪闲了也种地，老百姓在有条件时也杀人越货，一局输了可以铤而走险，一局赢了马上变为富裕乡绅，瞬间的变换，使命运没有规律可循。
佛坪自然保护区药坝乡有幢大而阔绰的宅院，人称“花房子”，我曾多方打听这座宅院的来历，从县到乡竟然没人能说得清楚，连那位将佛坪研究到家的郭鹏郭先生一提这座花房子也摇头。花房子的建筑装饰非当地的工匠所能完成，那里面的雕梁画栋，磨砖对缝，远远超出了山里人的思维模式。穷乡僻壤，兀地冒出一座豪宅，让人不能不生疑。当地人是这样解释的，某家的哥俩有一天在地里挖出来一坛金子，由此就发了，盖了深宅大院，置了良田美妾……突然发了又突然败了，发了的哥俩没住过两代，现在花房子已经几易其主，最先的主人早已不知所终。如此迅速的大起大落，不是正常持家所为。所谓“挖出金子”的神话，只好骗骗头脑简单的妈妈婆婆。
应该和赌有关。应该和匪有关。同样，在秦岭涝峪的两场乡也有一栋绝美的石头房子，其石雕的精美考究是我这个从京师走出的人也为之瞠目的。门两侧的石鼓，较老县城衙门口的石鼓要大而精致，高大的堂舍，优美的月亮门，“范阳贵胄”的巨大匾额
告诉我们这是一户有根有据的世家……但是当你走进深处，进入二堂，就会发现，整座院落只剩下了门厅大堂，后边什么也没有了，连墙也拆完了。两侧的月亮门是美，但优美的月亮门直通着外面的山野，幽静的偏院连着的厢房踪影全无。一个老汉坐在门口刻了花的石头台阶上，问老汉，说是主家姓陈，从湖北来的，初时在这里做官，接下来就一代一代抽大烟，后来没落了，就将房子拆一点卖一点，卖一点抽一点，到了最后这辈，一座大宅就抽成了这副样子。我的女儿从那些碎砖中拾了一块有兽脸的瓦当，很爱惜地拿回了西安，我在瓦当后面用墨笔写了几个字：
不肖子孙戒
老县城周围的土匪，几乎每一股都与大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大烟是解放前山民们的主要副业收入，土匪发家起事，很多也是因了烟和赌。如果说赌是土匪的人力来源，那么烟就是他们的经济支柱。罂粟这种美丽而恐怖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山地生长得格外茂盛，格外广泛。秦岭山地，烟的质量不算上乘，但是产量却非常之大，与上好的云土相比价格要低廉得多，也正是如此，更增加了秦岭大烟生产的活力，成为了当地的祸源。
当时，不惟山区，就是平原也被军阀勒令种烟，以成为军饷收入。民国八年，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进驻周至，命令农民遍种鸦片，全县摊派1000顷烟苗，每亩征收烟款白银十两，比清末加重十倍，全年烟款总数100万两，比清末骤增58倍。两年后，烟价大跌，刘镇华将每亩烟款白银十两改为征银元十元，给全县强派2000顷大烟，勒令交烟款200万元。
因匪而生烟，因烟而养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