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梁漱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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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荒战兵 撒旦危情 寂灭苍穹 君宝修仙传 袁紫烟 落英随安 吃鬼的男孩 幽冥鬼谈 伊拉克风云 迎男而上：泡男人才是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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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梁漱溟(17)

一九二五年（乙丑民国十四年）

三十三岁。

在北京。

春天，因山东政局变化，先生将曹州高中交陈亚三先生接办后，离曹州回北京，熊十力先生和一些学生随行，在北京什刹海东煤厂租房，师生十人共住共学。“朝会”自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很认真去作。“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皆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进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朝话》。］

先生回京后一度暂住清华园，谢绝外务，辑印梁老先生遗著，“出公遗稿校理而纂改之。事既，又成年谱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当世”。

辑印遗书六卷：一、《遗笔汇存》；二、《感劬山房日记》；三、《侍疾日记》；四、《辛壬类稿》；五、《伏卯录》；六、《竹辞花记》。

作《思亲记》一文，回顾父亲养育之恩。

农历九月初十，生长子，取名培宽。

是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先生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先生速南下，而先生此时对中国大局之出路正处于疑闷中，“自己胸中犹豫烦闷无主张，要我跟他们一齐干，还不甘心；要我劝他们莫干，更无此决断与勇气，则去又何用?”

先生讲：“年尾派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同去广州了解南方大局，三人旋即随陈真如（铭枢）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役。”［《主编本刊之自白》、《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

一九二六年（丙寅民国十五年）

三十四岁。

一月十五日，与卫西琴先生开讲论会，先生讲：“卫先生以去岁杪来京师，先尝与愚辈约，每星期五为讲论之会；兹日之会，实为其端始。”［《朝话》“《卫中先生自述》题序”。］

春初，在西郊大有庄租房，与熊十力先生、卫西琴先生及门生十余人同住共学，共同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前后约一年多。

当时讲学的除先生外，还有熊十力先生和卫西琴先生、张俶知先生。学生有：薄蓬山、高赞非、李澂（渊庭）、云颂天、郝葆光、席朝杰、屠嘉英、吕烈卿、武绍文等。

先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边写边给学生们讲。主要讲“人类是从生物进化演变上来的”。“生物进化到人类，才开始突破了本能而得以大解放，开出了人类的创造性。”“生生不息地在那里向上翻新。”

九月，离京南下，原想去武汉会见统帅北伐先锋队的陈铭枢，未成，而转趋上海、南京。

先生讲：“到十五年（一九二六）北伐，这种新兴运动到达长江，全国震动，青年界尤为兴奋。”“在大局沉闷阴霾之中，忽睹此一点阳光朝气，自是使我们同情和注意，我亦于九月南下，想到武汉会见陈真如先生。而且新去广东那两个朋友（王平叔、黄艮庸）亦随师北伐一路到了武汉。但结果我未曾到武汉，只到了上海、南京；旋即北返。”

是年，王鸿一先生曾避居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先生与王鸿一先生时常见面。先生讲：“民国十三年间，王鸿一先生联合米迪刚先生创办《中华报》，请尹仲材先生为主笔；组织一研究部，要从村治之道讨论得一具体建国方案。我全不参加。”“王鸿一先生他们以讨论所得结果，出一本《建国刍言》；内容先谈原理，后提出‘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大纲上第一条规定了传贤民主国体，第二条规定了农村立国制；我颇点头承认。然我总不敢信，就是这样便行。《建国刍言》出版时，鸿一先生要我作篇序文，我都作不出。十五年（一九二六），鸿一先生避居东交民巷，我们还时常见面谈这个问题。”［《主编本刊之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