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被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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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被炸身亡
俗话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为了摆脱对日本的依赖，张作霖自建铁路，打破了外国资本独占东北铁路运输的局面，带来的好处自不用说，而他和日本的矛盾也在一步一步地深化。
(一)
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个地方军阀。不料想，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大元帅，手中握有大总统的权力。日本人感到这对他们是一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在同张作霖的交往中发现，张作霖不是一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的人。张作霖往往说话不算数，答应了的事，过后推托了事。即使是同日本签订的密约，事情过后，张作霖也经常装聋作哑，拒不认账。
1925年12月，郭松龄倒戈时，日本乘人之危，逼迫张作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密约。张作霖彼时答应了日本关于“满蒙问题”的全部要求。但是，危机过后，张作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他便百般推托，坚不执行。张作霖和日本之间，既有互相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他知道，若想在东北称王，必须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让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去换取日本的支持，他不敢做也不想做。他不愿意留下千古骂名，而且，既然他在东北称王了，他就不愿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受日本的牵制。同时，他现在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大元帅了，占有中国半壁河山；他可以利用这个有利的地位，采取“以夷治夷”的策略，让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来帮助他抵制日本人。
当时，日本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铁路问题上。关于在东北的铁路，张作霖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此前，1921年12月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在奉天采访过张作霖。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他们之间的对话很引人深思。
孟禄问：“近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交通事业，有提倡国际共管的，未知将军意见如何?”
张作霖答：“凡食毛践土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赞成那办法的，你想想中国人还能有赞成那么办的吗?”
孟禄说：“所谓国际共管的，只是把外国人在中国建的铁路，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免得一个人专权垄断，有害中国，如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
张作霖答：“若是那样办，我是十分赞成的，只恐外国人不干耳。你想若不牵连全国的铁路在内，外国人能单独放弃他自己的权利吗?”
孟禄说：“据我所知，就是那样，把外国人建的铁路，收归国际共同管理，免一国专断自私，与中国国有铁路，并无干涉。”
张作霖答：“若是那样，我极赞成。再进一步说，如能把南满铁路收归国际管理，中东铁路，我也宁愿牺牲，交归国际管理；倘若不然，只把一个中东路收归国际管理，我姓张的是极端反对。无论他是什么国家怎么决定的，我张作霖是绝不听那套的。我就知道中东铁路是中国人的铁路，应当归中国人管理，我自有办法，总之我是绝不放松的。”
孟禄说：“将军爱国爱乡，良可钦佩。”
从以上对话不难看出，张作霖对东三省铁路的严正立场。
(二)
东北铁路起源于清政府洋务派李鸿章修建山海关内外铁路，又名京奉铁路。1894年，中日战争之前关内外铁路修到中后所(绥中)65公里。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条铁路。以后干线延长至沈阳北站，京奉干线经过30年才完成。
1920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起止地点)共计36514公里。其中有日本政府独资经营的南满路和安奉路，中俄共管的中东路，中日合办的溪碱路和通裕路(锦西大窑沟)，中国国有京奉路、吉长路和四郑路。东北官商合办的齐昂路，从齐齐哈尔至昂昂溪29公里(窄轨)，仅占东北铁路08(百分号)。张作霖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筑了打通路、沈海(奉海)路、呼海路、鹤岗路、吉海路、锦朝路，昂齐和齐克路(张学良继续完成)，张家父子支持修建的开丰路等，加上张学良创建的洮索铁路共计10条铁路，营业里程总长15217公里，投资现大洋8000余万元，占1931年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的25(百分号)，占全中国铁路里程总长的10(百分号)以上，自建铁路的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奉系自建铁路，打破了外国资本独占东北铁路运输的局面，把日俄英三大系统变为日本独资经营，中苏共管、东北地方当局自建自营东北铁路的三大系统。其中有两个系统张作霖有监督管理权。
张作霖也征调铁路利润作为军饷，征用车辆用于军事运输。但也把京奉铁路利润用于修建铁路，还用东三省财政收入投资铁路。京奉铁路关外段干支线总长8899公里，其中张作霖修筑的就占3639公里，占40(百分号)。张作霖自建铁路完成了打虎山至通辽和齐齐哈尔的西干线，奉天至吉林的东干线，东三省从此有了纵向的三条大干线。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为62259公里。1920年至1931年这12年间增长2600公里，有外国资本关系的增长了10818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4155(百分号)。其余的张作霖用三省政府和部分商民投资修筑15217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5845(百分号)，占东北铁路总长的25(百分号)，占全中国铁路总长的10(百分号)以上。而当时全国铁路的总长85(百分号)是有外国资本关系的，只有15(百分号)的本国资本，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东北地区官府和民众的投资。
张作霖在他统治时期内，借用日本满铁资本修筑了洮昂和吉敦铁路，营业里程共长4306公里；中日合办天图铁路111公里，中俄官商合办穆棱铁路589公里。这四条铁路共计6005公里。1925年以后，张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营东北铁路，不再借用外国资本，中日在铁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
虎濠铁路是张作霖使用京奉铁路资金修建的运煤铁路，源起于八道濠煤矿。这是张作霖修建东北铁路的开端。
八道濠煤矿在黑山县西北18公里，是张作霖个人投资开办的煤矿。日产煤可达300吨。张作霖和奉天矿务局总办阎廷瑞计划自办窄轨距铁路运煤，煤炭主要用于供应京奉路。张作霖与京奉铁路局协商，使用路局资金和技术修一条支线，从打虎山(今大虎山)站至煤矿28公里称虎濠铁路。
该路于1921年9月开工，因第一次奉直战争影响一度停工。
京奉铁路归北京交通部管辖，是中国国有铁路干线，营业收入和利润逐年增长。1918年收入突破2000万元大关，利润达到1398万元。偿还英国债务后，每年还余1000万元。这笔收入主要被北京政府用于直系军饷。北京政府每年从东北收交国税还提取30(百分号)拨给其他军阀，而张作霖自己每年需军费2000万元，也主要靠东三省地方税补充，所以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在财政上有矛盾。
1922年1月，张作霖扣留京奉路收入款42万元。4月，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战败退至天津、滦州。12日，张作霖在滦州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自治。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独立，实行联省自治。张作霖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把京奉铁路山海关以东干支线划归奉天省长管辖，省长设立奉榆铁路局管理铁路。关内段仍称京奉局(天津)。奉榆局继续修成虎濠铁路，1922年12月19日初步完工，12月26日开始运输八道濠煤矿的煤炭。
东三省独立自治之后，京奉路关外每年的利润，营口盐务稽核处所收的东北盐税，以及三省财政收入全归保安总司令部。东北兴建铁路和东北大学有了资金，奉军的军饷来源也增多了。
京奉铁路局每年有1000万元利润，关外段每年从开滦运煤用于运输燃料。1921年4月4日，锦朝铁路在锦州开工，计划修至北京煤矿，以后再向朝阳县修路。10月铁路工程修至义县。1922年春，第一次奉直战争爆发，京奉路车辆用于军运，无法运输建筑材料，锦朝铁路工程停工。奉军战败，直系军阀不供应关外铁路用煤，张作霖遂令奉榆铁路局继续修建义县以北工程，通向北票煤矿。1923年7月19日，大凌河铁桥完工，1924年末，义县至北票煤矿铁路完工。
1924年9月，第二次奉直战争中，奉军占领天津，控制铁路关内段。1925年初，张作霖任命常荫槐为京奉铁路局长，京奉路关内外合并，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管辖，总务仍设天津，并设奉天办事处。奉系军阀夺取了京奉铁路全部管理权，使用路局的利润作为军饷和铁路建设资金，用路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东北铁路事业。经过常荫槐的认真整顿，京奉路收入不断增加，由1926年的2300万元增加到1927年的3472万元，利润达2000万元以上。1931年，京奉铁路总收入达到4275万元，利润达2065万元，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计划修建东北的铁路大干线。由于日本南满铁路纵贯东三省腹地，自建铁路干线只能在南满路两侧修建。1922年下半年，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建议修建奉天至吉林铁路，孙烈臣和吴俊升建议修建打虎山至通辽和齐齐哈尔的铁路，经张作霖同意，制订了东干线和西干线计划。即用本国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修建自奉天省城(沈阳)至吉林省城(吉林市)的东干线，同省办铁路连接在一起；用京奉铁路等国有铁路修建打虎山经通辽至齐齐哈尔的西干线，把北京政府借日本资本修筑的四洮铁路纳入西干线。同时支持商民自建铁路。
张作霖自建铁路干线有军事目的和经济目的，当时主要是从军事目的出发的。有了自建自营的铁路，可以摆脱日本关东军和满铁的控制，可以随时调动奉军。可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驻军使用中东路军运，南端只能到长春，还得缴纳运费，或记账后在年末分得的利润中扣除。长春以南运输被日本控制，只有奉天通往山海关有自己的京奉路，奉天以东、彰武以北就得依靠南满铁路。
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大本营，关东军利用南满铁路控制奉军行动。除了当场交付运费之外还有种种附加条件：
1奉军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部批准之后才能乘车，必须临时解除一切武装，枪支弹药另行托运。关东军和铁路守备队有权监督。
2奉军的军事物资，必须得到关东军司令部批准才给运输。
3日本方面随时可以拒绝张作霖的奉军运输。
张作霖鉴于外国资本控制东北铁路有损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心自建铁路摆脱日本控制。
张作霖自建铁路计划，自建自营铁路，就是想不用外国资本和技术，防止外资控制东干线和西干线，享有自主权。但是，由于缺乏西干线的资金，借助了四洮铁路。所以曾借用日本资金修建了洮昂铁路，为防止日本控制运输管理权，只留给日本对洮昂的财务管理权。
自建铁路的经济目的有两个：一是吸收关内大量移民开发地方经济，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同时人口增长可以增加兵源；二是经营铁路可以获得大量利润，用铁路利润作为奉军的军饷。
1924年5月，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这是东北交通事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执行机关，用此取代北京交通部在东北的交通监督管理权。奉直战争期间东三省实行区域自治。把京奉、吉长、四洮等国有铁路以及邮电航运企业统归交通委员会管辖。尤其是中苏共管的中东路，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代表中国参加共管，取得中国方面应有的一切权利。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规划和执行自建国有铁路支线、省有铁路和支持商民兴办铁路使东北铁路修建和管理面目一新，省办铁路在这个时期有很大发展。
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奉天省长兼任，主持日常工作。委员计15人，由三省的省长、东三省和奉天省军政官员兼职。委员由保安总司令任命，交通委员会直接受保安总司令张作霖领导。
各省铁路建设由督军和省长具体负责，重大外交事务和铁路计划由三省首脑联席会议决策，外交事务由杨宇霆和王永江具体处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是东北地区最高的交通决策机关，也是执行机关，东北三省最高领导人都是交通委员会委员，实际权力仅次于保安总司令部，能够对东北所有的，即保安总司令部所属的军政机关直接下达命令。
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国有铁路支线只有锦朝路和打通路，商办铁路只有开丰铁路一条。自建铁路采用的主要形式是政府与商民合办的省有铁路，即官商合办。省有铁路在开办初期都是官商合办，奉海、呼海和鹤岗三路最后仍然是官商合办。吉海和齐克因商股数额少而改为省有官办。昂齐路和洮索路从开办时就是官办的国有铁路。
采取官商合办主要是因为奉军的军费开支庞大而缺少筑路资金，吸收商民资本可补充官股。后来影响商民投资的因素主要是东北金融不稳，奉票等纸币跌价。1927年吉海路筹资和1928年齐克路筹资时期，商民投资明显减少。
打通铁路是张作霖修建的京奉路支线，是虎濠铁路的延长线。它是东三省西方干线的南段，北接四洮、洮昂和昂齐铁路，通向齐齐哈尔。
打通铁路又称大通铁路，从京奉路打虎山(今大虎山)站经过新立屯、彰武，终点至通辽，营业里程长2517公里，用资金700余万元。该路从1921年虎濠铁路开工起，1927年修至通辽完工止，中间经过7年时间。这条铁路记录了自建铁路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中日铁路交涉中的矛盾日益深化的过程。
1925年，常荫槐出任京奉铁路局长，代表奉系军阀管理京奉路。张作霖和杨宇霆重视京奉路入关线路，指令常荫槐把沟帮子至奉天的旧轨换成新轨，把旧轨分段用于打通铁路。1925年8月，虎濠铁路延长至新立屯，继续向彰武施工。为了防止日本阻挠自建打通路，张作霖等人让常荫槐以京奉路局名义向北京交通部请示修路。9月13日，在《交通公报》公布了打通铁路计划。
1926年8月，延长工程向彰武施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张作霖、杨宇霆询问打通路计划，阻止延长工程，日本政府不能默认这条平行线和竞争线。8月30日，吉田茂在杨宇霆来访时质问打通路计划，杨宇霆对日本的干涉表示不满，还否认中日不平等条约中有所谓南满路平行线问题。
9月9日，吉田茂访问张作霖又质问此事，张作霖说：“东北当局没有这项计划，即使有计划也没有筑路资金。”含混其词，回避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拖延时间争取工程进度。9月17日，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用照会抗议，称打通路是日本南满路“平行竞争之路”，张作霖违背中日条约，“是帝国政府(日本)所预想不及之事”，“不能默视”，10月27日，张作霖复照日本：“此项铁路现在并无计划敷设之事。如将来为开发奉省起见，经官府或人民提议兴修，事关内政，届时自当斟酌情形为之。贵国政府对于奉省地方事业夙抱开发之意，贵总领事必能乐于赞助，似无干预之必要也。”
12月28日，代理总领事蜂谷辉雄见杨宇霆，要求东北当局停止彰武以北的计划。杨说：“奉天省政府没有彰武至通辽计划，彰武铁路快完工了，京奉路局把奉天以西换下的旧轨用于何处，这些都与奉天省无关。一切听京奉路和交通部决定，东北当局并未参与打通路计划。”当时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杨宇霆还说：“东三省自建铁路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日本政府不应该只考虑满铁会社的经济利益，而阻碍东北铁路连成干线，更不应该向东北当局提出无理抗议。”蜂谷说：“东北当局必须尊重中日之间的条约和一切协定，才能保持双方友好关系。”杨回答说：“理由已如上述，这些问题不是本人专职负责，我本人一切听从张作霖上将军指示，今天争论的重大问题，东北当局不能按日本要求答复。至少，我不能答复。”蜂谷说：“鉴于以往您是张作霖集团中的决策人物，您不答复实在令人费解，帝国政府要求张作霖答复。”蜂谷当场拿出带来的抗议照会交给杨宇霆。照会口气强硬，中日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可是张作霖和杨宇霆仍然不顾日本抗议和威胁，同时筹办吉海铁路，加快了打通铁路彰武以北的工程进度。1927年初，吉海路工程在中日交涉中进行，张作霖对日本抗议打通路不再回答。日本政府于1927年5月4日训令吉田茂总领事：鉴于东北自建铁路达到**，对张作霖和杨宇霆抗议无效；吉田茂建议切断京奉路经过满铁附属地一段军事运输等其他施加压力的做法也不见得有效；日本政府只是坚决抗议。
1927年10月打通铁路基本完工。10月24日，奉常荫槐命令，打通路与四洮铁路在通辽接通轨道。11月15日，打通铁路正式营业。奠定了自建西干线的基础，发挥了军事运输和开发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货运方面起到了与日本南满路竞争的重要作用。
奉海铁路，又称沈海铁路，它是奉系军阀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东北第一条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自奉天大北边门外(今东站)起经过抚顺、清原，终点至海龙县城(今海龙镇)。以后干线延长至朝阳镇(今辉南)，全长2635公里；梅西支线自梅河口(今莲河)经东丰至西安(今辽源煤矿)，计736公里。
1922年下半年，杨宇霆建议修建本国投资的东干线。王永江积极支持和筹备修建奉海路。可是，奉海路干支线全被日本不平等条约占据借款权和修筑权，中日满蒙五路和满蒙四路占据东干线预定线修筑权。张作霖和杨宇霆责成王永江与日本交涉，收回修筑权，以一条模范铁路，发展东北的本国铁路。
王永江自1923年1月与满铁交涉，希望日本方面放弃借款权。经过两年交涉，最后奉天省用借款修筑洮昂铁路作为妥协条件，日本政府在签订洮昂合同的当时，声明放弃奉天经海龙的铁路借款权和修筑权。1925年春，王永江在八王寺设立筹备处。5月14日成立奉海铁路公司，奉天政务厅长王镜寰为公司总经理，原四洮路总务处长、技术人员陈树棠为技术长(总工程师)。
奉海铁路公司是奉系军阀设立的第一个官商合办的铁路公司。修建第一个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因为财政困难，决定招收商民投资。暂定本国资金为奉大洋2000万元，官商各投资一半。官股由奉天省政府财政厅投资，由官银号支出。商股由各大银行、各地银行和各商民个人募集。商股不足额，或整个投资不足，由省政府随时垫支，保证了筑路资金来源。明确规定，公司股票只准中国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转汇给外国人。
奉海干线于1925年7月开工，1927年8月奉天自海龙线完工，1928年8月延长至朝阳镇；支线于1927年5月开工，12月完工，第二年延长至矿山。奉天省财政厅与东三省兵工厂、奉海铁路公司三方联合兴办西安煤矿，把中日合办的西安煤矿收回自办，为兵工厂和铁路供应煤炭，解决了煤炭供应问题，摆脱了满铁抚顺矿的控制。奉海铁路的施工过程损失了奉票毛荒资金，由省政府垫付大量资本终于修成铁路，共用资金现大洋1600万元，官股占其中三分之二，商民股金占三分之一。1931年资产超过2000万元，营业利润逐年增多，官商合办企业获得成功。
在技术方面，奉海路是用本国技术力量修成的。本国工程师主持一切设计和施工。王永江从四洮铁路局调来一大批技术人员，陈树棠任技术长(总工程师)，工程师温维湘、韦允裕、齐占一、蓝田、邹登明，见习工程师齐荫棠负责具体设计和施工。还任命工程师张国贤为工程课长(科长)，工段长史通等四人都是技术人员，聚集了一批铁路工程人才为东北自建铁路的骨干力量。奉海路线路工程比采用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路和吉敦路质量好得多，而且比日本节省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资金。日本原估价奉海路至少用3000万元，而陈树棠设计的方案较日本估价的同质量铁路节省1000万元。
吉海铁路是张作霖自建东干线计划的北段。奉海路开工时吉林省缺乏资金没有同时筹备。1926年，吉林省财政收入达1800万元，年结余400万元。10月，吉林省商务会和教育会等团体向省议会要求修铁路，当时吉林省境内有中东路和南满路，还有吉长路和正在修建的吉敦路，这4条铁路都有外国资本关系。张作霖和张作相决心修建本国投资本国管理的吉海干线。10月23日，张作霖和交通委员会批准吉海计划，26日张作相任命李铭书为总办，成立筹办处。
日本政府于1913年满蒙五路条款和1918年满蒙四路条款占据吉海路借款权。但是，1924年在中日奉海和洮昂路交涉中，日本已经放弃海龙及其延长线的借款权，这次还想用吉海借款权限制自办东干线的完成。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和驻吉林总领事分别向张作霖和张作相抗议，还利用东京报刊和在东北报刊宣传吉海路是南满路的并行线和竞争线。11月15日，吉田茂会见杨宇霆向东北当局提出口头抗议。杨回答说：“吉海路是奉海路的延长线，奉天省政府已经以借款洮昂路为妥协条件，经松冈洋右代表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奉海及其延长线的借款权，当时并未规定不准延长，日本没有理由再抗议。”吉田茂无法回答，临走时拿出抗议张作霖的照会，抗议张作霖和东北当局“藐视条约之规定，擅自修筑我方特别重视之铁路计划，实为我方所难谅解”，必须“将该计划中止”。
11月28日，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在奉天专门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奉天省长莫德惠、吉林督军兼省长张作相等人根据杨宇霆的主张，决定迅速筹建吉海路，不能让日本把东三省看成是和殖民地朝鲜一样而干涉内政。1927年1月张作霖和张作相在答复日本的照会中，驳斥了日本的无理抗议，指出日本政府于1924年已经放弃借款权的事实。张作相更进一步否认中日秘密交涉签订的满蒙四路条款，认为北洋政府出卖吉林省权利，现在吉林省不承认。2月，日本方面提出延长吉敦铁路至图们江，或是以借款修筑长春至大赉(今大安)铁路作为交换条件，都被张作霖拒绝。2月18日，满铁大藏公望理事从东京至大连，带来日本外务省决定：鉴于张作霖和东北当局与日本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日本对吉海铁路采取消极态度，即坚持抗议和拒绝协助运输材料，不干涉开工也不提出交换条件。以后由日本政府与张作霖一起交涉东三省各项交涉悬案。
吉海铁路原定官商合办，但因商股资金很少而改为省政府投资，不用外国资本。1930年秋，吉海用资本达大洋2390万元，以后又增加资本达2700万元(约折现大洋1800万元)，由省库拨款，工程质量比其他自建铁路都好，一切桥梁全是永久性的，车辆和材料全是购买美国的新产品，所以资金花费较多。
吉海铁路于1927年6月开工，1929年6月，朝阳镇至吉林总站完工，9月吉林东站完工。全长1839公里，因连接奉海铁路，故名吉海铁路。吉海筹备期间，正是奉海、打通和呼海铁路施工期间，东北境内技术力量都用在这3条铁路建设上。吉海路局仿效奉海经验，并且从京绥铁路局(即原京张铁路局)聘请一批技术人才担任工程设计和施工。吉海路局还有突出的特点，以技术人才为主体组成路局，技术人员数量多，待遇高于国内其他局。聘请了原京绥局总工程师赵杰任吉海总工程师兼工务处长。本局有工程师、副工程师和帮工程师16人之多。可谓人才济济、精英荟萃。
呼海铁路是黑龙江省政府和商民合资修筑的省有铁路，自松花江北岸哈尔滨对岸马家船口起，经呼兰、绥化终点至海伦，全长2201公里。起点属于呼兰县，故名呼海铁路。1925年10月开工，1928年12月完工。1928年8月至1929年曾改为官办，1929年11月恢复官商合办。呼海路营业利润较多，仅次于奉海铁路，这表明自办铁路的成功。
呼海铁路计划最早起于清末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本国投资的黑龙江铁路计划。可是20年来一直有使用外国资本的种种方案。一直到1925年，张作霖、王永江和吴俊升最后摒弃与外商合办的方案，确立自建自营方针。
1914年，沙俄政府于灭亡前夕，曾向北洋政府提出用俄国资本修筑哈尔滨至黑河铁路。1916年北洋政府与俄亚银行签订合同，沙俄攫取了借款权和修筑权。以后，俄亚银行擅自与日本合作，竟把借款权转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企图把侵略势力伸向黑龙江省，因遭中国人民反对而停止这项计划。1922年，吴俊升采用了与俄商官督商办的形式，与俄商谢结斯兄弟签订合同。合同规定谢结斯兄弟出资修筑呼海铁路，不得外借资本与转让修筑权。张作霖知道俄商已经向日本借款，于是否定了这项合同。1925年3月，日本满铁乘机向张作霖和吴俊升提出借用日本资本。王永江和交通委员会主要成员一致反对，张作霖同意王永江的意见决定自建呼海铁路。7月，张、王、吴以及黑龙江代省长于驷兴在奉天决定自办省有铁路。
8月28日，吴俊升在齐齐哈尔设立官商合办的本国投资的呼海铁路公司，任命高云昆为公司总经理。预定资金现大洋1000万元，官商各半。官股由省财政厅投资500万元，省库拨款，民股由广信公司垫支500万元，向省内官僚和商民募集。1929年末，用了大洋1149万元，官股占49(百分号)商股占51(百分号)。
呼海路绥化以南的材料和少量车辆购自日本满铁，这与奉海和吉海路在市场上公开招标选购略有不同。1925年8月21日，吴俊升与伊万诺夫协议，因资金不足而借用中东路材料和车辆，如果按这个协议用中东路车辆，两轨之间距离就得与中东路同宽(5英尺)。日本方面多年攫取呼海铁路利权屡遭失败，东三省北部没有日本控制权，无法公开阻挠自办铁路。然而，日本反对吴俊升与中东路合作，担心修成宽轨距不利于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动。另外，日本还想乘机用贷款方式控制和吞并呼海路。
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向张作霖提出为呼海路贷付材料和车辆，张作霖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同意了日本要求。9月1日，杨宇霆给吴俊升发电报，说明了他和张作霖同意购买满铁的材料和车辆。这就暗示轨道改成标准轨距。9月9日，镰田弥助去齐齐哈尔见吴俊升，并带去张作霖信。吴俊升依张、杨意见办理，既买满铁材料和车辆，又同意修成中日在东北相同的标准轨距(1435米)。但是，张、杨、吴，以及黑龙江省政府在签合同的事项中只是暂借材料和车辆，按期还清欠款而使日本不能控制铁路任何权利。因此，不损失铁路利权。
1925年和1926年两次合同，共计购买260余万元材料和车辆，1925年第一次合同属于短期借用，分三年还清60余万元。省政府及时还清债务。1926年第二次合同在交货当时就付现金，完全变为购买材料的一种方式，日本更不能控制呼海路。1927年以后，呼海路在市场上公开招标购买材料和车辆，大部分购买美国和捷克产品。
另外，呼海路在中东以北，修成标准轨距也不与日本南满路连接，恰与中国轨距相同。张、杨同意修成标准轨并不意味着有利日本，却有利于本国自办铁路连成铁路网。呼海可以西连齐克和西干线，还可以连接自办的东干线。
1927年5月4日，日本政府训令吉田茂总领事，鉴于东北自建铁路的势头难以遏制，对张作霖和杨宇霆的抗议又无效，让吉田茂切断京奉路对奉军的一切运输。但这也阻挡不了张作霖自建东北铁路的步伐。
同一时期，张作霖还向英美两国借款2000万元，用来建筑葫芦岛商港，以便抛开日本控制的大连港。张作霖希图把葫芦岛港作为自己的吞吐口岸，同三大干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海路联运的交通网络。这使日本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
张作霖软硬不吃，日本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在1927年6月27日，于日本东京的外相官邸，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与会者有中国通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参谋次长南次郎、朝鲜总督府总监山县一三郎等熟悉中国事务的日本高层官员。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策划者河本大作，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从6月29日至7月4日，接连召开了5次会议，7月7日闭幕。这是一个策划如何侵略中国，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会议。
会上提出了各种意见，阴谋设计如何侵吞中国东北，对付张作霖。武藤信义作了专题发言，他说：“满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外，普通的外交手段是无法奏效的。”在对待满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其基本方针是：“坚决排除阻挠我国实行对满政策的势力，如有必要，则准备动用武力。”并决定“采取彻底的满蒙政策”，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问题。后来，田中义一结合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八项，其第八项写道：“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当地治安，有可能侵害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及权益时，则不论其来自何方，都必须予以防御。而且为了维护此国内外人民安居乐业之地，须有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之决心。”这里完全暴露了日本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及东部内蒙古的狂妄野心。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日本的这个阴谋。
同年8月15日，田中义一首相派森恪政务次官召集日本侵华的首要分子继续举行旅顺会议。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是田中内阁事实上的中心。
上次会议提出满蒙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在铁路附属地和租借地以外，没有土地所有权；商租问题未获解决；交通设施不健全。有鉴于此，这次会议决定，扩大满铁权限，向奉方提出在东北及热河、内蒙等处，建筑吉会、延海、吉五、洮齐、洮索、长大6大铁路的要求，均由满铁承办；所有东三省境内的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此外还提出日侨在东北杂居、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等案。森恪也代表田中表示：“对满蒙问题，用外交解决不了的，除依靠武力外，无解决之途。”会议决定对张作霖施加重大压力，如果仍不就范，即以武力驱逐下台。
对于这两次会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的森岛守人写道：“田中外交的特点，主要在于他用积极手段来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方针。而对于满蒙则并不只是满足于维护其既得权益，还要求必须保持满蒙的所谓‘静谧’，也就是要绝对确保满蒙的治安，最后只以满蒙的实权人物，为进行交涉的对象，把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来，这就是田中外交的方针。”“把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来”，这是一个资深日本外交官的真实自白。
8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回到北京，次日即将田中义一首相的手函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觉书就是备忘录，要求解决满蒙悬案。张作霖假装糊涂地说道：“这些事情我都不很熟悉，以后请与杨宇霆进行谈判。”
芳泽退后，张作霖就在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此项交涉应由地方办理，以便留有缓冲余地。
8月27日，杨宇霆访问芳泽谦吉，提出这个问题应该由东北地方当局解决。但是，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盛气凌人，使人难以忍受，奉天省长莫德惠、沈阳交涉员高清和，都不愿意与他见面，希望吉田茂把脾气放好些。但是，芳泽认为，地方当局不能解决问题，仍然主张在北京交涉。
日本提出“满蒙觉书”的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东北人民又掀起了反日浪潮。9月4日，沈阳举行10万人的民众反日示威大会，成立了外交后援会。9月7日，吉林各团体要求拒绝满蒙交涉，并表示为此不惜一战。东北人民的反日怒火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但是，芳泽谦吉怀疑张作霖暗中放火。
9月8日，芳泽谦吉面见张作霖，提出抗议，要求下令制止。
张作霖一面答应去电制止，一面希望日方对“满蒙问题”从缓商谈，以免事态扩大。
9月9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东方社记者时表示，关于“满蒙问题”，如果日方仅以解决悬案为目的，而不提出新的要求，比较容易解决。东北排日运动，日本政府误会是我指使的，其实这是日方提出“满蒙觉书”后引起的民众运动，我已致电奉天省长严加取缔。张作霖利用群众的反日斗争，又使这个问题拖了下去。
9月9日，杨宇霆与芳泽谦吉举行第二次会谈。芳泽乘机再次指责中国修建打通铁路等，与南满铁路为平行线，是破坏中日签订的条约云云。杨宇霆据理驳斥说：“南满铁路是日方从帝俄手中取得的权利，本以辽东为限。我们在辽西筑路，并不违约。而且中国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筑铁路，日本无权干涉。”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此后，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没有停息。9月12日，沈阳日警强迫华警撕去墙头上所贴的“打倒田中内阁”的标语，华警拒不听从，引起一场口角。华警包围上来把这个日警捕送中国警署，后由日本警官领回。由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派兵企图武力制止。
9月19日，杨宇霆和芳泽谦吉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芳泽谦吉请杨宇霆回奉天制止反日运动。并称中国修筑打通、奉海两路，日本坚决反对。杨宇霆解释说，修筑两路主要是军事上原因。南满铁路拒绝为中国运兵。两路告成后，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就可以不经过南满铁路而直达京奉线了。芳泽谦吉要求改为中日合办。杨宇霆说，两路现已告成，没有日本投资或向日本借款的必要。
关于满蒙问题，日本和奉系双方意见悬殊。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反对，而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张作霖所希望的，但更让日本人恼羞成怒。
因此，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军部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伸张日本的在满权益，必须使用武力”。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中将决定：“干掉张作霖。”张作霖为防意外，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
张离京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到中南海逼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签字。张作霖拒不接见，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方式；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父母的坟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芳泽在会客厅里坐立不安。
3日晚6时，张作霖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黄色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开往火车站。随行的人员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杨毓殉、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增、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专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80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两节蓝钢车中。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
晚8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4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床，站在自己住的房屋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三洞桥。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的一座花岗岩石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张作霖被救至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死前张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张作霖专列被炸后，东北政局立呈险兆。6月5日深夜，奉军兵车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一度中断。10日、12日，奉天城内接连发生投掷炸弹事件。政治流言四起，日本在东北复辟清廷之说甚嚣尘上。同时，关东军云集奉天。举行军事演习，高唱“南满是我们的家乡”。报刊评论说：“观其耀武扬威之情，似有跃跃欲试之心。”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通明，“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穿孝服。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均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
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并要求日方严格管束浪人，以免扰乱社会治安。6月11日，奉天省长刘尚清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愿服从南京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希望勿对东三省用兵。
由于日军不知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冒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东北，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后，才于21日公布张作霖死讯。关东军武装侵略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军阀面临着归顺国民政府和日本军国主义阻扰东北易帜的严重斗争。日本少壮派军人炸死了奉系领袖张作霖，极大地伤害了奉系的民族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成了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摆在奉系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归顺国民政府。张学良认为：“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只有国家的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因此主张息兵，实现中国统一。
1928年6月8日，北伐军和平接收京津。冯玉祥主张乘胜追击并消灭奉军。蒋介石则怕出兵东北，遇到日本人的干涉。只要东北易帜，就不要使用武力，既可以保存实力，更可巩固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和平解决，并取得阎锡山、李宗仁的支持。
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后，立即对易帜做出了响应，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表示顺从民意，决不妨碍中国的统一运动，并愿派一代表团赴北京谈判。7月初，张学良派王树常、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代表团赴北平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10月，蒋介石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接见了东北代表团。邢士廉递上张学良写给蒋介石的信，内称：“东三省通电服从国民政府，改换旗帜；东三省成立政治分会，实行委员会制；张学良任政治分会主席，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霖任奉、吉、黑三省政府主席；所有兵权，暂由原任统帅。”蒋介石看罢露出笑容：“请诸位转告汉卿，东北须先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他稍加停顿又说，“热河先行易帜。”14日，蒋介石在六国饭店宴请奉方代表。席间，奉方代表陈述了东北现状：“张学良将军易帜之心坚定，希望早日实现统一，但环境困难，滦州撤军正在进行，日本要求张学良将军承认大元帅所定各项条约，否则不承认张学良将军之地位。”蒋介石说：“能精诚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做形式上的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临别，蒋介石又叮嘱奉方代表：“以自家人办自家事，以三民主义统一东北，绝无其他主张。转告汉卿，政府准备派刘光、张同礼等人前往奉天具体磋商易帜事宜。”
同日，蒋介石代表刘光、张同礼抵达奉天，与张学良商谈东北易帜。张学良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毫无异议，但有四个问题亟待解决：一、外交方面，请立示机宜；二、党务方面，先派员赴南方见习，再行举办党部；三、政治分会问题，应由东三省人士充任；四、对热河军事行动，恳暂停止。
蒋介石为加快东北易帜进度，又派何成浚、孔繁霨为南京全权代表赴奉，直接同张学良商谈。19日，热河宣布易帜。
日本炸死张作霖后，田中义一依然坚持他的满蒙政策，对张学良采取拉拢的策略。6月2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训令，劝告张学良：“东三省应外御敌人，内修治安，维持现状。”当田中得知张学良赞成统一、准备易帜的消息后，立即改变策略，实行高压手段。7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递交田中首相的警告书，内称：“一、南京政府含有**的成份，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殊无与之联系的必要；二、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代价，尽力相助；三、东北财政出现困难，日本银行愿予以充分接济。”张学良看了田中的警告书，做了委婉的答复：“东三省政治，依民意而定，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个人殊无权可以违反。”张又问，“是否可将日本不顾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久治郎无言以对。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严重不满，又感到是个严重威胁，深感易帜问题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当天下午，张学良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日本的方针，协商易帜的问题。会议决定，派人将日本的警告向蒋介石报告。21日，王树常、邢士廉等去北平会晤蒋介石，报告日本田中首相警告东三省不准易帜。然而，蒋介石不顾奉天外交的困难，不同意延期易帜，当即表示：“此宜自己觉悟，外人干涉中国内政，勿再为所愚，将来正式与日本交涉时，本诸正义，外交决不失败。”接着又说，“应催汉卿不可为倭奴恫吓所屈服。”
日本对东北易帜的干涉，南京政府也极为关注。21日，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公使汪荣宝奉命向日外务省抗议日驻奉总领事阻止东北易帜。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请其毅然易帜，内称：“精诚团结，固属根本要图，但易帜问题，亦非可因外交恫吓，轻于放弃。”张学良对蒋不顾日本干涉，催促易帜甚急，遂以辞职相胁。致电蒋介石：“东北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对兄方深愧疚，乃蒙兄爱护，盖觉汗颜”，“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东三省父老”，“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蒋介石获电后，不能如期易帜，又怕这位小兄弟真的撂挑子，东北前途难卜，只好复电好言相劝：“时局虽属艰难，我辈当忍耐奋斗，如一去了事，决非所宜，且于兄于弟仍无所益也。东三省关系重要，惟弟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7月25日，蒋介石派方本仁，李宗仁、白崇禧派何千里为驻奉代表，随同王树常、邢士廉一齐赴奉。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在奉天大帅府举行。日本和国民党的代表借参加张作霖葬礼，对张学良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攻势。南京代表方本仁、何千里坐镇奉天，专事对张学良进行攻心。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参加葬礼，对张学良进行讹诈。林权助曾任驻华公使，是个中国通，时任日本驻法大使。
晚上，张学良告诉南京代表方本仁，日本特使林权助来了，并向方介绍了林权助的有关情况，接着提出易帜的三个步骤：一、停止热河和关内军事活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改编；二、东三省政府人选，由东三省人员充任；三、党务指导委员会须经东三省政府同意后设立，然后易帜。
6日，林权助向张学良递交田中的训令，声明反对东北易帜，要东北实行自治，内称：“万一敌人侵入东三省，则日本竭尽其所能，以执行现时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林权助又访张学良，提出严重警告，如不放弃易帜，日本政府决心以武力制止。张学良觉得事态严重，同方本仁、何千里商谈，拟在东三省保安会议上通过易帜，宣布8月10日易帜，不料被日本获悉。
林权助在日本驻奉总领事馆宴请张学良，由外交处长王家桢陪同前往，日方由林久治郎、佐藤安之助少将陪同。林权助在晚宴上再一次阻挠易帜。林权助说：“田中内阁已决定，希望贵总司令听日本忠告，停止对南方妥协，否则日本将自由行动，会发生重大事态。满洲与南方(指南京政府)关系小，与日本关系大，应听取日本的意见，你有没有决心?”张学良回答说：“东三省非张某一人的东三省，应以东三省民众的决心为决心，民众渴望统一，我不能终止南北妥协。”这时，佐藤安之助插话说：“如果保安委员会坚决主张易帜，贵总司令是可辞职避开，以免正面冲突。”张学良质问道：“这不是干涉内政吗?”林久治郎接着说：“冒干涉内政之嫌，日本也在所不避，我们就是不准你们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林权助看气氛不对，忙转变口气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张将军自身利益打算。听说南方这帮人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张学良在义正辞严的回击之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考虑。”最后林权助以长辈身份教训张学良说：“令尊和我是朋友，我把你当自己的子侄相待，你还年轻，你的思想很危险。”这话又激怒了张学良，他不买林权助的账，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庚。”这次晚宴长达4个小时，双方不欢而散。
次日，张学良分别召集东三省保安会和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开会。张学良在这两个会上，介绍了最近两天与日本会淡的情况，与会人员认为不宜刺激日人过甚。保安会主张：易帜之事，推迟到11月1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则认为9月1日易帜为宜。会后，张学良向方本仁、何千里通报了与日本会谈和两会研究的意见。方本仁表示立即向蒋介石报告。张学良也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日本反对东北易帜的强硬态度和今后对策，提出：“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使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10月，张学良派刘哲通知日本特使林权助，东三省易帜延期三个月。
张学良从其父被日本杀害的事件中，更加认清国恨家仇，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但是为实现东北易帜，必须与日本周旋，并取得南京政府的谅解。同时，奉系高级将领对东北地位认识上不一致。一派主张保境安民，善处东邻；一派不主张与蒋介石合作，而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局面。这两种主张都是与易帜相悖的，需要时间，统一认识。28日，张学良派代表邢士廉到南京会见蒋介石，报告东三省服从国民政府不成问题，待外交有办法，即实行易帜。张学良并将奉方逮捕的国民党员全部释放，以示真心服从国民政府。
10月8日，在国民党举行的中常会上，蒋介石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蒋在会上提名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予以通过。10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公署举行招待会，庆祝国庆节。并同时函电蒋介石，说明延期易帜的原因，电云：“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蒋介石回电称：“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不能孑然干涉。况日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早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决不致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公布，愈速愈妙。”23日，张学良在奉天召开东三省军政会议，讨论易帜和裁军问题，决议以先不在东北设国民党党部为条件而易帜，裁军十万人。南京国民政府又致电张学良：“刻下东三省外交即为国府负责处理，且三省外交已除，奉方依然借口外交关系，属次迁延，不果易帜，难免怀疑奉方无具诚意。”27日，张学良、杨宇霆等与蒋介石、白崇禧的代表分别协商移防、交通、易帜、热省诸问题。
原定易帜延期三个月日期已到，张学良又派王树常、邢士廉去南京，商讨易帜、改省等问题。同国民政府何成浚、张群磋商，主要有三点：一是东北军事善后问题；二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个省依照现制改省政府问题；三是易帜问题，获得同意，随后按程序以及各省政府委员人选，报南京批准。
东北保安委员会和东三省议会联合会讨论决定：1929年1月1日易帜，然后电告南京政府。蒋介石以当年事当年毕为由，电复张学良：东北应于29日易帜，不必待元旦。张学良只好同意，于24日密电东三省：“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换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
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省公署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等宣誓，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参加，惟日本总领事未到。会后，张学良等发表通电。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以及任命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个省的政府主席、委员。
1929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
东北易帜成功，使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之混乱局面，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