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梁漱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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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梁漱溟(52)
同日，冷遹提“调节劳力，整理交通，改善金融与粮食管理以平物价案”，有二十二人联名，先生亦联名。［《梁漱溟言论集》。］
三月廿九日，先生离渝赴香港筹办《光明报》。先生讲：“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直谈至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先生离开重庆后先到桂林。在桂林停留了一个时期才到香港。在桂林期间（四月至五月上旬），应广西大学（桂林良丰）校长雷沛鸿邀请讲学，所讲内容即为以后所写的《中国文化要义》的一部分。
先生在桂林时会见李任潮（济深）、李重毅（任仁）两位先生。他们与蒋介石有矛盾，不站在蒋介石那边，他们拿了几万元支持民盟办报纸。
五月，《中国文化问题》发表于《曲江民族文化月刊》。其内容：一、谁认识中国文化；二、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三、两大问题有待宣白；四、中国文化的特征；五、中国本位文化问题。
先生在文中结合抗日战争，说明中国“今日正好进于一新阶段，这新阶段即自抗日开始……由抗战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并展开了新中国的前途”。文中指出：“中国人今后一天一天将逐渐认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今后世界上人都将晓然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是没有疑问的。”“要认识中国文化……正不妨从眼前事实来看。眼前的事实，是抗战四年而中国依然存在。……这在我们一面，究竟靠着什么?……这全靠我们的家业大，就是国家大。……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不能不说中国文化具有非常伟大的力量。”“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而理性则是人类的特征。……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化最大贡献即在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得以有这种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文化。”“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
五月廿日，由桂林飞抵香港，开始筹备民盟机关报工作；一面与参加民盟在港的曾慕韩（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伍宪子（宪政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桂系）等人会商，一面与当时在港左翼人土，如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柳亚子、阳翰笙、彭泽民等接触，以推动民盟机关报的筹备工作。先生到香港后知道中共在香港的人，不只廖承志一个人，还有范长江。范也在香港办报，他办的报叫《华商报》。先生与范长江也有接触。先生讲：“余之被推赴港……顾余虽愿以言论自效，素日谨守，殊乏肆应之才，又不善西文，民盟内定主持报事者实为罗君隆基。君劢先生时亦有赴港协助之说。而黄公（炎培）方任劝募战时公债委员会秘书长，有各处巡视督导之责，行动最便利，则毅然自任赴港照料一切。”
先生得知黄炎培先生于五月初抵港，遂于二十日飞抵香港，原期与黄会面，不料黄恰于此日飞返重庆，正好相左。先生久等罗、张诸君不至，只好与上述诸君着手筹备。
八月初，先生接得内地民盟通知，决议以先生为报社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之后并决定报社总编辑为俞颂华，新闻版负责人为羊枣。
先生等人计算国民党参政会应于九月中旬开会，民盟宣言及纲领必须在会前发表，报纸至迟要在九月一日出版。不意忽生波折，七月廿六日李政君飞港，受黄炎培先生之托自渝带来密函并抄件。盖黄公于七月初自渝抵滇，张君劢亦自大理来会，所有昆明同人迭有聚议。抄件即黄返渝后就议决事项摘示其要点。先生讲：“其中可注意者：一、对原来纲领十二条，保留四条，先发表八条。所保留者皆揭出吾人衷心要求之条文（如反对国库负担国民党党费，反对特务机关等），且于发表诸条文字亦有删改（原第二条删去“结束党治”四字），要之，力避刺激国民党。二、对于即将开会之参政会，除海外同人可不出席外，在内地者均出席。三、对外间为黄及某君守秘密，否认其参加组织。”八月三日又收到罗隆基自昆明托人带来密件，内计开谈话会（非正式会）商决之事二十余项，比渝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