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禁书之谜_第88章 危情七日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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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禁书之谜_第88章 危情七日之六
这几天项庄的日子过得非常难熬，大有度日如年的感觉。面临即将到来的厅级干部选拔任用，他的心情是既激动不已又焦虑不安。激动是人之常情，任谁在面临人生仕途大的转变之时都不会泰然自若，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大半辈子希冀已久的一个机会呀！与此同时，项庄的内心又焦虑不安。在这等好事终于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老是担心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出什么纰漏。就是这种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情，弄得项庄这几天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安生。正是因为重视这次厅级干部的选拔任用，担心自己在这次提拔任用的那个环节上出问题，所以项庄近一个时期，专门上网收集了不少官员任职提拔方面的经典案例。项庄在对这些公开曝光过的案例深入研究过程中，他也有了不少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比如就拿现行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来说吧，通过深入研究项庄认为，这项规定从程序设计上，应该说现在的干部任免规定里的所有程序，无一不是为了防止带病提拔等用人不正之风的问题。无论是从严格考察、程序公正，还是任前公示、集体票决等等，整个干部任用过程不可谓不严。这整个规定程序走完，那可真是大浪淘沙始得金，“过五关斩六将”呀！但为什么还依然无法阻止那部分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呢？
这就引起了项庄自己深思，经过翻案例、查资料，他认为在如此严密的选拔任用程序之下，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用人偏差，这无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你这个程序是否真的有那么严密，是否真正能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程序的执行是否严格，是否有效。只有用程序的公正才能确保结果的公正，只有用制度的合理才能保证结果的合理。如果在程序设置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下力气实踏实地真正将程序抓深抓细抓实，发挥百分百不打折扣的效果，那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自然就会实现公平、公正，也就会少很多举报，少很多带病提拔。但实际工作中却不是那样的，仅仅有一个好的选拔任用规章制度，还远远不能保障就会有一个好的选人用结果
从公开透明的角度来讲，党政单位众多，仅仅靠组织人事部门单方面研究、考察，仅仅靠任免干部单位领导同事的只言片语，恐怕考察过程收效甚微，这也是出现带病提拔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发动群众(既涉及工作圈内，也包括工作圈外)，范围足够广，谈话内容足够丰富，公示不再张贴在周末时候的偏僻角落，人事任命不再是躲躲藏藏的神秘事件，从头到尾都接受群众监督，才能消除个别案件对组织人事部门公信力的影响，才能揭开部分人表面“兢兢业业、一心为民”而内里“贪污受贿、公权私用”的伪装，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德才表现和综合素养，将合格的干部选配到合格的岗位。
从严厉问责来看，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不少干部带病提拔问题被网络检举揭发后而受到相应处分，而组织部门也拿出选拔程序不当的理由，那么请问，程序为什么不当，哪个环节出现的纰漏，是否应该有人来担责，如何补住“不当”的缺口，防止下回出现类似问题。现实中，这些最关键的问题被放到了其次，反而舍本逐末的将焦点全部放在了违规干部身上。制度的篱笆补不牢，就会前赴后继的有人报着侥幸心理钻空子，被处分干部不仅起不到对这些人的威慑，反而会被认为是倒霉蛋而置之脑后。
近些年出现的所谓干部“带病提拔”和“带病上岗”，就是指干部在进入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一级职务前，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如政治、经济、作风等问题，在没有得到纠正和处理的情况下，继续得到使用甚至提拔的一种现象。干部“带病提拔”的原因比较复杂，表现方式多样，项庄从自己收集到的以往查处的案件看，干部“带病提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有潜伏期。“带病”干部的“病”有一个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的过程。然而这种“病”在未暴露前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如同恶性肿瘤一样，开始难以发现，一旦发现就无药可救。“带病”干部的使用也是如此。二是有保护色。“带病”干部善于运用一些假象和伪装来保护自己。三是有靠山。“带病”干部人情练达，善于寻找自己往上爬的“靠山”，只要上面有人，就会官运亨通，一升再升。四是有小圈子。“带病”干部一般没有什么“做功”，只有“唱功”，没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只有弄虚作假的本事。这类人特别喜欢拉小圈子，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吹鼓手，为“带病”干部歌功颂德；有信息大使，为“带病”干部提供各种信息，使其左右逢源；有“铁哥们”，敢为“带病”干部两肋插刀，出了问题甚至敢为其赴汤蹈火。
项庄还发现，目前干部“带病提拔”现状及表现形式虽说是五花八门，但通过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曝光的案例，也可以总结出一些个规律出来。
第一种就是“露而难定”型。有些干部，其问题已有所显现，但用人单位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就匆匆提拔任用，结果提拔不久就被查处。张国光从辽宁省调任湖北省省长岗位上不久，就被纪检部门采取了组织措施，但其事发地主要是在沈阳。张国光在辽宁省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96万余元。沈阳市一位老干部说：“张国光在沈阳当市委书记期间，就与大款打得火热，这人人皆知。”有关部门也曾数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但都因为线索不具体、事实难以认定而告终。不能认定事实，就要给干部一个“说法”，就不能影响提拔使用，这似乎成了时下一些地方用干部的“潜规则”。正是在这样的用人“潜规则”下，张国光“带病”被提拔到了省长的高位上。
第二种就是“违规操作”型。虽然《干部任用条例》实施多年，但违反《干部任用条例》的情况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选拔任用干部不搞民主推荐，或以个别谈话代替民主推荐。干部考察也流于形式，甚至搞所谓的“考察服从调整”。有的领导同志在既没有充分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未经过必要的民主推荐程序的情况下，就要求有关部门对某人实施重点考察。有的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存在临时动议、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个别的甚至用领导班子成员“圈阅”的方式代替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干部。由于没有按照《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或者使其流于形式，“带病”干部得以顺利通过民主推荐、考察考核、讨论决定关，得到提拔任用。“深藏不露”型。
第三种就是“露而不究”型。少数在某方面具有一定能力的干部，虽然个人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反映，但有关部门和领导却以生活小节无大碍、人才难得为理由，在争议中不断被提拔重用。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被认为是一个有发展思路清晰、工作有魄力的领导人才，虽然反映其问题的信件不断飞向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也知道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始终认为群众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生活小节问题。因此，尽管雷渊利的名声一直不好，却依旧在声声民怨中步步高升。
第四种就是“明知故犯”型。就是用人者明知被提拔使用的干部“带病”，但因为与其有着各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还是明知故犯，依然予以“带病提拔”。这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力私有化”，把手中的权力视为己有，把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当作自己独立的领地，无所顾忌地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只要是圈子里的人，尽管有“病”也要提拔；另一种是“权力商品化”，把手中的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权大肆卖官鬻爵，明知“*”者劣迹斑斑，但只要交了“拜门钱”、“捐官款”，就将“官帽”送给他们。原上海市委书记*的秘书秦裕，贪财好色，中央领导曾提醒过*，他不但不听，还把秦裕安排到宝山区当区长，后在法国*，被举报，受到党政纪处理。
看了这么多的案例，思考了这么久，项庄还是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一个干部的提拔任用，按正常程序必须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党组）讨论，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报、上级组织部门进一步考察、提请党委讨论审批等一系列程序。这么多的“体检”环节？为什么竟然查不出腐败分子的“病症”？反而让他们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