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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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11)

在均田制基础上，唐太宗也继续府兵制。府兵选体格健壮、勇武、家庭经济比较富裕或兄弟多的人参加。府兵轮流到京城长安戍守，有时也奉调出征或戍边，不脱离农业生产。府兵的建制，在中央设12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归皇帝节制。在全国各地设634府，每府下设团、旅、队、火等组织，总额38万人。府兵制在隋文帝杨坚时便有，李世民只是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常备军，完全建立在均田制这个经济基础上。

政治、经济、军事的强盛，标志着唐王朝的金色年华。但就李世民来说，他的作为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内容，并非在此，而在于使宗族政治的本身涵义发生了变化，即皇帝是一种社会职位，这是标志封建社会成熟的第三特征。前两个是礼治社会和平均土地，

在封建社会兴盛时期，官僚并非世袭，而是可以来自民间，这一点与分封建立邦国不同。但是，皇位继承一直在君王家内，并不允许来自他族。皇位的家族化和官僚的开放格局，形成了最高权力与基层权力在起源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调和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儒家系的宣传教育，其中主要是愚民思想，鼓吹皇帝天子观。另一方面来自君王本身对皇位的认识，唐太宗李世民就隆而重之地认识到皇位是一种社会职位而不是家族职位。当然，这种观念也为他杀嫡长而自立做了注解。

他指出，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作为君王，不要以为天下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愿意怎么搞就怎么搞，而应该体恤民情，时刻收敛自己的行为，听从大臣的谏议，尊重君王自己订的法律，对自己的政策进行反省。要治理好国家，做君王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李世民的这一看法和他自己的行为，对后世君王影响很大。它表明，虽然王位是世代继承的，但继承王位都必须有才能，要学习，要建立对国家的责任感。指出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该担负组织社会的责任，不仅仅标明自己的政治权力，滥用自己的权力则会导致被推翻的结局。

李世民站在君王的角度认识到这一实质，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向社会组织的方向又进了一大步，而不再受政治特权的盲目支配。李世民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夏桀王、商纣王、秦二世和隋炀帝那样的君主，标志着封建社会的成熟特点。

唐太宗李世民在民族事务方面也给中国社会留下遗产。

首先，在少数游牧民族设立州县，使之有一个初步的根和归宿感，同时仍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

其二，允许少数民族迁入内地生活，与汉族进行文化及经济交流，如突厥族内迁的人口有10多万，定居在京城长安的有一万多家，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习俗相融合。

其三，任用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朝做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都是少数民族分子，但成了李世民的重臣。在朝廷官员中，少数民族达五品以上的有100多人，给予少数民族同等待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综合性特点。

其四，重视与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和亲，多次将皇族少女嫁给各族首领，以建立一定的血缘政治关系。如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进入西藏，与松赞干布结为夫妇，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

李世民这些少数民族政策，使中华民族日益复杂化，许多少数民族日益汉化，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一些东西，经过后世君王的努力，多民族的融合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平面特征。

和其他少数杰出君王相似，李世民也有一批很有建树的重臣，其中对中国思维起到较大历史影响的人物是魏征。

魏征，字玄成，生于公元580年，死于公元643年。46岁开始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忠臣范例，代表着臣子对皇帝的正义态度，深受老百姓的推崇和喜爱。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家族政治成为中央集权的核心，不管君王的家族成员是精明还是错庸，是大权在握还是大权旁落，政府职能的最高名义依然是为某“家天下”服务。家族政治成为大国中央集权的核心，在能力低下的社会里（指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能力），也许对避免更多的战争和稳固社会秩序是一种比较高超的组织方式，但是很多君王并没有从这种社会的角度上来看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并不认为政府机构的最高目标在于组织好社会，终于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