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
邪少，斯文点 我是你的谁 重生之梦里水乡 长姐 位面毁灭者 屌丝道 武凌天下 荒野少女与野兽 梦魂所 篡水浒
第十四章(1)
盲从加屈服，李德终当"太上皇"。刘伯承抖李德底细被降职。博、洛矛盾，最高权力圈重新分化。战略转移，政治局委员无法得知的天大秘密。驻前、温坊最后两战，一败一胜，比出***、李德高低。一城失守，最高"三人团"匆忙决定退出苏区。为救党、军，***也组"三人团"。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保卫广昌失败后，他们在红军高级将领中的影响力开始衰微。彭德怀对李德的责骂声无情地剥去了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圣光。一声"患卖爷田心不痛"，就把李德从神坛拉到了人间。
这种变化是潜在的、微妙的、渐变的，作为当事人的双方，甚至在很长一个时期很可能都不会察觉。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脾气不好的彭德怀因为单纯的军事问题和实际主帅李德之间的争执，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仔细研读完汗牛充栋的史料和知情人的一些回忆后，我们不得不特别看重彭德怀这划时代的一骂。《周恩来传》写道："他(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只凭教科书中的条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硬搬到中央苏区强加推行。他的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大家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他就独揽大权，发号施令起来。他制订并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所有用来吓人的神和鬼都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李德这个"太上皇"自然也是被中共一些领导人自己给自己造出来的。对"神"和强权的屈服，反过来又加固了博古和李德的强权统治。这是毋须回避的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独立和成熟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血的代价、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如果没有广昌大败，如果没有湘江惨败，如果没有长征途中长达十几个月的因果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而形成的"断奶期"，中国共产党能迅速地成熟起来并选择自己成熟的领袖吗？这个自立和成熟的过程直到1943年才算彻底完成。(详情可参见拙著《红太阳白太阳》)***曾以李德不能吃辣椒，喻讽过李德缺乏革命的战斗性。***的声音终于在广昌战役结束时，得到了彭德怀"崽卖爷田心不痛"的声援，显得不是那么孤单了。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军委为保卫建宁，命令红一、红九军团由尖锋、白水镇地区出发东进，会同在建宁地区的红五军团主力和红毛军团，组成东方集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阻止敌第八。第十纵队向建宁推进；红三军团和第十三、第一十三师等部组成中央集团，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在头陂、新安等地活动，钳制敌第三、第五纵队，阻止其间广昌以南前进，并掩护东方集团行动。
5月4日，红一、红龙军团陆续到达建宁地区。
这一天，林彪、聂荣臻以《关于作战问题的建议》为题目，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根据敌人的行动计划，判断敌每次前进通常至少要走十五里至二十五里，甚至三十里，在这种距离内完全容许我们进行运动战。我们仍然有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充分机会。我主力宁可多走点路，宁可万一扑空，只要时间上赶得上则应当去赶那个机会。我主力兵团可以取得胜利的仗不应放过，对于得不偿失的仗，对于胜利条件不大足的仗，则不应以主力进入战斗。应切忌过去那样以主力逼近敌人，与敌对峙的方法，消耗兵力和**，陷于被动。地形条件对于作战有很大的决定意义，战胜敌人时的兵力对比的多少不成为重要因素，在山地战为尤然。如地形条件适宜和战术运用巧妙等，是能少胜众的，至少能消灭敌之一部。
可以看出，这封信不仅仅是在谈某一次作战中的具体问题，它涉及到行动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其中，直截了当地对广昌战役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军团级首长上报的建议电中，分量是相当重的。没有广昌的大败，林彪、聂荣臻决不会写这样一封信。
博古、李德当然不会接纳这种建议，却也没有指责林彪、聂荣臻。他们在回信中写道："人们不能迷信地形，在任何战斗中，谁也无**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命令东方集团仍采取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法，同敌人去拼。
不过，他此信底气不足。既然任何战斗事先谁也无法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那么在战事不利时独断撤退，事后总不能追究责任吧？林彪、聂荣臻无可奈何，只好执行中草军委的命令。
5月12日，国民党军人纵、十级相继突破红五军团防御。14日，国民党军八个师攻占了距建宁城只有五公里的武镇岭阵地。
林彪、聂荣臻令七军团和五军团一部坚守建宁城，亲带一、九军团主力，依托马元桥、同元桥一带阵地，抗击敌第八纵队四个师南进，又令五军团主力坚守建宁城以东阵地，从正面阻敌十纵队西进。
红军守建宁的部队只有不足三万人，根本无法抵抗八万装备优良的敌人。5月15日，国民党军人纵四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连连突破红一、红龙军团防御阵地，逼近建宁城。是日傍晚，国民党军照既定方针，停止了攻击，巩固已占领阵地。
林彪、聂荣臻又一次面对两难的选择。明天，敌人八个师肯定会会攻建宁，寡不敌众，败局已定。明知是这个结局，又不能不打。如果现在就撤，可以减少损失，但无法向博古、李德交待。如果硬着头皮打，建宁最终仍要丢，付出的牺牲就毫无价值。
建宁曾是红军的福地。第二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攻克这座县城，"五连胜"在此地划了一个句号。
1931年的这个季节，红一方面军在建宁悠哉游哉过了一个月，把建宁、清流都赤化了。毛主席当时判断敌人要隔些日子才会卷土重来，把部队都分散了去各地打土豪筹款。当敌人三十万大军杀来时，放弃掉建宁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等红军拖着敌人跑一个多月，吃了敌人两个师，建宁又回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五连胜"的句号已成往事。如今一个"守"字写在"建宁"前面，近三万红军陷入了险境。广昌一失，守建宁更是毫无意义。
5月16日拂晓，国民党两个纵队八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两面会攻建宁。经过四小时激战，红军渐不能支，林彪、聂荣臻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放弃建宁，向宁化地区转移。
这时，敌第三、第六路军已先后占领沙溪、藤田和龙冈，南路军占领了筠门岭。至此，中央苏区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都被敌人占领了。
刘伯承在这个时候也严厉地指责了李德瞎指挥。博古、李德也不是好拿捏的。为了弹压军队高级将领反李德的"运动"，他们毫不客气地把刘伯承由军委总参谋长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刘伯承也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知道李德底细，因此，他对李德的指责就更有"杀伤力"。李德从此便把刘伯承恨得咬牙切齿。红军长征前，李德毫不留情地把刘伯系列在留守的名单里。据说，后来因周恩来做了工作，刘伯承才又被列入长征的名单中。
把广昌战役失败作为博古、李德统治时期结束的首页来读，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因为广昌之败，渐渐地把张闻天推到了***的身边。众所周知，张闻天和王稼祥是***重新倔起的关键人物。
是实践，是一次血染的实践终于让***"水落石出"了。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一篇笔记，披露了这样一段史实："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是怎么还击的呢？请看《张闻天传》的一段叙述。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搽住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他据理力争，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木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强大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这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这次冲突过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继续来读张闻天的笔记吧。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犊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我当时感觉得我己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这番话说得很诚恳，也很真实。不平则鸣。张闻天从闽赣回到瑞金时，***刚好也从粤赣回到瑞金。这时候，因为原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国民党空军轰炸了瑞金沙洲坝，中共党政军机关和要员都迁到瑞金以西的高地云石山和岩背梅坑办公和居住。***和张闻天都"处于无权的地位"，相互间慢慢地亲近起来了。
毛、张这次历史性的亲近，广昌战役是重要的催化剂。
《***年谱》载：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快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由此可知，作出战略转移决定到红军长征，整整过去五个月时间。
这次战略转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个人知道。***、朱德这些政治局委员，一点都不清楚。
《周恩来传》披露的一个细节，说明在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战略转移仍是个秘密。"邓颖超那时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她在行动前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向周恩来谈到：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邓颖超是周恩来的爱妻，职务是原中央局秘书长，她都无法在长征开始行动前得知战略转移的意图，可见这件事的机密程度！
《周恩来传》又载："陈毅当时负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也就是说，到了1934年10月13日，陈毅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知道主力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快定。
2《***年谱》载：10月上旬，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立即赶回瑞**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据地的决定。
作为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也是到了1934年10月上旬，才确实知道战略转移的详情。
下决心走出中央苏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博古等作为决策者，必须要等到对保卫中央苏区彻底绝望时，才肯把这样一个计划付诸行动。因为一且走出赣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也就等于宣布了博古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湘江战役后，博古曾产生自杀的念头，肯定是想早一点结束这种失败的折磨。
在决策者尚在选择之时，中央红军还在为保卫这片热土而战。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的任务，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人此时并没有考虑转移，仍然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企图以此制止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域的推进。其实，他们只是寄希望奇迹出现。
大路分兵的具体部署是：一、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六十二、六十一团、江西第四团，抗击向兴国推进之故；一、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故；三、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故；四、以红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主力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故；五、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故；六，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于都推进之故。
作完这一布置后，博古、李德等又一厢情愿地想出了一个"调敌减压"的妙计。
7月初，红毛军团奉命回到瑞金。这时，他们已经改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李德这个战术家，又为这个只有六千人，一千二百枝*的军团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第一步，由瑞金出动，经连城、永安间到达福州、南平之间闽江地域，并在红龙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岁，渡闽江后，经古田、庆元向浙西前进，在有利情况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的敌人；第三步，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根据地。
几天后，这支包括两千新兵的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带着一百六十万份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能不能抗日》等宣传材料，从瑞金出发了。
7月30日，七军团经过两场小仗，在九军团的掩护下渡过闽江。本来，七军团应接原计划北上浙西、皖南。突然间，博古、李德心血**，政令红毛军团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吸引更多国民党军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