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典籍藏书
城北黑帮 糖衣 美女的神偷保镖 婚聘 宅门百花杀 等君许我婚嫁 霸道总裁温柔爱 晨院 极道弑神 神罗战灵
第六章 典籍藏书
《古诗十九首》以诗意美表百态感悟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刘勰的《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个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属于他的世界。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有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忧愤。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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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观止》名家巨手智慧结晶囊括其中
《古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选本之一。有近八百首古。
《古观止》一书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编选的。所选章语言凝练、短小精悍、乃千古传诵之佳作，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细致和周到的眼光。书名为“观止”，于古选编，其意可知，该书的编选意图就在于尽善尽美，难以超越。于是，一览此书。我们即可“观止”古矣。
该书上起周代，下至明代，共十二卷，二百二十二篇，写景状物、议论抒情，众体兼备。书中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将几千年名家巨手所著的智慧结晶悉数囊括其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散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既有外交家的唇枪舌战，纵横家的巧舌如簧；又有帝王求贤问策的记述，臣子献计进忠的疏表；还有欢适惬意的宴饮，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奢靡宏伟的宫室，落英缤纷的桃源……涵盖了中国古典散和传统化之精髓。为自问世至今最为普及的初学古选本，风行海内三百余年。
《古观止》收入章222篇，论说抒情，写景状物，众体兼备。书中西汉以前的章以左丘明的《左传》为突出点，选录34篇，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以上；《国语》、《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礼记》的章选录有36篇，两者汇总计70篇，占《古观止》全书的三分之一。编者有意强化对汉代以前章的份量，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散的源本，以便打好根基。对两汉的章，编者比较重视司马迁的《史记》，汉31篇，《史记》有14篇。唐代章以“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为主，分别选入24篇和11篇；宋以欧阳修、苏轼为侧重点，分别选入13篇和12篇。秦仅选李斯一篇，六朝章选6篇，元代一篇未选，明代选入18篇。编者在章的选择上轻重得宜，取舍有据，集中反映汉及唐宋八大家，有轻有重，便于阅读。
《古观止》篇幅适当，所选的章以汉唐二代为多，以散为主，兼顾骈韵二体，既有长篇大论，又有精短美，反映出编者眼光的细致和周到。它本身的鲜明特点与突出优势使它在问世后的300多年里，成为最流行、最通俗、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的初学古选本，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启蒙读本，几乎家家备一本，海内风行。那么，它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古观止》之前的古选本，大多依据昭明太子萧统《选》的体例，分类繁琐，常以条目为主线，阅读使用时都很不简便。《古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所以，《古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至今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选本，一版再版，依旧常售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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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唐?刘禹锡《陋室铭》)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北宋?苏轼《前赤壁赋》)
《汉书》“正史”体裁的发端
《汉书》，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一百二十卷。其主要记述起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囊括了西汉一代（包括短暂的王莽政权）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包括“纪”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表”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志”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列传”七十篇，仍依《史记》之法，以公卿将相为列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它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史者必读之史籍。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汉书》在我国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学的典范，例如脍炙人口的名篇《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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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汉著名史学家、学家。九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红楼梦》掀起中国的红学风暴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长篇小说，于清?乾隆中期（甲戌1754年）完稿。《红楼梦》书名还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红楼梦》的作者是谁长久以来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认同是中国清代的曹雪芹。《红楼梦》为中国最具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在世界学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现代产生了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主题的学科“红学”。“红学”与世界学中的“乔学”相提并论。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表现了封建的婚姻、道德、化、教育的腐朽、堕落，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
反思中国乃至世界红学研究史，有许多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现象。许多红学家对此说法颇多，但有一点是公允的，就是《红楼梦》的思想内涵。我以为，作品歌颂了贵族的叛逆者和违背封建礼教的爱情，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贾、林、薛之间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根源。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曹雪芹在写出封建大家族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惋惜和感伤的情绪，蒙有一层宿命论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普遍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作者安排了鲜明对照的两个世界：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大观园，这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是统治者的世界。作者还常常拿一个人对两件事的不同态度对比，拿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对比，在对比中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表达作者的爱憎倾向。《红楼梦》善于处理虚实关系，它实写而不浅露，虚写而不晦暗，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的艺术境界。作者善于运用春秋笔法，也就是笔曲折而意含褒贬。比如将王夫人对林黛玉的憎恶写得十分含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画。《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在世界学史上是罕见的。
《红楼梦》早期流传的抄本带有“脂砚斋”等人批语，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种“脂评本”仅80回，现存版本完整的很少。另有《乾隆帝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则为120回，前80回主要据“脂评本”抄集校改。乾隆帝五十六年（1791）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印《红楼梦》，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120回。乾隆帝五十六年排印本称程甲本，第二年程伟元和高鹗对程甲本修订后的排印本称程乙本，合称程高本。
小说在当时已广为流传，封建朝廷屡禁不绝。其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历来以《红楼梦》题材创作的诗词、戏曲、小说、电影不胜枚举。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也日见繁盛，人称红学。知名的学派有评点派、索隐派、新红学派.曹雪芹香菱乾隆帝。
趣味链接：《红楼梦》人物名字的谐音
书中很多人物的名字，其谐音都有特殊的含义，或讽刺，或感叹。
甄士隐真事隐（去）；甄英莲真应怜；霍启祸起；贾雨村假语村（言）；姣杏侥幸；冯渊逢冤；秦可卿情可亲；秦钟情种；詹光沾光；卜固修不顾羞；卜世仁不是人；石呆子实呆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贾、史、王、薛假史枉雪。
《吕氏春秋》诸子章的经典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诸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纪、览、论。“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五篇章，总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现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共36篇。还有1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放在十二纪后边。总括起来《吕氏春秋》全书共160篇，结构完整，自成体系。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
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问题，《吕氏春秋》却倡导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而《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剑》）来说明这一道理，寓言故事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只有“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以易学、阴阳、五行、干支化思想为总纲，融合众家所长、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农业各方面的理论体系，肯定并尊崇揆天道、察地道、览人情的顺天应人思想，同时又更加主张去主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积极有为地进行社会活动。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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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有个富翁，因天下大雨，他的墙坍塌下来。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筑它，一定有盗贼进来。”隔壁的老人也这么说。可富人不听他们的话。这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这家人很赞赏儿子的聪明，却怀疑偷盗的是隔壁的老人。它告诫人们在给人提正确的意见时，要考虑自己与听者的关系，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听意见只应听取正确的，而不要看这意见是什么人提出的，对人不能持偏见。主旨是告诫人们要尊重事实，不能用亲疏和感情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做人做事要公平，实事求是。
《人间词话》诗意“境界说”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19081910年）所著的一部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作者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学所作的评论。
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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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出自宋朝晏殊的《鹊踏枝》)（即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第二种境界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出自宋朝柳咏的《蝶恋花》）（即做学问成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的过程，要像渴望恋人那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自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即经过反复追寻、研究，到底取得了成功）
《诗经》世界上最美的书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学发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诗经》共有风、、颂三个部分。《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乐。《》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31篇，《小》74篇，共105篇。除《小》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人的作品。
《诗经》按其内容可以分为祭祀诗，农事诗，燕歙诗，怨刺诗，战争诗，徭役诗，婚姻爱情诗歌等。
在《大》和《颂》中保存了许多祭祀祖先、追溯部族起源和兴盛、赞颂祖先的丰功伟业的诗歌。这些诗虽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化价值。《大》中五篇周人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系统记述了周人从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伐纣的历史过程。
婚恋诗在《诗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也是《诗经》中最为精彩的篇章。自由恋爱的歌唱。这类作品有的大胆而直率，如《郑风溱洧》写春光明媚之日，青年男女徜徉水边，相约游玩的快乐场景；表现相思和爱情受阻的诗。如《秦风蒹葭》通过描绘一个美丽清冷、朦胧迷茫的境界，刻画了诗人徘徊追思的形象，表现了诗人对伊人可望不可及的惆怅与失落。描写美满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以艳丽的桃花起兴，祝福新娘家庭和睦，生活幸福。《郑风女曰鸡鸣》以夫妇对话的形式，写清晨起床的一个片段，饶有风趣，表现了夫妇缠绵恩爱的情意。弃妇诗。《诗经》还有几篇作品是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咏唱。其中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最有名。这两首诗都叙述了女主人公对丈夫忠贞不二、辛劳持家却被无情遗弃的悲惨遭遇，但是又风格各异。
《诗经》中有一类作品专门描写贵族宴饮的场面，是为燕飨诗。这类诗歌是稳固的宗法社会的产物。贵族的宴会往往是出于维系礼法、敦亲睦义的需要，而宴饮仪式则是礼的一种体现，因此这类诗歌总是赞美和乐融洽的氛围，井井有条的秩序；而对放纵失仪之举则加以讽刺。著名的作品有《小鹿鸣》和《小宾之初筵》。
征役诗是指那些以战争、徭役为题材的作品。这些诗歌抒写征役之困顿，劳逸之不公，如《小北山》《召南小星》。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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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众说纷纭，无法作出定论。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成了一个悬案。
《史记》史家之绝唱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古今之变”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撰述《史记》主要有三方面的撰述动机：第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第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第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其中“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学著作，在中国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史记是中国史学的瑰宝，任何一个所谓的成功史学家，没有一个逾越《史记》而搞研究的。
除此之外，《史记》的史学功勋还有，与班固的《汉书》、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合成“前四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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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四书》中国化的宝典
所谓四书，是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也简称为《四字》。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即1190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化精华。
《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因此，人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将前人的智慧在现在的社会闪光。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书》里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认为，以儒家化为基底的中国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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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中的道德标准有三：其一，执中守正。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其二，折中致和。就是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其三，因时制宜。就是与时俱进、通权达变、随机应变。所以综合起来，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并且随时以处中，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易经》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同时还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是中华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易经》对中国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化、民俗影响深广，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化活化石。
《易经》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
《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经》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称：“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64卦，适合战争机动战略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历史上戚继光抗倭，在创立阵法时也是参考《易经》原理。
《易经》对武术发展也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
《易经》中的风水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化的瑰宝。它向人们揭示了风水的奥秘和真谛，从远古到如今，从帝王到平民，多少仁人志士用以造福人类，趋吉避凶。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的游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
《易经》实时定位的思想，是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至今对环保，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易经》回答了诸多哲学、天、预测等方面问题，是真正的一分为二观点，比马克思学说早了几千年。它注重推理和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宗教色彩，通过象、数、理的推演，展示了独特的宇宙观，回答了物质、能量、信息、质量转换、辩证法则（主次要矛盾、普遍和特殊）、整体运动变化、人的意志等纯哲学命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独树一帜。其辩证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先躯。《易经》预测所利用的偶合律，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结合点，是探讨偶然和必然哲学范畴的先声；其二元世界统一论思想，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空间的真象，暗示了二元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易经》中常用的很多词语至今仍在我们口头应用，“突如其来”、“夫妻反目”、“谦谦君子”、“虎视眈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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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指用龟甲，筮草等工具预测某些事项，不同的时代使用的方法有不同，历代也有创新，比如据传东方朔的《灵棋经》就是用特制的棋子和特殊的口诀来预测。是利用一些无生命的自然物呈现出来的形状来预卜吉凶。古人认为，经过神圣的求卜过程，那些自然物也就获得了神圣的象征意义，它们呈现出来的形状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神灵和上苍的赋予，是神灵的启示或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