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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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熙熙攘攘的人，琳琳琅琅的货，在阳光下沿街依次排开，衬托着四周的绿水青山，真是一幅热闹兴隆的《山林赶场图》。老县城的繁荣，带动了周围村镇的发展和道路的开拓，自然保护区内几条消逝的道路，在那个时候成为了鼎盛，成为秦岭山区流动着鲜活血液的血管。
查溯过去山民们的来历，大多是逃难、避祸、躲避追捕的外来流民，他们性冷多疑，根基肤浅，从治理来说，成为当地政府一件很麻烦、很棘手的事情。杀人如麻的盗匪，在外边不能伏匿，多潜于周围深山，成为隐患，成为威胁老县城安全的重要因素。秦岭山地有它自己独特的小气候，往往是山外大旱山内丰收。光绪三十四年夏天，关中大旱，山外俱无收，而山中因了地气阴森，雨水充裕，包谷、洋芋、苦莜皆相继成熟，成为鲜明对比。所以一遇山外饥馑之年，逃难的人往往千百为群，扶老携幼，拖家带口，络绎不绝，顺着山道迤逦而来。他们夜宿祠庙山洞，荒野密林，取石支锅，拾柴造饭。遇到当地农户，便租赁土地，借粮做种，临时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老林地僻潮湿，阴气过凝，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收获颇为不易。颗粒无收者，亦不悲，继续前行；数年有获者，典当山地，渐次筑屋，安顿下来，改流民而成土著。
秦岭山地，永远是流民多于土著。
封建政府认为山内民流过频，不易管理，这些人动辄便纠集为伙，长统白杆，打家劫舍，尽成劲旅，危害极大。山区政府制定政策，以安辑流民为第一要务，数次招集外省流民，纳课数金，指地立约，给其耕种，也鼓励流民开山建厂，以客民身份长期留住。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令部下招徕边邑百姓，来佛坪开荒种山，以改变山民成分，一时成为山里的大事。道光二十三年，老县城建后18年，朝廷将贵州遵义府的苗民李、吴、熊、马、王、陈六个姓氏从西南迁来老县城境内，在沙窝子地方建立苗寨。这一股“南蛮”的进人，对秦岭山地是个不小的冲击。首先从长相看，他们和关中、陕南人种就有着明显不同，苗民多是深眉大眼，短小精悍，跟高颧骨大块头、兵马俑一样的秦人差异很大。再者说话口音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他们惯捕猎，善药弩，那药弩“百发百中，中必伤人”，他们自称用的是武侯遗法，是诸葛亮传给他们的。这些少数民族，性情古朴，勤快善良，男女躬耕，自食其力，从未与当地百姓发生过事端纠纷。他们的到来，为沉闷僵硬的老县城地区增添了活力，老县城的官员张金鉴作《竹枝词》称赞说“苗民还是好苗民”。
至今，这些姓氏仍旧在秦岭山区繁衍流传。
我第一次进山，给我带路的向导姓熊，就是苗人的后代，我管他叫熊大哥。大哥黑黝黝的一张脸，仍保留着南方山地人的特点，话语已经变成地道陕南口音。他说不清他的来历，只知道在山里住了很久了，爷爷的爸爸的爸爸的坟就埋在附近……他背着背篓跟我走在漫长的山路上，怕我寂寞，时时地寻找着各样的话题。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在山道上捡到了一只小熊，那真是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接着他讲了小熊的许多趣事，我后来写的小说《狗熊淑娟》，素材和灵感就是从苗民熊大哥那儿来的。
民国十四年，老县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这座城池的命运。
是春天的事。3月，山里天气还很寒冷，坡上的积雪还没有全部融化，山阴的冰，还在坚挺地垂挂着，巴蜀的暖风为高耸的鲁班寨所阻挡，成为那边频繁的雨水，成为这边浓郁灰暗的阴云。男人们窝在火塘前烤火，商量着狩猎的事情，女人们用铁片刮削着长了芽的洋芋，准备天晴晒出洋芋片，以解决粮食的不足。东门内的赌局“荣聚站”传出赌徒们忘情的吆喝声和丁当的掷色子声，乌烟瘴气的三间屋里塞满了老县城的“精英”，参赌的有城内的闲人儿，有守城的兵丁，也有不知从哪儿来不知到哪儿去的“闲打浪”。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无论熟悉与陌生，只要在赌桌上相遇，用不着介绍，都会成为对手和知音。
赌局西边隔着学署是县衙门，县衙的院子里却早早透出了春意，内院恕德堂窗前那株单薄的迎春花，羞怯怯地张开了两三朵花蕾，在料峭的风中微微颤抖。县知事车正轨站在花前有些时候了，东边赌局吆五喝六的喊叫和西边监狱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乎同时传入这寂寥的庭院，这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司空“听”惯，正如那潺潺的水声和鸟儿悠然的长啼。车正轨的心在他的花上，花是他上任的时候从东面财神岭半腰财神庙的门口移来，亲手栽在这里的。这迎春三年来一直没开花，半死不活的，现在他要走了，花竟开了。他认为是一种吉兆，明天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这寂寞荒蛮的老城了。迎春花，在周至和老县城人的心目中不是吉祥的花，尽管它开在百花之首，尽管它的娇艳鲜嫩为严冬带来春的气息，但因为它常常生长在墓地坟前，所以为老百姓所避讳。
车县长在佛坪的任期已满，行装前日就打点好，单等新知事张治来接班，交接手续一办妥，他立即回汉中府交差，交差之后回老家休整半月是必要的，看看妻儿，听听秦腔，会会朋友，充分地享受那种久违了的“明”生活……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去，他有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四周重叠的山岭，艰险的道路，单调清苦的物质生活，理不清的政务捐税，连年的自然灾害，日甚一日的种烟贩烟问题，侵扰不断的匪患，让他心神疲惫，尝够苦头。初来时还抓过几个种烟的，在西门外的滚水坝砍了，不让收尸，暴晒三天，以警众人，就这烟也没禁住，事情反而越搞越难，越扯越复杂，让人头疼，他也没了心劲儿。现在好了，终于熬到头了……
车县长抄着手，看着他的花，打发着他在老县城任上的最后一天。
新知事张治是张灯时候到的，张知事进门的时候脸色不那么好看，据说过秦岭翻冰坎是爬着过来的，一包行李还滚到涧里去了，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从来没走过这样的道路。迈进“恕德堂”门槛，他的腿还在发软，看到车正轨，真是见到了亲人一般，拉着车的手半天蹦不出一句话来……
当晚，新旧两个县长在幽暗的县衙里对饮，没有谁相陪。张县长为车县长送行，车县长为张县长接风。如果没错，做饭的应该是厚畛子雇来的很年轻的厨子。菜是山菜，酒是浊酒，如豆的油灯，半熄的火盆，两任县长默默地喝酒……也没有什么言语，彼此都显出了难言的疲惫，一个是心累，一个是身累。说好交接手续明天一大早进行，届时县书记长及各科科长都要参与。
早早地睡了，两个县长打对头睡在二堂的东间。秦岭以南没有睡火炕的习惯，一张惟一的带帐子的大木床是为县长准备的，他们就挤在一起，挤在县长级别的**。他们盖的是公家招待来客的被子，因为旧县长的行李已经捆起，新县长的行李还没有展开，两套行李清楚地分作两堆，堆放在二堂明间的地上，月亮从云缝间露出，透过窗棂照在上面，反出了阴冷的光。许是被子的缘故，两个县长都感到气味的陌生。衙门里的细节只能根据历史的大体情况而臆测，那天晚上两位县长究竟说了些什么，何时安歇的，谁也不知道。为这事我后来问过86岁的张德修老汉，新县长上任那年他九岁，九岁的孩子记忆力应该是最清晰的时候，正因为清晰，所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见过新县长其人，他印象中的新县长就是一口殷出血迹的白皮棺材。这应该是准确的。
那日半夜，老县城的城门悄悄地开了一道缝，闪进一拨动作敏捷的人，这些人直奔县衙而去。那夜，老县城的老百姓觉得过得很平常，听到几声狗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低声的呵斥，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对这些微小的响动谁也没有在意。早晨醒来时，人们从县衙门进出人物的异常神色上，从那些没头苍蝇一样的行政人员身上，从那些交头接耳的兵丁脸上，知道本县发生了大事。一打听，是车正轨、张治两任县太爷被袁家庄来的土匪劫走了。并不是绑票索钱，也没留下什么话，就是拉走了，看见的人说奔了东边的财神岭，那是回袁家庄的路。我问张老汉，一县的人丁，怎会开了城门眼睁睁看着县太爷被绑架，那些兵都干什么去了？张老汉说，官兵一共百余人，分了三处，一处在袁家庄，一处在都督门，守在老县城的不到30人。那晚来偷袭的土匪，百十号人在城外伏着，挑选精干人物进城，他们有快枪，有短枪，装备十分精良。我问什么是快枪，张老汉说快枪是汉阳造的能打子弹的枪，不是老百姓手里的长铳沙霰弹。快枪很稀罕，一斤烟土换不了一杆快枪，是很先进的武器。我对烟土和快枪都没有具体的概念，那是离我太遥远的东西。张老汉说，要不土匪也进不来，是有内线，偷偷开了城门……城里的人太散，太杂。老汉吸了口烟补充说，人心隔肚皮。
第二天早上，有从袁家庄过来的人说，财神岭庙后面有两具尸体，从穿戴上看不像农民。县上马上派几个人赶到财神庙，看见石头旁窝着两具无头尸首，从衣服上认出是两个县长。县长们是被刀砍了的，头顺着坡不知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脖腔子喷出的血把很远的草都染红了。于是分一拨人去找头，分一拨人回城砍木头，打造棺材。第二天下午，两具尸体裹着席片由山上抬下来，装在仓促而成的棺材里。两口棺材停在西门外的接官亭，并排放着，一副欲哭无泪的悲切模样。血的腥味，一往棺材跟前走就闻得见，没有谁敢跟棺材里的遗体告别，只能和棺材告别。吊唁，上香，烧纸，人们表现得很有节制，很矜持，谁也说不清周围的人众中还有没有土匪“眼线”，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就不是自己。
车正轨的家属没来。
张治的家属也没来。
两口棺材被埋在西城外靠近河边的滩地里。这里是经常处决土匪的地方，被处决的土匪往往不允许收尸，尸体任凭野狗和野拷拉扯，惨烈而恐怖，这是历来县长警示土匪的绝招。现在，处决土匪的地方埋葬着被土匪处决的县长，好像是开了一场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