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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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3
七、课外读物
在偏僻的小村镇里，我们除了在学馆里读一些古书外，课外读物是非常少的。有时从别人家里找来《三省庄招亲》、《珍珠塔》之类的唱本看看，也看过《三侠剑》之类的侠义小说。但这些东西对我都没什么影响。对我有些教益的，倒是《三国演义》、《聊斋》和《今古奇观》。
我父亲幼年读书不多，但他能看懂不少的书。他特别爱读《红楼梦》，我听他和人家谈过《红楼梦》、《红楼复梦》、《江南十二钗》、《石头记》等名目，但是他看这些书全是借的，而且也不让我看，他看完就送还人家了。有一次他在大李集买了一部《三国演义》（上下共八册），他不但自己看，而且也让我看。
另外，在一个货架的一端还放有一本《聊斋志异》和一本线装的《今古奇观》，当我能粗略地看懂这些书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我反复阅读的课外读物。
我对门有个小酒铺，店主人叫王敦义，排行老三，人们都喊他王三。这个人爱看闲书，认识不认识的字，都顺大流猜着读，所以常读出不少白字，如“马前泼水”，他读“发水”，“看出了破绽”他读“破定”，“炊烟”他读“砍烟”，如此等等。别人给他纠正了，他还不大虚心，别人就把他念的白字当做他的外号，有人喊他“王发水”，有人叫他“王破定”，他也不计较，常说：“中国字不识念半边。”别看有许多字不认识，但并不影响他看书。他也看《三国演义》，并且经常对着我讲，比如什么“孟德献刀”啦，“周瑜打黄盖”啦，“逼走华容道”啦。每当他讲的与书本上不符的时候，我常常能当场为他更正，这很使他惊异，他问我：“你也能看懂《三国》吗？”我说：“能。”他感叹之余，便和我交成了闲谈《三国》的忘年之友。那时夏天，我们多搬个小床到街心乘凉，此时他便凑过来和我谈《三国》。我们俩似乎是相互补充的，他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我认识的字似乎比他多一点。
因为读了些古，看《聊斋》和《今古奇观》已不感到很艰深了，对这两部书，我当时更愿看《今古奇观》，因为那上面的故事性强，字也更浅近些。其中有几篇我不但反复读过，而且篇中的诗我还抄下来背，如《王姣鸾百年长恨》中的“长恨歌”，以及王姣鸾和周廷章来往书信中的诗，我都会背诵的，再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我也全能熟记的。今天看来，十四岁的孩子读这类书也许并不恰当，但那时只有这些书看，而我看书又是娱乐和求知同时进行的。
幼年时读了这些书，与我后来接近学并从事创作，可能有些因缘，因为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那些生动曲折的情节，不只给了我美的享寰，而且也诱发了我的想像力，很可能，创作的**在那时已经萌动了。
那时，我还阅读了很少的白话学作品。有一次王子敬老师从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一篇白话散，他很欣赏，便叫我们抄下来读。那题目是《秋夜》，作者我忘记了，章开头两句是：“夜，软绵绵地笼罩着整个大地，全球像披上了睡衣一般，沉沉地睡去。”中间引了两句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最后用“月光如水，洗清我心内的辛酸”。常读古，一旦接触这样的白话，觉得十分清新，很快我就把它背会了。到现在已三十多年了，我大術1还能记起这篇散的头尾。
八、告别童年
除了在学馆学习以外，我像其他的农家孩子一样，要参加一些农事劳动。在官山，我们的家是和我姑母住在一起的。姑母家有一头毛驴，春夏秋要以青草为饲料。所以在课余之暇，我经常到山上去为驴子割些青草，还要帮助铡草、淘草。有一年秋天发大水，成熟了的高粱被大风吹折，倒伏在齐膝深的水里。为帮助姑母家抢收这些高粱，我和短工一起，从水中把高粱头一捆捆地扛到干地上。由于参加这些艰苦的劳动，.使我从小便知粮食来之不易，知道农民生活的艰苦。
大概是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同时也朦胧地知道民族的危亡，所以在我年幼的心灵里滋长着爱国爱民的感情，总希望自己的国家不受外国人的侵略，希望人民能有个温饱安宁的生活。但是，希望是不清晰的，不具体的，怎样才能达到这些希望呢？自己连个奋斗的目标都没有。
官山，是一座不太高的山，有时我一个人默默地走上山头，四下里眺望着，心底总是泛起一丝丝悲哀。是哀个人的遭遇吗？是哀人民的苦难吗？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怕还不会想得这么多吧？但心底确实是悲哀的，郁郁不欢的。这兴许是一种想要追求，而找不到目标的迷茫的怅惘吧！
是我成熟得太早了吗？是我感情上另有什么负担吗？我母亲死后的第二年，我父亲又续娶了。继母待我并不坏，可是我在感情上与她总有些隔阂，我喊她“娘”，但声音不自然，甚至吐字都不甚清。她也是个穷家女子，对我怯生生的，生怕对我照顾不周而引起非议。有一次我放学回家晚了，继母对我说：“锅里有面条，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面条，可是所剩已经不多了，我没吃饱，便把碗用力一扔，倒在**哭起来了。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继母骂了，继母挺难过的，又专门为我做了面条。可是我怎么也不起来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面条还放在锅里，谁也不愿意动它。全家人都为这件事不愉快。这件事怨谁呢？以后我每思及此事，心头就荡起微波。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发表在《艺学习》上的一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表现的就是这种心情。
总之，我虽然有着好的学习成绩，但我过得并不愉快。我像一只已具羽翼的鸟，想要飞出窝去。我亟欲离开官山，想找一个新天地，想有点作为。
但是，目标是不明确的，因为我的视野太小了。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住大李集的时候，有一个邻人叫李敦敖，他在徐州一家南货栈当职员。从徐州回大李集时，他骑的自行车坏了，晚上就宿在官山我们的家中。我父亲招待他吃饭，其间就谈到我的出路问题。他听说我能写能算，慨然答应在徐州给我找一个学徒的位置。父亲对此很高兴，而我却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并不满足于当个商人。事情就这么定了，两个月后，李敦敖从徐州来信，说已经把我安排在一家百货店当学徒了。
我的心情还是有那么一些悲哀。
一九四三年的徐州是日本人占领的。到徐州去，要办一张通行证和一份“良民证”，需要两张照片。一天早晨，我跑到了大李集，找到了照相馆，照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多么可悲呀，为了向日本人证明自己是良民）、照相时，我心情也是怅惘的，照出的那照片也显得郁郁不欢。
要离开家乡了，照完相，我到母亲的坟前磕了个头，默默地哭了一会儿。我坐在坟前的土块上，想象着母亲的容颜：不足一米六的身高，梳着髻，面部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上身穿一件蓝粗布褂子，下身穿一条青布裤子，脚是微缠了的，穿一双圆脸布鞋。一个能吃苦，能劳动的妇女，三十四岁便死了，死后没有墓碑，连她的儿子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离开家乡前，我专门去看王子敬老师。他很动了些感情，擦了好几次泪。我说了些感谢他的话，而这谢意是发自心底的。王老师，谢谢您啦，谢谢您的耳提面命，谢谢您灯下为我批改作，谢谢您案前为我讲课，谢谢您的鼓励与希望，谢谢您的怒斥，谢谢您的戒尺。可以设想，没有王老师的严教，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临离开家的那天早晨，天不亮时父亲就起来了。
他亲自为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裹，里面装有替换的单衣，有继母为我做的一双鞋，父亲又在我的单衣口袋里装上两张钞票。我走出家门时，继母站在门外，她望着我，想嘱咐两句话，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中含着泪。我说了声：“娘，我走了。”喉头也哽塞起来。父亲把我送到了镇子外边，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到了徐州就给家里写信。我“嗯嗯”地答应着，却说不出话，我怕声音里带出哭声来。我提着包裹奔上公路了，当我走得老远再回头时，见父亲还站在那里向我张望着。爸爸，你望什么呢？人们都说“望子成龙”，你心里也想到儿子进入人生的大海之后，会成为一条龙吗？
别了，官山，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苦难的乡亲们！一个乡下少年，离开你去走他人生的路了！
从此，结束了我的童年。
跋
最难忘的，是儿时的欢乐、痛苦和怅惘。幼小的心灵是无瑕的、稚嫩的，戳一下，便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和儿童学
我九岁丧母，翌年，父亲续弦。继母二十四岁，是个穷家女子，待我并不坏，怕邻居们说闲话，对我总是怯生生的。十二岁那年，一次放学回家晚了些，家人都吃完饭了，继母对我说：“锅里有面条，你盛了吃吧。”我拿碗去盛面条，可是所剩已不多了，我没吃饱，便把碗弄得很响，并嚷着没吃饱。继母说了我两句，我便倒在**哭了起来。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把继母骂了，继母挺难过的，又专门为我下了面条。可是我怎么也不起来吃，一直到第二天，那下好的面条还留在锅里，谁也不愿意动它。全家人为这件事都不愉快。这件事怨谁呢？以后我每思及此事，心头便荡起微波。为了表达这种心情，我把情节变了一下，写了短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一九五七年六月，这篇小说在《艺学习》上发表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却加上了编者近六百字的按语，其中写道：
喜欢读学作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些作品读完了，事情也就完了，很少想到什么，此后也很少再提到它，一切都平安无事。而有些作品则是在阅读当中就使你不能平静，读完后又不能不久久深思，念念不忘。这两类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不同，探索它们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那自然是一件极细致的工作。不过简单地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作品是否能“以情动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是否能触动读者的感情。读过李思的小说《我的两个孩子》，谁能不认真地思索生活呢？当读到父亲义正辞严地教诲北岱，母亲想再买一条裤头来安慰北岱那些情节时，谁又能轻轻地放过呢？那岂是嫉妒问题？岂是仅仅少买一条裤头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错？错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于是你就得想，想到无母之儿的隐痛，想到做父母的责任，想到自己。总之，你不能不想得很多。这里形象就产生了感人的力量，读者的感情被作品里的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激动了……作者李思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北岱、父亲、母亲的内心世界是为读者打开了，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到他们灵魂深处极其隐秘的东西。
《艺学习》是青年习作的园地，编者这段按语是老师对学生作的批语，但对我的鼓励和指导作用却极大，它引导了我对学的追求。很多年过去了，才有位编辑告诉我，这按语是张天翼同志写的，可惜先生已作古，我不能向这位学先辈当面致谢。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投入儿童学，是自我感情的流露，一开始便从“真情”出发，并且在追求善和美，尽管我做得非常有限。
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速成中学已当了六年语教员了。班上的学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营、连、排三级干部，他们中少数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大多数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又大多有个辛酸的童年。当时作，推广高玉宝的“我写我”写作法，因而我在批改作时，每次都能读到几十个人的少年经历。
学员中有人知道我会写作，便鼓动我把他们的生活写出来。这样，我就以抗日战争为题材，写了独幕话剧《小鹰》，一九五七年发表并出单行本。
一九五八年，提倡“放卫星”，领导上给我一个月假，要我放一部电影剧本。我欣然领受任务，以《小鹰》为基础，写了电影学剧本《小路》。剧本一九六一年六月在长影的《电影学》上发表了，引起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注意，便约我写小说，我又以《小路》为基础，扩充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根据责编李小同志的意见，定书名为《两个小八路》，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至此，我的儿童学创作，向前迈了一步。创作的起因，还是从生活出发的，是生活本身感动了我，觉得这些少年英雄应该歌颂，应该流传，并通过他们的英雄行为，展现我们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气概。
《两个小八路》出版了，编辑李小同志希望我再为少儿社写个中篇。我简要地向她讲了个红军家庭的故事，她说可以写。这就是后来的《闪闪的红星》。一九五四年，我教的班上有两个特殊的学员，一个是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一个是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两个人都是父亲长征时丢在家乡，解放后找到的。他们的生活，引发了我创作的动机。一九六二年，我不但教中学语，而且为“高教班”讲两门大学基础课“中国古典诗歌”和“艺理论”。水涨船高，我的艺术修养要较前丰厚一些，因而写东西便不是就事论事。后来我在《闪闪的红星》创作谈中，写过这样的话：
一九五三年，我听到一个故事：江西根据地有一个红军的儿子，父亲出发长征时，他只有三岁，当他长到六岁时，母亲被白军杀害了。母亲被杀害前，曾交给他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里有他父亲的名字。待到全国解放后，儿子凭着帽子和帽子里的名字，找到解放军总部，总部帮他找到了父亲。
还有一个故事：抗曰战争期间，胶东地区有一个女青年，她十4：岁便入了党。就在她入党的第二天，为了开辟新区，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后来她被捕了。敌人把她吊在树上用火烧，
她高喊口号，壮烈牺牲。虽然她只有一天的党龄，但她的生命却闪着**的光辉。
还有，一九五四年，我在部队化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有两个学员是入伍不久的战士：一个是从四川家乡来的，一个是从湖北老家来的；他们的父亲都是老红军，是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帮助他们找到父亲的。而他们留在家乡时，年龄都很小，是乡亲们用鲜血和生命把他们保护抚养大的。
还有，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董必武同志对青年们的谈话，其中提到**同志原有三个孩子，长征时丟在白区，曾在上海流浪过，后来经过组织上努力，三个孩子只找回两个，其中一个丟失了。
还有，我和我的弟弟。我十四岁从家乡出来当学徒，二十岁那年，父亲死了，我又把十多岁的弟弟从家乡带出来，找个洗衣作坊，也去当学徒。不久，作坊关闭了，我弟弟走投无路，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多亏徐州解放了，他参加了革命，才有了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