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梁漱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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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梁漱溟(20)

是年，王平叔、黄艮庸两先生回到北京西郊大有庄，师生重聚。对王、黄两位先生一年多来从广东“随师北伐一路到了武汉”的这一段新经历与新经验，先生讲：“正有不待切磋而各自觉悟者。……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它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它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天下事，有时非敢于有所舍，必不能有所取，亦不敢有所舍。不能断然有所取舍，便是最大苦闷。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不予放过了，便有天清地宁，万事得理之观。”［《主编本刊之自白》。］

五月，应邀到广州。王平叔、黄艮庸两先生同行。当时政治空气既已大变矣。先生讲：“先于上海会到陈真如先生。他特意陪我们到西湖南高峰上住得几日，为是好谈话。记得当时同谈的，还有熊十力、严立三、张难先诸先生。随即南去，到广州，晤李任潮先生。自民国九年底，任潮先生离京回粤，我们已六七年不见。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他很迟重地回答：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地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布我的见解主张。因为那时还是十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正盛时代，岂容得异样言论?所以去时原就预备闲居读书，慢慢等待时变，希望过一年半载或有机会到来。我在广州住得一周，即同艮庸到他乡间——新造细墟——去歇暑。”

七月，南京政府发表先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因自顾不合时宜，当即恳辞。自是，先生常往来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乡与青年诸友共读为多。

十二月底，李任潮先生由上海回粤。李任潮先生此时似乎有点回味先生所说的话，极盼先生出乡来。先生亦愿与他谈谈；每作夜谈。先生说：“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此其所以然，是在超个人的法，或超个人的党，都无从建造得起来。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的人，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个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则我所谓‘乡治’是已。任潮先生表示接受我所期望于他的；他承认我可以在广东试办乡治。”［《主编本刊之自白》。］

先生在广州曾作《乡治十讲》。讲稿今已无存。

一九二八年（戊辰民国十七年）

三十六岁。

在广州。

先生讲：“从民国十四年春到民国十七年春为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第二时期。”

春天，先生与陈真如、李任潮两先生同乘船赴上海。从广州到上海的三天之中，每于早茶午饭后，大家围坐客厅，由先生讲其积年之所研究者。同坐者，尚有朱家骅、谢无量、孙希文诸先生。先生讲：“从南京回广州后，代李任潮先生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曾在会中提出请开办‘乡治讲习所’建议案及试办计划大纲。经政治分会决议，转请中央核示。”先生审量时机似仍未到，决定先到国内各地，考察乡村运动。

其时，王鸿一先生等在北京筹备出版《村治月刊》，电催先生北上，先生未能遽行。

夏天，先生为筹办乡治讲习所，先接办广州第一中学。中学设教务委员会，先生暨黄艮庸、徐名鸿、张俶知任委员。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春，交黄艮庸先生接办。先生讲：“我任一中校长，有几个原因：一、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亦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因为友人卫西琴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亦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宜。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先生曾为一中学生讲话两次：一为《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一为《今后一中改造之方向》。［《漱溟卅后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