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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暗中通敌与出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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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暗中通敌与出逃(9)

高宗武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极力支持和汪精卫的同意。关于此事，周佛海曾说：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们联络吧。”我说了这话时，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虑的样子，心中正是想着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应对蒋介石报告才好呢？还是不必呢？因为若在事前报告他，则一定要被其阻挡的，于是我便对他说：“你还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报告给他知道吧。对蒋介石的报告一事，我可以负责任了。”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后，才打电报来托我：“请对蒋介石禀告，并请代为设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传达给陈布雷，再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便说出“太荒唐了！”他只说了这句话而已，再无说过别句话。《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32—1233页。

从周佛海的供述中，我们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蒋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赞成的。那么，授予他命令者，只有汪精卫了。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党副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将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议长，是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其主要任务仍然为处理政务。

汪之所以要高宗武秘密去日本，是事出有因。原来，早在3月间，日本通过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开始了对汪精卫的工作，即要汪出面成立政府，代替蒋介石与日本谈判和平。此后，意大利大使还明确向汪精卫提出三点希望：“（一）汪亲自秘密去日本；（二）如果不能去日本，就给近卫公写信；（三）中国乘机表示决心参加防共协定（使中日交涉容易进行）。”《松本、意大利大使谈话》，《上海日高总领事给北京大使馆堀内参事官电》，1938年6月27日，极密第262号，未刊。

汪精卫深感战局的不利，对此提议是非常赞成的，但他又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为此，曾派其亲信人物，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答复意大利大使说：“（一）汪秘密去日本不可能，难于实现；（二）现在从苏联那里接受飞机和其他军事援助，在现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参加防共协定；（三）如果能得到意大利国的秘密保证，汪可以写一封长信给近卫公；（四）在起草给近卫公的信时，希望能在意大利方面的斡旋下，知道日本方面的大致条件；（五）在发送此信的同时，也准备通告英国大使。”《松本、意大利大使谈话》，《上海日高总领事给北京大使馆堀内参事官电》，1938年6月27日，极密第262号，未刊。

所谓“近卫公”者，亦即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高宗武赴东京，实际是代表汪精卫与日本交涉。

1940年3月30日，周佛海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曾说：“忆前年4月与（梅）思平谈收拾时局办法，余谓必需三民宅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民政府四条件。”查1938年4月，梅思平一直在香港主编《国际问题》，直至6月23日才飞往汉口。在4—6月间，只有高宗武前后两次往返香港、汉口之间。如果周的回忆仅仅是把时间记错了的话，他既然可以与梅思平商讨实现“和平”，收拾中日时局的办法与条件，那他当然也同样可以与高宗武商谈，而此事也一定与汪精卫商量过。不然，为什么梅思平会与汪精卫共同推测高宗武赴日之结果呢？

从周佛海所说收拾时局的四条件看，与日本所要求的以汪代蒋的条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日本是要国民政府更换人事，改变联共抗日政策，停止抗日，共同反共。后来，汪精卫也正是根据这种基本要求，与日本实现“和平”，只不过是秘密出逃，另立反蒋反共的傀儡伪国民政府罢了。

高宗武到了日本之后，先后会见了日本首相近卫、外相有田八郎，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高宗武与上述各人是如何交谈的，因为没有当时的记录，他本人始终未有过任何说明，因此，难于完全了解。但是，根据当事人影佐及今井武夫，以及周佛海的回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确定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主持“和平”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