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繁体版 第八章 4

第八章 4


最强弃少混都市 九零后偷香少年 天下第一美人 神武战帝 首席老公不要闹 来自东方的骑士 道妖正传 水尸墓咒 尸家夫君 完全控制

第八章 4

还有,我时常从梦中惊醒,而这些梦的内容大多是没有饭吃,没有工作,穷途潦倒,挣扎在绝望的生活中。但当我醒来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安适地躺在**,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夜是那么宁静,我既不缺吃,也不愁生活无着,而是生活在幸福之中。

童年啊,我和我同辈人的童年啊,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辛酸岁月,又都充满着多少挣扎与苦斗呀!为了不忘记这一切,并要把它告诉给当今的青少年,于是我在一九六一年动手写《闪闪的红星》。

可见,当年写《闪闪的红星》是倾注我全部心血的,那里有我生活的积累,有感情的凝结,有艺术的追求,有我对少年和少年儿童学的寄托。无疑,它在思想上、艺术上较前都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在出版不久,便被译成英、法、德、日、罗等十种字。

《闪闪的红星》从创作到拍成电影,前前后后是很不寻常的。一九六四年写成初稿,以《战斗的童年》的书名寄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李小同志不在社内,另一位同志看稿,大约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写了封信,提出修改意见,我那时正下放部队代职,无暇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革”前夕,楼中风满,已是山雨欲来了,我知道我这部小说是写“情”的,怕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稿子退还我。社里当时也十分谨慎,便把这稿子寄还我了。“革”期间,勒令把手稿上交,我偷偷留下一份誊清稿,一九七一年才交人民学出版社出版。如果当时全焚毁,也许就不会有这本书了。一九七五年,有人状告到**那里,说这本书写的是许世友的家世,为许树碑立传。**为了政治需要,指示人批判;张春桥派专人到济南调查,我被审问。据说“初澜”已写出了大批判稿,只是形势有变,才没有公开批出来。以后传闻到国外,说我被迫害死了。在粉碎“四人帮”后,法国的笔会还发了份电报到中国,声援被迫害的李心田(法国丽阿夫人翻译了《闪闪的红星》并得了奖,后来把奖状复印寄给我)。说来可笑也可悲,一部儿童学作品,几乎给我带来厄运。

《闪闪的红星》出版,我对于儿童学创作已是欲罢不能欲止不休了。一九六四年,我已调到剧团任专业编剧,但我仍拿出很大精力来写儿童作品,这就是后来连续出版的《跳动的火焰》(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幅自画像》(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和《船队按时到达》(一九八六年八月)。在这三本书中,《跳动的火焰》用功夫最大,为了写这本书(还有个任务要编一部工人生活的话剧),我深入到济南火柴厂,生活了半年多,天天到工厂上班,在车间劳动,与工人谈心,光谈话记录就写了两本子(十万多字)。所以这本书,对造火柴工人的生活描写得很细微,尤其对童工的遭遇,写得更真切动人。尽管这本书在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并制成磁带),还拍成了电影(一九八四年,长影),但反响不是很大。1988年,人民学出版社推荐去参加全国儿童作品评奖,据说,许多评委都没翻过这本书。《十幅自画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写一个孩子在“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构思很巧妙,用了些散笔法,人物心情写得很细腻。把一个孩子由六岁写到十六岁,又把她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其社会内涵与化内涵,认识作用与审美作用,都不是一般化的。可是此书出版后,只有沐阳在《艺报》上写了篇评论章,以后也就没有声息了。可能是因为它表现了“化大革命”,而不便于评说吧?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论是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标志着我儿童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船队按时到达》是我写得最轻松,出版最迅蓮,而又得奖的一本书。十一万字,一共写了三个月,编辑宋德馨同志一个月赶编出来,又三个月,便出版了,一九九〇年五月,获得了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二等奖。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我还写了两组儿童短篇:一组是在《人民学》上发表的《夜间扫街的孩子》(一九八〇年三月),《永不忘记》(一九八一年二月),《两只蟋蟀》《一九八二年三月》。另一组是发表在《少年艺》和《少年报》上的《选择》、《欢迎别人胜过自己》等“王芳系列”。这些短篇多是写少年奋发图强和道德养成的,其中多篇已收入几种集子,《永不忘记》还被选入中学二年级语课本。这期间还写了几个短篇在刊物上发表,其中以《巨人》发表的中篇《崎岖的山路》较有分量。可以这样说,这六年间,是我儿童学创作的丰收阶段。一九八六年后,我的精力便转到成人学了。

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化大革命”时期,我都以少年儿童生活写了书,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改革时期,还应当再写一本,以表现这个时期的孩子。所以从一九八七年十月,就开始写一本关于“法制”与“平等”的《屋顶上的蓝星》。可是现实生活使我顾盼很多,顾虑很多,以致写写停停,一直拖到现在,原计划十万字的稿子,才只写了七万来字,下面艰涩得很,就是无法洒脱地写下去。我既不愿违背我原拟的写作初衷,又想写出些“亮度”来,便夹在“两难”之中了。开完了“90上海儿童学研讨会”之后,想排除种种困惑,潜心地写下去,争取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完成。

我开了一笔流水账,说我写了些什么和为什么写,既无规律可言,又没什么发明和发现,只留下一些足迹而已。

对于儿童学,我觉得我还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半个门外汉。我只是把了解到的儿童生活,用儿童可以接受的字表达出来罢了,缺少苦心孤诣,真正精美的东西是不多的。前前后后写了三十多年,所可安慰的,就是在章中,教儿童学好,不教他们学坏。

我以为,儿童学作家应当宽容,只要是宣扬真善美的,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与作品。要互相学习,而不要互相排斥。中国那么大,儿童学的天地那么宽广,当前,百把个儿童学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