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节：梁漱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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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梁漱溟(53)

八月十二日，先生约同人集会，报告渝、滇来件，无不愕然，一致认为纲领不能分别发表，而删去有力条文，尤所反对；民盟一切主张，应认定发表于（参政会）会前，商洽（与当局商洽）于会外之原则，不必预作出席与不出席之决定。

至于为黄守秘密一层，自当照办。

先生同时报告他个人已分函内地同人坚决反对，今问题涉及根本，在根本问题解决前，报社筹备暂停进行，众议佥同。

曾（慕韩）、徐（梦岩）诸公并各函内地表示意见。

先生讲：“其后昆明来信，证明此一变动果出于黄公所为。

欲求问题解决，非得与内地同人面谈不可，而尤致盼于黄公之来港。”

“八月十八日晚黄公到港，十九、二十两日连在九龙塘学校与余单独洽谈。

黄表示其环境实不容其出名参加民盟，而留他在外，于民盟、于大局未始无用。

于是决定黄公不列名。

既不列名，故于纲领内容、发表时机等问题一切听由同人决定。

二十一日，黄公约慕韩会晤，余亦在座，黄面许同盟揭晓后，当亲写一文在《国讯》发表以示赞助。

盖黄公此来，题在募债，而实筹备其职教社之香港分社，自建其言论机关《国讯》海外版也（后来《光明报》出版不久，《国讯》亦出版。

黄有《我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文，如其言）。

黄公既不固执，则一切问题唯待与内地同人商定。

……余急草成十大纲领并写一长信托卢广声君带内地……信内重申‘发表于会前，商洽于会外之主张’。

……九月二十二日同人集会，渝、滇各有函到，对于十大纲领完全同意，一字不改。

宣言则嘱海外草订，内地事后予以追认，并同意双十节发表。

……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纲领，自应由负责人署名，而主席黄公不列名已经决定，似应另推主席，但黄公初未自己辞职，又已离港……无从商量，余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

日期逼近，余不得已连夜起草成立宣言，经同人通过，双十节得如期发表，发表时，国际各大通讯社记者多以未具负责人名，不肯接受拍电。

一般舆论，亦以不具名致疑，未得引起有力同情。

而执政党方面即藉口于此，肆其攻击，并以有意变更政权不啻第五纵队相诬。”

先生说：“我在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莫过于此。

时在香港之生活，国民党方面先则派刘维炽（立法院副院长）自渝飞港，密求港政府勿许《光明报》出版。

顾因《光明报》办好立案及交押金等手续在先，且聘有律师顾问，自无法受其请托，但允为报纸出版后加以压制摧残。

《光明报》出版，‘民主政团同盟’揭开。

孙科又继来港，对于民盟组织则以全国抗日中的‘第五纵队’相诬。

恰以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之发表，不写明组织负责人及地址，态度实欠光明正大，我衷怀愤恨难言。

港政府素来钳制报纸言论，必先一日送交检查后乃许刊出，否则罚款。

……乃从我所为创刊词开始，以至我写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往往无理检扣许多字句，甚至删去几行或一段，以致文气不通畅，意义不明白。

我走访其主管人，他竟直言不讳：‘此系上级特嘱，不得不然。

’”“最可恨者，亲近国民党的青年党曾琦也到香港，行踪鬼鬼祟祟……多方与我为难，民盟组织成立宣言公开发表于报端，竟无负责之人具名，固由黄之逃避责任，而不具名之议实发之于曾，与我争持，蛮不讲理，旁人委曲调解，陷我于无可奈何之中，此一事也。

再一事，我任用萨空了担任《光明报》的经理，绰有才能，社内事物早已就绪。

曾忽推举青年党的陆荣光为副经理，我当然没有同意，他们就恐吓我，要以敌人来对付我。

……曾貌似文雅，如老书生，乃凶顽至此，可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

］

关于办《光明报》的经费来源问题，先生讲：“在香港办报，要用很多钱，我们是书生，哪里有那么多钱?!我在离开重庆之前，民盟的负责人如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每人（即各派各方）出一万元法币。

我经济能力差，出了六千元。

只凑了几万元法币。

当时法币与港币比值太低，五元比一元。

当然不够。

经过联络，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他们与蒋有矛盾，不站在蒋介石那边，他们拿了十万元（刘四万，龙六万）支持民盟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