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胡雪岩的顺势用势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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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胡雪岩的顺势用势绝学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时的那一种时势。要是换了一种时间，换了一个地点，他就成不了英雄。
因此，时势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哪怕你是英雄，也不能去改变，只能去顺应。所以，顺应时势就不会被社会所淘汰，而如果在顺应时势的时候还能利用好时势，那么，就能看清未来的道路，成功也就会离自己不远。
利用时势变化挽救自己
胡雪岩语录：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
俗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反过来说，天变了，那么道也应该跟着变化。“天”指的是客观环境、时势，而“道”指的是规律、方法。客观环境、时势发生变化了，那么方法也要跟着改变。
这是我们办事的一种准则，不然我们就有可能会落后。
河北邢台玻璃总厂厂长王长林是一位善于把握时势的领导者。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得知蓝色玻璃即将成为建筑行业的抢手货时，立即聘请专家边立项、边设计，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将蓝色玻璃投入了市场，一时间成为了市场宠儿。而全国的同行们看到蓝色玻璃的市场这么好，于是也一起开始研发这种玻璃，于是造成白色玻璃短缺。面对这种情形，王长林又开始生产白色玻璃，由于蓝色玻璃有太多的人生产了，市场一时间全是蓝色玻璃，而白色玻璃又成了抢手货了。
王长林就是这样牢牢地把握住了这种时势的不断变化，才使得自己永远都站在了市场的制高点上，立于不败之地。把握住了这种时势，给王长林带来的是丰厚的利益。
有时候把握住了时势，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杭州城被太平军团团包围了几个月，王有龄率杭州军民坚守孤城，终至粮草尽罄，断粮达一月之久，城里能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光了。于是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买得一船救命粮，有十万石之多。但当胡雪岩把粮食运到杭州城外的钱塘时，无奈杭州城已被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进城通道已经完全断绝，城内城外只能相望而无法相通。这一万石救命大大米就在城外，但是城内的老百姓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而活活被饿死。
在经历了三天度日如年、寝食难安的等待之后。胡雪岩终于同意让陪他一起到杭州送粮的萧家骥冒险进城。向城中通个消息，并商量一下，看着能不能找到将粮食抢进城中的办法。萧家骥出发之前，胡雪岩问他如何到对岸，如何进得杭州城去，遇到敌、我双方的人又如何应对。因为胡雪岩认为，“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于是萧家骥趁天黑摸入城中，也许是上天佑他，他找到了王有龄，把城外粮食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
但无奈杭州城被太平军围得像铁桶一般，军民又断粮了这么久，王有龄已经没有力量再组织起一支突围接粮的队伍了，只能对着那几丈厚的的城墙发无奈之慨，也只能对城外的那一万石粮食望洋兴叹。这样又坚持了好几天，胡雪岩对萧家骥也绝望了。胡雪岩只好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往当时已被官军攻下的宁波，并且把这一万石大米捐献给了宁波城。因为宁波城也被太平军围困了好几个月，城中难民无数，粮食奇缺，这一万石大米正好救急。只是当时接受这批大米的米行开价付款时胡雪岩却分未要，只提出了一个要求：这批大米算是出借，将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杭州收复，无论如何必须在三天之内以等量大米归还。因为胡雪岩认为，这一万石大米是杭州军民百姓的救命米，虽说自己尽了力，但终归没能运进城里去救活人，他不能拿着等于是杭州军民百姓性命的大米去赚钱。同时，他相信不管怎样，杭州总有被官军收复的一天。那时，早一天运去粮食，也就可以多救活一些人，他要留着米在那里，杭州一旦收复，他可以随时启用，以防万一，到时如果不凑巧，误了大事，自己又会留下极大的遗憾。
于是胡雪岩就呆在宁波，等候左宗棠收复杭州的消息。
好几个月之后，消息才传来，杭州已经收复了。于是胡雪岩迫不及待地带着这一万担大米回杭州。
杭州被左宗棠收复了之后，由于听信了人们的谣言，说胡雪岩带着银子去上海购买粮食，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肯定是贪污了粮款跑了。于是左宗棠要捉拿胡雪岩治罪。
胡雪岩在宁波却不知道这种情况，他一听到杭州被左宗棠收复的消息，马上动身带着所购买的粮食回杭州，希望参加杭州的战后赈济工作。但是一进杭州城，他的好友就把左宗棠要治他罪的情况告诉了他。贪污粮款，本是一项重罪，而在杭州城被围困的时候贪污这些粮款，连全城的军民性命都不顾，那罪就更大了，非死罪不可。
怎样才能对左宗棠讲清楚呢？幸好手上有一万石粮食做保障。现在的杭州城刚刚收复，缺的就是粮食，只要有粮食就能救全城百姓的命。于是他把这一万石粮食全部献给了左宗棠。这一来，左宗棠不旦不治他的罪了，还委以他负责杭州善后事宜的重任，胡雪岩躲过了被治罪的一劫。同时，他在杭州士绅百姓中名声大振，为他以后的阜康钱庄吸引来了很多的顾客。
当粮食进不了杭州城的时候，胡雪岩就带着粮食远走宁波，并把粮食献给了宁波城，他不要钱，只要以等量的粮食归还就行了，因为胡雪岩知道，战争时期，粮食比钱更重要。一等杭州城被收复的时候，他就用这一万石粮食来为自己讨一个清白。最后，不管是在宁波还是在杭州，胡雪岩都利用了时势的变化，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特别是在杭州，胡雪岩利用时势的变化，还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一日一心得：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的“天”指的就是一种时势，这种时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他不会因为某一人而存在或灭亡。既然这种时势我们不能反抗它，那么我们就利用它吧。
利用好官势就能发财
胡雪岩语录：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贵人相助，做大生意尤其如此。
清朝是一个“官官相护”“官商结合”的时代，所以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可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为胡雪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他无私地资助王有龄捐官，就是官商勾结的一个典型事例。如果不是官商互助，他也难成其大业，他也不可能成为红顶商人。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有个吕不韦，他是秦国的宰相，但是他本来是一个大富商。做一些倒买倒卖的生意，把布匹鞋帽从这个国家贩到那个国家，从城里到乡下。他既搞进出口贸易，也做国内的生意。但做生意的办法很原始，靠的是贱进贵出，赚取差价，他也不欺行霸市，也不搞假冒伪劣产品，信誉一直很好，家里存款就慢慢的多了起来。但吕不韦却是一个不满足的人，他不甘心一生都在生意场上小打小闹，他想找出一条更好的发财之路。一天，他在邯郸碰到了秦国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秦始皇嬴政的父亲），他认为机会来了，种田收益，通常只是投入的几倍，买卖珠宝玉器，所得到的利润要高得多，不过也只有百倍而已，而立国家之主，其获利就无穷大了。这时吕不韦发现了权力作为特殊商品的价值，看准了一本万利的政治投机。于是他想方设法，终于结交上了秦国公子，秦国公子此时正是落难之时。有人给予关怀，自然感激不尽，铭记在心。等异人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凭着这段交情，吕不韦弃商从官。之后辅佑秦国两代国君，掌权十余年，这十多年使他名利双收，饱尝了先商后官，亦官亦商的好处。
胡雪岩也是因为遇上了王有龄而实现官商互助的目的的，然后他好好地利用了王有龄这一层官势，慢慢地实现了他的商业帝国梦，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官商。
当王有龄落魄的时候，胡雪岩冒着自己的工作被丢掉的危险而私自拿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贷款给王有龄，最后因为这件事胡雪岩被信和赶出了钱庄，而王有龄则因为这五百两银子而捐官成功。捐官成功的王有龄升为海运局坐办，了结了胡雪岩为他贷款的事，又因为胡雪岩帮他解决了漕米解运的难题，于是他想留胡雪岩在海运局当差，帮助自己。而此时的信和钱庄也因开除胡雪岩这么一个得力的伙计而后悔了，于是想把他再请回信和钱庄。但是此时的胡雪岩却只想借助王有龄的官势而自己开钱庄做生意。
虽然当时的胡雪岩一点本钱也没有，但他料定王有龄很快就会外放州县，以他自己的打算，现在只要有个几千两银子先把钱庄的架子撑起来，到时就可以代理官库的银钱往来，凭他的本事，定能发达。所以，当王有龄问胡雪岩有什么打算时，胡雪岩很明确地回答说：“我想仍旧干老本行。”
“不是回信和吧？”王有龄半开玩笑地说道，说实在话，他还真怕信和的东家把胡雪岩请了回去。
“我早已说过了，一不做‘回汤豆腐’，二要自己立个门户。”胡雪岩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上落，只要眼光准，兑进兑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
王有龄考虑了好半天又问道：“雪岩！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不愿意你去开钱庄，目前是要你帮我，帮我也等于帮你自己。你是不是先捐个功名，到那时跟我在一起。抚台已经有话了，最近还有别样的安排，大概总是再派我兼一个差，那时我越加需要帮手，你总不能看着我顾此失彼。袖手不问吧？”
“这我早就想到了。开钱庄归开钱庄，帮你归帮你，我两样都照顾得来。你就放心好了。”
“当然，你的本事我是再清楚不过，不会不放心……”
看到王有龄口不应心，依旧不以为然的神情，胡雪岩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便放低了声音说：“大哥，你现在刚刚得意，但说句老实话，外面还不大晓得，所以此刻我来开钱庄，才是机会，等到浙江官商两方面，人人都晓得有个王大老爷，人人都晓得你我的关系，那时我出面开钱庄，外面会怎么说？”
“无非是说我出的本钱！你我的交情，不必瞒人，我出本钱让你开钱庄，也普通的很嘛。”
“这话不错！不过，大哥，‘不招人妒是庸才’，可是不招妒而自己做得招妒，那就太傻了，到时候人家会说你动用公款，营商自肥，有人开玩笑，告你一状，叫我于心何安？”这话打动了王有龄的心，觉得不可不考虑，因而有些踌躇了。
“做事要做得不落痕迹。”胡雪岩的声音越低，“钱庄有一项好处，代理道库、县库，公家的银子不要利息，等于白借本钱。大哥，你迟早要放出去的，等你放出去再来现开一家钱庄，代理你那个州县的官库，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我要抢在你外放之前开，这一说，你明白了吧？”
“啊！”王有龄的感想不同了，“我懂了。”
“只怕你还没有完全弄懂其中的奥妙。‘隔行如隔山’，我来讲给你听。”
“通常钱庄的本钱号称二十万，算它实收四分之一，也还要五万，可咱们根本用不着那么多，至多二万就行了。眼前先要弄几千两银子，好把场面撑起来。”胡雪岩的计划是，好歹先立起一个门户来，并巧妙地借用官场势力把台面哄起来，外面要弄得热闹，其实是虚好看，内里是空的。等王有龄一旦放了州县，这家钱庄代理它的公库，解省的公款，源源而来，空就变成实的了。
经此一说，王有龄茅塞顿开，豁然明白，高兴地对胡雪岩说：“几千两银子，随时都有，我马上拨给你。”于是他给胡雪岩的钱庄起名为“阜康”。
从此，胡雪岩的官商之路正式开场。开钱庄，开典当，做生丝、粮食生意，一桩一桩的生意下来，胡雪岩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绅。
一日一心得：
官势是社会上一种很特殊的东西，如果利用得好，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胡雪岩之所以能成为红顶商人，就是因为有这种官势在起作用。
应对形势要随机应变
胡雪岩语录：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的就是时局是千变万化的，秦朝末年，黄巾军起义，项羽、刘邦推翻秦朝。刘邦建立汉朝几百年的安定之后，又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情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据蜀称帝，孙权占据东吴，也称王，天下又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后的一千多年，战乱安定战乱安定，一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就是按照这一条规律来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时局都在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人类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这种变化来随机应变。
在商场上也一样，风云际会，刚刚还是万里无云，一会就变成狂风骤雨了。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坏的，也是好的，坏的方面表现在形势的变化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好的方面则表现在形势的变化也会带来发展事业的契机。而关键就在于生意人能不能懂得依据形势而随机应变，去发现自己的机会。精明的商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随机应变，而且还能在这种随机应变中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来赚大钱。
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
钱庄开办的目的就是低利率吸收存款，再以高利率贷出去，这中间的差价就是钱庄的利润，这就好像是今天的银行一样，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是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
所以胡雪岩才会想办法凭借王有龄的官场势力来打理过往的县、府的银子，因为这是官家的银子，是不要利息的，那么胡雪岩再把这些银子放出去，那么就是全赚了。但是把这些钱贷给谁呢？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胡雪岩提供了机会。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国家一片混乱，太平军所到之处，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仕宦乡绅，都携带着金银细软开始逃亡。在东南地区一带，逃哪里去呢？这些人的首选之地就是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是通商口岸，里面有很多的洋人在经商，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请求各自的政府用坚船利炮保护着这个地方，所以，哪怕上海周围的地区都受到太平军的占领或攻击了，但是上海却仍然安然无恙。于是这些人就把上海作为了他们逃跑的首选之地。
但是，这些人来上海之后，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些人在原籍的时候，依赖祖宗留下来的田产，靠收租过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奢侈无度，从来不知道节俭为何物。他们来到上海之后，他们就没有田产了，也不能收取租税了，但是他们挥霍无度的习惯还是没有改过来，加之上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花钱的地方更多。于是这些人坐吃山空，过不了一年半载，所带的钱全部花光了，这时候，他们又不能回原籍去，因为太平军还占据着他们的家乡，但是又要在上海生活，那怎么办呢？只有向当地的钱庄借贷。在一般人看来，借贷给这些人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因为这些人不是本地人，等太平军一失败，他们就能回原籍了，到时候你想找他们要钱都要不到了。
但是胡雪岩却并不这么看，当别的钱庄都不敢向这些人放款的时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敢向这些人放款。因为他认为，只要以这些人的田产作抵押就行了。因为田产是一些不动产，等太平军一失败，这些人肯定就会回原籍，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田产，他们可以再像以前一样过着靠收取租税过活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放着这些田产不要，而为了躲避这些债务而跑到外地去，这些田产相对于这些债务来说，要多得多。所以以这些田产作抵押，那么也就不怕他们不还钱了。从这一次的贷款中，胡雪岩大大的捞了一笔。
当官兵开始收复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就感到太平军的日子不多了，于是他想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财产，而把这些财产吸收到阜康里来，肯定是一笔大收入。于是他和信和钱庄的张胖子筹划怎样吸收太平军的这一种私财。可是张胖子却不敢做这笔生意，因为他认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但胡雪岩却认为，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决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太平军逃亡兵将额头上又没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于是胡雪岩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做成了张胖子不敢做的生意。
此外，在清朝还有一种特殊的贷款，就是“放京债”，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因为毕竟是京官，比地方官要高一等，所以，在去新地上任的路上，极尽奢华之能事。嘉靖时期，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轿3乘，四抬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浪费差银不下两千两。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币。按200元计算，一个人升官到他乡上任，只抬轿子和扛行李的花费就是20万元人民币。所以，每一个官员不管是外放还是升官，都要借钱的，因为只有借钱，他才能保存他的面子，如果在路上太寒碜的话，上任了也会得不到当地其他官员的重视，因为别人就会认为是被贬官的人。并且这些人到任以后，买公馆、轿马，置仪仗，都要花钱，这些钱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向这些人放款也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因为不怕他们不还，如果他们敢赖账，把他们的借据递到都察院，御史一参，赖账的人就会丢官。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政府官员的调动非常的频繁，因此这种生意就更好做了。
胡雪岩就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根据这一种形势的变化，随机应变，向那些官员放款，又给他的阜康钱庄带来了一大笔的生意。
一日一心得：
形势处于千变万化之中，那么，我们也要根据这种变化而随机应变，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学会变通，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这样才有可能把要做的事情办好。
时变事变人也应该变
胡雪岩语录：天变了，人应变。
《周易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说，事物一旦到了极限就要改变它，改变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得长久。
事物到了极限要改变它，而人在环境的变化中也要懂得改变。人只有改变了，才能适应这种环境，最后生存下去，这也就是达尔的进化论所提倡的“优胜劣汰”。1859年，达尔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他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人也是一样，要是环境变了，而不能适应这种环境，那么在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中只能被淘汰。胡雪岩就说过，“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胡雪岩之所以能在险象丛生的商场上如鱼得水，每每都是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能够每次都根据环境的变化来适应这种环境。
胡雪岩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以后，左宗棠把筹措军饷的事全部交给胡雪岩去办了，而左宗棠每年的军饷就差不多要一百万两，同时，左宗棠又是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办船厂、开办洋务，都需要一笔很大的钱。这些钱清政府是不可能给的，那么也由胡雪岩负责。这么多的银子，胡雪岩也不可能有，并且这是国家的事，胡雪岩也不可能把自己钱庄的钱贡献出来。那怎么解决这些费用问题呢？
胡雪岩想到了问题的解决之法，那就是向洋人借款，因为洋人在上海开了很多的银行，就是想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只是清政府明令规定，任何人不能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以前恭亲王就曾经拟向洋人借款1000万两用于买船，但是被清政府给拒绝了。那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这让胡雪岩也开始打退堂鼓了。
他就去找左宗棠商量，把向洋人借款的事和左宗棠说了。左宗棠的一番关于当下时势以及做大事要懂得顺应时势的分析坚定了胡雪岩借款的想法。胡雪岩认为，恭亲王之所以借不成款，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借款，当时向洋人借款买船，由于洋人正与清政府是敌对的关系，那么洋人就在借款的事上故意刁难清政府，而清政府向来就是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的，你洋人算老几，不借就不借，这样恭亲王也就不再提向洋人借款的事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洋人在上海有银行，有商行，可以做生意了，并且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获利丰厚，特别是鸦片走私，每年都会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白银。也就是说，此时的洋人已经在上海等地的通商口岸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而太平军的兴起却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想支持清政府围剿太平军。他们在军火上支持官兵了，那么在资金方面就更愿意了，因为这是一种借款，是要给利息的，比军火更划得来。
而在清政府方面，由于太平军的兴起已经威胁到它的统治了，在当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但是此时的清政府却早已是财库空虚，要支付那么繁重的军饷，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向洋人借款尽管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却使得这些军饷来得快，至于还款则是以后的的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所以借款也就具有了可能性。
同时，这时的左宗棠的手握重兵之人，且在围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深得朝廷的信任，此时由他领衔向朝廷上奏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也就不一般了。
最后，借款之事果然顺利进行，根据史料记载，从1867年到1881年这十多年间，胡雪岩以左宗棠西征、办洋务为由，向外国银行先后六次进行了借款，借款金额高达1770万两。而胡雪岩就把这些钱用于他的阜康钱庄的运作，为他的钱庄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自从上海被洋人占领逼迫清政府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来上海的洋人就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东南一带的人为了躲避战火也纷纷来到上海，上海一时成了人口密集之地。这些人在上海要吃要住，而洋人也为了在上海更好的做生意，决定把上海的路拓宽，这就催生了上海的一种新兴产业房地产业。
胡雪岩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这一种产业能赚钱，于是他赶快叫来古应春，打听到最近洋人要在哪里修建道路，于是就在那地方买大批田产，等洋人修路到此地的时候再转卖给洋人，狠狠地赚上了一笔。
事变时变，那么人也就应该跟着变，这是胡雪岩的生意圣经，也是胡雪岩的人生准则。他的一生就是跟着时势变化的一生，他的财富也是跟着环境变化而慢慢地聚集起来的。
一日一心得：
优胜劣汰之所以会淘汰劣者，就是因为这些劣者不能跟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循守旧，僵守不化，就只能被历史和时代无情的抛弃。
按照形势变化来赚钱
胡雪岩语录：我有了钱，不是拿银票糊墙壁，看看过瘾就完事。我有了钱要用出去！
身为商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意思就是说，商人在夏天就预先积蓄皮货，冬天就预先积蓄夏布，行旱路就预先准备好船只，行水路就预先准备好车辆，以等待这些货物有所缺时再卖出。
这就是一种按形势变化经营的方式，在夏天就准备好冬天的货物，在冬天就准备好夏天的货物，这样在时节到来的时候，就能比别人快，就能抢占先机。
做生意其实就是一种投资，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在赌博。既然是赌博，也就会有输有赢，那么做生意也一样，肯定会有亏有赚。但是既然是商人，那么就肯定没有想亏本的。而会不会亏本一方面是有自己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市场上早就不需要这种货物了，可你却还在卖这种货物，这样的经营生意的方式不亏才怪呢。而明明是市场上紧缺的货物，自己却不在这方面投资，又怎么能赚到钱呢？
所以，做生意最要紧的就是要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做什么样的生意，不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生意，这样的生意肯定是不成功的。
胡雪岩开钱庄的时候，正是国家战乱不断的时候，这时候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商人的生意也得不到国家的保障。如果钱庄一旦遭抢，那损失可就大了。因为在那样的乱世，钱庄遭抢的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就像太平军一样，只要占领了一个地区，第一件事就是去抢劫金银财宝。要是太平军攻破了杭州，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遭受抢劫也不是不可能，如果这样，那么胡雪岩的心血就白费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胡雪岩决定在开钱庄之外再进行别的项目的投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元化经营。所谓多元化经营就是不把投资资金集中投资在一个项目上，否则一旦该项目失败，就会造成全军覆没，投资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而把投资投放在不同的项目上，其中有的风险小，有的风险大，这样一旦风险大的项目投资失败，所遭受的损失可以由获利的投资项目抵补，一旦风险大的投资项目成功，则可以获得高额投资利益。这是一个投资组合问题，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因。
王有龄坐上海运局坐办位置之后，有一次，他派出十余艘船载着20万石粮食从宁波港出发，准备海运至天津。但是，这些粮船行至上海时，被漕帮用火把这20万石粮食烧得一干二净。漕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海运局砸碎了漕帮的饭碗。
自从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方的产米之地，每年都要运粮北上。几百年来，这种运输逐渐发展壮大，不仅仅运输粮米，而且还运输其他的货物，这种运输就统称为漕运。而参与漕运的人，如船家、账房、船老大等就组成了一个帮派漕帮。清朝以来，漕运变成了一种肥缺，只要管理漕运的人，每年都能从中捞到不少的油水。于是人人都想分得这一杯羹，于是由于利益的关系，漕帮里面开始出现帮派，这样一来，漕帮的人就更多了，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漕运开始变味。有些帮派由于运不到东西，于是就开始抢劫。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帮派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设置关卡，乱征收过往船只的税，以此来获得收入。清政府面对这种漕帮日益混乱化的情况，加之太平军定都南京，时时威胁着漕运。
为了确保京城的粮食安全，清政府就实行了海运。专门设立海运局，这样一来，本来就是僧多粥少的漕运变得更加没有生意了。于是漕帮对海运局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敢明火执仗的反对，于是只能干干这种焚烧粮船的事情。
于是胡雪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王有龄解决了这件事，但是他却从中看出一种商机。漕帮本来就是吃水上饭的，掌管着运输，就是因为海运局抢了漕帮的饭碗，所以他们才敢冒死去烧国家海运的粮食，这可是一种死罪，但是漕帮的人却敢去犯，可见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多么的严重。既然漕帮不能给朝廷运送粮食了，但是漕帮的人力、漕帮在水路上的势力以及他们现有的船只还在啊。何不用这些现有的资源来进行水路货运呢，这种水路货运只要有钱赚，公私都行。并且不久前，胡雪岩得知中国“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和英国恰和、太古轮船公司、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间进行了一次争抢，争抢的焦点是争夺水运利润。可见水路货运是一笔利润很高的生意。
于是，他又为自己开了一条赚钱路，这条赚钱路是因当时的形势变化产生出来的。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胡雪岩经营的军火生意、生丝生意、典当业、贩卖粮食，都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发现的商机，也正是这些商机，让胡雪岩的生意越做越大。
一日一心得：
形势对于商场来说，既蕴含着机会，也保藏着危险。但是如果能把这些机会找出来，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方法，那么，赚钱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赶潮流与洋人合作
胡雪岩语录：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上海等五地为通商口岸。随着上海的开放，来中国的洋人越来越多，他们是来做生意的。
面对着洋人的到来，在朝廷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看到西方势力的强大，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主张对洋人一律安抚，以便处处讨好洋人，让洋人找不到滋事的理由。但这只是这一部分人的一厢情愿而已，而洋人却不买他们的帐，仍旧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措施，这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对付洋人不应该有胆怯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些人的主张听起来是好的，但是清政府与洋人的每一次交战都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因为中西方的实力相差太大。还有另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了，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助洋人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一点私利，另一方面，则也借助洋人的力量来为中国做一点好事。这些人就是那些像古应春一样的洋行买办或者沿海地区的官员。
不管朝廷里对洋人有怎样的不同见解，但是胡雪岩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洋人做生意怎么会那么容易成功，是因为洋人的每一行业来到中国，都有官府在后面支撑着，中国却不然，自古以来，官不与民争，官商尤甚，都只是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其二，洋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来中国无非是为了做生意，所以清政府要打败长毛（太平军的称号），从与洋人的生意来往中入手是最容易不过的。所以中国人不应该排斥洋人，也不要再以天朝上国自居。”
于是胡雪岩抓住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着手和洋人做生意，让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财流。
胡雪岩与洋人做的第一笔生意是把生丝销往洋庄，他为了抬高生丝价格，控制市场，于是他联合同业，结交丝业巨头庞二。胡雪岩把在湖州收购来的生丝囤积在上海，等待机会高价卖给洋人，一直把生丝囤到第二年春天都没有出手。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一是上海的小刀会起义，政府怀疑洋人对小刀会提供资助，为了惩罚洋人，朝廷命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销给洋人。二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抗议，在上海设立了内地海关，以获取税收。三是各国在上海的使馆，都布告本国人民，不得接济小刀会。这些对于胡雪岩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时候，生丝还没有上市，所以当时的丝业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朝廷由于禁止将丝、茶运往上海销给洋人，那么上海的生丝就更加供不应求了，那么胡雪岩所囤积的这一批生丝就是奇货了。同时，朝廷设立海关和禁止将丝、茶运往上海，都是对洋人的惩罚，洋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了，于是他们才禁令本国人民不能接济小刀会，这就明显的表现洋人想同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而此时在上海只有胡雪岩有生丝，他联合同业垄断生丝市场的局面开始形成，将生丝卖一个好价钱，应该不是太难。
可正在这时候，胡雪岩却以并不理想的价格将生丝卖给了洋人，尽管赚了十八万银子，但若是按照真正垄断的价格来卖出的话，赚的肯定不止这一点银子的。胡雪岩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而做出这一决定呢？因为胡雪岩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和洋人做生意将可能是长期的事情，那么先放点交情给洋人，那么为将来的合作就留有余地了。当时的太平军尽管还在顽强抵抗，但是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洋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是清政府的天下，那么就得和清政府保持合作才能继续维持洋务，洋人才能从中赚钱。而清政府此时尽管为了惩罚洋人而禁止与洋人做生意，但是等太平军的战乱一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提高本国的军事实力，还得依靠洋人的技术开展洋务运动。而按照朝廷的规定，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是不会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与洋人做生意是商人自己的事情。于是胡雪岩从这些事情中看到了一种大的商机，那就是与洋人做生意将会是一种长期的事情。
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生丝生意中卖给洋人一点交情，就是想铺就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的生意的道路。而胡雪岩的算盘也没有落空，由于这一次的交情，胡雪岩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军火生意、借款都奠定了基础。
一日一心得：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在生意场上，能够顺势抓住商机的人也就是一些“识时务者”，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俊杰”的名声，还有丰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