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梁漱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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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梁漱溟(61)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在20和30年代“五四”反传统精神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在文化理论上并没有出现新的突破。梁先生这种从哲学入手归结到儒家的复兴论，尽管在其本质是属于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态度的迂回战略，但是由于表面上被视为为儒家辩护，难于为反传统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宫。解放后“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文化观上是“全盘西化”的性质，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两性或两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论不求甚解地摆进应加批判之行列。这是梁先生学说未能进一步通过学术上的辩论而得到完善的历史背景。

世界进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学说被西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学者从书堆里发掘了出来，针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引起了注意，又为许多在国外的华人学者伸引发挥，引出了“新儒学”的诞生。出口转内销，梁先生的旧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旧作《人心与人生》也出版问世。

梁先生的思想又一度得到思想界的重视，也不是偶然的。经过30年的“一面倒”，在实践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固然不行，全盘接受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也行不通。从而觉悟到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原有的基础上，采取群众能接受的办法，逐步改革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国才能存在于现代世界，发展成先进国家，并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这个历史关头，对人类文化的本质，各国各地文化之所以有异同，在发展过程中怎样相互对待，又怎样推陈出新，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末，文化观的研讨势必兴起新的**。梁先生的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产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尽管其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作为提出问题，提出观点的先锋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的，正如他自己在《人心与人生》的结语所说：“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我从梁先生的发言联想到RuthBenedict。我对美国的社会人类学隔膜已久，我不知道她的学说后来有什么发展。我的联想本身表明了我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期望。在当今的世界上，文化传统不同的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分不开的经济体系里，怎样能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应当是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当前的热点问题。我盼望由重温梁先生和Benedict的学说而促使我们面对现实，多作贡献。

谢谢各位。

（原载民盟主办的《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

附录五哀悼梁漱溟先生

叶笃义

随着岁月的增长，记忆力的功能正在急遽减退，然而记忆的选择性仿佛也在增强了。一些事情忘却了，而另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更鲜明起来。对于梁老的记忆正属于这样一些事情。

浩繁的往事往往难以冲淡人们最初的记忆。我首次见梁先生是我第二次到重庆参加民盟中央工作的1946年4月。我一到重庆就担任协助接待中外记者的工作。当时梁先生是民盟的秘书长，所以我一上来就同他有很多的接触机会。

“你是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先生一个人出去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时候，总是带着我担任翻译。除了梁先生而外，张君劢和罗隆基，他们以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和宣传部长的身份，同外国人接触机会更多。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对梁先生特别尊重。不只一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当面称赞梁先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当时担任翻译的我听了这样恭维的话也感到与有荣焉。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从1946年六七月起，蒋介石在全国发动全面大规模的内战，政协和和谈活动均已停止。周恩来为了抗议，由南京移到上海居住。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及蒋介石，说明倘不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那就是和平的全面破裂。10月10目梁先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蒋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是当时南京报上遍传的趣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