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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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老祖先对木材的使用从来没有吝惜过，我们则比老祖先更大方，在大手大脚方面，永远是后浪追逐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人为的灾害一是滥伐，二是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巨大的毁林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一大二公”，刮“共产”风，打乱山林所有制，加之大炼钢铁，砍树烧炉，将全村的铁锅架在一处用木头烧，以为能炼出优质钢来，人人都在梦中，竟无人站出来说句实话。这场民族的悲剧，至今让我们提起来感到羞愧，哀其无知、愚昧、奴性、自大，我们不应该单单指责个别领导，也应该反思我们自己。1985年我在秦岭留坝县紫柏山，张良庙西侧山坡上发现一个高大的砖砌烟筒，与周围景致极不协调，走过去，四周也没见任何厂房，问旁边农户，说是“大炼钢铁”时留下的纪念，问出了多少铁水，说是硬扎扎一大坨。林木中建高炉，可谓取材方便，木头的燃烧温度有限，能将那些铁锅、门环烧成“硬扎扎一大坨”已经很不易了，这“一大坨”不知要熬多少日夜，费多少材料。紧接着是1960年的“困难时期”，没饭吃，老百姓为增产粮食，常常纵火烧山，“时届冬夜，远望火光冲天，点火燎原，烈焰四起，毁灭森林，以此为甚。”“至今沙梁子、清水河一带，仍有焚烧遗迹数处，辟为农田，残迹历历在目，其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1960年的县志草稿记载，“腊月天，火龙满山钻，火小半架山，火大照全县。”（《周至林业志》）
第二次毁林是“化大革命”，当时林业指挥系统被打烂，整个山林呈无政府状态，谁都是主人，谁说了都算，不砍就吃亏，不砍白不砍。一时，拉木头的车从秦岭中源源而出，如溪间流水，无有停息。当时群众称，“造反派在县上夺权，干部在家避闲，群众上山砍椽。”老百姓拉着架子车进山砍树，一日进山车千辆，日砍木材300多立方米。做箱子，做木凳，做案板，老百姓称当时山中是“到处滑木道，耳闻伐木声”，仅安家歧一个乡就做床板1080副。周至县伐木场，进行无计划采伐，一年乱砍森林6000多亩，没育一亩苗，没栽一棵树。大大的败家子作风。
第三次毁林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老百姓总结这段经历说，“体制一变动，先送树的命。”那时改革开放将要开始，谁心里也没有底，什么都屯积，什么都倒腾，倒卖木材如同后来的倒卖钢材，利润大，成为连家庭妇女也要做的买卖，谁能搞到几十方木头，就是大本事，就能大发一笔。不少乡村出现了哄抢集体林，殴打护林员的现象，那时候为林木出了不少案子。城里老百姓各家各户也打家具成风，细想想，过去谁家没自个儿打过大立柜、五斗橱，那些木头是白来的吗，大部分是托熟人从山里弄来的。怎么弄来的，乱砍乱伐来的。那几年，各林场赚了大钱，场长书记个个牛皮烘烘，见他们比见国家总理还难。我仔细想过我的几个负责林场的铁哥们儿，竟然没有一个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得势的时候不知都藏在哪儿，他们从天上掉下来以后才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是13%，世界森林的平均覆盖率是26%，我国的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居世界第121位。而森林覆盖率在65%以上的日本人，在木头的使用上，远比我们要战战兢兢，他们基本不动用自己的资源，他们的木材使用很多是来自于木材贫乏的我们。1985年世界博览会在日本筑波举行，我和一个叫山本的老太太到中国馆吃炸酱面，中国馆所用的筷子全是很好的一次性木筷子，老太太吃完了，将她的和我的筷子全部带回家去，说这么好的筷子用过一次就丢是暴殄天物，可惜了。老太太的举动给我启发很大，日本人比我们富裕多了，人家能如此节俭过日子，有如此珍惜资源的做法，我们怎么就没有？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们家用过的一次性筷子，我从来不扔，将它们充作料理筷子，直至不能使用。我很反感有些小饭铺筷子筒里插着的脏兮兮粘乎乎的破筷子，这似乎是两难。很多时候我出差，是自带筷子，就是自己平时在家使用的筷子随着我出游，很有些亲切感。
陕西有位叫黎邦俊的政协委员，我不认识她，但是我很敬重她。她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心，在会议上提出了“禁用一次性木筷”的提案。这个提案终于成为了全国首例禁用一次性木筷的地方政府令。“现在我国每年大约要生产450亿双一次性木筷，这需要砍伐杨树、桦树2500万棵，约5000万立方米，每年出口日本一次性木筷是200亿双左右”。黎邦便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而我们在用一次性木筷。自认为很“卫生”、很“进步”地往嘴里填塞大鱼大肉的时候，可曾听到手中筷子的呐喊，听到那片片森林轰然倾倒的声音？
我们不能否认命运，主宰我们命运的不是上帝，是大自然。以前我们总爱声称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存的惟一主宰，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加助长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人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问题是，大自然对它最喜爱的宠儿不会永远那么慷慨无度。
洪水泛滥是百姓的灾难，人类早期，对水的崇拜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目的，水对于农业的影响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之中，人们对水和由水而生的自然现象既崇敬又害怕。
老县城有关于“蛟”的传说，县志上认真地记载着这样的话：蛇雉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中蛇、雉最多，不知伐蛟之法，难免不受其害。
一度我将“蛟”认作迷信，认为蛇与野鸡根本就无法**，更不要说产卵这样的荒唐事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蛟”这个物种，我持怀疑态度，就是有，大概也要比大熊猫还稀少，是濒危中的濒危了。县志上大篇幅地介绍防蛟之术，老县城的老百姓也常跟我谈到蛟的话题，谈得煞有介事，不得不让人想，这个“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时候看过京戏《除三害》，那是对“蛟”的第一次认识。戏中说，晋朝宜兴人周处，勇猛粗鲁，横行乡里，老百姓把他和南山猛虎、桥下蛟龙并列为“三害”。宜兴太守王浚，以三害之说讽劝比喻，周处幡然悔悟，入山杀虎，下水斩蛟，自己改邪归正。从这来看，蛟应该在水里。有书籍解释说，蛟是母龙，无角，有鳞，能害人。
《续水经》说，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为蛟，其出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漂荡，吴人谓之“发洪”。
蛟的厉害程度胜于老虎，传说山中有深潭，老虎到潭边饮水，被蛟拖下水吃掉了。苏东坡写诗说，“潜鳞有饿蛟，掉尾取渴虎。”凶残的蛟，成为山中的第一霸，使旧时百姓闻之色变。
善于狩猎的汉武帝，元封五年，曾在浔阳江中亲射大蛟。晋代郭璞论蛟说，“匪蛇匪龙鳞采辉焕，腾跃波涛蜿蜒江汉。”看来这蛟总是和洪水有关。
蛟的故事在山区流传非常广泛，说是有家女儿，一日在河边洗衣，忽然觉得身体有异，当时并未在意，后竟然身怀有孕，不日，生下三物，皆似长鱼。女子家甚怜爱，不忍弃去，放清水中养之。三月后，此物长大，遂看出乃三个蛟子。这家给三个蛟子取名，大的叫当洪，二的叫被祖，小的叫操岸。有一天下暴雨，三蛟一时俱出，不知所之。后来每当下雨，三蛟必来，女子也知，便站在门口望她的儿子。三个蛟也从水中出头，张望它们的母亲，良久才去。后来，女子死去，三蛟子在女子的墓前哭了两天方离开，附近人闻蛟哭，声如犬吠。
有家人姓尹，全家去走亲戚，留一13岁小儿看家。这儿子在家见一20余岁青年骑着白马，带着四个随从，穿着黄色衣，从东而来。几个人来到尹家，说要暂休息一会儿，这家儿子允诺，于是青年进屋，坐在**。青年的随从取出斗篷为主人披穿，尹家儿子看见几个人的衣服俱无缝（天衣无缝），马也五色斑斓，毛有雨气，知非为常人。青年歇了一会儿，上马西去，走时对尹儿说，我明天还来。第二日，洪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尹家即被水淹，危在旦夕。这时，水中忽然现出大蛟，三丈余长，盘于尹家，使其家免受水害。尹儿遂知，此乃昨日之青年。
老城中有开饭铺者，在市上购得一小白鳝，甚爱惜，每天喂以饼食，见其逐日长大，遂放入十字街巨井中。过了一年，忽见井中有两道光焰射出，人们从井口窥之，光乃从白鳝眼中出，那白鳝已大如巨木。一段时间，**雨不止，天气昏黑，白鳝忽自井中腾空而出，街内井水迸涨，四郊洪水骤至，栋宇俱没，有人避水于高楼亦不能免，其时罹水厄死者甚众。
老县城的百姓畏蛟，其实是畏水，山水一来，六亲不认，一切都荡然无存。老县城有个孩子叫孙友斌，是个惨遭水害的孤儿，他家原有四口人，父亲孙至周在老县城小学当教师。90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带着小弟弟到外婆家走亲戚，过河时，突然山洪暴发，3人当即被洪水冲走，一个好端端的家就此毁灭，只剩下上小学的孙友斌。
孙友斌一个小孩子，艰难度日，上到初一，终于辍学，老县城的人对山外的人说，这个娃实在可怜，村里也穷，希望城里的好心人能资助娃上学，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不尽。一个罹难教师的孩子，因为生活无着而辍学，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讽刺，我到了老县城，曾寻找询问过这个孩子，说是县教育局已经出资，供他上学，目前已到外面读书去了。
2002年老县城的洪水冲垮了从厚畛子到老县城的全部道路，坡塌下来了，原来的路径没有了，许多道路成了河床，所有的桥都塌了，22公里的山道，现在断断续续加在一起，超不过两公里……镇党委书记刘武州告诉我，他们几个人看到当时的情景，蹲在被冲塌的桥边，半个钟头，谁也没说一句话。傻了。
老县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成了孤岛。
世上没有蛟，洪水就是蛟。
从公元前185年到1949年，一共是2134年，陕南发生洪水76次，平均每28年发生一次。19世纪以来，平均5年一次。水患让我们反思，这一切是怎么了？大自然如此肆虐，如此无情，这是为什么？
是水太多了么？不，是树太少了，存不住水了，大山承受不起了。
陕西省的森林面积，康熙39年（1700年）是5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25％；1937年是3.12万平方公里，占16％；1994年回升到8900万亩，占28.8％。最新的森林面积数字还没有公布，相信高于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