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梁漱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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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梁漱溟(75)
这次大错误，使他很不安，11月6日回到北碚办学、著书并写出“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叙述了这个错误的调解方案的产生经过和错误所在，颇为翔实。这件事对梁先生影响深远。解放后，1953年9月起对他的大批判，这是个重点，直到1982年还有人把这件事写入《中国近代史》一书，予以错误的批判。
梁先生在1982年6月在笔者家闲聊,才把他在1946年10月28日在政治上出大错的心态讲出来，夸赞周公忠诚，嘲笑自己无知。对一贯自信的梁先生是件不容易的事。笔者曾将梁先生的话写成“梁漱溟自嘲的一件往事”短文，发表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5期。
事发四十年后,笔者在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期间，有次与梁先生谈到上述事件，对梁先生说：“莫德惠怎么知道东北铁路沿线的41个县，国民党控制21个，中共控制20个呢？莫德惠提出让中共让出20个县的政权，由国民党派县长、警察接管。显然是替国民党政府说话，所谓不派军队、照顾中共的话是欺骗您的！”梁先生听后看着笔者发呆，愣了一会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我当时哪里知道那些铁路警察是戴笠的军队改编的呢？！”从梁先生的表情和说出的这句话，可以看出梁先生确有苦衷！
梁先生认为，当时所以要创建民盟，是想运用这一知识分子组织的“中间偏左”政治力量，与中共合作，遏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作为第三方面调解国共之间矛盾。和谈破裂并且内战已起，民盟的作用没有了。因而1947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命令解散民盟时，他竟投函大公报，声明他从此不在组织中。但梁先生的“中间偏左”政治态度未变，关心民盟、同情中共，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态度未变。在国民党执行反动的白色恐怖政策、迫害革命群众时期，梁先生不顾自身安危，做过一件又一件有利于革命群众、有利于民盟、有利于中共的好事，只是从来不谈。
虎口救人拯救革命青年
进入本世纪，2003年，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等举行“梁先生110年诞辰纪念会”并结集出版了《仁道承继》等两本书，“北京日报”等报纸上也发表被营救者怀念梁先生的文章，披露梁先生辞去民盟秘书长后及退盟后，多次营救盟员数十人，党员多名，并掩护过多名党员和中共基层组织。
1.营救重庆民盟《民主报》被捕同仁
1947年5月20日，梁先生应邀，出席南京的末次参政会。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方大举捕人。听说重庆民盟同仁被捕甚多，梁先生于是在6月2日飞回重庆，准备救人。
据当年民盟重庆支部干部杨复全讲：6月3日，听他讲述《民主报》同仁被捕情况，梁先生立即与他从北碚返回特园，与鲜老商议后，马上拟了个人书面讲话稿，要杨立即送《大公报》王文彬经理，定于四日登出。文中说：《民主报》的所有言论，一贯遵循“民盟”之政治主张，即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原则。《民主报》全体工作人员，是在“民盟总部”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今竟无故被国民党地方军警逮捕。本人为民盟总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处此非常局面，本诸“临难毋苟免”的准则，决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肩负起我应负的责任，向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
4日上午，梁先生亲自去长官公署会晤主任张群及其秘书长刘寿朋，当面交涉。4日下午，《大公报》经理王文彬来“特园”拜访梁先生，谈到新闻界各报社记者编辑亦有多人被捕，要求梁先生如再次会晤当局时，定请帮忙呼吁一下。梁先生慨然承诺。梁先生再次去见刘寿朋时，除催促外，特别提出各报社被捕记者、编辑及其他无辜人士。
经过梁先生几天交涉，终于使《民主报》被捕人员除唐弘仁等七位主要工作人员尚需继续审查外，其余职工于6月12、13分两批获释，第一批21人；第二批获释的有6人……重庆《大公报》10月14日刊出“本报讯”，6月1日被捕之记者、学生被释放1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