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第一章 中国的起源文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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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第一章 中国的起源文化(14)

公元前375年前后，楚国吴起变法，废除公族统治，强迫贵族去垦荒，为贵族射杀。

公元前280年，法家的著名人物韩非出生。韩非认为法治可以“利民萌，便众庶”“法不阿贵”，即法治可以保护老百姓，使大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

意思说：在法治之下，聪明人不能凭言辞而诡辩，勇士不能凭力大来争夺；王子大官犯法，一样要用刑，赏赐善举不能以尊贵和卑贱为标准。选用和推举官员时，不论他是自己的亲属还是自己的仇人，只要他有能力，就应该任用他推荐他，他没有能力，则不能用他。

韩非的法治，要求法、术、势三者统一，缺一不可。“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又说：“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这里“术”指君主统治的权谋术，“法”指国家的法令条文，“势”指君主对社会发展趋势的了解，与墨子所说的“取”是同一涵义。但是尽管不是极端的法治代表，韩非依然在公元前233年被诬谄而死。

韩非以后，法治在中央始终存在，但是又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法治总在为儒家系提倡的家庭哲学社会服务。

这些情况表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从古以来就存在，而且法家也取得了非常的成就，比现代中国或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都不会低。但是法治为什么一直处于受压制的状态？毛泽东在号召评法批儒时指出，法家的受压迫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法治对自己不利，所以地主阶级联合镇压法治。但作为流传数千年的体制，王朝不断地衰亡，法治找不到抬头契机，理由并不充分。说法治对地主阶级不利，其实也有利，各王朝都有法律存在。说儒学对地主阶级有利，其实也不利，即使演皇帝，也很辛苦的，程咬金就受不了当皇帝的气，特别是李世民把皇帝当一种社会职位以后，对皇帝也有很大的压力。关键的问题，恐怕是人治比法治更有效，更能友好地组织社会，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法治病态也许可以旁证这一点。

春秋战国的法治有三个特点。

一是主张法治的人，多数以暴死而告终。

二是不论是谁，主张法治总不是纯粹的，即不是主张法律至上，而且讲究法治与其他东西并举，或者是法治依附于礼治。

三是法治的内容中，没有单独涉及人权之类的东西，缺乏人本思想，总站在社会秩序的角度思考，法律总从惩罚的角度或国家用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近代和现代的学者们所获得的知识，全部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溢美之词占主要，就使民主自由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总是获得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如果不搞形式上的民主，人们反对说太不自由，如果搞形式上的民主，人们并不认真地了解候选人的情况，而是用很不严肃的态度投票，这种情况在各级换届选举中时有发生。

实质上，在帝国主义世界，候选人也只能是富翁，当然有些人是由平民到富翁地奋斗过来的。在现在的中国，候选人也只能是那些从平民起开始奋斗，在工作中证明能力较强、思想较好的人，没有那种从无名小卒一夜之间被选为政界要人的情况发生。许多谴责中国民主的人，并没有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

按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设想，民主既是过程又是目的，它是在非稳定秩序下建立适应快速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模式。在西方社会，民主之所以盛行，因为该社会没有儒学的传统土壤。

中国的民主应该如何实现？为什么解放初期那种不怎么规范的民主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而现在的换届选举式的民主总让人感到有些陌生呢？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开出民主的花朵，这种民主必须重过程而轻结果，具有中国特色并产生突破西方民主的实质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