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节：梁漱溟(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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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节：梁漱溟(74)
梁先生接任民盟秘书长之时，正是国民党军队扩大东北内战并将战火蔓延到关内之时，国民党军队连续攻占由中共军队控制的四平街、长春，直打到松花江南岸。到6月29日，经过梁先生和民盟多位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出面奔走于双方进行调解，国、共双方一度达成几点协议，而蒋介石坚决不肯签字。梁先生气愤地说：“只有蒋介石的心最狠！”
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5日，中共声明不承认这种非法决定。同日，民盟方面由梁漱溟、罗隆基两先生向国民党口头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决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无效。蒋介石一面于7月12日下令内战开火，一面指使特务于11日、15日先后暗杀争民主、反内战的民盟李公朴和闻一多二教授。
调查李闻遇害真相，揭露特务罪行
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被暗杀的消息传开，举国震惊！
梁先生18日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么？我在这里等着它！”
梁先生接连发表两次声明后，于7月20日又与民盟参加重庆政协的代表：沈钧儒、黄炎培、张申甫、张君劢、章伯钧、罗隆基一起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处理昆明惨案的六项要求。要求国民党派人与民盟所委派的人赴昆明共同调查李、闻谋杀案的真相。国民党只同意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国民党中央派一名秘书“协助工作”。
当时，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气焰嚣张，活动猖狂，白色恐怖极其险恶，梁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与周新民副秘书长一起去昆明调查惨案。
梁漱溟、周新民两位先生，从8月6日抵昆明到8月22日，进行调查、取证，搜集到许多关于李闻惨案的重要资料和人证、物证，足以证明凶手是国民党特务。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调查工作无法继续。
梁漱溟、周新民两位先生22日飞回上海后，于8月25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于26日见报，标题是“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沪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民盟文献》217页。］
梁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义正词严地讲述调查经过和结果的梗概，将暗杀李闻两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主谋和凶手，直指国民党特务及其政府。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梁先生依据调查所得大量详实资料和物证、人证，又亲自执笔写出了近三万字的《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周新民先生同具名。细致、翔实、有理、有据，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发出重型炮弹。
民盟元老冯素陶先生1986年曾对笔者说：“不把《李闻案调查报告书》那么彻底揭发蒋介石反动暴力行动严词批判其罪行的好文章放进《民盟文献》一书，是不对的。”由是笔者向民盟中央档案室借出《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连夜赶抄，附进《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公诸当世。
调解内战失误担责辞职
民盟是由六个党派组成，当时已出现不同政治倾向，梁先生不是完全不知，但警惕不够。
民盟1946年10月28日所提“调解方案”是第三方面领导层约十多人经过集体反复讨论决定了几项原则和内容，推定黄炎培、梁先生、莫德惠三人起草文件。莫德惠提出为了东北铁路畅通，沿铁路线应行政统一，沿铁路线有41个县，有20个县是中共管辖，要中共让出这20个县的行政权，国民党只派县长和警察接管，为了照顾中共，不派军队。梁先生竟信以为真而同意。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竟然忘记三天前（25日晚）黄炎培向周副主席的约定，没有将调解方案先送周副主席看过，就匆匆忙忙发送国、共、美各方，不料大错特错。周副主席指出，铁路上的警察是大特务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改编，比正规军队厉害得多，因而大怒。声泪俱下怒斥他们欺压中共，首先宣布他们是敌人时，梁先生对此意外情景竟茫然不知所措。民盟领导数人立刻亲自出动，从国民党孙科和美国马歇尔处,智取收回刚送出的方案，并宣布该方案作废，周副主席才息怒。梁先生则反省自己糊涂，搞不了政治，负疚辞去民盟秘书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