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第四章 中国大众文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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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节：第四章 中国大众文化(10)

三民主义是一种社会哲学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平等。三民主义的平等与共产主义的平等和帝国主义的平等有什么区别呢？三民主义的平等倾向于社会平等，但也不排除个人平等因素。共产主义讲阶级，侧重于社会总体平等，也就是宏观的平等。帝国主义则强调个人平等，甚至强调本我自我超我的平等。显然，这三个平等的含义不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倾向于共产主义，因为它来自集体时代的传统，中国的家庭观对孙中山仍然是有影响的。

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政治体现，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共同推进。

资本主义是一个法治社会，帝国主义更是法治社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离是其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五权宪法显然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精华部分。但是这还不够，孙中山还吸取了中国封建政治结构中的精华部分，加以创新，将两汉时代的察举制完善为监察院，实施对不法官员和无能官员的弹劾制度。又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完善为考试院，主选拔推荐人才和培养青年之职能。

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和共产主义的兴起，可以说，五权宪法将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比较可行。毛泽东承认孙中山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伟大革命先驱之一，是有实际内容的，中共机构里设纪律委员会，国务院下设监察部，大抵也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进行了吸收。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所进行的事业前无古人，轰轰烈烈。但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时，新中国终于因为经济落后的原因而进行改革，重新推崇资本积累，发展商品经济，健全建立法律。

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占有人财物绝对优势的状况下失败？

主观的原因有两条。

一是国民党内讧严重。在社会哲学思想上，孙中山晚年有溶共倾向，戴季陶竭力鼓吹帝国主义，给世人的印象，戴季陶根本不是孙文主义者。蒋介石大陆时期基本上是戴季陶主义者，与宋美龄结婚后更加亲美，并信仰基督教，这使五权宪法中的中国传统部分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考试院和监察院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起到封建社会那种笼络天下人心的作用。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思想偏差也很大，冯玉祥偏向共产主义，阎锡山和李宗仁是地方主义，汪精卫有投机作风，亲日恋共都起了坏作用。加上蒋介石过份看重实力，往往只是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并不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实，使国共两党之争变成思想对武力，政治对军事的战争。从统御水平上看，毛泽东求人心，蒋介石求实力，两者不在同一层次之上。

二是日本人选择30年代进攻中国。至少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国共两党胜败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很难说有1949年的新中国。日本人赶走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地方 ，共产党人随后就去占领和发展，共产党的这个机会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人给的。张学良、杨虎城导演西安事变，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对他们实力的削弱因素只是西安事变的附带因素，西安事变使得红军的环境大为改观。

西安事变之前，陈毅被困在油山，兵力合计数百人，朱德、贺龙、徐向前所部三大红军主力才二万余人，初来陕北，人地两生，此时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杂牌军和胡宗南、刘峙、顾祝同的中央军约50万在四周围得铁桶一般，而盛世才、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也时时搔扰红军，尽管红军善战，但是寡不敌众。

西安事变后，毛泽东与东北军、西北军甚至阎锡山的关系都搞好了，而且得到了部分装备和给养，有了生存下来的机会。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内地后，蒋介石败退四川，而毛泽东的军队则控制了江苏、山西、山东及陕甘宁边区，到1946年时光正规军便达90万人，还有上百万的游击队，这给抢占东北创造了条件。

国共两党之争，是社会哲学思想之争，而不是武力之争。即便主观原因不存在，1936年红军业已失败，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是否会再度兴起呢？作为一种理想状态的历史思潮，只要有其存活的土壤，就如同种籽遇到适当的条件就会破土而出，开花结果，并不以某一批人的死亡为界限。布鲁诺死了，但后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做了布鲁诺，正确思想的光辉是抹不掉的，血也洗不走。假设中国在30年代搞资本主义，则原始积累需要一个漫长时期，况且该过程十分残忍，贫富差距使穷人的生活更黑暗，上海的包身工就是例证，难免再次产生暴力革命，只不过时间顺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