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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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董仲舒
§9董仲舒(1/3)
哲人简介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并延续至今。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哲人生平
董仲舒少治《春秋》 ，曾为景帝时博士，但他没有象贾谊等人那样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便公开反对无动为大的道家黄老之学 ，而是以三年不窥园 的精神潜心研究儒道等各家学说，以充分的理论准备，等待着儒学独尊时代的到来。后元三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信奉黄老之学的汉景帝驾崩了，太子刘彻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武帝。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汉初七十年积聚起来的雄厚物质实力的基础上，再也不愿象其父、祖两代那样恭俭无为了。他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要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和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汉初以来长盛不衰的道家黄老无为学说便成了武帝有为政治的障碍，而汉初以来以鼓吹君权至高无上为己任的儒家则开始受到了武帝公开的支持。
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道家黄老的最大支持者——窦太后终于命赴黄泉，武帝便一改汉初以来 黄老 治国的传统，开始大批地起用文学儒者，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罢黜了 黄老刑名百家之名 。到这时，儒家在皇权的支持下，已取代道家而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汉武帝为了有为政治的需要，极力扶植儒家而打击道家，但是他对于汉初以来的儒家人物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虽然鼓吹皇权至高无上，但并没有建构起一个可与道家相抗衡的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内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对君权神圣进行强有力的形而上的论证；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汉武帝虽然想用儒家治国，但他对儒家却没有足够的信心。相反，道家学说作为一种曾经为汉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成熟的理论形态又使武帝无法摆脱它的影响，因此汉武帝在思想上产生了许多迷惑。汉武帝虽然倾向于儒家 有为 ，但又觉得道家的 无为 有可取之处；虽然赞同儒家的铺张扬厉，但又摆脱不了道家质朴恭俭的束缚；虽然景仰于成、康之刑措，但又觉得治国不能没有刑罚。也就是说，汉武帝虽然为了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而尊儒黜道，但他又认为儒家现有的理论学说尚太不完备；汉武帝虽然想冲破传统的道家政治的束缚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又认为道家 黄老之学 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皆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的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于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面134年），汉武帝 诏贤良进行对策。这时，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场了。他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 ，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 天地 、 阴阳 、四时，既有儒家的 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 的 无为 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面对这样一种儒学，汉武帝满意了。既然道家黄老之学 的精髓已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那么黄老之学 到这时便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其理论上的优势也已经丧失了，因此黄老之学 只好走向衰落了。而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儒学则凭借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优势取代道家获得了独尊。陆贾的 天人感应 主要是为了限制君主胡作非为；《礼记》的 大一 、天地、阴阳 、四时 则主要是论证礼的；至于贾谊，其道德说也未与君权联系起来。
哲人思想
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 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关于上述三个建议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董仲舒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提出了神学化的人性论。他认为人受命于天，人性是从天得来的，他的人性论的政治目的是企图把封建阶级和等级制度看做都是出于天意或天道的，从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决定了谁该做统治者，谁该做被统治者；谁应该高一等，谁应该低一等；谁应该受教育，谁不应该受教育。他认为这种天命、人性决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变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人区分为三等，是一种由神意决定的阶级论。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人类社会“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上等人是不多的，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简直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劳动人民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阶级的人性当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说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认为性只是质材，它的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这就是说性只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后，这种善的可能性才能变为现实性。他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这就从地主阶级的先天禀赋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可能性，又从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阶级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评盂轲的性善说，认为孟轲既然说人性已善，那就没有教育的必要了。这一点，他比盂轲强。但是董仲舒又认为人同时具有“贪”和“仁”两种性，这又陷入了善恶二元论，这是他企图把盂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
论结合起来的结果。他认为天有阴阳，所以禀之于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恶。他又认为性属阳，是善的；情属阴，是恶的。人生来就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也就是具有善和恶两种性。他虽然说“情亦性也”，但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论。这样他把性当做是善的，实质上维持了所谓“正宗”儒学即孟轲的性善学说。他把情从性划出来以后，便进一步主张扬性抑情了。他以为天道是禁止阴的，所以人也应该“损其欲而辍其情”，这就是说要发展善性而抑止恶情，这种思想为后来宋明理学家所发展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董仲舒吸取了荀况的性恶论思想，认为万民的从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从这一点来强**育的必要性，并把教育当做防止恶性发展的工具。他甚至认为教育的作用象制陶器和冶金一样，可以随意铸造，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归于礼乐教化，这又未免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因此通过人的内省和直观就可以体认事物的本质。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因此，“名”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名”是由谁制定的呢？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吁呼，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只是圣人所说的仁义等内容，至于有关“众物”或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那是会迷惑后进的，不应当学习的。
董仲舒要求学习儒家的“六经”，他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其所长”的教学观点是可取的。
在学习上，他提出了“多连”和“博贯”的方法。他以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连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学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师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他从要求教师以身作则开始，进而论及教学应该适时，应该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从容引导，不急不缓。比较符合教学规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他宣扬，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天统治臣民。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
影响及评价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 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否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哲人名言
1.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译文：道，为天地之始。道，为天地运行亘古不变的规律。天地不变，法而不变。所以说道出于天，天不变，秩序不变，所以道亦不变。
2.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
译文：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3.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译文：普通的玉石不经过琢磨，就显不出其文采；不学习就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4.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
5.治乱兴废在于己
6.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7.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8.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
周敦颐
哲人简介
周敦颐（1017.5.5～1073），字茂叔，号濂溪，汉族，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
若指掌。”《宋史.道学传》将周子创立理学学派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
哲人生平
周子年幼丧父，北宋天圣三年（1025），8岁时与同母异父之兄卢敦文随母投靠衡阳舅父郑向，至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疏蒜山漕河，周子同母随迁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因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又酷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盛夏之夜，莲花怒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
明万历中（1587～1598），周子与李宽、韩愈、李士真、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他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由于大量广泛地阅读，周敦颐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猎，这为他而后精研中国古代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十五岁时，他和母亲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他是当时宏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
在周敦颐二十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极回.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颢、程颐对他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显扬。南宋时许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而周敦颐生前的确也以他的实际行动，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风范，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
哲人思想
周敦颐提出“理性命”三范畴，从本体论上把性和命联系起来，从而来解决“人是什么”这个理学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解决人的本质、本性与自我、心理等问题。
（一）所谓理
周敦颐虽然没有作全面论述，但他提出了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上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他的宇宙生成论中，他提出无极太极和二气五行范畴，实际上讲了精神同物质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特征。
（二）所谓性
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性，虽然在理学家那里主要被归结为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性，但他们也承认，人具有生物、生理等自然本性，是人所受于天者。心性是不可分的。心，一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或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或“良心”，但也有直接指人的认识器官及其知觉、思虑等认识、心理功能及作用的涵义，即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万物，在于人禀五行之“秀”而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处就在于“心”。而“命”则是指天所赋于人者，代表客观必然性。周敦颐在心理发生论上有“性命合一”的思想，即认为心之体即性之理，心的本体存在由其知觉作用而表现，体用性情是完全合一的，“命”之客观必然性与“性”之内在性在人身上得到了统一。
周敦颐认为，人性的构成本质上是阴气和阳气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性又有善恶之分，有刚、善、柔、恶、中五品之分，他指出：“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妄。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刚善刚恶，柔亦如之， 中焉止矣”。这是对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性三品说的发展。
（三）所谓刚、柔、善、恶
他们并不是并列的，而是刚、柔与善、恶相结合，形成为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再加上中，形成五品。刚与善相结合为刚善，刚善之性“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刚与恶相结合为刚恶；刚恶之性“为猛、为隘、为强梁”；柔与善相结合为柔善，柔善之性“为慈、为顺、为巽”；柔与恶相结合为柔恶，柔恶之性“为懦弱、为无断、为邪妄”。这样，周敦颐从人性的刚、柔、善、恶几个重要规定出发，论述了刚善、柔善、刚恶与柔恶几种主要的人性心理品质类型。但刚、柔、善、恶都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中，“惟中者也，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宋明思想家喋喋不休地谈论“中”这个问题，未发之中，已发之中，如此等等，都是从周敦颐的性论而来的。
周敦颐认为，易是性命之源，也是人的心理之源。易者，据朱熹解释，为交错代换之名。天地之间，阴谋交错，为性命所出之源。但同时，他又认为：“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就是说宇宙万物生生不穷，但本质上都是一气所演化，即“是万为一”。五行各有特殊的质（五殊），二气也各有内实（二实），但二气的根本是“一”（二本则一）。“一”指“太极”，太极元气演化出二气五行，一气表现为各自差别的万物，这就是“一实万分”、“人性五品”即由此而来，人们不同的心理特质与心理状态也由此而来，万物与一道各有自己的标准，“万一各正”，“各一其性”，天地间的一切不论小的还是大的， 各有自己的命定（小大有定）。性命由二气（阴阳二气）交错产生，而阴阴交错则是由抽象的“一”产生的。万物出于一，一分而为万物，万物各有自己的命定。
影响及评价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栻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这里所称的元公，就是周敦颐，元公原是他的谥号。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他常常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弹琴吟诗。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颢、程颐两兄弟。
代表作：《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
哲人名言
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 译文：真诚，是杰出人物的根本，也是使百业兴旺的源泉。行（háng）：职业，事务。
君子乾乾不息于诚。译文：君子为达到至诚而自强不息。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思则睿，睿则圣。
（本章完）