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_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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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法国歌剧。”地主微笑说，聪明苍老的脸上露出容光焕发的愉快。
“瞧您究竟没有抛弃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什斯基说，“可见有好处嘛。”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住在这里，房子不是买的，不是租的，是自己的，总在希望农民会变得文明一点儿。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全都重新分了，一匹马、一头奶牛都不剩。人都快饿死了，可叫他们来当雇工，他们就存心和你捣乱，还弄到调解法官那里去。”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告状啊。”斯维亚什斯基说。
“我去告？这我才不干呢！人们会议论纷纷，我宁可不告！比如有一家工厂，他们拿了预付工资，跑了。调解法官有什么办法？只能放他们。一切都靠民事法庭和村长维持着。这家伙会用老方法狠揍他们。要不这么干——你只好抛弃一切往世界各地跑吧！”
地主显然是在嘲弄斯维亚什斯基，而斯维亚什斯基非但不生气，看样子倒还以此为乐。
“我们经营自己的田庄并不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我、列文和他们。”
他指着另外一个地主。
“对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边的事情怎么样，您问他自己，难道那是合理的经营？”地主很明显因为用了“合理的”这个词儿感到得意扬扬。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们田庄经营的方式，就是为了准备好缴纳秋季的赋税。农民们跑来了喊：老爷啊，帮把忙吧！好吧，大家都是邻居，可怜啊。就替他们缴了三分之一的税，只是说了：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到时候你们也得帮忙啊——播种燕麦啦，割草啦，收庄稼啦，还说好了一头牲口多少钱。他们当中也有没有良心的，这是真的。”
列文早就知道那些宗法制的方法。他和斯维亚什斯基交换了个眼色，便打断了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再次转向留着白胡子的地主。
“那您怎么打算？”他问道，“现在您该怎样经营田庄？”
“还是像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那样经营：或者按土地收成对分，或者出租给农民，这样做可以，但会损害国家的总财富。我用农奴劳动能带来九倍的收获，用对分制只能收获三倍。解放农奴毁了俄罗斯！”
斯维亚什斯基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列文，甚至暗暗给他做了个略带讥讽的动作；但是列文并不觉得地主的话可笑——他要比斯维亚什斯基更理解地主说的话。地主后来说的事情证明农奴解放毁了俄罗斯。列文甚至觉得地主说得很对，在他看来，那是新的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地主显然是在说自己个人的想法，这种情况是少见的，而他说出的想法不是要借此占据无聊的头脑，那是因为他久居乡间，过着闭塞的生活，经过全面考虑得出的结论。
“请注意，问题在于任何进步都只能靠权力去完成，”他说，显然是想表明自己不是缺乏教养的人，“您看看彼得、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您看看欧洲历史。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就说土豆吧，在我们这里它也是靠强制种植起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也许是在封建时代，可大概也是强制的。现如今，我们这些在农奴制时代的地主用各种办法改进了田庄经营：有烘干机，有清粮机，有运肥机，有了一切工具——我们全是靠自己的权力引进的，农民们开始的时候反对，后来仿效我们了。现在呢，
废除了农奴制以后，我们的权力被剥夺了，我们那种提到了高水平的田庄经营就得退到最野蛮、原始的状况。我理解是这样。”
“那为什么？如果它合理，您可以用雇工来经营。”斯维亚什斯基说。
“没有权力呀。请问，我靠谁去经营？”
“瞧它——工人劳动力，这是经营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靠工人。”
“工人不愿好好干活，不愿使用好的工具。我们的工人只知道一件事情——喝酒，喝得像猪一样醉醺醺的，并毁坏您给他的一切。他们把马使伤，损坏完好的马具，拿车轮胎换酒喝，往脱粒机里塞转向锁把它弄断。他们看到一切不明白的东西都厌恶。因此，整个经营水平就下降了。土地荒废了，长出了艾蒿或分给了农民们，在曾经产生百万的地方，你却只生产出几十万；公共的财富减少了。如果这样做呢，当然得计算……”
他接着便开始把自己可以避免这种缺陷的解放计划发挥了一通。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但当他结束的时候，列文回到他的第一个论点上。他转向斯维亚什斯基，并努力吸引对方注意自己发表的认真意见。
“说到田庄经营水平下降，就我们与工人的关系来说，不能有效益地进行合理的经营，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不觉得，”斯维亚什斯基已经是严肃地在反驳了，“我只是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田庄，而且相反，我们在农奴制时经营的那种田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干活的好牲口，缺乏真正的管理，我们连算账都不会。您问当家人——他连什么对自己有利没有利都不知道。”
“意大利的会计学，”地主嘲笑说，“那里随您怎么计算，会把一切全毁了，让您啥利益也得不到。”
“为什么会全毁了呢？是毁了您的破脱粒机，您的俄国式畜力简易传动装置，而我的蒸汽装置人家就毁坏不了。俄罗斯小马，怎么叫来着？得拖住它尾巴的那种马，是会毁坏的，而您如果繁殖贝雪重轭马，或者就是比秋格马，就毁不了啰。这就是全部。我们应当把田庄经营的水平提得更高。”
“可是拿什么去提高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倒好，而我有儿子要上大学，小的在读中学——贝雪重轭马，我买不起啊。”
“可以找银行贷款啊。”
“让我把最后一点儿东西都变卖掉？不，谢谢了！”
“认为田庄经营的水平有再提高一点儿的必要和可能性，我不同意，”列文说，“我是搞这个的，我也有资金，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银行对谁有好处，我不知道。至少在田庄经营中，我不管把钱花在什么上，全都亏本：牲口——亏本，机器——亏本。”
“瞧，是这样的。”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满意得甚至笑起来支持说。
“还不只我一个人，”列文接着说，“我和所有进行合理经营的田庄主都有交往，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经营全都亏损。好吧，您就说说，您的田庄经营怎么样——有效益？”列文说着，立刻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目光中注意到那种瞬息间惊恐的表情；当他想进一步深入斯维亚什斯基智慧的接待室门口时，注意到了这种表情。
此外，在列文方面，对这个问题并不完全认真。喝茶时女主人刚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会计师，他收五百卢布报酬对他们的田庄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将有三千卢布的亏损。他不记得确切的数目，但那德国人好像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算得很仔细。
提到斯维亚什斯基田庄经营的效益时，地主微微笑了笑，他显然知道这位领袖和邻居能有什么效
益。
“可能没有效益，”斯维亚什斯基回答说，“这只能证明我是个不好的主人，要不，是我把资本浪费在增加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恐地叫嚷起来，“也许在欧洲有地租，那里的土地因为对它投入劳动而变好了，而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土地都因为投入劳动而变坏，也就是使得它越种越贫瘠——因此，没有地租。”
“怎么没有地租？这是规律。”
“那我们是违反规律的：对我们来说，地租什么也说明不了，倒是相反，会坏事。不！您说说地租的学说是怎样的……”
“要炼乳吗？玛莎，给我们拿些炼乳或马林果酱来，”他转过去对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熟得特别晚。”
接着，斯维亚什斯基便怀着最愉快的心情站起来走开了，大概是以为谈话到此已经结束，而列文则觉得当时谈话才开始。
失去了谈话的对手，列文只好继续与地主交谈起来。他竭力向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不想了解我们的工人的特点和习性；然而那地主又如同所有离群索居和独立地进行思考的人一样难以理解别人的思想，还特别固执己见。他坚持认为，俄罗斯农民是猪猡，而且喜欢猪猡行为，要使他们摆脱猪猡状态，就得有权力，我们却没有权力，一定要有棍棒，可是我们却变得自由了，用了上千年的棍棒突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禁代替了，监牢里给没有用的发着臭气的农民喝可口的汤，还专给几立方米空间。
“您怎么会认为，”列文力图回到问题上来说，“对劳动力能不能找不到这样一种关系，以便提高劳动效率呢？”
“对俄罗斯人民来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权力。”地主回答说。
“怎么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什斯基吃了炼乳，抽了支烟，又回到两位争论的人跟前说。“一切对劳动力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和研究过了，”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实行连环保的原始公社自然地崩溃了，农奴制废除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且它的形式已经确定和准备好了，因此只能采用它。雇农，短工，农场主——无非是这些形式。”
“可是，欧洲已经对这些形式不满了。”
“是不满意并正在寻找新的形式，大概能找到。”
“我说的也正是这个，”列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方面去寻找呢？”
“因为反正全都一样，就好比想要重新设法修筑铁路。那都是现成的，已经发明了的。”
“假如它们对我们不合适，假如它们是愚蠢的呢？”列文说。
接着，他在斯维亚什斯基的眼睛里又注意到惊恐的表情。
“不过这事儿啊：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这种话我都听够了，可是对不起，您是否知道欧洲关于安置工人所做的一切？”
“不，不太知道。”
“现在欧洲一些有头脑的优秀人物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舒尔茨·杰里奇学派……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拉萨尔学派关于劳工问题的大批著作……密尔豪森式的方案——这已经是事实，您大概知道。”
“我有点儿概念，但很模糊。”
“不，您只是这么说说，这一切您大概知道得不比我差。我当然不是个社会学教授，但我对此感兴趣，而且，对了，假如您感兴趣，您就研究研究吧。”
“可是，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欠身起来，斯维亚什斯基再一次制止了列文想要窥视他内心世界的秘密的讨厌习惯，送别自己的客人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