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开始“和平运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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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开始“和平运动”(7)
从历史上看，周佛海与汪精卫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1924年4月，周佛海由日本回国任职，他所投靠的是戴季陶和邹鲁，也由于戴季陶等人的关系，才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的信任。戴季陶、邹鲁以至蒋介石，都属于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而汪精卫其人，则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代表，是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领袖人物。当时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斗争的中心，是围绕要不要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允许不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留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汪精卫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戴季陶等人分裂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佛海本来是共产党人，而在戴季陶等人的拉拢下，不仅背叛了共产党，而且积极追随戴季陶，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甚至叫嚷取消共产党。周佛海的如此行为，曾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1927年5月，周佛海逃离武汉之后，曾写文章反唇相讥，他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52页。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清党，宁汉合流之后，汪精卫又因与桂系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以致被通缉，不得不于是年底离开上海前往法国。接着，又因争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又和蒋介石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抗。汪曾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发动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以武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汪不仅在北平召开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另立反蒋的国民政府，而且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又与粤桂系联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了广小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
在所有上述这些斗争中，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的。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蒋汪之间才消除对立。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实现了南北合流，并在1932年1月28日，实现了蒋汪合作，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周佛海既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与汪之间，也就形成了部属关系。
蒋汪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对立和争夺，而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为了弥缝裂痕，蒋介石曾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即是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同时，也要设法消除周与汪之间在历史上的“误会”。由于有了蒋的指示，所以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往，而且无所顾忌。作为教育厅长，周佛海对南京行政院及教育部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此，也深得汪的好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迅疾回国，于22日由意大利的热那亚，乘波茨坦号邮船启乘。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的行程电后，即于1937年1月6日决定，派周佛海与周启刚及邵力子为代表，前往香港迎汪。
周启刚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邵力子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政府时期，邵与汪的关系密切，派他俩为代表赴港迎汪，为理所当然。而周佛海时任国民党民众训练部部长，从纯职务的关系上看，实无由他迎接的必要。而之所以派周佛海去，一方面反映了他与汪的关系的良好，同时，也由于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以代表蒋介石的身份迎接的。
1937年1月8日，周佛海由南京赴上海，当晚，偕汪派人物彭学沛乘法国邮船离上海，11日抵达九龙，住半岛饭店。12日上午，汪船抵香港，周佛海等即往码头迎接、致意，下午，周佛海偕邵力子、周启刚登上汪乘的波茨坦号邮船，离香港往上海。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航行，于14日中午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