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总裁掠爱替身娇妻 惹火狂妃 无耻盗贼 超强手机系统 落翼天使 天堂的路口 末世之吞噬崛起 荒魂宿舍 凤斗宫心 王牌特卫2
第十一章
转过年开春，车正轨的家属来了，哭哭啼啼将灵柩起出，搬回老家去了。张治的坟依旧在西门外，长出了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孤独又寂寞。人们将他的坟唤做“张公墓”，对这位没在任上待过一天的县长反而生出许多好感和依恋。过了许多年，张家才来人将张治的坟迁走，人们说，张县长做鬼也在县上干满了他的任期，是个负责任的父母官。在鬼县长任职期间，老县城没有新县长来主持工作，不是怕杀不敢来，就是来了不敢在廷上待，背着大印四处流窜，使老县城的政府成为了流亡政府。坚守在此的“县长”，只有那个死鬼张治。张治的遗骸被家人运走以后，老百姓仍旧管那个地方叫“张公墓”。现在，那棵歪歪的小树还在，那个被刨得乱七八糟的石头堆还在……
土匪洗劫后的县衙，“荒草高可隐人，仅存大、二、三堂而已”（《重修佛坪廷衙署记》），什么厢鹿，什么迎春，全为破败荒凉替代，倒真像是鬼主事的地方。关于车正轨和张治两任知事的字纪录，档案上查不到一点儿，为写这本书，我到佛坪档案局和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认真找过，结果也是只有人名和结局，没有过程，给我的感觉是有关这件事的一大批件被谁调走了，再没有还回来，也没人再去要。以后连年的战乱，政权的变更，更没有谁再想起寻找其中的内容，把事情搞清楚。他
们为什么被杀，策划者是谁，用现在的时政语言说是“谁对这件事情负责”，统统不知道。80年代新编《佛坪县志》记载，说县长是民国十四年让袁家庄土匪郧天禄杀的，可是根据孙培经民国十二年刻的碑石记载，郧天禄在袁家庄的老巢已被他协同武营长“捣其巢而剿之。幸天佑民，甫旬日而尹（郧）匪授首。”也就是说郧天禄在县长被杀的两年前就已经被官府砍了脑袋，究竟哪一项更真实，让人迷惑。
后任县知事叫吴其昌，安徽人，字西生，号雨香。应该说也是一任有作为的县长。吴其昌在接受老县城职务之前是成固县知事。我们前一章谈到过，成固的五门堰是陕南的重要水利工程，吴县长在成固期间，对堰务方面很重视，曾经亲诣勘视，出示布告，禁止在堰头开荒种地、放牧践踏及砍伐树木，要老百姓“蓄荒植树，以固堰堤”，“如有违犯，带案惩办”。我在五门堰看到一块很有意思的碑石，是一个叫傅青云的人刻的《认罪碑》。时间是民国九年，就是吴其昌在成固当政时候立的。碑上说，傅青云砍了堰头一棵树，经乡绅说情，从轻处理，但要补种树十余株，罚出资请班子唱戏三天，写出检讨，刻成碑立在祠侧，以警后人。这个惩罚其实是很严厉的，仅谁砍树谁请戏
班子唱三天戏这招就很绝，很环保也很化，老百姓看戏的时候就得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呢，为砍了一棵树，丢人现眼的，划不来。
吴其昌在理政方面很有一套，但是他这一套到老县城还没有施展开就出了麻烦。一直跟随着他的弟弟，人称“吴四老爷”的那位，刚到老县城就被一个叫马义和的土匪绑了票，给他来一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他先是缩在老县城县衙不敢出来，后来是背着县大印四处流窜，有一天从汉中回来走到袁家庄，住在关帝庙里，看袁家庄道路较老县城方便，就死活不回老县城了，一干人等全挤在关老爷的脚底下办公，后来索性李代桃僵，把个袁家庄硬叫了佛坪，就是今日的陕西佛坪县城。吴知事家属被绑票这段事情没有记载，我在佛坪翻阅敌伪档案的时候无意看到了这一情节，是一个叫戴增福的人叙述被土匪绑票经过捎带出来的：
民国十四年五月（时间距车正轨、张治被杀后两个月，吴其昌到老县城在太师椅上还没有坐稳），土匪马义和将我父亲戴尚友和我拉了票子，绑在狮子坝戴世禄的院子里。我婆婆去给土匪们磕头作揖，要回了我，土匪将我父亲拉走，带去住在汤峪。七月底我父亲从汤塔逃出，路过佛坪县城（今日老县城），衙门站岗的盘问后，给吴（其昌）说了，叫进去。吴知事问他弟弟被拉票子的事，吴道他弟和我父关柙在一起，人还活着，身体还好。（问过后）吴使叫人为我父剃了头，给换了一件衣裳，给了二升米，又给调了点鸦片烟。我父亲月回到了家里。第二年秋后（1926年），吴去口事把县迁到了袁家庄。（戴增福口述，黄玉柱整理）
县长走了，中国老百姓多有趋官性，也跟着父母官一同向东搬迁，带着他们的祖坟，带着他们的猪狗牛羊，跟二峡大移民似的，尘埃滚滚，浩浩荡荡，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老县城空了，只剩下三五户不愿离开故土的死硬，唱着一出真正的《空城计》。集场散了，永远地散了，没有谁再肯到老县城来，从袁家庄过来的路死了，荒废了，草长起来了，树长起来了，老县城短暂的历史被植物和泥土慢慢地覆盖了。
1995年，我读到了一本佛坪县编的《可爱的佛坪》的书，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是这样说的：
（老县城）成为了（周至县）厚吟子乡的一个小村落，称做“老县城村人们岁岁年年宁着这块曾经创造了佛拜早期明的土地，怀念着往昔的辉煙岁月而舍不得离开。在他们的心目中，佛爷坪是祖辈们的根，是他们的根，亦是一切佛坪人的根。”难怪他们现在还痛骂“吴事”，骂他不该把县大印背到袁家庄去，不该拋下他们的老辈们，也不该抛下这座百年古城，致使他们成了佛坪遣民后裔，远离现代明。骂归骂，可他们还是舍不得离开佛爷坪，他们还劳作生活在这里，甘愿做佛坪的最后一批宁望者。
是佛坪人编的书，所以说的话都是站在佛坪立场上的话。什么“佛坪的守望者”啦、“佛坪遗民后裔”啦，让老县城的人听了牙根有点儿发酸。老县城的人对我说，袁家庄那个佛坪是假的，假冒伪劣。退败了就是退败了，逃走了就是逃走了，心平气和地想这件事，合情合理，有时候人应该向自然低头。我一直认为那个吴知事做得很明智，在老林子里硬抗什么呢！在环境和我们较劲的时候，我们不妨落荒而逃；在生存和我们别扭的时候，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要“人定胜天”，人永远胜不了天。回过头来再看老县城的风水，城的北面没有门，城外头是胥水河，河水自东南向西北逆向而流，犯了大忌。不管水流总的趋势如何，至少在这里，它是背时的。罗圈椅纵然很舒服，却是靠不得，背倚青山的城，屁股后头坐了一条流动的水……
第三章.土匪们
2001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从老县城西门外往城里走，两旁是挡牛的桦树栏杆，栏杆后面是一人高的玉米地，中间是一条正对着城门的笔直大道。我的三节电池大手电，攥在手里炮筒子一般，这里照照，那里照照，晃得跟探照灯似的，没个准星。
大熊猫保护站的晚饭开得早，太阳没落山就吃过了，我吃完了饭就转，出西城门，上管所去凑热闹，跟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小孩瞅嘴似的看着他们端着大碗吃捞面。他们知道我吃过了，也不让，彼此都懒得客气。聊着聊着天就黑了，老县城天一黑气温立马就降，在屋外头坐不了多一会儿就冷得哆嗦，我一边聊一边拿眼睛瞄不远处接官亭的大松树和张公墓那堆乱石头，不是怕鬼，是老觉得那儿有东西在动弹，让人心里不踏实。越坐天越凉，越凉越不敢走，十点了，再待下去不像话了，才拍拍屁股站起来说，我回呀。
管所的李会雄说，我送送你。
我说，几步路的事儿，算了。
李会雄是个实在人，见我说算了就算了，不送了。
看他真不想送了，我又想说我还是有点心虚。想了半天，话说不出口，县委副书记说怕黑、怕鬼，下边的人不知会怎样想。
硬着头皮拐上大路，想的是李会雄说不定会改变主意跟上来，回头看，他却进屋去了。
山里的夜，清静如水，藏蓝的天幕上弯月如钩，一条银河横陈天幕，周围山峦在沉睡，庄稼在拔节，坡上有麂子，不知为了什么，在一声接一声不停歇地叫，叫声悲凉，如击鼓钹，让人的心一颤又一颤。忽然，玉米地里唰啦啦一阵响，有东两蹿过去了，赶紧去照，除了玉米叶子，什么也看不见，正疑惑间，脚底下“咚”地一声，吓得蹦了个高，细看是只蛤蟆跳到水里去了。埋葬被杀县长的地方隐在黑影里，不知县长的尸体运回去了，他的魂魄是不是还留在老县城？脑海里想象“张公”的模样，当是个中等身材，四方脸，青黄面皮，有小胡子，穿淡青长袍着深蓝马褂，迈着八字步，说话带口音……我的脑袋里编开了电视剧。
看见了前面黑沉沉的城，拿手电远远地照，电光中的城破砖摞着破砖，碎石挤着碎石，城砖狰狞，碎石弥乱，城门洞黑乎乎像一张大口，那款为孙培经立的《清官碑》站在城门外，让小月亮一晃，惨绿发白，恍若伫立的幽灵……管所怎的把碑立在这儿……
心乱了，脚步也乱了，压住步子故作镇静地往城里走，盼的是能碰上谁谁谁。走近城，走进城门洞，有阴飒飒的穿堂风，带着呜呜的哨音，迎面吹来，吹得人汗毛孔也乍起来了。眼睛不敢往四处瞄，手电不敢再胡乱照，定定地看着前面的路，怕的是万一电光照到头顶上，有白衣绿脸的人正从破券顶往下看。进了城我才放开步子一路猛跑，跑进住处，“咔”地把门插了，一下跌在**，松了一口大气，这才发觉冷汗把衣服都湿了。钻在被窝里又觉可笑，四五十岁的人了，自己吓自己。说出去丢人。
早晨起来，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大太阳，吃完早饭又出去溜达，看见张老汉在自家的屋檐下剥豆，就凑过去跟他说话。我问他老县城有没有鬼，他看着我发愣，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说了昨天晚上进城的感觉，老汉说，你当然得害怕，我的孙女晚上一人就不敢走那儿。我问为什么。
老汉说，过去城上常挂人头哩。我问是什么人的头。
老汉说，当然是土匪的头，土匪杀了，身子撂在河滩喂狗，脑袋就挂上城墙。
一听这话，我又看了看那城墙，烟迷衰草，露水黄花，残旧石墙，破败城门，与昨晚景色又是不同。突然万籁寂寥中一声鸟鸣，便唤起许多幽情，这地方牵动人心的东西太多。
阳光下的老城显得很沉静。
剖析老县城，匪的问题不能回避，既然土匪改变了老县城的命运，那么对于这座城的历史来说，他们已经从台后走到了台前，从被动变为了主动。在这本书里，我把土匪问题单独列为一个题目来谈，是因为它的重要和人们对秦岭土匪了解的匮乏，在历史过去百年之后，我们不妨和那些被称为“匪”的人心平气和地作一番对视，摸一摸他们的脉络，客观地想些问题，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以前总是习惯将事物、人物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就连两千年前的儒家和法家也被划分成先进和落后、革命和反动，让全中国人很是费了番脑筋。上个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我正在农村，有个叫老万的人对儒与法做过一番糊涂的评说，我在纪实长篇《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对老万的评论做过披露。之所以数十年后还记得老万的话，是因为老万发言的精彩，老万说：“儒家与法家的分界，是以革命和反革命来论定的，历史上，推动社会前进的是革命的，是法家，反之就是儒家，是反动的。以此类推，郭建光和阿庆嫂是法家，胡传魁、刁德一是儒家，杨子荣是法家，座山雕是儒家；我是贫农出身，一心跟着**干革命，我是法家；叶广芩出身反动的皇亲国戚，本人又是现行反革命，是儒家……”老万的推理不但把我，把许多人都搞得云山雾罩，当时谁也说不清他错在何处。那时，正确与错误的划定极为简单，也极为整齐，从来没有什么“中间”之说，就把事物看得很绝对，很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