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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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此时此刻，日本与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先说外交。
中日同盟建立，是中日间的秘密条约。虽然许多日本右翼份子不喜欢该条约，但随着时间的持续，这些人也清楚，这是日本所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中日同盟结束了俄罗斯的威胁，并为日本提供了市场和原料。
反之，中日战争的话，日本的“胜负难测”不说——中国国防军在哈萨克横扫苏军后，日本就没有人说必胜了，只说“胜负难测”——持续的战争一定会极大的削弱日本。即使胜利了，也无力在关东大地震后保持战果。
对日本最为重要的公开条约有两个，《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四强条约》。
之前，我曾经提到过《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华盛顿条约》。
对日本来讲，这条约是个合算的买卖。日本“舍其名而获其实”。
虽然，“对美七成论”一直是日本海军政策的基础，即“在与英美交战时，日本海军至少要保有对方70%的兵力，才有50%的胜算”。因为进攻舰队必须对防守舰队保持50%以上，也就是3：2的兵力优势，因此防守舰队的实力要超过对手的2/3，达到70%，才能有战成平手的起码基础。
但是，在20年的经济危机后，日本已经无法维持占国家预算总额40%以上的巨额军费了。“美国如无此次之建议，日本海军绝难获得60%之比率”。
而且，该条约还迫使美国终止了在关岛、菲律宾、阿留申等接近日本的前沿哨位的基地建设，日本本土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得到了高度保证，日本获得了西太平洋地区不可动摇的海上霸权。
与《华盛顿条约》全然不同，日本在《四强条约》上却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点儿亏。
英日同盟缔结于1902年，两国同病相怜，嫉妒俄国势力之南下而共同对之加以抵制，遂一拍即合。第一次英日同盟的期限未满十年，两国就在1905年，又缔结了第二次英日同盟。这一次，两国针对的对象增加了德国，并把条约适用范围扩大到印度。
英日同盟成立后，一直是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支柱。英国也限制了俄国的扩张，并确保了其亚洲殖民地的安全。
然而，第三次英日同盟时，世界局势大为改观。俄国国力凋零，德国几至不国，中国异军突起。英日同盟本来在限制中国方面大有可为。然，美日冲突的加剧，却破坏了这一可能。英美关系密切、利害错综复杂，远出英日关系之上。
此外，日本对华政策悄悄改变，从而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并加紧对香港、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印度等地进行渗透扩张——对东南亚的渗透也就算了，对印度的渗透却是英国人所不能容忍的，英日矛盾因此趋于激化。
不过，英日矛盾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美国。英日同盟在失去目标后，美国觉得这是个针对自己的同盟，便决心要拆散英日同盟。
英国面对美日矛盾，潜在的中美同盟，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同盟的对抗，感到忧心忡忡。
如果美日之间发生战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英联邦国家，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只能选择支持美国。而英国迫于同盟条约，支持日本的话。有可能会出现宗主国英国与日本结盟、同与美国结成同盟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开战的荒诞景象。
总而言之，英国最终放弃了英日同盟。英、美、法、日四国签署了《四强条约》，英日同盟结束。
用日本某政治家的话说，“英日同盟得到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英日同盟的结束，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国策。
在中日“满洲”冲突的时候，日本判断，没有速胜的可能。一旦引起战争，美国不会沉默。考虑到随之而来，日本就要对抗中美组合——数量庞大、训练有素的中国国防军，及财力无穷的美国，这样的组合决不是日本愿意见到的。
这时候，中国提出了一个中日秘密同盟，满足了日本相当部分的要求。注意，这里的关键在于“秘密同盟”。这就使日本在与中国结盟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英日同盟。说白了，日本打算骑墙，在尽可能获取眼前利益的基础上，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然后，再选择倒向英国，还是支持中国。
可是，《四强条约》结束了英日同盟，也结束了日本骑墙的美梦。而且，英日同盟的废止，强烈的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这也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思想，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基础。
两个同盟的话，日本可以骑墙。只有一个同盟，日本的选择就不多了。日本大陆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以后，随着中国的壮大，亲中派逐步主导了日本政策。
中日交往逐渐频繁，中日关系日益密切。
日本的外交情况，大致就是如此。“币原外交”推行对英美的敦睦政策和对中国的亲华政策，不过是日本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而作出的改变。
再说政治。
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奇异时期。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的音译，就是说，日本正处于议会制民主时期。
普选，文化自由运动、妇女参政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事物破天荒地出现了。
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日本出现了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大政党展开“政党政治”、轮流执政这一政治形态。并且修改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规定，预备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陆相、海相，军方用以要挟政府的一张王牌也从此消失。
因为中国实力不可轻辱，且中日关系日益密切，军部没有出头的机会，日本政党政治没有什么大波折。只是一直挣扎于经济危机，努力恢复，再次危机，再次恢复，这一连绵不断的倒霉怪圈之中。
日本政府作出了很大努力，希望改善日本经济。先后为各财团提供近三十亿日元的贷款，相当于日本二年半的财政预算；并推行了整顿税制、产业合理化和减少财政支出等措施，来振兴日本经济。然，每每有了起色，便会迎来新的打击。
日本军部的势力，则随着四次裁军而日渐消退，直到大萧条来临。
欧战以后，由于俄国崩溃、英日同盟废除、中国崛起、中日同盟稳固，以美英为首的华盛顿条约体制等世界新格局的出现，日本在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重大修改。
新的国防方针将原来的头号假想敌俄国降为二号，而把美国列为未来的主要敌人。
简单说，这也是日本国策改变的结果，日本把扩张方向从陆地转向海洋，与其争夺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自然成为其主要敌人。
由于头号敌国不再是俄国，也由于中日盟约的限制，日本不必，也不能在陆地上保持庞大的陆军，为了改善长年陈旧的装备，日本陆军建设的重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
为了取得更新装备所需的经费，为了缓解中国的压力，也为了清洗陆军长州藩阀势力。二十年代，日本陆军进行了四次裁军，先后裁减军队十余个师团，少壮派军官取代了长州藩藩阀势力。但由于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日本陆军加紧装备新式武器、改善军队现状、军备现代化的计划终未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机械化陆军的设想。哈萨克战争之后，日本就派遣了一批军官进入国防军装甲部队学习。这一批来的日本战犯很多，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在其中。我没有想太多，这是增加日本信赖的极好机会，一切终究会有回报。但中日第一次军事合作，过于优待，也不好。一切按照规则办理。学习上的，国防军不藏着掖着，该保密的，直接告知“保密”。
中日军事合作与中美、中德合作不一样。后两者的合作，基本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而中日合作，则是一种日本单方面受益的合作。没办法，日本此时实在贫瘠，中国需要的日本没有，而中国想要的，日本却不会给。
日本人不是傻瓜，他们很快得出结论。同等条件下，一个装甲师能够在平原之上，对抗三个步兵师。也就是说，日本现役陆军十五个师团十八万人，在东北平原上甚至不足以对抗国防军三个装甲师——国防军的编制大。在暗自庆幸中日未曾开战的同时，这些少壮军官也提出了日本机械化陆军的设想。
这些军官都是裕仁的亲信，是裕仁一手提拔的。故而有渠道直通上层，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于是，日本进行了第四次裁军，陆军规模再次被裁减了两个师团，陆军规模再次被裁减了两个师团，以获得经费，实现陆军机械化。这就使日本陆军少于中日盟约的要求了。
但后来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财政发生困难，因此这一设想也未实现。
中国在奋力追赶后，终于搭上了“二十年代”号黄金列车，日本就很不幸了，他们似乎就要搭上列车了，却终未实现。
日本工业基础薄弱，远不如欧美等老牌工业国家。20年之前，日本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欧战基础上的。不仅欧洲各国在军需和农产品上有大量的需求。英、法、德等国在亚洲、非洲的市场也空了出来，工业品在这里的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中国联省的重工业尚可，轻工产品连国内市场都没有完全占据。日本产品在几无对手的情况下，迅速抢占市场。
到19年末为止，欧战刚刚结束，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从战时经济恢复，日本又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经济持续繁荣。但是，随着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非市场，日本货一败涂地，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产量下降了16.3%，其中造船业83.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国际收支逆差达3.1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8亿日元。
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25亿日元。
其中，与中国的日贸易超过日本对外贸易的半数，带来的年均逆差却不过几千万日元。如果算上亚兴公司的收益，逆差还可以减少大半。日本很清楚其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日本的贸易逆差再增加十亿，也不是不可能。
农业也未能幸免，这一回中日贸易却加深了日本的农业危机。4000个缫丝厂停工，23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中国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日秘密同盟的存在，日本获得了最惠国待遇，扩大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并提前撤离了大部分西伯利亚驻军，裁减了部分军队。所以，日本的经济危机被部分削弱，财政开支也要比历史上小一些儿。
此后，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极其深远。关东大地震使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并背负了巨额外债。几年后，日本刚刚摆脱萧条，又因此爆发了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和萧条再次袭来。然后，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
整个二十年代，日本经济都非常之困难。在1921～1929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3%。不要说与中国的增长速度相比，在英、美、法、德等主要工业国家中，也仅仅高于英国的1.7%。故而，在日本基本不存在投资过热的情况。
但是，由于其外向型经济结构的限制，经济危机一来临，日本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很大。
出口商品大量滞销，商品价格锐跌，投资者失去信心，日本的股票市场也随之暴跌。
更是让日本就受不了的是，稍后中国《贸易法案》的公布。
第一、第二大贸易国同时出现问题，等于说日本70%的对外贸易出现问题。对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来讲，这不亚于灭顶之灾。
美国那里，没有办法了，那是天灾；中国这里，日本当然要全力以赴，这还算是人祸的。
对于日本大使芳泽谦吉的约见，唐绍仪早已准备就绪。我们商议后，觉得危机好，有危险才有机会，决定趁此机会，解决台湾问题。
当天，唐绍仪根本就没有去外交部办公。推迟一天是一天，如今是日本人着急，不是我们。
这时候，就看出私人关系在外交中的作用了。如果日置益在，他就会直接去拜访我，一般也不会被拒绝。芳泽谦吉犹豫之下，也去八角厅（内阁所在地）约见我。但被蜿蜒拒绝了。
第二天，12月9日，芳泽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的解释很有力，一来这是国会通过的法令，只怕不会轻易废除；二来这是大势所趋，所有的国家都会陆续采取这样的政策，中国也莫能例外……
但这样的说法，除了火上加油以外，并不会减轻芳泽的压力。
唐绍仪最后说，中国很愿意与日本协商解决此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
话说到这个地步，芳泽谦吉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12月10日，日本方面传来消息，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希望访问中国，中国表示了欢迎。
12月14日，币原喜重郎一行抵达安庆。
PS:这一章写起来很麻烦，却不能不写，过渡一下．本章数据和资料都来自＜日本海军史话＞，我做了部分改动，以适应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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