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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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大通胀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大通胀(1/3)
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全国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
（一）民国大通胀的简述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
（二 ）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胀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统一发行一种“不兑现”的纸币，就是法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所有银元立即缴存政府，将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流通。还规定法币与英镑、美元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等等。国民政府出台的这一改革，一方面使官僚机构垄断资本独占了货币发行权，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权力这一杠杆，“把纸币变成了金”，找到了掠夺财富的隐蔽手段，为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
自从法币诞生时，就出现了通货膨胀。1935年12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８家商业银行的法币发行额为8.58亿元，19361936年12月底增至12.3亿元。但在1939年以前，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偶尔抛售外汇的方法以弥补财政不足，再加上抗战初期人民凭着爱国热情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爱国公债，法币的膨胀还处于缓和阶段，物价上涨幅度也没有超过法币的增长速度。若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额为14.1亿元，指数为１；至1938年12月发行额为23.1亿元，指数为1.64，一年半内法币发行指数增加64%。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只从0.99增至1.15，上涨16%明显低于法币增长幅度。然而，这只不过是大通胀的开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连连受挫，接连丢失了沿海、中原及湘桂等大部分富庶地区；同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公债的发行亦因公众对政府的债券丧失了信心而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导致国民党政府财源日益枯竭，财政走向穷途末路。而财政支出让然在上涨，由此国民政府加足马力开动印钞机器，滥发钞票。1939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增发法币的政策，声言“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这一政策使得通货迅速滑向恶性膨胀演变。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额达5569亿元，指数为398.84，比1938年12月的指数增长了238倍以上，而同一时期的物价涨幅更快，1945年８月上海物价指数达到86400，比1938年12月的指数增长75000多倍，物价涨幅远远超过法币的增发速度，意味着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发展的阶段。
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对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抗战胜利的大好时机进行财政改革，予以治理和整顿。并且，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有相当的整合实力，存有黄金400万两，美汇９亿元，加上接收的大量敌伪物资，经济实力大增，是可以整理币制，制止通货膨胀的。但是，国民党***集团却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根本未曾想到整顿通货膨胀，休养生息，以创造一个秩序正常的经济环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反而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内战机器的加速运转，造成了军费的激增和财政赤字的日益庞大，恶性通货膨胀更如脱缰野马，疯狂奔腾。
9461946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37261亿元，1947年突破331885亿元，到1948年8月则窜至6636946亿元，1948年8月比战前的1037年6月法币发行额增长了47万多倍。法币的超量发行，招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物价暴涨。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载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法币体制已根本动摇。1948年10月又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由此导致了通货膨胀走向彻底崩溃。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体币，限期以金元券１元比法币300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而事实上，当时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合起来的发行量，用金元券２亿即可收回。那么，20亿的最高发行额就为固有的通货膨胀又预备了10倍的数额，因而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即告崩溃，到1948年11月，金圆券的发行额就突破20亿的限额，至次年５月更达679458亿元，折合法币2万亿亿元，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法币更快，由此宣告“币制改革”彻底破产。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发行“银元券”，但这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余波而已，其实际影响范围和作用仅限于广东一隅，为时也甚暂，旋踵间便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
（三）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
通货膨胀严重摧残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脆弱，在经历了８年抗战之后更是风雨飘摇，其境况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随着战后通货膨胀的发展而日趋恶化。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经过一次周转以后，货币数量将大大增加，从形式上看确实获得了不少盈利，但却不能购买到生产开始时同等数额的原材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从实际上看则是亏本了，即“虚盈实亏”。物价上涨愈快，工厂和企业虚盈实亏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同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必然引起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促使抢购风、囤积居奇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市场更趋疲软，工厂、企业的生产环境日益恶化，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秩序遭到破坏。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凭借帐面数字的扩大，胡诌民族资本家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要他们缴纳高达50%的所谓过分利得税。这样，民族工业资本被零星宰割，纷纷停业倒闭。
据统计，1946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20多个城市民资工厂倒闭者达2.7万多家。1946年，上海开工的工厂不及战前的1／3，到1949年4月则不足1／10。由于普遍的停工、停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下降了70%，轻工业下降了30%。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及工业税收增加等因素，大大助长了商业投机活动。商业利润奇高，银行大量增加对商业的放款和投资，促使工业资本纷纷向商业资本转型。如1942年，重庆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占73%，工矿业资本仅占27%。出现了“以商代工”、“以商养工”的畸型经济发展现象。
通货膨胀同样给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了灾难。由于物价疯狂奔腾，行市早晚迥异，作为售价回收的货币，尽管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其贬值的速度更是突飞猛进。这不断增长的货币，经过一卖一买的转手周期后，根本不能买进与售货等量的商品，最终闹到破产的结局。难怪时人讽刺说：“在百业不振的情况下，只有印刷钞票的工厂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国统区的农业后于工商业崩溃，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心理使得农民对现代货币信心不足，暂时压抑对现代工业品的需求和追逐。因此，最初农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的。但是，20世纪30、40年代在经受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通货膨胀恶浪的冲击后，中国农村经济也日趋走向崩溃。由于内战的影响，运输遭到破坏，加上国民党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使得国产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反而低于战前；而受通货膨胀影响，同一时期布、种子、肥料、农具及农民其它必需的工业品价格却猛烈上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愈来愈大。到1945年4月，工农业产品之间的
价格上涨指数就拉开了4.91倍，而且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换回来的又是即将进一步贬值的法币，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放弃农业，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造成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严重下降。据统计，1948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主要农具减少了30%。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263.6亿斤，较战前1936年的水平降低40%。
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大批的失业，1946年上海产业工人失业者30万人，北平失业工人70万人，成都失业工人10万人，重庆失业工人6万人，昆明失业工人5万人。工人失业即断绝了生活来源，全家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是在业工人，也因国民党政府强行冻结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涤荡，实际收入越来越低。如中纺天津分公司，工人平均工资，1948年9月折合玉米面347.27斤，10月份只折合玉米面49.18斤，１个月内竟下降了85.7%。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十分悲惨。成都市国民小学教师的月薪不到100万元法币，平均每小时只合4000元，而当地的物价，寄一封平信要5000元，喝一碗茶要8000至12000，元。甚至在成都500余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忍饿罢教，上街请愿。不少大学教授也因薪水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兼做别的事，白天奔走于几所学校兼课，晚上或担任家庭教师或摆地摊干些拍卖书籍衣物的营生。有的困难到无以维生的地步。1946年2月，北平法学院66岁教授宁协万，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自杀身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把国民党政权连同其怪胎通货膨胀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货膨胀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抗战以来，特别是３年内战时期，随着印钞机器的高速运转，通货的恶性膨胀，使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也恶性发展。官僚资本家、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以及宪、警、特、流氓、地痞等一切社会渣滓，纷纷倾巢出动，掀起了一股劫夺民财，暴敛财富的狂潮。军政大员利用职权操纵了各类“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来从事市场投机，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使得官倒私倒、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种种腐败现象蔓延成风，社会风气日益糜烂下去。连***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内“做官不贪脏、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而已，一旦有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统治层既然如此，下级官吏的腐败就更可想而知了。在通货膨胀中，公务人员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少，1937-1943年间，平均降低了85%，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纪松懈，贪污舞弊现象严重。官吏身兼数职，安插眷属于政府机关，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经商活动，甚或赤膊上阵横征暴敛，公开劫夺。如果说，腐败是国民党的固有特质的话，那么30、40年代的通货膨胀便为腐败的滋盛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腐败侵蚀着国民党政权的机体，使其在糜烂中迅速走向死亡。
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旷日持久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源于它有充足的兵、钱和粮。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民党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农村为其绵绵不断供给战争资源。但是，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农村经济凋蔽破产，农民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厌憎，纷纷躲避征粮、征税和征兵，从而使国民党失去了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基本人力和物力，很难持久坚持下去。
国民党的军队也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袭而腐化。政府原来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军饷绝大部分被军官们中饱私囊，拿去投机。缺衣少食的士兵走投无路，到处抢夺。士兵对军官的腐败极为不满，视作战为畏途；人民群众则视国民党士兵为瘟疫，不予支持。显然，这样一支贪污腐败、民心丧尽的军队根本无战斗力可言。因而从1948年起出现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的局面是不足为怪的。军事实力是政权生存的支柱，随着军事的溃败，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也就不可避免了。
可以看出，民国末期的这次大通胀为百姓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官僚却捞得盆满钵满。然而，当整个经济崩溃时，无论是这个腐朽的政权还是这些蛀虫都不能躲避通胀的恶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