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开始“和平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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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开始“和平运动”(4)
他说：我由庐山回到南京。我看到了庐山的状况，以为中日事变必走向扩大的一步，而非常的忧虑。因此，我便与自己的友人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商量，说我是蒋介石的直接部下，不便对蒋介石建议。我以为必须恳托在野名流的胡适，以及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和《大公报》的张季鸾等青年党、社会党的民间各党各派领袖，向蒋介石传达反对扩大事变的意见。
有一天，我计划先让张季鸾与蒋介石会晤，然后再让左舜生和国家社会党李璜两人与蒋介石会晤。最初张季鸾想要说服蒋介石，便进入了蒋介石的屋子，约历一小时后，便出来了。在张氏出来后，左舜生和李璜将要进入蒋介石的屋子时，（张氏）即向他们说：“我想去说服蒋介石，但终为蒋介石说服了，我们是书生，所以反被他说服了。你们就是去见他，也没有用处哩。一切都委诸蒋介石好了。”话虽如此，他们也去见了蒋介石了。他们虽不被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的主张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我们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困难周佛海：《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周佛海日记》第1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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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不仅继续在华北扩大侵略，而且也不断在上海挑衅。面对如此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7日晚召开了国防会议，“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13日，当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驻军进行武装进攻时，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有力还击。上海抗战于是爆发。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新的抗战局势，特建立起秘密的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的军事指挥机关。大本营分设作战、政略、国防工业、国防经济、国际宣传、民众训练等第一至第六共六个部，周佛海则被任命为第二部副部长，部长则为熊式辉。不久，周又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主任陈布雷，由此，周佛海再次成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
周佛海所在的大本营第二部是一个政略部，也就是说该部的主要任务是专为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筹谋划策，提供方案和意见。因此制定对日政策，本属其任务之范围。但是，出于恐日、媚日之态度，他们不是顺应民心、顺乎潮流，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进行。而是违背民心，逆历史潮流而动，策划如何与日本直接谈判，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他说：“余始终认为，中日关系非一战可了也。”《周佛海日记》第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等曾策划对日外交办法：第一，通过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与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达成中日交涉之进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东京，利用其在野立场，与日本政府当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国政府谈判、停战的要求；第三，与此同时，亦可电驻伦敦大使郭泰祺，使之与日本驻英国大使接洽。他们预计通过这些途径，大致三个月后可开始中日间的外交谈判。《周佛海日记》第19页。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时，国民党政府曾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进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时，也在暗中促使英国出面与日本交涉，即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国驻华大使的斡旋下，中日两国政府暗中开始了谈判，并在同年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满足日本要求，有损中国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事于是结束。
周佛海等人所策划的与日本交涉的图谋，仍不过是希图重演淞沪停战的故事。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先从日本方面看，如果说，当时日本的要求还只是限于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允许日军在这一地驻扎的话，而如今且本却是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广泛要求，其限度远远超过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再从中国方面看，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国人民除了起而抗战之外，别无他途。而且全国民众要求抗战的热潮，已成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之势，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些都是松沪抗战时无法比拟的。何况，不仅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与斗争已基本平息，而且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已经有了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在如此形势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图谋，理所当然的为当局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