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绅政权：政治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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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绅政权：政治离心力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皭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推翻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士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他们进行改革，那是他们的事，无知无识的民众没有份。民众由他们领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民众参加，他们的地位会受到威胁。
据市古宙三先生的研究，这些中下级绅士，比上层绅士保守。在办新政时期，他们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咨议局变成了扩大他们权力和影响的机关，报纸杂志变成了扩大他们影响的工具。
从政策的观点来看，在朝绅士、在野的上层绅士、在野的乡绅，代表着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间有矛盾，而且矛盾在发展。在朝绅士一致反对革命，要保中国，同时要保大清。他们不相信缺乏行政经验的地方绅士，怕新政搞得太过火，怕收回路权矿权搞得太激烈。在野的上层绅士希望在朝绅士让出更大的权力，他们不相信官吏能实现新政的目的。中下级绅士受的还是传统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更没有留过学，甚至他们的儿女也很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可是他们站在绅士的最下层，一面跟地方政府争权，一面抵抗当地的民众。绅士集团于是分成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中意见不一致，又因为亲戚、朋友、师生等关系而分成许多派系。
从职业的观点来看，绅士们、士大夫们，有了各种新的就业途径。他们一些人参加了工商业者的阵营，一些人变成了新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教育、新闻事业、职业写作、律师、会计师、西医等等）。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他们多半来自士大夫的家庭，但已经不是传统的士大夫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统治阶级分成了许多集团和派系。办新政，一面增强了绅士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另一面削弱了他们的团结。新政是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权力和影响的根据。如果新政办不好——事实上办得很不好——对他们的权力和影响会有很不利的结果。
在野绅士之中还有一派认定中国非革命、非改变国体政体不能自存。改良派办新政愈糟，革命派的势力也就愈大。两派的基本分歧之点在于是否用武力达到改革。如果要用武力革命，那么就需要民众——绅士以外的中国人。那时有组织的民众有两种——反满的秘密结社、新式的军队。1900年代革命的绅士和这两种有组织的民众都取得了联系。
这样我们就转到1895年以后中国建立新军的运动，以及新军和绅士的政治关系。
练新军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主要的目的在保卫京师。1895年到1900年之间编练成了五个武卫军，在义和团之战中损失了四个，只有驻扎在山东的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得以保全。1901年与1907年之间，中国有两支新军：中央政府委派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中央）规定练新军三十六镇（师）的计划，各省才开始练新军，目的也在维持国内政权的安定。
1905年废除考试的一个结果是新教育比传统教育贵。有志有才的年轻人上进的机会和个人的财富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这样1907年各省练兵给有志有才但家境清寒的青年带来了上进的机会。于是他们投入新式的陆军学校，例如陆军小学、速成学校之类。有一些到了日本在军事学校求学。前者以李宗仁为代表，后者以蒋X介X石为代表。军队为绅士的子弟开辟了一个就业上进的机会，可以用鲁迅为例子。
不久，在中国的新军中有了两种军官：行伍出身的甚至连字也不认得的军官，军官学校训练出来的军官。一般说来，在北洋军系统之中，留日的军官比较少，留日而升为师长旅长的更少。在各省的新军之中，留日的和留日军官训练出来的学生比较多。这些留日的中国军官，在日本时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又和在日本亡命的中国X革命党人接触。那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之中，学者和军人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新军军官究竟有多少是知识分子，很难估计。以湖北的新军为例，1905年加入新军的人，九十六人之中有二十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第三十二标（团）之中有二十到三十个有知识的军官。这些有知识的军人，尤其是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军人，一方面能比较中日两国的得失，一方面受过革命派的宣传，他们多半认为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
练新军是为了安定清室的政权，练新军的结果是南方各省的新军反而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历史上常有这样的讽刺。
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对秘密结社的民众进行了联络和宣传的工作，最显著的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哥老会领导的反满的革命。他们的宣言中虽然提出了建立民国的政纲，但是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和作风却蕴含着顽强的传统的势力。不只是萍浏醴起义，孙中山依靠洪门（三合会）领导的好几次“边境革命”都没有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似乎证明了各个秘密结社团结行动之困难，也证明他们发动群众的能力有限。
但这并不是说秘密会社反满的情绪、要求社会正义的情绪对清室的覆亡没有贡献。正相反，他们在好些省份之中，例如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广东等，对摧毁清室的绅士政权有过很大的作用。四川绅士领导的保路运动变成群众性的保路军，广东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军，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结说来，1900年代中国的绅士集团分化了，有的与工商阶级结合，要求民主立宪的现代化；有的加入了军队，与军人群众结合，要求共和；有的与秘密结社联络来推翻清室；大部分都继续拥护清室，保存了绅士的政权，企图安定社会局面。
在有组织的群众之中，军人反满，要求建立共和国体和政体；秘密结社反满，但没有显明的建设性的政纲。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呈现出离心的倾向，在这个倾向之中，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就结束了。
第二章政治的离心力（1912—1913）：各省
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因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府是从州县、省到北京，一个统一的行政系统的最高点。一切情报、建议都集中于北京，一切命令由北京转达到省和州县。凡是政策的决定、官吏的任免，由北京考虑、决定、批准。附属于这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还有全国的军事系统、财政系统、司法系统、消息传达的系统，都同时以中央政府为最高点。
中央政府也是礼教、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心。圣明的天子，居于天人之际，主持国家最隆重的祭典，也主持全国最高的考试，选拔英才，赋予治国的责任。他之所以能担负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责任，因为他是“内圣外王”的完人。
这一个完人，以法治天下，更以德治天下，那才是王道。那样的政权才是合法而且有道的政权，那样的政权才能是合法与有道的最高裁判所。
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社会思想两方面来看，中央政府都是国家的中心。
省是北京之下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省的划分依据地形、经济和社会因素，也依据历史传统。省会是一省行政、教育文化、经济生活的中心。武汉之于湖北、广州之于广东，就是例子。上海之于南京、天津之于保定，那是晚近的事，算是例外。
省是家族居住的地方，代表大体相同的方言、大致一样的生活习惯。广东人吃广东菜，四川人看川戏。同省侨居外省的人有会馆、同乡会、商帮，例如江西帮、陕帮。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增强了中国人对本省的亲切之感。
一个省虽然在经济上常常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和其他省份发生通商关系，但行政上可以自决，在社会意义上是一个大的单位。自决不等于独立，省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个体。基本的原因在于它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它不能是有道无道、合法违法的最高裁判所。
1895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1900年以后的变化更快。北京作为最高的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裁判所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北京在那两次战争中仍然不能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据改良者的看法，那是因为上下壅塞，也就是在朝在野的士绅、中央和省之间没有大开意见交换的途径，所以他们要求成立学会、国会、省议会，也要求立宪。这也就是说政府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来代表绅民的公意，所以必须改革。据革命者的看法，根据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本大和民族的学说，一方面中国的国体政体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劣等的”满族统治“优秀的”汉族的局面必须推翻。
清室之迟迟不立宪、改革不彻底，使要求立宪的改良者失望，同时也证明了革命者判断的正确。为了使革命比较“文明”，改良和革命两大思潮趋于合流。
辛亥革命之中和以后，北京与省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首先是许多省份宣布又取消了独立。从1911年开始的各省独立的作风，并不等于说省脱离中央而变成像外蒙古那样的独立国家，外蒙在1911年12月26日宣布真正的独立。1911年省独立的意义有两个：（一）行政上暂时跟北京断绝关系，不再承认北京是全国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系统的中心；（二）暂不承认中央政府是全国合法违法、有道无道的最高裁判所。这两点是各省宣布独立的中心内容。单从这两点来看，1911年省的独立和太平天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什么分别。分别也有，那在于1911年的省独立是暂时的，而且独立以后的新政权是由尊崇中国旧文化传统，在社会上根据旧标准而有地位、声望的人推选的。新政权的阶级意义保证了独立不过是暂时的。
各省的独立由三大势力所促成：第一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第二是拥护或同情革命的军队；第三是反满的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这三个势力在不同的省份中组合的比例不同，于是在新政权里、军政府里，权力的划分也就不同。
使军政府合法有道的势力是主张或同情革命的绅士，他们暂时代替了北京作为合法有道的裁判人。但他们不敢担任最高裁判人的职能，那是冒天下的大不韪，有篡夺的嫌疑。他们合的法是文明的法，有的道是传统的道。换言之他们参加或同情革命，使革命过程中对绅士阶级的财产生命，破坏得少一些，尊重得多一些。但一经宣布了独立，省一级的绅士和中央的绅士对立了起来；既然革命要合法有道，要“文明”一些，他们也跟秘密结社领导的群众对立了起来。在对立之中，一方面要派兵对抗中央，另一方面要派兵镇压群众，这样才能保护绅士们的新政权、生命及财产。军队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少的保卫工具。
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央军队和革命军交战最激烈的地方是湖北，其次是江苏，再其次是山西。在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及东北三省之中，中央的势力很牢固。此外的宣布了独立的省份里，地方绅士最迫切的敌人不是中央而是秘密结社所领导的群众。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南、安徽、广东，绅士和秘密结社的斗争尤其尖锐。这六省之中，除了湖南表面上由绅士领导，广东表面上由国民党（同盟会）领导之外，其余都是由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军人势力强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自然也成立了军人领导的军―绅政权。在秘密结社势力比较弱的地方——江苏、浙江、福建，成立了绅士领导的绅－军政权。各省的权力就是这样划分的。
到清帝退位之后，各省取消了他们暂时的独立。新的中央政府，先在南京，后来搬到北京，承认革命过程中的既成事实。二十二省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绅士。
在革命的过程中，这三个势力的表现怎样呢？
革命的新军比较团结，相当守秩序。新军在革命中乱来的例子不多。他们和绅士合作成为推翻清室同时又维持地方秩序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四川的情形可以用作有代表性的例子。四川成立军政府时，军人和绅士讨论是否实行军民分治。意想不到的是军人赞成分治而绅士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袍哥（哥老会分子）横行，如分治，恐治安不易维持”。同时在广东、陕西、江西、湖南，某些军队领袖以为自己没有“资望”，缺乏行政经验，不能使军政府合法有道，所以把领导权让给绅士。
绅士们颇不团结。省一级的地方开明绅士有的支持革命，有的首鼠两端；州县绅士直接受到群众的威胁，看不出革命对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所以反对革命或对革命冷淡。有些地方绅士在革命中的表现比较好，有的却不令人钦佩。一般说来，清室的地方官很怯懦，“殉节”的很少。甚至支持或同情革命的绅士也忽左忽右。在山西，北洋军攻下太原时，宣布了独立的绅士又挂起了龙旗，又拥护清廷。所以山西革命军领袖姚鸿发说：“一般腐儒，有何能为？”在安徽，合肥的绅士一面支持一面反对革命。在四川，尹昌衡就任都督之后，会党到处滋事，绅士们竟请已经下了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清兵去镇压。在山东，绅士们宣布了独立，立?求皇帝宽赦，请皇帝批准他们的独立。袁世凯大兵压境，绅士们竟又取消了独立。这样的表现例子还很多。
秘密结社或会党的表现一般都很不好，很幼稚。除了安徽的淮上军以外，其余到处捣乱，生活习惯很腐败，他们没有建设新政权的蓝图，只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
军―绅政权的团结并不是没有破绽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有了《临时约法》，于是地方绅士的合法有道功能减弱了。绅士们的钩心斗角，腐败的传统作风，使所谓的“行政经验”、“资望”、“能力”等等理由变成了荒唐的神话。绅士们的地位很快地就一落千丈。军绅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彼此依存的关系。但是军政府和以后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一面要养兵，一面要发展民政工作。这样的矛盾在革命以后因为需要扩军也需要整顿民政而不断地尖锐化。
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X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X斗争的主角。
革命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制度关系是怎样的哩？
《临时约法》没有提到省制，但在1912年对省制有两个重要的考虑之点：第一，行政区和军政区、行政长官和军政长官的职权如何划分？大家希望的是军民分治，大家承认的是既成事实。第二，民政长官是民选抑或由中央任命？从省的立场来看，希望的是地方分权，也许最后达到地方自决（self-government）；从中央的立场来看，希望的是中央集权，这样才能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最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省制没有解决之前，袁世凯总统的措施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他委派了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官，这是江西都督李烈钧所不能容忍的。都督一旦失去了财政大权，他养兵的能力、军权、政治地位都会成问题。接着袁世凯又调换了安徽和广东的都督，以孙多森代柏文蔚，以陈炯明代胡汉民。这就挑起了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之后，中央在建立省制和任免省政府人员方面的权力增大了。先是袁世凯修订了《临时约法》——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人员。然后是1914年5月1日宣布的约法，正式赋予大总统中央集权的力量。
财政是其次的一个难题。“革命之后，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1913年各省承担解给中央的款项是三千二百五十万，实解不过五百六十万元。但是据财政部的报告，自民国元年到二年十二月，各省实解才二百六十万元！不解款受惠最大的是地方绅士，他们不交田赋；不解款吃亏最大的是中央政府，只得靠借钱度日。这又说明中央集权的必要。“第二次革命”之后，中央财政才渐渐好转。盐税交外国人管理，地方军人绅士不敢截留，收入增加了。1913年10月到1914年5月，在外国人管理之下盐税收了三千四百万，交中央的盐余（还了外债之后的剩余）一千一百万。各省的解款也增加了，1916年各省竟解了两千多万元。印花税、验契税、烟酒牌照税，中央的其他专款也增加了一千多万元的收入。1916年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收入最健康的年头。
裁兵是再其次的一个难题，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据财政部长周学熙的“财政方针说明书”，全国约有兵一百万，如裁减之后留五十师，新编练五十师，需费一千五百万元。这样的巨款从何而来？结果是发很少的钱甚至不发钱，把军队遣散，或另外收编。譬如1913年4月广东还有十万民军，据说解散了九万。但是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报告，广东只解散了或者裁了半个师。再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材料，只有江苏在黄兴主持之下，裁兵比较有成绩，一共减少了七个师。裁兵没有成绩，造成了县区和乡区由小军人统治的局面。例如福建的永定、上杭一带，小军人派军饷，拉夫。四川的乡绅当团总，县长也要跟军队的司令长官有亲戚或朋友关系。各县的支出，跟省和中央的支出一样，多半用在军队和团防身上。
黎元洪在1922年恢复大总统职位时的通电，适当地总结了那时中央和省的关系：“二年之役，则政党挟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依督军为中心。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中央和省的基本矛盾是军人的势力无法消灭。于是政党和政客（绅士）依附于军人。从社会势力集团的势力来看，或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都是如此。
【本文摘自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颇有研究作用。】
3月4日，第5师团按预定计划继续向牛庄靠近。进攻序列是：大岛义昌所率前卫队不变，原属主力的步兵第21联队山口少佐的第2大队（欠第6中队）和大江大尉的野炮中队、平城中尉的骑兵小队组成左翼队，向西迂回到牛庄至营口大道上，掩护侧翼及搜索警戒，并切断牛庄清军的退路。11时10分，配属前卫队的山炮中队抢占紫方屯西北端，炮击清军的突出阵地。随即师团部进驻牛庄以东1公里的紫方屯，就近指挥。11时20分，步兵第21联队在炮火掩护下向牛庄东北方阵地进攻，奥山义章少佐的第3大队（欠第10中队）为第一线。武威军前、后两营士兵利用数百米的开阔地，在城区内设墙堡，或在房屋的墙壁上挖枪眼，“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暂不还击。待敌近前，百枪齐射，6门加特林速射炮猛烈开火。刹那间，处于一线开阔地带的奥山大队563人，无隐蔽之处，战死达19人，伤68人，士气为之沮丧。大岛义昌命森祗敬少佐率第1大队（欠第4中队及第1中队的2个小队）及第10中队进攻紫方屯西端。大岛及步兵第21联队长武田秀山大佐亲自“奔驰于各战斗部队之间，激励土卒”。清军“伏河沟间，恃土墙为障诱贼及近，”再行还击。11时40分，第3大队突破一线阵地。此刻，日军的山炮中队、野炮中队在紫方屯西南端占领阵地。11时55分，师团预备队渡边大队（欠第5、8中队）、竹田工兵中队，及军总预备队的仙渡大队也相继加入该线作战。一位目睹这场激战的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此时，枪炮声如百雷齐鸣，万狮齐吼，震耳欲聋。数百云朵在牛庄上空飘游，是我军发射的榴霰弹在空中爆炸，烟霞浮动于杨柳深处，是敌军发炮后的余烟”，“弹丸纷飞如雨，硝烟暗澹蔽空”，战斗异常激烈。据统计，仅野战炮第5联队就发射榴弹17发、榴霰弹213发。但清军毫不稍屈，“环击毙贼甚伙”，誓死挡住了攻势。
林牧远见情况分明，心头一直提吊着的重石总算落下。他着实疲累不堪，不顾其他众人尚有疑惑，大大咧咧的先来到篝火附近的一块石墩落座下来，随后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众人见他落座之后，也慢慢重新围拢篝火坐下，不过所有人的目光依然紧盯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奇怪”头领。之前接过令牌的那位年长汉子紧挨着林牧远身边而座，正当所有人不知该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他硬着头皮打算打破这份沉默。
“这位小哥……”
“对了，你们……有没有吃的。”在发了一会儿呆之后，林牧远受到辘辘饥肠的刺激，用不好意思的口吻打断了正要开口说话的年长汉子，向在场众人询问道。
大家先是一阵面面相觑，然而毕竟都是一些老实人，既然官长有吩咐自然不敢怠慢。
那身材魁梧的汉子将之前一直放在地上的一个包袱取了过来，打开包袱从里面摸出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饼，先是交到坐在林牧远身边的年长汉子手里，又年长汉子转交到林牧远手上。林牧远接过饼的时候还在心里告诫自己要矜持，可随着咬下第一口之后，一切便一发不可收拾，如同风卷残云一般丝毫不顾吃相的将这一块饼塞进了肚子里。
好在在场的都是粗人，什么吃相都有过，也没有太过在意。年长的汉子还解下腰间的水囊，省得让林牧远噎死过去。吃完了饼又喝足了水，粗粮经过水泡很快就撑饱了肚子，林牧远舒坦的吐出了一口气，多少算是恢复了一些精气神。
“这位师长，还不知您是哪一路的兄弟？俺们之前都是南王七千岁麾下的圣兵。”在看到林牧远恢复了几分气色之后，年长的汉子又接着小心翼翼的试问道。
“哦，原来你们都是冯……南王的麾下，”吃饱喝足之后的林牧远自然有心思与这些太平军攀谈，好了解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不过毕竟自己还没完全融入这个时代，险些把南王冯云山的名号直呼出来，“呃……在下是金一总制手下的一名卒长，姓林，名牧远。”
对于林牧远张口闭口自称“在下”，这些太平军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岂不说太过文绉绉，再者更是受受不起。不过毕竟彼此都还不熟悉，总得一步一步慢慢来才是。
“林师长可是李总制派来寻俺们这些掉队兄弟的么？”不等那年长汉子开口，手里还抱着包袱的魁梧汉子有几分迫不及待的问道。
早先躲在草丛里偷听这些人的谈话，林牧远便已经知道这些人是掉队的太平军，虽然他同样也不清楚太平军主力部队现在具体的方向，但好歹了解过这段时期大致的历史，自然还是能推测出一些大概。
“实不相瞒，在下也是落了队的。在荒山里摸了许多天的路，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幸得今日遇上诸位，否则只怕真要困死深山。”
“可惜林师长也落队，这下可叫俺们如何是好？都不知道兄弟们在哪里。”年长的汉子脸色一下子暗淡下来，十分无奈的说道。
其他几人也都各自叹息，再次恢复到林牧远没出现之前的那般低沉姿态。
林牧远见状，立刻摆出一副正经的姿态，劝慰的说道：“诸位兄弟毋须多虑，先说说你们是如何落得队，我等合计一下现有的消息，或许会有出路。”
听到这番话，大家稍微打起了一些精神，于是向林牧远把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从接下来的一阵谈话中，林牧远得知早先太平军从兴安出发，分水陆两军，意图抢攻全州再进取湖湘。这几人本是陆队，正行军途中遭遇清妖突来伏击，混乱之中与大部队走散。在荒野里过了三、五天的光景，商议后决定返回兴安去寻大部队。然而到了兴安并没见到大军的影子，一番打听又获悉太平军已经攻克全州，这便再次往全州赶来。
可惜到了全州还是没找到大部队，从老百姓口中了解到大军早在几日前便北上，有说是去永州，有说是往郴州，还有说绕道去宝庆。别说消息不统一，他们这些半辈子没离开过老家的农民，对湖南一点都不熟悉，全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去寻。
除此之外，他们也都向林牧远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共七个人，三人是花县同乡，其他人则是都是广西本地人。
“你们是在哪里遇到伏击的？”听完事情经过后，林牧远煞有其事的问道。
“俺们也不太清楚，不过在遭袭之前似乎有人来报过，说水军快到一个叫什么锁衣的渡口。”年长的汉子名叫李国洲，年近半百，是在场众人当中年龄最长者。
锁衣渡口？难道是蓑衣渡！
关于蓑衣渡战役林牧远多多少少有所了解，这场战役几乎可以称为是太平军前期最严重的失败，更导致拜上帝教主要缔造人冯云山阵亡。后世不少学者更是厥言认为蓑衣渡之战是清廷苟延残喘的关键一战，若非蓑衣渡之败，太平军及早拿下长沙掌控湖南，使得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再无出头之日，足以改写整个历史。
只是这个说法甚是片面，太平军之所以在蓑衣渡失败，其主要原因还是在连克数城之后将士骄纵轻敌，进军全州途中甚至都不曾派出前哨探路，以至于清将江忠源只率千余人便成功伏击数万之众的太平军。
蓑衣渡受挫之后，太平军若能放弃进攻全州，而趁湘江涨水之际直袭长沙，以当时水路航程三日便可兵临长沙之下，仍然是有一定乾坤的机会。可由于冯云山的阵亡使得太平军诸将领恼羞成怒，意气之下硬是集合兵力强攻全州，白白延误了五六日。其后又分兵进攻道州、郴州，使得长沙有了足够时间设防。
所以说不管是否有蓑衣渡之战，太平军的本性已经决定了历史的发展。
经过短暂的沉默，林牧远心头有些许触动，不过表面上仍然保持着不动声色。
“唉，没错，当时我正随李总制由水路进发，刚到蓑衣渡便遭到清妖的伏击。没想到你们岸上也遇到了敌人，这次当真是败得一塌糊涂。”故作怅然的叹了一口气，他很快为自己编了一个出处。略作停顿之后，又用沉重的口吻补充道，“或许你们还不知道，南王七千岁已经不幸阵亡了。”
“啥子，南王竟……竟……”
“之前我们也曾打听到，说七千岁受了重伤，怎得一下子就没了？”
听罢林牧远的话，众人震惊不已，他们身为南王的老部下，其中三人还都是南王在花县的同乡，要感情有感情，要依赖有依赖，自然一时没办法接受这个消息。
“七千岁中了清妖的流弹，被左右救下时已经不行了。当时为了稳定军心所以没有公布这个消息。那会儿我侥幸从河里爬上岸，正好见到南王由亲信抬走，在场的大帅、小帅都说南王已经没气了。这等大事，我自然不敢造谣。”林牧远装出一副悲伤的表情，像模像样的对众人说道。
气氛一下子变得冰冷，只能听到篝火里轻微的爆鸣声，溅起一阵又一阵火花。然而无论是这些火花还是火堆本身，在此时此刻都无法驱散众人心头的凉意。
“南王没了，俺们又走落了队，这下该如何是好？”有人悲恸的叹息道。
“是啊，是啊，早先要是不回兴安就好了，这会儿好歹能跟兄弟们在一起。”
“南王都没了，接下来的路也不晓得该怎么走，我看，还是散了吧。”说这话的是个头最小的王赖子，此人生得一张窄脸、小眼，单从面相上看去就是典型的怕事之人。
“胡说，咱们背井离乡都走到这儿了，怎能轻易回头！”被唤作“大牛”的壮汉一听到王赖子的话，脸色瞬间变得坚决起来，粗着嗓门呵斥道。他本名罗贯，因生得一副虎背熊腰，故而被他人取了一个外号叫“大牛”。
“那，那你说该咋个办……当初若不是你说回兴安，咱们也不会跟兄弟们错过，这会儿都没得办法去寻，不散，还能怎地……”王赖子经罗贯一喝，气势上顿时弱了七八分，可还是鼓起气发了一阵牢骚。
“你……”罗贯气得不行，但偏偏对方的话说得没错。当初大伙在荒野走失，本有人提议回湘江岸边去寻大部队，可他也不知为何鬼迷心窍，竟以为大部队遭受挫败必然退回兴安重整，于是带着众人走了一趟冤枉路，因此错过了与大部队碰头的机会。
“诸位，诸位，”就在这时，林牧远适时的打断了尴尬的局面，他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投靠太平军，当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散伙，于是说道，“路并非没得走，既然天王攻克了全州，那必然会由湘江北上，眼下我等只要沿着湘江继续往北走，必能追上大部队。”
尽管这番话同样只是推测，但毕竟林牧远是这里唯一有官衔的人，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要更有分量。众人稍微定了心，目光齐齐转到林牧远身上，只是或多或少仍然带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因而也大多无人吭声应答。
唯独罗贯仿若找到同盟一般，一下子便恢复了底气，连忙大声附和着说道：“林师长说的对，谁说咱们现在无处可去，只要沿着江走，一定能追上兄弟们。”
待到罗贯话音刚落，王赖子小声嘀咕了一句：“这话可没个准……”
罗贯脸色立刻憋红，怒不可遏的瞪着王赖子，神态就彷佛要跟对方拼命似的。
林牧远见状，再一次开解的说道：“兄弟们，当初我等之所以追随天王，不正是因为不堪清妖的剥削压榨吗？满族鞑子对洋夷摇尾乞怜，对咱们黎民百姓却是百般欺凌，凭什么要受这口恶气？这天下谁都当得，何必要由只会讨好洋夷而不顾民间疾苦的满族人当得？自古以来得天下都是靠打，如今我们就应该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人人有田，人人有屋，吃得饱穿得暖，不再受任何人压迫！”
他故意提及国家仇恨和民族仇恨，希望能激起这些人的斗志。环视一番，众人的脸上果然有了几分起色，宛如回到了在金田揭竿而起的那段日子。
顿了顿之后，他又接着说道：“大家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岂能因为一时受挫而一蹶不振！清妖迂腐至此，在我天父天兄的威慑之下根本不堪一击，只要大伙坚持走下去，必然能修成正果，进入小天堂享受荣华富贵。再者，这会儿就算让你们返回故乡又能如何，没了地、没了屋，还要担心清妖的剿捕，日子能过下去吗？”
先是抛出了希望，后又强调风险，到底都是一些老实的农民，很快的便被这番话说服。
李国洲长叹一口气，最先应道：“林师长说的对，要是现在散伙大家才真正无路可走，索性就先往湘江下游再走一走。前面的兄弟们好几万人，不信半个影子都寻不到。”
有了他的带头，其他人自然也无话可说，哪怕王赖子心头仍然不想继续冒险，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憋在心头不敢表露出来。
罗贯看着林牧远，心中禁不住的发出了一番感叹：还是林师长会讲道理。
第四章
一行人沿着湘江走了三天，一路上还算顺利。
途中遇到过一些渔村和渡口，经过详细的打听总算可以确认，太平军的大部队早些日子确实曾路过这里，沿江北上去了。这些消息愈发坚定了罗贯、李国洲等人的信心，之前低沉的士气有了明显改善。
只是对于林牧远来说一切并不算顺利，赤着脚要跟上众人的步伐着实很难，尤其是在河滩行走，时不时便会被尖锐的石块割伤。之前在深山中让脚底板磨掉了一层皮，而经过这几天的行程，磨掉的可不止是一层皮，双脚早已是一片血肉模糊。
由于他的拖累，一行人每天至多只能行四、五十里的路程，然而其他人也无甚怨言。
这个年代的普通老百姓大多很淳朴，更何况林牧远现在还有一个官职身份，一路上大伙都对其照顾有加。在吃的方面，众人早先在兴安和全州两个县城都有所准备，哪怕每个人所预备的干粮仅仅只够自己一个人，但依然还会分出一份来给林牧远。
罗贯人高马大，原本一天最少要吃四张大饼才能填饱肚子，如今也刻意少吃一张饼，余下一张来给林牧远。对此林牧远都一一记在心上，滴水之恩必当竭力相报。
从第四天开始，一行人再次远离人烟，前路是一片荒郊野岭。
午后刚过，罗贯招呼众人停下来休息，顺便吃一些东西垫垫肚子。
林牧远蹒跚的走到一颗大树坐下来，小心翼翼扶着自己的双脚翻过来看了一眼，除了叹息也不知道还能作何表示。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坚持走到今天，也算是磨砺了一番个人的精神意志。
大家各自找了一块合适的地方坐下，取出干粮和水准备吃饭。
罗贯打开已经扁了一大圈的包袱，里面只剩下了三张大饼。他犹豫了一下，最终拿出一张饼撕成了两半，将其中一半递给了林牧远，接着又把包袱重新扎好。
“应该快到永州了，等进城之后咱们便能再寻一些干粮。”罗贯勉励的说道。
“依我看，永州十之八九会有兄弟们在，或许是大部队，又或许是殿后的部队。天王一路攻城略地，不至于走得那么快，永州又是湘江上游唯一的大城，只有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才能从容不迫的继续北进。”林牧远接过半张饼，分析着说道。他知道现在大家所剩的食物不多，哪怕相距永州不远，也必须省着点吃才行。
“林师长说的有理，真想早日与兄弟们会合！”罗贯一边点着头一边充满希望的说道，顿了顿之后，他又问道，“俺听林师长你谈吐不凡，又懂得行军地理，一定是读过书的吧？”
“略识得一些字罢了。”林牧远呵呵笑着敷衍道，心中却是暗讪：刚才的话只是信口胡诌的而已……
一旁众人听得林牧远的话，都忍不住投来钦佩的目光，在这些老实人眼中能读书识字自然算的上是了不得事情，比他们这些目不识丁的粗汉农夫要强许多。
林牧远倒是有些不自在，生怕这些人会询问他既然会写字为什么还要投靠太平军，自己可还没编出那么多解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