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团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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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集团内部矛盾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开始对其革命道路与方式进行反思，开始加强政党的组织性，中华革命党这时作为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不同的是，孙中山以个人忠诚作为加入革命党的条件，使得党的动员力减弱，继而影响到其战斗力。其实在倒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功能，而护国运动也更多的表现出军阀混战的色彩。尽管如此，护国运动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是值得重视的，一是组织比较严密的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出现，二是各地的军阀势力在倒袁斗争中开始坐大，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
（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重重
1袁氏称帝始末
钟伯毅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国会复遭解散，袁世凯之威权如日中天。南方诸省备遭压迫，湖南若干人士侥幸能保全则应归功于谭组庵与熊秉三（希龄）等之努力。赣宁举兵失败后，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均受通缉，独湘督谭组庵得黎元洪之力保，且袁、谭两家原有世谊，故组庵得免论罪，唯袁氏坚持组庵必须离湘赴京。时余虽已被取消议员资格，然未遭通缉，熊秉三方组第一流内阁，任国务总理，复以乡谊，邀谭北上，且挽余转劝组庵来京，盘桓数月，以缓和南北之紧张气氛。余因留京，伴组庵日日游宴。组庵来京后尝拜谒袁世凯两次，熊秉三亦颇尽维持之苦心。组庵名义上住于国务院内秉三处，实则寄寓头条胡同小关三庙。湘籍议员多已离京远避，惟余每日陪伴组庵游玩山水、走马章台。组庵平素自律甚严，此时乃不得不佯犯自浼，以免项城之疑忌，此中委曲求全之苦心，惟余一一洞悉。
而湖南方面，除财政司长陈炳焕及部分激烈派之革命党人惨遭杀戮外，实力大多得以保全，其间组庵与秉三诸人实煞费筹划。至于透过汤化龙与芗铭之兄弟关系，因而获得庇护者亦不少。然芗铭终以杀戮党人之故，致有“汤屠户”之恶名。
湘人李执中（懋吾），为国民党议员中之激烈派，遭袁氏下令通缉，时亡命日本，生计窘迫。常沣镇守使王正雅，尝于辛亥年受执中策动，兴兵独立于荆州，甚感德焉，又知执中未尝降袁氏，因百计乞湘督汤芗铭转呈免赦，会袁氏谋称帝，欲缓和党争以牢笼天下，故下令准免执中之通缉处分。执中闻讯勃然怒作，径电袁氏痛斥其窃国祸民之罪，且谓：“吾本无罪，独X夫有何资格赦吾之罪。”声名震动一时，王正雅几因此落职王正雅为一旧军官，辛亥武昌起义后，王率巡防营三营并募集旧部二营，取道湘西，攻克湖北之荆州，守军开城迎降，王于此役中曾受伤。后驻荆半载，终以客军被摒，退回湘西，初任湖南第四区守备队司令，后任常沣镇守使。民国9年7月，王为谭延闿所派之常沣镇守副使卿衡所杀害。。自是以后，孙中山对李执中之伉直敬礼备至。日后执中且赞成护法，南下参加广州国会。惟以久处潦倒，执中乃一贫如洗，迨曹锟准备贿选总统时，执中穷愁老衰，已难守正不阿，又有受贿议员前往劝说，以南下护法议员领受他方津贴，其同为“受贿”则一，又何必故为区别。执中意为之动，竟欲参加贿选，覃振与余二人前往力劝，挟之出京，执中初犹怒斥余等多事，以老衰为辞，不愿离去。迨抵天津，则又促余等立即携之南下，彼恐在津再受直系之劝说，无法抵抗其压力也。由此可见名节之保全诚非易易。即国民党议员同志中，平素标榜党性坚强而临难变节受贿者为数亦不少。组庵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时，执中为常设议员。
当民国2、3年间，袁世凯励精图治，剪除异己，权势盛极一时，然起初未必有帝制自为之野心，或仅志在作大权独揽之总统而已。故解散国会，而另行召集约法会议，制订约法，成立参议院以自建其法统；废国务院，设政事堂，致置国务卿与左右丞，以自设其中央集权机构。在均谋独揽统治大权于一身。民国4年5月9日，不幸而有承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交涉，遂为国人所指斥。而更致命之打击则为同年八月以后由筹备帝制所导致之反帝制运动，此盖由于袁氏昧于世界潮流大势，终于作茧自缚，无法自拔，卒致身败名裂而后已。然袁氏主政时期之内治，确极可观。彼为整肃吏治，严惩贪污，不惜处斩素所宠信之京兆尹王治馨，其实王之罪名不过受贿五百元而已。此区区之数，罪不应至于死，然袁氏竟置之大辟者，无非欲借王某首级以立信、立威耳。自辛亥各省起义以来，都督各拥实力，形同割据，袁氏依次削平，收统治权于中央，且设国税厅于各省，使全国财政亦得归于统一。凡此种种建树，吾人均不应以政治立场不同而一概抹煞。
至于“二十一条”之交涉，除第五号中五项，袁氏坚拒，仅允日后再行协商外，其它有关山东满蒙之权益，所允许日人者太大，致为国人所痛恨，唯袁氏动机是否卖国，亦未必尽如其政敌所攻击者，以后袁氏亲笔证据陆续发现，均难谓其居心卖国。王芸生所著《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亦谓袁氏未必有意谄媚日本。“二十一条”对于中国自属不利，但袁氏以后当政之衮衮诸公所作丧权辱国之事，更有甚于“二十一条”者。
民国4年6月，都肃政史（相当于现在之监察委员）庄蕴宽等提出“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路大参案，或谓袁氏所授意，或谓袁克定图要挟交通系素有“财神”之称的梁土诒逼其资助帝制运动，余以为克定或则有意，袁世凯本人似不必出此下策。袁氏有所命令，梁又岂敢违抗，故无挟持之必要。但此案历时五月，结果卒未得何证据，仅以私罪徽谴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一人，而所谓最有关系而必欲排击之交通次长叶恭绰竟奉明令复职，则殊启人疑窦，此中内幕如何实为民国史上一桩疑案。
民国4年8月，帝制运动之筹备推动日急，8月23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之筹安会成立，初犹以学术研究姿态出现，顾名思义乃“筹国家之长治久安”也，参加筹安会六君子实亦极一时之选，而尤以杨度（皙子）为最活跃。杨之“君宪救国论”亦尝轰动一时，杨为湖南湘潭人，吾湘人才蔚出，自魏默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以至最近逝世之赵恒惕等，知名之士实屈指难数。余虽与杨度政见不同，立场适异，但皙子才学诚令人叹服。彼尝受业于王闿运，且与王有姻谊（其妹适闿运之第五男），皙子初露头角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之经济特科，与梁士诒同获隽于初试，梁名列一等第一，杨则第二，复试乃以有人对梁中伤之故，俱落选。杨后以参加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之宪政编查馆，而邀袁项城赏识。袁时为直隶总督袁世凯于清光绪三十三年7月27日调外务部尚书。，二人结识自此始。此次杨倡组筹安会，野心匪浅。袁氏尝欲挽之出任教育总长，皙子以为闲职，不屑屈就，而以“帮忙不帮闲”一语谢绝之，项城曾赠皙子匾额，题“旷世逸才”四字，可见袁氏对杨之推崇。
袁氏布置势力极为周密，可略举数事为例：（1）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与张华为“向山四友”。（2）予黎元洪“武义亲王”之尊号，并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其亲信疆吏及部属。黎氏行事素忠厚颟顸，独于此等大节出处不亏操守，始终未允接受亲王之封号。（3）迎湖南名士闿运（湘绮）入京，奉为国史馆馆长，其实王未尝负责，多由其高弟杨皙子代劳。（4）夏寿田出身湖南世家，其尊翁累官至江西巡抚，本人则中榜眼，曾拜列王闿运之门墙。袁氏对之极尽笼络，筹备帝制期间，夏以内史名义，居袁氏私邸，朝夕共处，参与密切。夏为文人，原无一定之政治主张，但才思敏捷，佐袁氏笔札，每能道出袁氏内心所欲言者，故深获袁之知遇。袁氏败亡后，筹安会六君子与曾受王爵封号者未必尽遭通缉，夏寿田位不尊、权不重独因与袁关系密切而列名缉捕焉。
袁世凯筹安称帝，实铸成大错，终至众叛亲离，抱恨而终。设非如此，袁氏之声望与势力决非国民党人士所能撼动者也。或谓袁氏应效法曹瞒，不必及身而践至尊，乃袁氏竟不计此，其愚亦殊可笑。说者又谓，袁氏长公子克定之野心勃勃固类似曹子桓，而其庶子克文风流倜傥亦堪比拟曹子建。克文号寒云，诗文享名籍甚，复与帮会深相结托，帮中所居辈份甚高。谭组庵尝语余以袁项城城府之深。宣统初年袁氏一度罢废，养晦彰德私宅，然其布署复起，未尝稍懈。而其用心周详，即内宅收支用途亦分令两人掌管，使经手支出者不知袁府收入情形，掌管收入者不知开支数额，其权衡细密周详由此可见。谚云：“逆取顺守。”观乎袁氏一生之事业则可谓“逆取逆守”，故终不免最后之失败耳。
2北洋军阀勾心斗角
尹呈辅北洋时代，派系斗争激烈，当时有民谓直系（曹锟）、皖系（段琪瑞）、奉系（张作霖），彼此勾心斗角，层出不穷。犹忆直系督军陈光远督赣时，一日，陈光远忽接一开会通知，请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武昌召开军事会议，盼其即时前来出席。陈接电报后，亦不疑有他，遂乘招商局轮“江宽号”应邀前往。是日天候不佳，月光无色，8时左右，“江宽号”轮发现迎面有一船开来，以为是皖系派船来欢迎他的，于是亮起船上的信号灯，告知对方之位置，不料对方之“楚材号”轮置之不理，仍往前冲，“江宽号”一再发出信号，“楚材号”亦不应，结果“江宽号”遂被“楚材号”冲成两段而告沉没。事前，陈光远已得有密报，谓皖系将与其有不利行动，促其注意，故当“江宽号”至武穴时，陈已秘密离船上岸。事?后，陈通电“平安无事”，弄得皖系啼笑皆非。皖系篡夺陈光远的地盘，阴谋虽未达到目的，但因“江宽号”轮之沉没而白白牺牲一千多人的性命。事缘“江宽”号乃招商局之商轮，当天乘坐该轮者，百分之八十为汉口商人，此外则为湖北、四川之商人，外国观光旅客仅占极少数。外国人出外旅游，尤其是乘坐轮船时，均携有救生衣之设备，顾虑极为周详，船沉后，全数外国旅客因有救生设备，均被救起，中国商人则以平日乘坐招商局轮船均极安全可靠，毫无准备，兼之“江宽”轮被撞沉前，又经“楚材”轮上之士兵一度机枪扫射，结果是一千多个中国商人全数牺牲，无一幸免。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4人为理事。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说：“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渭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度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偱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罢。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罢，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小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