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梁漱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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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梁漱溟(41)
先生讲：“我的长处，归结言之，可有两点：一为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为不肯苟同于人。至于短处……大概说来就是自己不会调理自己、运用自己。我自己有一个方法，就是诚。”
先生讲：“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且则不能入门。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美国詹母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先生讲：“人生本来始终脱不开与人互相关系的。越往后，人生关系越密切；彼此应当互相提挈合作，才是对的。可是和人打交道，相关系，有一个根本点，就是必须把根本不相信人的态度去掉。……不信任人的路，是越走越窄，是死路。只有从信任人的路上走去，才可开出真正的关系和事业前途来。”［《朝话》。］
是年，在《乡村建设》等刊物发表过下列文章：《我们对时局的态度》、《中国政治问题之解决》、《追悼王柄程先生》、《中国之经济建设》、《怎样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运动纲领讲述》、《乡村建设与合作》、《略述乡村建设要旨》、《我们如何抗敌》、《青年与时代》、《中国近来社会上几个趋势》［《梁漱溟先生著述年表》。］。
一九三八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
四十六岁。
往返于延安、徐州、武汉、重庆。
一月一日，先生从武汉乘飞机到西安。林老（伯渠）在西安城外七贤庄住，先生见到林老后说：“他给我一个方便去延安。这是很不方便的方便。……叫我与运东西到延安的大卡车司机坐一起……走了几天才到延安。那时天气很冷，优待我，住处一个炭盆不够，烧两个炭盆。”五日到陕北，七日到榆县（延安），在延安停留十八天，二十五日回到西安。［《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
先生访问延安的动机，主要是要做两件事：“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先生说：“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与国民党艰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先生在延安停留期间，了解当地人民生活情况、教育设施，并参观了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洪涛同志接谈；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张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与郭谈，了解到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运动亦改为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经过多方面了解，先生讲：“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的理论的，不是饰词。”又说：“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