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开始“和平运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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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开始“和平运动”(10)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周佛海日记》第60、61页。
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入侵的自卫战争，因此，军事上的顿挫，战事的一时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国土暂时的沦丧和城市的陷入敌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应由于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悲观失望。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了国共两方的团结合作，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敌热情，以及最终必将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对抗战，必将以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但是，充满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周佛海，却把军事的失利、首都的迁移，当成“亡国之初兆耶”，以至对于前途“悲观之至”，甚至认为“中国从今以后已无历史”。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有：“（夜）12时返家。家耶？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狼嚎。记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者，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悲痛曷极!”《周佛海日记》第62、63页。
11月19日，其妻杨淑慧因将先行离南京，在整理行装时，引起周佛海的绝望与悲鸣。他把此情此景与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相比，谓：“大有八国联军入京，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风悲雾惨，重增凄凉。”20日，他在离家上船赴汉口之际，“盘桓各室，苦不忍离”。认为此去“不知重来何日”，也许“后会无期也”。他在上船之后，满见文武官员离京西去，心中万感交集，悲观万分。笑骂他们是“一群官，今后真不知死所也”的悲鸣。《周佛海日记》第64、65页。
周佛海作为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拟定与实施，却对抗战抱如此悲观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按照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的主张，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抗战的前途和结局如何，中国的前途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必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成为亡国之奴隶。
11月23日，周佛海一行抵达汉口。25日，即偕其妻离汉赴长沙。正当周佛海在长沙为其妻子儿女的安置问题，忙碌不止之时，12月3日，却意外地接到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联名打来的，让他立即前往汉口的电报。周佛海虽不知因何事让他赴汉的，但猜想一定与时局有关。因此，心中万分喜悦。他在日记中写到：“殆时局有转机欤？极度烦闷之时，忽得此电，似炎热中饮凉剂，为之大慰。”《周佛海日记》第71页。
于是立即起程，赶赴武汉。
周佛海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11月5日，陶德曼的第一次调停，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失败。但是，此后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日军已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华中地区的日军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向南京方向推进，南京的沦陷已是为时不远之事。中国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在11月15日结束的布鲁塞尔会议，仅仅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的政策的决议，对中国无任何实际的补益。因此，日本认为，利用其军事上及外交上的这种胜利形势，是迫使中国接受其要求的大好时机。德国由于自己在中国有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因为日本在反对苏联方面，对德国来说也有很大作用，因此，也不愿日本削弱或被困陷在中日战事里。由于这种原因，德国便又乘机开始其“调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