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第一章 中国的起源文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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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一章 中国的起源文化(13)

人的社会心理往往相互联系着，普通人能享受特权、地位和尊敬，哪怕只是一个瞬间，自己便易于产生满足和惬意，产生幸福和乐观，也易于在其他时间去尊敬别人，而统治者之间的尊敬则维护了统治的梯级。通常的情况，受到顾客尊敬的营业员更易于对顾客产生友好和关心，提供优质服务，这也是该心态的反映。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儒家文化产生的效用对现今也存在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各环节，如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塞上一个软垫，使人们不停地为生活锁事牵扯，耗费脑力和精力，在其中自得其乐，无暇追求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技术和政治组织形式。这个软垫就是儒家系提倡的礼仪，用礼仪表示等级，如见面的方式、座次的排列、说话的语气等等都是固定化。大人有，小孩有，妻子有，官人有，君子更有。

礼仪的实施一耗时间，二耗精力，一旦成为习俗又不易破除，起到消磨人的锐气的作用，想有所作为的人往往还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就先被礼仪打垮了。清朝的皇帝在与西方列国的使团谈丧权辱国的条件时，对条约的实质不认真推敲，却在外国使团进京的礼仪上纠缠不休，就是这样一种表现。

所以说，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面子文化，繁文缛节在社会关系中起着缓冲矛盾的作用，使一些矛盾还未向中央政权集中之前，就被各种礼仪分散和消化，民主和自由应该是人们生活安定时易于渴求的权利，但是在太平盛世，礼仪已抽掉了民主和自由的土壤，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在政治上进步不大。

由此可见，儒家系文化着力于组织社会，既是优点又是缺点的内容有三，一是产生家庭社会哲学观；二是利用社会心理，放大社会权利，稳固宗法政权；三是倡导礼仪，缓冲或消解部分矛盾，抑制所有矛盾向中央政权集中。

1/6 法学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半个多世纪，要求实行法治政权，给予民众自由和民主，这征程饱经沧桑。

远的不说，近的如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等，每个人都从追求民主和自由出发，到被部分中国人认为犯了压制民主和自由的错误，几乎使整个二十世纪产生二律背反的政治现象，即由追求民主自由，到当权后被人们认为忽视民主自由。

当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自由的概念，有一种倾向，即以为天堂般的美妙，而实际上民主和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过份的民主和自由就违背了民主自由本身。

从实际情况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民主和自由就被普通人享受到了，甚至比帝国主义的自由选举和议会更充分，因为后者是名义上的，前者是实质的，政权意志不存在代替富人或穷人的问题，政权意志只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意志，人们受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制约比较相近。1989年中国爆发一场学潮，其中提出的最强烈的口号又是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会如此呢？看一看中国的法治史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创制叫“刑书”的法律，遭到守旧派人士叔向的反对。叔向说，不用礼治而用法治，那么被奴役的人民不都会根据法律而起来反抗吗？不久，刑书破产。

公元前513年，晋国范宣子创制法律，并且将其条文铸在鼎上。孔子当即反对，说殷周以来，政府就讲究礼治，礼治能区别贵贱，能分出秩序和等级，如果在法治下一律平等，又如何能保证社会的秩序呢？

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变法的内容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放宽对农民的压榨。变法十年，秦国富强，但触犯了宗室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秦孝公死后，商鞅遭车裂而死。

公元前335年，荀子主张“法后王”，反对“克己复礼”。可能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荀子不敢强言法治，只说应该“法治”与“礼治”并重。

公元前390年，魏国李悝变法，鼓励发展农业，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实行由国家调剂粮食的平衡买卖，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按人的功劳选用官吏，废除旧的官爵世袭制；制定和颁布《法经》，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六种。变法不久也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